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中國人民經歷了生活的苦難——飢餓，生活必需品的極度匱乏，60年代生活關鍵詞：三年困難時期，代食品，綠軍裝，雷鋒，紅衛兵，知識青年，赤腳醫生，紅寶書，反修防修。
50年代末，「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當時稱為「三面紅旗」)席捲中國，加上其他天災人禍，中國人民進入了後來被稱為的「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也叫「三年困難時期」。
進入1960年春，糧荒問題日見嚴重，為了能用有限的糧食做出更多的飯，這年1月上旬，在西安還召開了一次全國性的「增量做飯法」先進經驗交流會。會後不久，廣西柳州地區在大力推廣「增量做飯法」時，提出了一些主要的方法，如所謂的雙蒸法：辦法之一是將米放進罐內幹蒸20分鐘，然後加水，每斤米加水3斤3兩，用猛火蒸40分鐘即可。辦法之二是將米幹蒸半小時後分裝入罐，加上涼水，1斤米加4斤水，用猛火蒸1小時即可。雙蒸法能使每斤米出飯5斤，比原來能增加40%以上，且飯粒不爛，味道好。
「糧食增量法」或「增飯法」，遼寧黑山縣可謂是發源地。1959年5月，該縣大虎山衛星人民公社三臺子副業生產隊創造了「苞米食用增量法」。但黑山在推廣這一「先進經驗」之初，有些幹部群眾對此表示懷疑：「無土不砌牆，加水不能頂糧，出的最多，也不過是多加點水而已。」有的甚至諷刺說：「增量增量，米泡膨脹，餓壞肚子，撐壞膀胱。」但黑山縣「苞米食用增量法」還是被要求推向全國各地。
同時，由於口糧標準低和副食品嚴重短缺，人們攝取熱量不足，不少群眾患了浮腫、肝炎等疾病。
當時，一些地方規定，經醫院確診「無誤」可領取「康復粉票」一張，憑票到指定地點可買「康復粉」一份(麥麩、豆粉與砂糖摻制)，每日用開水衝食數次。據老者回憶：「療效還行」。
鑑於農村嚴重缺糧的緊張形勢，所謂代食品，是指人們用於充飢，但在正常年成不作為食品的植物、動物、微生物、化學合成物等。
三年困難時期的代食品主要分為四類：第一類為農作物類代食品，它包括各種非災難年份人們不曾食用的農作物的秸稈、根、葉及殼類，如水稻、小麥、大麥、玉米、高粱等的葉、稈、根及玉米皮、玉米芯、稻穀殼等，以及薯類作物的葉、莖、根等。
第二類為野生代食品，是指野生植物的秸稈、根、葉、皮、果實等，如榆樹葉、樹皮、橡子、芭蕉芋、蘑芋、石蒜、土茯苓、大百合、野莧菜、洋槐葉、沙棗、鴨蹠草之類。
第三類為小球藻、紅萍等浮遊植物。小球藻是一種球形藻類，直徑僅數微米，體內有一綠色杯狀或板狀色素體，種類繁多，生長於淡水中。小球藻最初是用來當豬飼料的，第四類指合成類代食品，如「人造肉精」、「人造肉」、葉蛋白等，它們相對於前三類有較高的營養價值，而且有一定的技術含量，因此也被稱作精細代食品。
利用麥秸、油菜秸稈、穀殼、豆稈、豆殼、玉米根、玉米稈、玉米包皮、玉米芯、高粱稈等製作澱粉。在各種農作物中，玉米從「飼料之王」，提到「雜糧首要地位」，一直到「主糧地位」。以甘薯的莖葉、木薯的塊根、芭蕉芋的根作為代食品，也被推廣，而南方的廣西等地大種「費工少、成本低」的木薯，用它的塊根和葉做成食品。(熊新文：《共和國史上的代食品運動》，2006年7月3日《新聞午報》)
在糧食極度匱乏的情況下，採集和生產各種代食品，不失為一種動員群眾渡過難關的辦法。不過，許多代食品，幾乎沒有什麼營養可言，仍難以遏止浮腫病和非正常死亡的發生。
1962年2月北京市菜票(拾天)票樣(右)。——北京市檔案館提供
三年困難時期，國家大規模開發北大荒憑票限量供應 特殊困難時期的無奈之舉
對高級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實行特需供應
一、特殊供應辦法，分為以下三類(自十一月起根據中央指示，黨內照以下標準再減半，紙菸不減)：
第一類，副委員長、副總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政協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供應標準是：每戶每天肉一斤，每月雞蛋六斤，白糖二斤，甲級煙兩條。
第二類，人大、政協在京的常委，國務院各部、委的正、副部長，正、副主任，高法副院長、高檢副檢察長，人大、政協的副秘書長，各民主黨派中央的主席、副主席，在京的高級知識分子中的一級人員，以及黨政群同上述職務相當而名義不同或者工資級別在七級以上的其他人員，供應標準是：每人每月肉四斤，白糖二斤，甲級煙兩條，雞蛋三斤。
第三類，全國人大在京的黨外代表和全國政協在京的黨外委員，國務院各部委黨外的正、副司局長和黨外的國務院參事，各民主黨派在京的中央常委，在京的黨內外高級知識分子中的二級、三級人員，以及黨政群同上述職務相當而名義不同或者工資級別在十一級以上的其他黨外人員，供應標準是：每人每月肉二斤，白糖一斤，甲級煙兩條，雞蛋二斤。
以上三類，雞蛋一項均看貨源情況，少的時候少供應，沒有的時候不供應。
經濟困難時期，各地政府對部分特需人員的副食品供應，都給予了特殊照顧。比如對運動員，凡是達到國家「運動健將」一級水平的，在京比賽期間，每位每天供應鮮肉4兩。據考，當時享有這一待遇者僅兩位：陳鏡開(舉重)、穆祥雄(遊泳)。
特需供應，是特殊困難時期的無奈之舉。
1963年4月，北京市副食品商業局兩周歲以下兒童食品補助票票樣。——北京市檔案館提供
1963年3月北京市高級腦力勞動者補助香油、食油購買票票樣。——北京市檔案館提供 產婦給予一次性補助雞蛋2斤
1961年肉、禽、蛋庫存急劇下降，緊張達到極點。如肉食貨源，只能保持特需供應，對居民所發肉票無貨兌現，從4月起，用生、熟肉、雞鴨、魚及其罐頭製品等折合頂肉量供應。由於後續貨源無望，從6月至1962年2月，對居民平日不得不停發肉票。雞蛋除供應部分特需、病人、產婦、託兒所等，對居民的平日定量亦無法保持，基本上停止了供應。
北京市二商局幹部高智勇對這一段困難時期北京的副食品供應作了詳細的回憶：
居民憑證供糧改為憑票供應。凡是在京有正式戶口(所謂「吃商品糧的」)每人按月發放糧票。糧票分為：粗糧票，麵粉票，大米票……糧食定量依年齡大小，因人而異，從嬰兒降生的3斤、少兒6斤、兒童8斤……至成人21斤不等。其中麵粉供應佔總定量20%，大米佔10%，其餘供應粗糧——玉米面、白薯幹、有時即高粱面兒、鮮白薯等雜糧。
嬰兒發給奶證，每日兩瓶，每瓶半磅。滿周歲的，供應1瓶，再摻兌「代乳粉」。代乳粉票和嬰兒糖票，每月各發一張。憑票到指定商店可購代乳粉1市斤(由黃豆粉、大米粉及少許奶粉摻兌而成)和黃砂糖2兩(古巴產的)。
糧票自然炙手可熱。1961年1市斤北京市糧票黑市價格3元(當時生產第一線的工人80%以上月薪為三四十元)，1市斤全國通用糧票黑市價格4元，1市斤北京市面票黑市價格5元。
1960年豬肉貨源急劇減少，到當年7月起已無鮮肉可供應居民，即月市場投放陳年肉罐頭頂替鮮肉供應。數張票集中起來可買到一盒(聽)罐頭。
1961年起，將原發放的每張肉票面額最多3兩削減為2兩。同年4月，用庫存的雞、鴨、魚罐頭頂替鮮肉。6月到年底，對居民停止供豬肉。
據官方統計：1961年北京市人均肉食消費量是8兩半(全年)，是有史以來北京居民消費水平最低的一年。但仍遠遠高於其他兄弟省市。(統計數字見《北京副食品商業志》2002年版)
1962年的北京市西城區居民購菜卡片
花生和瓜子一年「品嘗」一回。每逢春節光臨，每戶居民憑證供應花生半斤(含皮)和瓜子2兩(熟)。直到1965年以後，才由每戶居民每年供應半斤改為每人供應半斤和瓜子2兩。
食油供應按在京正式戶口，每人每月發放油票一張。憑此票可購食油三兩，品種以豆油或棉籽油(當時叫衛生油)居多。花生油則在年、節期間少量投放市場。
此外，春節每戶額外增發「節日補助油票」一張。憑此票可購香油(芝麻油)1兩。
稀黃醬每月每戶憑證供應半斤(無包裝，自備器皿)，超過十口人「大戶」增加半斤。
醬油(低檔)、醋(散裝)基本是敞開供應，但每次購量不得超過3斤。所幸不限次數。群眾稱之「限量不限次」。
每戶每月發給糕點票和餅乾票各一張。憑票購買糕點半斤和餅乾2兩，同時另加收北京市糧票4兩(全國通用糧票不行)。(以上內容參考《北京市困難時期商品供應追記》，《炎黃春秋》2007年第8期)
1959年開始，上海的市場副食品供應全面緊張，對大白菜、蘿蔔、蔥、蒜、副食調味品、糕點、糖塊也採取按人口分配，限量供應或憑票證供應的辦法。此後，限量供應或憑票供應的種類逐年增加。
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為保證人民生活基本需要，上海市區商業部門發放的各種商品供應票證多時達53種，141個票面。按人或按戶分配的票證，由糧店代發。
1966年1月，輕工業出版社(今中國輕工業出版社)出版了14萬字的圖書《大眾菜譜》。本書選編了北京、上海、天津、武漢、廣州、蘇州、杭州、成都、重慶以及山東、東北等地經濟實惠、富於營養的大眾化菜餚共264種。出版此書的目的是供各地餐飲業工作者、各單位集體食堂工作人員閱讀；廣大職工家庭做菜亦可參考。
此書出版後多年反覆重印(截至1981年8月，合計印刷190多萬冊)，此書也確立了中國輕工業出版社以美食圖書為基礎的生活圖書強社的地位。
1963年3月北京市集體使用菜票(伍天)票樣。——北京市檔案館提供
1962年菜票，1963糕點、餅乾票，1964年補助油票和大麥麵票。——北京市檔案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