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曙明
在當今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以孫中山為主角的書籍與文章？也許是個天文數字，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1949年以前逝世的近代中國人物中，沒有誰比得上孫中山了。去年是辛亥百年，有關他的圖書又增添了若干百十種，蒙孫中山的同鄉盧潔峰贈我新作《「中山」符號》，其研究角度，以「中山符號」為觀察點，看孫中山在中國的影響。
全國大小城鎮，從中山陵、中山紀念堂、紀念碑，到以中山命名的馬路、醫院、圖書館、體育場、公園、學校，乃至各種相關的遺址、故居等等，不知凡幾，雖不至於像書籍一樣多至無法統計，但要統計起來，恐怕也非動員巨量的人力物力不為功。
這些符號，大多產生於孫中山逝世以後的民國時代。其實，拉開時間距離來看，民國時代對孫中山的評價，大致以他的逝世分為兩個階段。孫中山在世時，是一位有血肉之軀的革命黨領袖，一生曲折起伏，做事有對有錯，很多革命黨人與他合作過，又分裂過，如黃興、宋教仁、陳炯明、章太炎等，大家觀點有異同，對國是有爭議，合則來，不合則去，這都十分正常。揆諸史實，無論是當時的南北政界、知識界、工商界，還是國民革命時的共產黨人、蘇聯顧問、共產國際，對孫中山的觀感與評價，一直是千差萬別，沒有一致過，這恰恰說明孫中山是一位有血有肉的革命者，是「我們中間的一個人」。
孫中山逝世後，他逐漸被國民黨抬到了「古今完人」的高度，既與國民黨的建黨思想有關，也與國民黨奠都南京前後，黨內分裂，寧粵對壘，大家都把孫中山當成一種合法性資源，你爭我奪，搶佔正統地位有關。大量「中山符號」，正是在這一時期誕生的。而抗日戰爭時期，國內政治和解，黨派合作，亦需要有一個凝聚民族力量的精神符號，孫中山就是最合適的一面旗幟了。
因此，「中山符號」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紛紛出現，有一定特殊的歷史背景，不可不察。作者說是「化悲憤為力量」的結果，不是政府主導的「政治工程」，在我看來，則似乎有點過於戲劇化了。
《「中山」符號》一書，從技術的角度，徵引了與「符號」相關的豐富資料，特別是南京中山陵與廣州中山紀念堂，試圖沿著當年建築設計師的思路，還原其設計涵義，史料價值不菲。但從歷史的角度，作者的思維與認知，基本上還停留在這些「符號」誕生的年代。停留未必就是不好，堅守有時也是一種美德。各持己見，思想才能多元發展。
孫中山作為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的第一位總統，歷史地位十分崇高，其「符號」應該體現民主共和的精神。但今天看來，無可否認，中山陵在形制上具有皇陵的規格，當然這未必是孫中山的本意，主要是國民黨中央的決定，卻讓我想起美國的林肯紀念堂，它沒有高高在上地供人瞻仰，而是成為美國民權運動的聖地，1963年，黑人牧師馬丁·路德·金在這裡向二十萬民眾發表了《我有一個夢》的著名演說，堪稱與紀念堂日月同輝。
相比之下，另一個中山符號——廣州中山紀念堂，從落成之日起，就被神聖化，甚至衙門化了，國民黨政府規定了使用範圍，唯黨務會議、政務會議、有主管機關介紹的學術演講等，才能借用，簡直高不可攀。從中折射出大家政治理念的不同，若向更深層次挖，或可發現基督教文化與儒家文化的基因差異，不過，這是另一個很大的話題了，按下不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