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本應是為建構契合新時代的中日關係注入巨大動力的關鍵年：因為預定中國國家最高領導人時隔12年再次正式訪問日本；此外，以2020年東京奧運會為峰值，預期將有1000萬以上中國人去日本觀光旅遊。以此為槓桿，將會大大拉動中日經貿關係。
然而，2020年的三大變故，給日本和中日關係帶來重大變數。一是天災，日本新冠疫情感染者年底已達24萬人，死亡3400餘人。二是8月28日，安倍晉三首相突然宣布因病辭職，官房長官菅義偉匆忙接班。三是美國的大選年，也給2020年的中日關係帶來新的變數。
一、政治外交企穩、 經貿合作拓寬通觀2020年，日本雖然遭遇新冠疫情與首相非正常更迭，但政局與社會基本穩定。而中日關係重回正軌後，企穩向好的基本方向也並未改變。風險可控，前景可期，是其基本態勢。
但2020年適逢美國大選，其與新冠疫情的疊加，使川普政府的對華政策愈加難以理喻，呈現出完全失去理性的瘋狂狀態。雪上加霜的中美關係，不言而喻，也給疫情下的中日關係投下陰影。
在中日關係的政治外交領域，主要表現在疫情政治化、涉海、涉港，乃至中日兩國原定的重大政治議程等方面。表明中日關係在一些敏感領域的短板，並未因為疫情而暫時消弭，反而由於美國因素的刺激，依然對中日關係帶來消極影響。但另一方面，接任的菅義偉政府基本承襲了安倍執政後期改善中日關係的基本方針，新冠疫情、首相更迭、美國因素也只是把它們的消極效應，投射到中日兩國傳統的短板領域而已，並未從根本上動搖企穩向好的大方向。這充分表現在，疫情中王毅國務委員兼外長去年11月24日訪問日本時，與菅義偉政府達成了五點重要共識和六項具體成果。包括：一、遵循兩國領導人戰略引領，在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基礎上，堅持「互為合作夥伴，互不構成威脅」精神，增進互信，正向互動，努力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係。二、繼續攜手抗擊疫情，及時交流信息，開展醫療藥物方面合作，維護兩國民眾健康，並為地區和國際公共衛生領域合作共同作出貢獻。三、合作推進兩國經濟復甦，2021年適時舉行新一輪中日經濟高層對話，繼續加強科技創新、節能環保、醫療康養、電子商務、第三方市場等重點領域合作。四、共同推動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早日生效，積極推進中日韓自貿協定談判及區域合作進程，共同維護和強化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五、相互合作，支持對方舉辦東京奧運會和北京冬奧會，辦好這兩大盛事。適時舉行中日高級別人文交流磋商機制會議，疫情結束後全面恢復雙邊人員往來，擴大地方交流合作，增進兩國民眾相互了解和友好感情，優化兩國關係民意環境。
六項具體成果為：一是在嚴格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於2020年11月內啟動兩國必要人員往來「快捷通道」，進一步促進兩國復工復產合作；二是建立中日食品農水產品合作跨部門磋商機制，加快溝通協調，推動該領域合作早日取得進展；三是建立兩國氣候變化政策磋商機制，推動氣變環保政策協調和務實合作；四是啟動202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紀念活動籌備工作，並積極考慮將原定於2020、2021兩年舉辦的「中日文化體育交流促進年」順延到2021和2022年；五是2020年12月舉行新一輪中日海洋事務高級別磋商，強化兩國外交主管部門和海上執法部門之間溝通交流；六是爭取2020年內開通兩國防務部門海空聯絡機制直通電話，進一步加強風險管控，增進安全互信。
以上重要共識與具體舉措，為緩解中日兩國結構性矛盾，增強政治互信，管控危機，共同應對疫情與全球治理、深化經貿合作等，擘畫了努力方向。
而在經貿領域，雖然疫情之初，曾產生因為供應鏈問題，日本政府出臺協助日本在華企業撤回國內或向其他區域轉移的政策。但其後的事實是，由於中國疫情較早較快得以控制，日本在華企業成為該企業集團業績最好的海外企業。中國2020年有望成為世界大國中唯一實現正增長的國家，而日本GDP在第一季度下降3.4%之後，第二季度再度下滑27.8%，為戰後最大降幅，預計全年實際增長率為負5.5%。因此，一般判斷，疫情後日本經濟的復甦，對中國的依賴度將會增大。中日兩國進一步深化經貿合作，勢在必行。而2020年經貿領域的最大亮點，無疑是11月15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的正式籤署。RCEP的籤署，預示著世界上人口數量最多、成員結構最多元、發展潛力最大的東亞自貿區建設成功啟動。同時，RCEP的籤署，也意味著美國的單邊主義行徑被唾棄，對中國的一系列圍堵遭遇嚴重挫折。而藉助這一合作平臺，中國和日本首次達成了雙邊關稅減讓安排，實現了歷史性突破。王毅訪問日本時，對日本在助推RCEP成功籤署中所發揮的建設性作用，給與了高度評價。與此同時，習近平主席還對中國加入CPTP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表達了積極意向。
二、國民感情：高開低走 迴環徘徊2020年的中日關係，一方面在疫情之初，兩國國民守望相助，共克時艱。當時爭相傳誦的「山川異域、風月同天」，成為兩國傳統文化紐帶觀照現實的象徵。長期陷於低迷狀態的國民感情，在共同應對疫情的大災大難面前，得到了改善。雖然這在很大程度上雙方是出於人道主義的考量與舉措，但不容否認的是，這種久違了的彼此命運一體、關鍵時刻友好相扶共渡難關的鄰裡親情，還是深深打動了兩國國民的心弦，留下難以忘懷的印象。這種植根於深層的地域與文化的連帶感，其實也正是建構契合新時代中日關係的重要基礎。
但樹欲靜而風不止，伴隨著美國川普政府把疫情責任大肆向中國甩鍋，日本國內也興起了一股疫情中國責任論的暗潮。另外，圍繞作為兩國關係「病灶」和「痛點」的釣魚島問題，石垣市議會利用疫情，試圖通過將釣魚島行政區劃重新命名，來強化所謂對該島的實際控制。而日本右翼人士，對中國公務船正常巡航釣魚島，橫加指責。部分日本媒體，也對此進行高頻度、長時間的報導與渲染。由此，疫情之初一度得以改善的兩國國民感情，又重新陷於低谷。
根據中國國際出版集團與日本言論NPO聯合進行的2020年中日關係輿論調查：中國受訪者對日本的好感度仍處於回暖區間，中國受訪者對日本的總體印象持「很好」和「相對較好」的比例為45.2%，與2019年（45.9%）基本持平。整體來看，對日印象改善趨勢從2014年開始持續至今，但回暖勢頭有所放緩。中國受訪者對中日雙邊關係的重視程度有所提高，對兩國關係未來發展的走向呈現謹慎樂觀態度。中國受訪者支持兩國構建新型合作關係，對中日在地區以及全球性問題上展開雙邊合作抱有期待。受新冠肺炎疫情、日本政局變動以及中美關係動蕩等現實因素影響，對當前中日關係處於觀望態度的中國受訪者明顯增多。在受訪者被問及如何看待當前中日關係時，選擇「好」或「比較好」的比例為22.1%，比2019年（34.3%）下降12.2個百分點。選擇「比較差」或「差」的比例為22.6%，比2019年（35.6%）下降13個百分點。
另據日本言論NPO公布的調查結果，2020年對中國持好感的日本人僅有10%左右，較去年下降5個百分點；而對華印象「不好」的日本人較去年上升5個百分點，高達89.7%。認為兩國關係重要的中國人增加7.7個百分點達到74.7%，而日本人則減少8.5個百分點，降至64.2%，自2005年開始調查以來首次跌破7成。言論NPO代表工藤泰志分析稱，日本因釣魚島問題和中方對新冠疫情的應對對中國加深了疑慮。日本《每日新聞》指出，日本人對中國的感情依然惡化，中國則呈現出對日感情改善的基調，雙方民意出現「溫度差」。
綜觀2020年中日兩國民意所呈現的高開低走、迴環徘徊的特徵，究其原因，無非是新冠疫情與痼疾發作的共同作用。疫情之初，兩國國民顯示的善意，發自內心，自然顯露；其後，主要在疫情起源、疫情應對方式方面，日本部分別有用心的人刻意抹黑中國，其中也明顯有美國的影子。加之這些人又在釣魚島問題上挑事，嚴重影響了中日兩國的國民感情。在疫情肆虐的狀況下，這是令人十分痛心和遺憾的。
三、疫情後的中日關係：行穩致遠可期回顧2020年的中日關係，雖然遭遇新冠疫情、安倍辭職、美國大選等的衝擊，兩國結構性矛盾的短板再次顯示出中日關係脆弱的一面；但在涉及全局的基本面、特別在經貿領域，卻也經受住了考驗，展示了基礎上韌性的一面。
2021年，日本將迎來眾議院選舉，自民黨能否贏得大選，菅義偉能否長期執政，事關日本政局的穩定及對外關係的延續。
2021年1月20日，拜登將正式走馬上任。新一屆美國政府的內外政策必將大幅度調整，其對日本以及中日關係勢必會產生重大影響
展望疫情後的日本和中日關係，應牢牢抓住三個機會。首先，中日兩國要為儘快實現中國最高領導人作為國賓正式訪問日本、共同擘畫兩國關係未來願景，創造條件和氛圍。第二，積極推動東京奧運會成功舉辦，使其成為改善兩國國民感情、拉動經貿合作的良機。第三，拜登上臺後，應儘快尋求併力爭實現中日美三國利益的最大公約數，在三國都重視的氣候變化領域擴大合作。也期待在中美戰略衝突加劇的情勢下，日本能夠發揮建設性作用，而不是推波助瀾。
2020年，在疫情這一特定環境下，中日關係的發展雖有一定曲折，但也顯示了基礎性強韌的一面。在其延長線上，疫情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的中日關係能夠行穩致遠，依然可期！
（作者系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本文原標題《中日關係：變故與變數》，刊發時略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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