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中國古代藝術史，兩漢王朝時期創作的駿馬藝術作品數量之多、種類之繁、成就之高歷來為後人嘆服不已。這些駿馬藝術形象不但是中國古代藝術世界中的獨特瑰寶，也是後世形象了解兩漢時期精神世界的典型象徵。究其原因漢朝對駿馬的重視、神化和崇拜程度在整個中國古代歷史上也極為罕見，僅《史記》《漢書》《後漢書》和《資治通鑑·漢紀》等正史中就有大量關於駿馬的文獻記載。《後漢書·馬援列傳》云：「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明確點出了駿馬在漢朝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藝術是人類對精神世界進行把握的一種特殊方式，本文選取一些為後人所見的具有代表性的駿馬藝術形象，以期從另外一個視角了解其所象徵的不同歷史時期的精神世界。
西漢初期：威嚴與卑弱
西漢初期為後世所見的駿馬藝術形象主要有陶馬、木馬、青銅馬和玉馬等，以1965年出土於陝西楊家灣劉邦長陵陪葬墓附近的西漢彩繪陶馬為代表。1966年公布的發掘報告《陝西省鹹陽市楊家灣出土大批西漢彩繪陶俑》一文依據《水經注·渭水》和《漢書·張陳王周傳》文獻資料推測，陶馬可能是西漢初期周勃、周亞夫父子墓中的隨葬品，屬於我國最早發現的大規模兵馬俑群之一。這些陶馬和騎馬俑共同組成軍陣送葬場景，陶馬軀體健壯有力，馬尾粗短上揚，整體張揚著威嚴神態。小的陶馬及騎馬俑通高僅有50釐米，大的陶馬及騎馬俑通高也只有68釐米，比1974年陝西臨潼出土的寫實性秦始皇陵兵馬俑低矮了許多，後者馬俑高度150—172釐米，長度200—203釐米。《史記·禮書》記載西漢初年的禮儀「大抵皆襲秦故」，既然如此，楊家灣西漢彩繪陶馬的形象和氣勢為何會變得如此卑弱呢？漢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劉邦在故鄉創作並擊築歌唱《大風歌》，其中「威加海內兮歸故鄉」一句酣暢淋漓地唱出了西漢王朝的威嚴，可是「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這句卻又透露出其精神世界的另外一面，主要是西漢王朝初期由於遭受匈奴侵擾卻難以戰勝而導致的卑弱。《史記·匈奴列傳》載：「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強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為敵國。」西漢建立之初，國力凋敝，百廢待興，面對實力強大、咄咄逼人的匈奴難免會呈現出卑弱之態。即使在「文景之治」時期也是如此，《漢書·匈奴傳》載：「孝文前六年（前174年），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因此楊家灣彩繪陶馬藝術形象可謂是西漢王朝初期集威嚴和卑弱於一體的精神世界的典型象徵。
漢武帝時期：徵服與自信
漢景帝之後，西漢進入漢武時期。這期間創作的駿馬藝術形象主要有石馬、陶馬、木馬和鎏金銅馬等，其中以馬踏匈奴的石馬最具代表性。馬踏匈奴石雕採用花崗巖稍飾加工而成，石馬高168釐米，長190釐米，為漢武帝時期駿馬的寫實性等身像，石馬表情和形態洋溢著自信雄健，堪稱中國意筆紀念性雕刻的鼻祖。其特殊意義就在於漢武帝時期精神世界較西漢王朝初期發生了巨大轉變，即實現了徵服匈奴願望之後而呈現出來的高度自信。
《漢書·匈奴傳》載有漢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年）發布的圍困匈奴詔書，其中云：「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這是漢武帝徵服匈奴後的情感宣洩。漢武帝時期的經濟實力和戰馬數量已經達到反擊匈奴所需，《史記·平準書》載：「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加之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手下擁有衛青、霍去病等優秀帥才，漢武帝最終得以徵服匈奴，展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尊嚴和自信。馬踏匈奴石雕不同於後世見到的兩漢時期其他駿馬藝術作品，將其作為陪葬品埋藏於幽昧的地下，而是直接袒露於地表，充滿了強烈的自豪感和宣示意味。馬踏匈奴中的石馬藝術形象就是漢武王朝時期徵服匈奴和彰顯自信精神世界的典型象徵。
東漢時期：奢華與不羈
自漢元帝開始，西漢王朝的衰敗十分明顯。《漢書·佞幸傳》載：「漢世衰於元、成，壞於哀、平。哀、平之際，國多釁矣。」東漢王朝建立之後，駿馬畫像藝術再次興起，創作的藝術作品數量驚人，也極具魅力。眾多駿馬藝術形象見諸畫像石、畫像磚、壁畫、帛畫、漆畫、陶畫等東漢畫像之中。就後世統計的數量而言，東漢時期創作的藝術世界以駿馬形象為最多，其中以車馬出行圖題材最為常見和突出。1984年在河南偃師縣（今偃師市）發掘出土的杏園村壁畫墓為目前國內保存最完整的東漢壁畫墓之一，墓中《車馬出行圖》中的駿馬藝術形象極具感染力。根據1985年公布的考古發掘報告《河南偃師杏園村東漢壁畫墓》一文，該墓建造於東漢晚期，墓主姓名已無法考證，但可以肯定是東漢時期的豪強貴族，整個壁畫前後長達12米，描繪墓主車馬出行場景，共計畫有九乘安車，五十餘匹駿馬，整個場面奢華隆重，尤其是馬蹄的高舉騰躍神態更表露出豪放不羈。發掘報告推測所繪車騎導從儀仗，與墓主官職不符，有越制之處。有學者認為，這一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漢代繪畫藝術的較高水平與漢代社會的國家面貌和精神氣質」， 也可以說圖中的駿馬藝術形象就是東漢時期精神世界的象徵。
整個兩漢時期精神世界盛行通過厚葬以達到死後能在另外一個世界繼續享受世俗生活，尤其以東漢時期豪強貴族追求奢華為甚。這與東漢時期的經濟發展、社會穩定以及匈奴軍事威脅基本瓦解等因素不無關係。奢華之風在西漢初期已有所顯現，《漢書·文帝紀》載：「當今之世，鹹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西漢朝廷對厚葬尚能容忍，到了東漢王朝時期朝廷則開始明確禁止厚葬，推行薄葬，並且光武帝、漢明帝和漢章帝等幾位帝王帶頭踐行，但豪強貴族不受禁於朝廷詔令，奢僭之風難以制止。《後漢書·光武帝紀》載：「世以厚葬為德，薄終為鄙，至於富者奢僭，貧者單財，法令不能禁，禮義不能止，倉卒乃知其咎。」《後漢書·顯宗孝明帝紀》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為奢靡。......又車服制度，恣極耳目。」東漢著名思想家王符在《潛夫論·浮侈篇》中指出：「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刻金鏤玉，檽梓楩楠，良田造塋，黃壤致藏，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崇侈上僭。」《車馬出行圖》中奔騰恣意的駿馬藝術形象堪稱體現了東漢豪強貴族奢華與不羈的精神世界。
總之，兩漢時期精神世界是複雜多變的，但在特定的歷史階段總會流露出一種或數種比較明顯的精神特質。兩漢時期的駿馬形象在史料記載和當時的藝術創作領域中大量湧現，不但可以印證或補證史料文獻，也是感知現實精神世界的典型象徵。
（作者單位：蘭州理工大學文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20年5月25日第1932期 作者：尚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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