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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的某一天，羅伯特·比洛特（Robert Billot）正在律所辦公室開會。
他是一名環境律師，主要代理對象為美國的一些化工公司。
這天本是個好日子，他榮升為律所的合伙人。
可他萬萬沒想到，這一天同樣徹底改變了他的後半生。
當天，一個脾氣有些火爆的農民坦南特跑來點名找他，還帶了一大箱錄像帶。
說是要告人家化工公司，汙染了他農場的水源，害死了他的奶牛。
比洛特一臉懵逼：哥們，我好像不是你這邊的。
但是，這哥們說是比洛特的奶奶介紹他過來的。
礙於情面，羅伯還是去了解了一下這個案子，權當是做個順水人情。
讓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
因為這個小小的人情，他揪出了一個隱藏近半世紀，毒害了千萬人的"兇手"。
並以一己之力，影響了美國化工監管的推進——
《黑水》
2019.12.6.美國
這個故事取材自真人真事，發生在1998年。
坦南特要告的是美國杜邦公司。
理由是杜邦買下了他家的一塊地，說是用來作垃圾填埋場。
且保證不會有化學汙染物。
可沒過多久，詭異的事情發生了：
坦南特養的奶牛開始一頭接一頭死去，最後統計下來近兩百多頭。
並且在死之前，好多牛還會出現攻擊人、癲癇、發瘋等症狀。
坦南特漸漸開始懷疑是杜邦欺騙了他。
但他沒有證據。
更慘的是，小鎮上沒有人願意幫他。
因為他告的可不是什麼小公司，而是杜邦。
這是家成立於1802年的美國老牌化工企業。
早在二戰時期，杜邦就已經排到了美國公司的第15名。
發展至如今，杜邦已經成了全球數一數二的化工企業。
而在當時，坦南特所在的小鎮帕克斯堡，就坐落著杜邦的一個工廠。
整個小鎮的經濟，幾乎可以說是由杜邦的工廠一手相託。
福利設施、工作機會、信用貸款......
居民們感謝杜邦都還來不及，誰會想到去起訴它？
獸醫不願意幫他解剖屍體，律師也不願意代理他的訴訟。
打了一堆電話找上訴，沒人理。
美國環境保護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簡稱EPA）倒是過來調查了，可調查結果先是不告訴坦南特，後來又說是因為他"飼養不當"。
差點沒給他氣死。
養了一輩子牛，竟然攤上這麼個莫須有的罪名。
坦南特沒辦法，只能自己解剖，也只能自己去找律師。
巧的是，比洛特的奶奶偶然間聽到這事兒，提到自己的孫子在當環境律師。
兩人便這麼搭上了。
起初，比洛特的心態完全可以用敷衍來形容。
畢竟他的主要客戶就是化工企業，他也跟杜邦的律師有過合作，互相都認識。
他甚至連坦南特給他的錄像帶都沒有看。
直到他親身體驗了一波瘋狂的奶牛，親眼看見了奶牛的那些異狀：
發黑的牙齒、變色的內臟、腫瘤......
比洛特這才意識到，坦南特可能說的是真的。
終於，他決定對杜邦提出訴訟，並要求其提供關於那塊地的資料。
就算在這時，比洛特也還對杜邦抱著一絲希望。
他認為只是這個工廠裡的人操作不當。
但當他看完了杜邦送來的有害廢料報告之後，卻發現自己很有可能想錯了。
在資料裡杜邦給EPA的一封信中，他發現杜邦說垃圾填埋場裡有一種叫PFOA的物質。
可是比洛特當了這麼多年環境律師，完全沒聽過這種東西。
網上也根本查不到。
這裡要先提一下當時的背景。
雖然有EPA這樣的部門，但其對化工汙染物的了解，很顯然不如杜邦這樣的化工巨頭。
美國在1976年才開始實行"有毒物質控制法"。
而EPA只能對已經被證明有毒的化學製品進行檢測。
說白了，化學製品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各個公司的自覺。
當時，EPA限制的化學製品只有五種，市場上還有六萬多種產品沒有被列入監管。
PFOA正是其中之一。
那麼問題來了。
會不會杜邦知道這些是汙染物，但他們知道這些汙染物根本就沒有受到監管？
於是，比洛特向法院申請，要求杜邦出示所有有關PFOA的文件。
他想查出PFOA是否為汙染物。
而神奇的是，杜邦還真就給了。
幾十個胡亂裝著文件的箱子，文件多達11000頁，時間可追溯到半個世紀以前。
就好像在說：你去查吧，你有這個耐心算我輸。
與此同時，坦南特因為這件案子，全家人都開始被小鎮上的人排擠。
去吃飯，去教堂，熟人都是冷眼相對。
他急呀，瘋狂給比洛特打電話。
比洛特也急。
這當口，他正呆在律所的文件室裡，沒日沒夜地看著資料。
幾個月後，他看完並按順序整理好了資料。
就這樣，一個令人倍感魔幻的真相漸漸浮出了水面：
PFOA是一種全氟化合物，極難降解且對人體有危害。
近半個世紀以來，杜邦一直對此心知肚明。
但他們選擇了瞞報。
1947年，美國明尼蘇達礦業製造有限公司(簡稱3M公司)成功研製出PFOA。
其特性為有兩的熱穩定性、化學穩定性、高表面活性、疏水和疏油性能。
二戰時期，PFOA曾用來製作坦克防水塗料。
1951年，杜邦開始從3M公司購入PFOA，重命名為C8，並隨後將其用於生產特氟龍（Teflon）。
抗酸抗鹼、抗各種有機溶劑的特點，使得特氟龍應用極為廣泛。
航空、航天、汽車、電子、電器、高溫絕緣、食品包裝、塑料製品、造紙、印刷、印染、服裝、化工防腐......你都能見到它的影子。
杜邦也因此聲名大振。
據統計，特氟龍的業務給杜邦每年帶來近10億美元的利潤。
當時拯救了無數家庭主婦的"不粘鍋"，就是塗了特氟龍
而在最開始買進PFOA的時候，3M就告知過杜邦：
這些廢料需要焚化或者送到專門的化學處理廠。
杜邦自己也設了規定，禁止把PFOA排入下水管道或地表水中。
但你懂的，我的規定我做主。
在隨後的幾十年，杜邦把數十萬磅的PFOA粉末隨意排進了俄亥俄河。
他們還把7100噸含有PFOA的淤泥丟進工廠旁邊的露天深坑裡。
在那兒它們進入地下，滲進了帕克斯堡和鄰近三個城市共十萬人的飲水系統。
1962年，特氟龍生產線開通後，廠裡的工人開始出現了嘔吐、發燒、咳嗽等症狀。
但這時的杜邦還不能確定是否是PFOA導致了工人生病。
於是杜邦給工人發放含有特氟龍的香菸，來證明PFOA潛在的副作用。
結果當然是大部分工人都生了病。
魔幻吧。
但這並非是電影杜撰，而是真實發生過的事情。
也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杜邦開始秘密對PFOA作醫學研究。
1970年代，杜邦發現工人們血液中含有高濃度的PFOA；
1981年，3M公司告訴杜邦，攝入PFOA會導致新生老鼠出現先天性缺陷。
杜邦隨後跟蹤觀察了特氟龍生產線的7位孕婦，發現有兩名寶寶的眼睛出現了問題；
1984年，杜邦意識到從工廠煙囪排出的灰塵遠遠超出了安全界限，還滲入了供水系統。
1991年，杜邦公司的科學家確立了飲用水中PFOA的安全標準，十億分之一。
而同年，他們也發現工廠附近的供水系統裡，PFOA的含量為這個標準的三倍；
再後來，杜邦發現PFOA會在實驗動物身上引發睪丸癌、胰腺和肝部腫瘤。
還有研究表明暴露於PFOA可能造成DNA損害和前列腺癌；
1993年，杜邦發現了一種毒性更弱，在人體內殘留時間更短的替代品。
以上種種發現，杜邦全都選擇了秘而不宣。
當杜邦感覺到PFOA的問題越來越嚴重的時候，他們沒有停下來。
而是買下了坦南特哥哥的地，把汙染物埋進土裡。
這才有了這個故事，這部電影。
在杜邦自己提供的確鑿證據下，杜邦妥協了。
他們選擇了賠償和解，比洛特的律師所也得到了應有的酬金和補償。
但，比洛特不願意停手。
片中，當他第一次駕車去家鄉調查的時候，看到路上有個小女孩對他笑。
笑容很燦爛，可是小女孩的牙齒已經黑了。
那是長期飲用含PFOA的水所引發的症狀之一。
戲外也是一樣。
當地的居民有沒有受到傷害？他們的肝臟有沒有變綠？如果有，他們往後該怎麼辦？
一想到這些，知道了事情真相的比洛特就無法置之不理。
最終，他決定為了這些人，與杜邦抗爭到底......
本片改編自Nathaniel Rich在《紐約時報》上發表的文章《The Lawyer Who Became DuPont’s Worst Nightmare》。
在整個事件的發展上，電影基本符合事實。
有些為了增強戲劇性而加的小細節，不過無傷大雅。
畢竟，羅伯特·比洛特單刀赴會這事已經板上釘釘了。
但，電影的優秀之處在於，它並沒有打算把比洛特塑造成一個人人羨豔的英雄。
在還原整個事件的同時，導演也把比洛特還原成了一個鮮活的人物。
圖為比洛特在坦南特的農場上，源自紐約時報
一方面，導演花了很多時間來表現比洛特的家庭。
比洛特的妻子以前也是律師，因為結婚後看到丈夫工作穩定，便辭職在家帶孩子。
結果碰上了這檔子事。
從1998年開始，十幾年的時間，比洛特幾乎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這個案子裡。
雖然表面上不說，但恐怕只要是正常人都會在有所怨言。
一方面是法克·魯弗洛的表演。
可能很多人認識他是從綠巨人開始，但實際上他已經在影視圈摸爬滾打了多年了。
早在2011年，他就已經提名過奧斯卡最佳男配。
演技沒得說。
2015年，同類型題材的《聚焦》裡，他也是演了一個尋求正義和真相之人。
那部片子裡他演了一個性格有些雷厲風行的記者。
而在《黑水》裡，他搖身一變，成了個吵架都不會，卻又十分執拗的謙謙君子。
比洛特是英雄。
可他並非那種一往無前、披荊斬棘的英雄。
相反，這條追尋真相的正義之路，他走得實在是太過艱辛。
光最後對於小鎮7萬居民的血液檢測，就花了七年之久。
當初促使比洛特走上這條路的坦南特，也早已因癌症而去世。
感染人群一個接一個的離世、漫長的等待、工資的削減、被人毒害的危險......
過大的壓力，讓他甚至常常出現了短暫性腦部缺血的症狀（TIA）。
TIA臨床表現常常為單癱、偏癱、偏身感覺障礙、失語、單眼視力障礙等
所以在整個片中，你幾乎看不到比洛特的笑容。
哪怕當電影最後，比洛特終於等到科學家們驗證了PFOA的毒性時。
他與妻子的擁抱看起來也不像是大功告成，而像是如釋重負。
結果你猜怎麼著？
當晚，杜邦就翻臉不認帳，拒不承認錯誤。
不就是打官司嗎，來，打。
但，杜邦要一個個打。
一年審四件，總共3535件，得審到2890年。
這是當年大菸草公司開發出來的"拖延政策"。
所以，當2015年第一起關於杜邦的訴訟案開庭時，比洛特的一句"我還在"才那麼動人。
他的可敬不在於是否戰勝資本主義的醜惡。
而在於那份愚公移山的信念。
至於這份信念，聽者為之振奮，行者卻常常只是出於良心。
正如加繆在《鼠疫》裡寫的：
我們的所作所為從來都不是什麼英雄主義，那只不過是一種人之常情。
我想這也是為什麼，當被問及為何會走上這條路時，比洛特才會這樣回答：
我只是覺得這樣做是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