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日有食之,福禍何為

　　晉平公

　　□　吳名崗

　　萬物生長靠太陽,一旦太陽被掩蔽,會對人類的生存帶來怎樣的影響?這是我們的祖先早就非常關心的問題,所以在大約4000年前我國就有關於日食的記載。到了春秋時期,孔子在其《春秋》中對日食做了系統的記述,為後人研究日食,研究人與自然的關係,為後世修定曆法,乃至現代夏商周斷代工程等留下了極為珍貴的資料。
長達242年的記錄
　　《春秋》記錄了自公元前722年到前481年,共242年中的36次日食。對這36次日食,孔子根據他所掌握的資料,做了不同記述。其中有三次是日全食,孔子在《春秋·桓公三年》(前709)中是這樣記載的:「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載明了這年日食具體的季、月、日。「壬辰」是用幹支記日,中國早在春秋之前就用天幹、地支組合而成的甲子、乙丑等60組漢字紀年、記日,直到今天。「朔」是每月的第一天,中國曆法不同於公曆,「月」是月球繞地球一周的時間,有月相為證。因為月球繞地球的準確時間是29天多,所以有大月小月,大月30天,小月29天,這樣的月稱「朔望月」。「朔」指初一,「望」指十五。日食多在初一,也有在三十日的時候,所以要載明「朔」。
　　根據杜預對《左傳》的注釋,春秋36次日食,只有發生在魯宣公八年七月的日食是這個月的三十日。「既」是什麼意思呢?《公羊傳》的解釋是「盡也」,日食盡,就是日全食。春秋時期共有三次日全食,其他則是環食或偏食。
　　《史記·孔子世家》載:孔子晚年作《春秋》,僅用數年時間就完成了《春秋》的著述。他所記242年間的36次日食,是根據別人的記載寫下的。那麼,是誰做了這項日食的記錄工作呢?
　　《左傳·桓公十七年》對「冬十月朔日有食之」的「傳解」是:「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祇之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
　　從《左傳》對《春秋》的解說中我們知道,春秋之前,天子和諸侯就設有專門負責觀察日月運行的官員,日官的職位很高,僅次於六卿。記錄日食等重要天象,是日御和日官的職責。孔子就是根據日官、日御們的記錄寫下36次日食的。中國的天子何時設立日官,我們尚不得而知,但一定是早於《春秋》所記,也就是說,早在公元前722年之前,中國的官方就在記錄日食。
夏朝就有日食官方記錄
　　我們現在能見到的資料,比《春秋》早的,有《詩經》對日食的記載。《小雅·十月之交》說:「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這次日食在周幽王(前781—前721)時期,詩中有「豔妻煽方處」之句,說者「豔妻」指褒姒。這次日食與月食相連,幽王無道,天下大亂,詩人用「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來描繪這次日食後的天下之巨大變化。
　　我們今天能見到的,最早對日食的記載是《左傳》所引已經軼失的古籍《夏書》中的記述。《左傳·昭公十七年》載:「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闢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魯太史所說都是當時諸侯國在正陽之月,即我們今天所用的夏曆的四月,過春分而未夏至之時有日食,國君以及相關官員要採取行動反省自己的行政行為。魯太史引用了當時能見到的《夏書》中的話作為依據。所引《夏書》我們已不能見,但其中有關日食的話卻因被魯太史引用而被《左傳》保留下來。在春秋時期稱《夏書》,當是記載夏朝事跡之書,特別是有關日食的記載,也只有官方才會有的,所以這條記載所記夏朝日食是可信的,距今約有4000年了。
　　夏朝有日食的記載,還有一條旁證。《左傳·昭公十七年》中士文伯在回答晉平公「何謂辰?」時說:「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杜預的注說:「以子醜配甲乙。」原來中國從遠古以來就以六十甲子紀年、記日的方法本身就含有日月相會之意,就含有日月相會之時有時會相互掩蔽之意,這真是今人所很少注意到的。因為在記每一天時都會用一個代表「日」的「天幹」之字和代表十二個月的「地支」之字組成,如「甲子、癸巳」等。看到這些詞組就會使人想到日月交會,想到日食、月食,這是幹支記日的本意。我們知道在甲骨文中,已經用幹支記日,幹支記日始於商朝之前,《夏書》記下日食故是可信的。
彼日而食,不善政之謂也
　　日食對人類生存究竟有何影響,一直是古人關心的話題和研究的對象。人們從對日食記錄的經驗中,逐漸對日食有了比較正確的認識。
　　春秋時期人們對日食的形成原因已經清楚,但對日食究竟會不帶來災害,會帶來何種災害,則爭論不已。《春秋·昭公二十一年》載:「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左傳》載:「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日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所謂「二至二分」是指二十四節氣中的冬至、夏至和秋分、春分。這次日食是周曆的7月,大約相當於今農曆的5月,正是夏至前後,梓慎認為這時「日有食之,不為災」。他認為日月的運行,「至相過也」,也就是說日食是日月相過而掩蔽,這種認識是符合實際的。但對其他時間出現日食,梓慎卻認為會有災害。《左傳·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昭子認為春分之後,陽氣應勝過陰冷之氣,這時日食是陽不勝陰,一旦陽勝陰,必定超乎尋常,所以會旱。梓慎和昭子都認為這次日食會有自然災害,但梓慎認為是水災,昭子認為會出現旱災,二者相反。說明當時人們認為日食是否會帶來自然災害是有爭論的。
　　古人認為天人合一,「天人之際,實相感通」,日食是對統治者的警告或懲罰。因為日為陽,君為陽,日食是太陽被遮蔽,就好像天子和國君執政不明一樣,所以統治者在遇到日食時要自我反省。這種認識雖不科學,但在當時卻有正面社會作用。
　　《左傳·昭公七年》中有兩段晉平公和士文伯關於日食的討論。士文伯是晉國對日食及天文、歷史都很有研究的專家。晉平公問這次日食誰會受其咎?士文伯說衛君和魯國的上卿將會有災難,因為日食先從衛國觀察到,然後魯國才見日食。平公又問:「《詩》所謂:『彼日而食,於何不臧』是怎麼回事?」晉平公所引是《詩經·小雅》中的《十月之交》篇中的詩句,這首詩記載了周幽王貪圖豔色,寵嬖褒姒,讒佞在朝,朝政昏亂,最終導致天下大亂,恰好這年又先後出現月食、日食之事。這種天災與人禍的重合,人們認為是統治者的無道所導致。這次日食和人禍給後人以重要影響,是後人認為統治者的無道會引發日食的重要依據,所以晉平公引此詩問士文伯是怎麼回事。文伯回答說:「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士文伯順著晉平公的問話,說這是對政治不善的懲罰,施政不用善人,就會引發日月降災以貶謫人君。所以國君行政要慎之又慎,要注意三條:一要選擇善人、賢人當官,二要順民意,因民所利而利之,三要順四時之所務,不要影響農耕。士文伯借日食以勸晉平公行善政。
　　到了這年的八月,衛襄公卒,十一月,魯國上卿季孫宿也死了。季孫宿死後,晉平公想起了他和士文伯四月關於日食的談話,認為文伯說的很準,都應驗了。「晉侯謂伯瑕(士文伯)曰:『吾所問日食,從之,可常乎?』」他的意思是,今後如果再發生日食,也會像這次一樣有國君和卿相受其災咎嗎,這會是必然的嗎?
　　士文伯回答說:「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一,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士文伯非常肯定地否定了日食是對人君降災得咎的必然性,認為那不過是偶然的事。他舉出五個方面說明各方面的具體情況不同,從而會有不同的結果。他以詩為例,說同是為官,有的人吃喝玩樂,有的人為了國家大事勞累而憔悴,行為完全不同。因此再次日食會有什麼結果,是無法預料的。
　　從士文伯的這次答話中,我們看到,他並不認為日食是對國君懲罰的真實思想。所謂日食是對國君或其他執政者的懲罰,不過是臣下藉此勸諫國君慎重行政,不胡作非為的由頭而已。
　　《左傳》所記,大體代表了春秋時期中國人對日食認識的實際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