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959年-1961年的三年大饑荒，人們刻骨銘心，但大饑荒期間，國家為應急救飢而發起的代食品運動，卻逐漸淡出我們的記憶。本文作者陳廷偉是農業科學院的科研人員，最早建議利用快速繁殖的小球藻等微生物，作為代食品補充蛋白質來源。在那個特殊年代，這個建議被黨中央和國務院採納，迅速在全國推廣。他的這篇回憶文章，揭示了「代食品運動」的決策和發起過程，也給今後的救災應急提供了一點借鑑。
國務院會議研討救災應急措施
1960年初秋的一天下午，中國農科院領導突然通知我，次日上午到中南海參加國務院的一次會議，讓我準備一下，就當前大饑荒提出救災應急的措施建議。我連夜準備材料，心情極為緊張，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去中南海參加國務院會議，而且是救災大事的會議。這次救災應急會議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1958年正是全國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高潮期，人們普遍沉浸在農業大豐收的喜悅中，沒想到，這一年冬季即發生了糧油緊缺問題。進入1959年，北京等大城市也開始重新核減糧、油、副食定量，所有食品全憑票證供應。北京當時除糧食按人口年齡、性別和工種區別外，每人每月還有半斤油、半斤豆腐和帶魚等副食品，這是對首都居民的特別照顧。
當時，受重點照顧的北京，居民生活受饑荒影響應是全國最輕的，人們照常上班，雖飢腸難忍也不對外顯露。北京大學通告學生飯後不要上球場運動，只能臥床休息。令人難忘的是1959年秋季的一天，我院農場抓到一個偷田間白薯的人，此人跪地求饒，說他是人民大學某系主任，實因孩子飢餓難忍才出此下策。由此可見，當時人們已處於飢難覓食的困境了。
首都尚且如此，全國其他各地饑荒更為嚴重。1960年春，我隨所領導到河南新鄉農村基點視察工作，只見水渠兩旁，樹葉均噴有白色物，並布告「噴有農藥，禁止食用」，而遠處樹葉都已採光。基點招待我們的食物是玉米面混棉籽皮的黑窩頭，說是上等品，村民只能吃棉籽加樹葉食物。當時，國內各地饑荒形勢使農業科研人員如重負在身，大家都苦苦思索如何才能快速取得食物來源。我院原子能利用研究所試驗用碎菠菜葉在強光照射的玻璃瓶中通氣培養，以求快速增殖葉綠素生產食物。此項試驗列為院重點保密項目，院長規定每天書面匯報研究進展。當然，這樣研究不會成功，只反映當時農業科技人已經病急亂求醫了。
我們微生物研究室利用微生物繁殖快的特點，研究培養酵母菌、真菌和單細胞藻類，快速生產可食用物，引起院領導重視。同時，我還寫了「利用微生物取得食物新資源的途徑」論文，在《中國農業科學》上發表。可能是這些研究結果引起部、院領導的關注，才讓我參加國務院召開的災荒應急會議。第二天上午，我準時到院長室，隨同院領導程照軒（時任農業部副部長兼農科院黨組書記、副院長）和朱則民(時任農科院副院長)一同乘院長汽車去中南海。我坐在司機旁，聽到兩位領導在後座談論，全國災情實在太嚴重了，想不到餓死這麼多人，浮腫病人就更多了。程照軒說：「抗日戰爭時，敵人封鎖解放區，沂蒙山區什麼都缺，但到老鄉家中煎餅大蔥能吃飽。老百姓把糧食埋在地下，敵人翻不到。」朱則民說：「我們坐牢（敵人監獄）時也有得浮腫病的，腳脖子上一按一個坑，出來後就好了。」又說：「現在是救災如救火，最要緊的是能救急。蔡部長（農業部副部長蔡子偉）說：你們農科院有那麼多專家，怎麼救急時就派不上用場呢！批評我們了。」
我回頭看了看院長們，心中想：是啊，我們農科院的農作物育種和栽培大專家很多，今天怎麼就讓我一個年輕科研人員隨院長去開會？正當我納悶時，朱則民好像看透了我的疑慮，說：「陳廷偉，這次只讓你一個人參加會議，是因為你們的研究項目正符合當前救荒急需，能派上用場，你要提出切實可行的救災應急辦法。」程照軒副部長也鼓勵我說：「不要怕，要大膽發言，是你為人民立功的時候了！」
經院領導這麼一說，我才明白這次國務院召開緊急會議的原因；同時也感到自己身上的責任和壓力，手心直出汗，也顧不上看車窗外景色，一心只想如何抓住重點簡要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