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見風景，找不到房間
紀念英國作家E·M·福斯特逝世四十周年
1924年，E·M·福斯特發表了一生的傑作《印度之行》，在此後近五十年的漫長時間裡，他再也不曾涉足小說創作。是宿命，還是偶然？福斯特的「沉默」成了一個令人費解的謎，引發人們無盡的唏噓和感慨:似乎只要再跨出那麼一小步，他就有可能成為繼託馬斯·哈代之後最偉大的英國作家。福斯特終究還是選擇了停留，一直到生命終了。不過，他包括六部長篇、數十部短篇和文學評論集《小說面面觀》在內的創作，已為他在英國文學史上贏得足以讓後世為之景仰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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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前，福斯特去世，他的同性戀者身份不再是一個秘密。儘管他生前也有機會步入婚姻殿堂，但終其一生，他選擇了單身。不可思議的是，這並不妨礙他在小說中描寫男女之間刻骨銘心的愛情。而貫穿他所有小說的核心主題——「聯結」，福斯特也往往是藉助於隱匿在人際關係中的婚姻母題來闡述的。
在處女作《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1905)中，來自義大利的一封信使得赫裡頓夫人大為驚訝，寡居的兒媳婦莉麗亞在旅行中，竟然想與當地人吉諾結婚！圍繞婚姻與反婚姻這一話題，一部諷刺傳統社會風俗的悲喜劇徐徐展開。英國中產階級勢利的道德觀和宗教觀，與象徵人的自然本性的婚姻，終究水火不容。莉麗亞最後因難產死去，但她畢竟通過締結婚姻的形式向赫裡頓夫人發起了挑戰。
仿佛同一音樂旋律的不同變奏，這一主題在同樣以義大利為背景的《看得見風景的房間》(1908)中再次得以呈現。義大利自主、自然的價值觀喚醒了露西心中的愛情，受制於英國中產階級關於體面和尊嚴的傳統觀念，她起初不敢正視喬治的求愛。回到薩默街後，遂和「正統」的青年塞西爾訂了婚，這種冷漠虛假的關係與真實、自然的感情是格格不入的，露西最終在喬治父親的幫助下衝破傳統道德的束縛，這一壯舉被象徵性地寫成露西承認自己內心對喬治的愛，並響應內心的呼喚與喬治結婚，重返義大利。
發表於一個世紀前的《霍華德莊園》(1910)，則在鄉村生活秩序日益受到城市化進程衝擊的社會背景下，展現了英國中產階級的幾個戀愛婚姻場景。其中知識分子代表瑪格麗特·施萊格爾與生意人亨利·威爾科克斯的結合雖為逆潮流之舉，卻探及到了現代文明的一個尷尬境地: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的疏離以致對立衝突；工商文化與人文文化的分離以致矛盾重重。由此福斯特呼籲:不同階級理應在交往中建立一種「真誠關係」，而不致陷於敵意和對抗。
此後的《印度之行》(1924)，福斯特索性撇開狹隘的階級、個人，而是在更廣闊、更深刻的文化語境下尋求「聯結」，即英、印兩個民族在哲學、宗教、倫理、種族和政治等多層次多角度的理解和溝通。穆爾夫人和阿德拉的印度之旅起初的緣由是阿德拉想到印度去看看未婚夫朗尼，通過這次旅行深化對朗尼的認識，以決定是否與他結婚。由此，圍繞著阿德拉和朗尼的婚約締定——解除——再締定——再解除這一複雜過程，小說的另一條線索，英印雙方為消除彼此隔閡而作出的各種嘗試和努力漸次展開。
顯然，藉由婚姻和愛情這一主線，福斯特敏銳地觀察到英國傳統文化中的諸多問題，但社會和階級的局限，註定他沒能很好地解決它們。他極力呼籲的「聯結」也更像是個人的一廂情願，讓人看到了「風景」，卻找不到「房間」來安置這柔弱無力的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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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只此一次，福斯特決定不再滿足於在男女婚戀的範疇裡寫他的小說，作為一名同性戀者，他需要一個刺激，更確切地說是一次袒露，來認證他對於「先天性同性愛」這一概念的理解。這便是他創作生涯中唯一的例外——他去世後翌年發表的《莫瑞斯》。
出生於普通中產階級家庭的莫瑞斯在學生時代認識了克萊夫——一個嚮往古希臘文化生活且帶有點宗教叛逆精神的世家子弟。不久以後，克萊夫選擇了結婚。就在莫瑞斯身處失戀陰影而苦痛不堪，甚至想就此了結一生的時候，他生命中真正的男人，阿列克斯·卡德出現了。在這個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獵場管理員身上，莫瑞斯最終找到了真愛。
故事近乎福斯特個人生活情感的自我演繹。18歲時，他入讀劍橋大學。其間，愛上了同班同學H·O·馬裡帝斯——克萊夫的原型。然而，如同克萊夫不是莫裡斯最後的歸宿一樣，福斯特此後的感情選擇卻轉向了與他有很大階級懸殊的下層平民——他們仿佛就是阿列克的縮影。1917年，福斯特在埃及認識了電車司機默罕默德·艾爾·阿多，兩人的戀情持續了兩年。1919年，阿多結婚，福斯特離開埃及回到英國，但兩人仍保持書信往來。三年後，福斯特從印度回國的途中還探望過彌留之際的阿多。
1930年，時年51歲的福斯特結識了28歲的警察羅伯特·巴金漢，他們之間的關係成為終身之交。羅伯特結婚後，他的妻子逐漸接納福斯特成為家庭的一員。他們的情誼維繫了40年之久。1970年7月7日，福斯特在羅伯特的家中去世，羅伯特一家為他養老送終，羅伯特的兒子和孫子都取名為摩根。
儘管通過寫作，福斯特在某種意義上得到了自我確認，但他並未謀求發表。小說寫完後便束之高閣。及至上世紀60年代，他母親以及絕大多數近親均已去世，社會上對性的問題之態度也發生了巨變。他仍然堅決拒絕了朋友們出版這部小說的建議。或許對那時的他來說，此作已顯得頗為遙遠。歲月變遷，類似的話題已然引不起他太多的興趣。在最後的評論——親筆寫在1960年的打字稿上:他淡淡地寫道:「可以出版——然而，值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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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若處身動蕩不安的愛德華時代的其他作家，福斯特同樣不能把自己關在藝術之宮或哲學之塔裡，而無視人世間的瘋狂與悲慘。遂以其知識分子的良知，提出以婚姻為載體的「聯結」以拯救英國人「發育不良的心」。然而，福斯特依然是個人的，他的生活經歷決定了他無法關注更為開闊的社會人生，而是專注於個人的內在體驗和精神生活。
這種專注，卻讓他對生活的感知有著獨到的發現。恰如他在論著《小說面面觀》(1924)中所言:相比凡俗的時間生活，價值生活的衡度並不是以時間長短來計算的，它由情感被激發、觸動的程度來衡定。顯然，在他看來，小說毫無疑問，應以更大的興趣和精力關注、抒寫那些最能體現表徵人類「價值生活」的諸如人的愛、欲、感情、心理、情緒這些顯示「人性深度」的內容，以此擴大、豐富其藝術世界。
事實上，正是「人性深度」，讓福斯特的小說光芒閃耀。在他身後，他的作品不斷得到閱讀，且幾乎全被改編成電影。1984年，《印度之行》被大衛·裡恩相中，其他作品則成了詹姆斯·艾沃裡不離不棄的選擇。悖謬的是，生前，福斯特一直抗拒「改編」。然而，正是通過電影，更多的人——不僅是小說的讀者，還包括大量的電影觀眾——認識和理解了福斯特。而人們互相諒解以求得和諧一致，正是他在寫作中極力追求的，恰如他的宣言:「只有聯結才是。」
作者：餘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