一邊是動輒上億，甚至上百億美元的罰款，一邊是最高100萬元的罰款額。在收費上總是喊著與國際接軌的我們，為何在環境汙染的處罰上，難和國際接軌？
近日，全球最大的能源公司之一、美國雪佛龍石油公司因一起重大汙染案被判罰95億美元，被稱為史上最貴汙染罰單。與之相比， 紫金礦業汙染案前不久一審被判罰款3000萬元，也打破了中國環境汙染處罰的紀錄。國內外對環境汙染罰單金額相差巨大，令人關注。
其實，國內外對環境汙染的處罰不但在金額上差距明顯，在處罰效果上通常也是不同的。比如說，BP石油公司在墨西哥灣漏油事件發生後幾個月，股價下跌1/3，市值蒸發了820億美元；可反觀紫金礦業在曝出汙染事件、被福建省環保廳罰款956萬元之後，股價竟然離奇般上升，上升幅度一度超過50%。即便是在最終被法院裁決判罰3000萬元後，公司股價與汙染事件暴露前相比，也沒有多大變化。
這就不得不讓人深思，到底是什麼原因讓我們的處罰看上去更像是給汙染肇事者「送大禮」一樣？在收費上總是喊著與國際接軌的我們，為何在環境汙染的處罰上，難和國際接軌？
實際上，這些年隨著環境汙染事件的層出不窮，輿論關於法律對汙染企業處罰力度偏軟、標準過低的呼籲越來越多。幾年前，吉林石化分公司發生爆炸，引發松花江水汙染事件，被國務院認定為特別重大水汙染責任事件。然而，就是這樣一起特大汙染事故，國家環保總局只能開出100萬元的罰單。原因是根據我國法律，環保部門對造成重大水汙染事故的單位最高罰款上限為100萬元。即使是修訂後的《水汙染防治法》，增加了企業違法的處罰力度，如規定對造成重大和特大環境汙染事件的，最高可處以不大於其違法損失30%的處罰。可是這個設定的最高罰款上限，使得處罰仍然顯得過於溫柔，難對違法企業形成威懾力。同樣，《大氣汙染防治法》也有規定，罰款最高限額為50萬元。而在很多國家，法律很少對最高罰款上限作出明確規定，此舉意在增加違法者的經濟成本和心理成本。
若要加大對環境汙染的處罰力度，修改法律，儘早與國際接軌，取消汙染處罰上限迫在眉睫。但這些終究是技術層面，尚容易形成突破。更大的阻力來自於汙染企業與地方政府千絲萬縷的關係，這往往決定了我們在汙染處理上的態度。之前有海口市水務局副局長的「經濟越發達水越黑」的荒誕言論，而最近安徽省懷寧縣高河鎮兒童血鉛超標事件發生後，順藤摸瓜發現，汙染企業竟是由當地環保局招商引資進來的。有如此背景，在處罰上自然會網開一面，問起責來也只是應付了事。同時也使得國際上通行的政府出面、追討民事賠償的公益訴訟在國內很難操作。道理很簡單，誰會和自己請來的「客人」、「納稅大戶」過不去呢？這種幕後的利益瓜葛，使得罰款大大縮水，像紫金礦業汙染事件處罰3000萬元，對於一個年利潤近50億元的上市企業來說，根本就是隔靴搔癢。
一邊是動輒上億，甚至上百億美元的罰款，一邊是最高100萬元的罰款額，同樣是嚴重汙染環境，所受處罰的輕重差別何其大，所帶來的後果也是不言而喻的。誠然，發達國家也經歷過「先汙染、後治理」的路子，但在環境成本日益凸顯珍貴的今天，在「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成為共識的當下，在環境汙染處罰上仍然和國際脫軌，代價實在是太大了。有好的就應借鑑，眼下所要做的當從法律上消除企業「守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的不正常現象，對違法企業大膽地開出天價汙染罰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