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y_Psy/譯）科學在爭論中前進。正如理察·費曼（Richard Feynman，1965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所說：「科學是相信專家也會無知。」不能無條件地相信任何事情，任何假設都該接受後續檢驗。因此，心理學研究持續出現大的爭議其實是個好現象。
激烈的爭論通常因質疑實驗邏輯或實驗方法中的倫理問題而起，其他時候則是因為人們對實驗結果所揭示的人性存在理解上的分歧。以下是我們精心挑選的十個心理學史上最受爭議的研究。
1.斯坦福模擬監獄實驗
當被分配到扮演看守角色的學生開始虐待扮演犯人角色的學生時，1971年開展的的斯坦福模擬監獄實驗被迫終止。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認為這說明了某些特定環境會不可避免地使人從好變壞。
實驗中的「獄警」在羞辱「囚犯」。psychohawks.wordpress.com
而後，津巴多用這一理論解釋2003年至2004年發生在伊拉克阿布格萊布（Abu Ghraib）監獄的虐待事件。這種情景主義解釋一直受到質疑，其中最有力的質疑來自於史蒂夫·賴歇爾（Steve Reicher）和亞歷克斯·哈斯蘭姆（Alex Haslam）。根據他們的BBC監獄模擬實驗結果和現實生活中囚犯發起抵抗的實例，這兩位心理學家主張，人們並不會盲目地屈服於有害的環境。相反，在任何情境下，權力往往都屬於能設法樹立共同身份認同感的群體。其他批評還包括：那些犯下惡行的看守可能受到過津巴多的激勵和引導；斯坦福模擬監獄實驗在招募被試時可能吸引了具有特定人格特徵的參與者；實驗中許多看守的行為都是正常的。爭論仍在繼續，斯坦福模擬監獄實驗對大眾文化產生的影響也一樣——至今至少有兩部長電影以此實驗為靈感了。
2010年的電影《死亡實驗》。圖片來源：doub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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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米爾格拉姆電擊實驗
斯坦利·米爾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在20世紀60年代進行的研究似乎表明，許多人人對權威的順從達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在科學家的指示下，許多參與者會對無辜的人施予一個足以致死（至少參與者是這麼相信的）的強烈電擊。
實驗示意圖。充當選手的研究人員實際上並未遭到電擊。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這一情況不僅僅在單個實驗中出現，而是在多個實驗中都有發生。米爾格拉姆的實驗引發了各類模仿，在虛擬實境實驗和某個法國電視節目都有體現。那些原始研究引起了巨大的爭議，不但因為它們在倫理上值得被懷疑，也因為它們被解讀的方式——這些研究被用來解釋一些歷史事件，比如納粹時代人們對權威的盲從。哈斯蘭姆和賴歇爾再次站在唱反調的第一線。最近，根據耶魯大學收錄的參與者反饋，這兩位科學家提出在實驗中觀察到的「順從」其實與「盲從」相距甚遠。事實上，許多參與者非常高興能夠參與實驗，他們深信自己做的事情是在為科學做重要的貢獻。同樣值得一提的是，許多參與者實際上並沒有聽從指令，而在這樣的案例中，科學家的口頭提示大多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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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和老年有關的詞語使人走得更慢」實驗（和其他社會啟動效應研究）
約翰·巴奇（John Bargh）和他的同事們在1996年發表了一篇論文，其中一個實驗表明，如果讓參與者接觸一些和「年老」有關的詞語，那麼和沒有接觸這些詞語的參與者相比，他們隨後離開實驗室時會走得更慢。這個實驗只是「社會啟動」（social priming）研究的冰山一角。這個領域的研究主張我們的意識被外界刺激左右的程度遠超我們想像。
巴奇的結果提示，接觸和「年老」有關的詞語會使被試離開實驗室時走得更慢。圖像來源：psychologytoday.com
2012年，一個實驗室試圖重複這個實驗，但無法得出同樣的結果。巴奇教授憤怒地作出了回應。自此之後，關於這個實驗和其他相關結果的爭議愈演愈烈。這場騷動有許多亮點，例如諾貝爾獎得獎者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給這一領域的研究人員寫的公開信，以及對包括社會啟動效應在內的若干社會心理學實驗結果進行的大規模重複檢驗。人們的分歧大多集中在為什麼無法重複原有實驗結果：到底是因為原來的效應就不存在，還是說那些重複實驗的心理學家缺少其中必要的研究技巧、統計出錯或者無法完美地還原當初的實驗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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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小阿爾伯特的條件反射實驗
1920年，約翰?華生（John Watson）和他之後的妻子羅莎莉·雷納（Rosalie Rayner）人為地誘發了一個11月大嬰兒的對特定動物的恐懼。他們把特定的動物——例如小白鼠——放在嬰兒的面前，同時在嬰兒背後敲擊鋼條發出響聲，從而讓他恐懼。使這個實驗富有爭議的不僅僅是因為它看上去很不符合實驗倫理，還因為人們經常用一種過分簡化而不準確地方式來解讀它的實驗結果。許多教科書宣稱這個研究說明恐懼很容易通過建立條件反射誘發，並泛化到面對類似刺激的情景中。他們聲稱，小阿爾伯特在形成了對小白鼠感到恐懼的條件反射後，對所有白色又毛茸茸的東西感到恐懼。
小阿爾伯特實驗示意圖。圖片來源：simplypsychology.org
事實上，這一研究的實驗方法略顯隨意，其原始結果比書上寫的更加複雜、也更反覆不定。最近幾年裡，爭論也圍繞著可憐的小阿爾伯特的真實身份展開。在2009年，一個由霍爾·貝克（Hall Beck）帶領的團隊聲稱這個嬰兒的真實身份是道格拉斯·梅裡特（Douglas Merritte）。隨後，他們又稱梅裡特是個神經受損的嬰兒。如果這是真的，那麼原始研究就更加顯得不道德。不過，本·哈裡斯（Ben Harris）和同事今年發表文章稱小阿爾伯特其實的確是一個叫阿爾伯特的孩子——阿爾伯特·巴傑（Albert Bar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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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洛夫特斯的「商場迷路」研究
1995年和1996年，伊莉莎白?洛夫特斯（Elizabeth Loftus），詹姆斯·科恩（James Coan）和傑奎琳·皮克雷爾（Jacqueline Pickrell）向我們展示了向人們植入一個「小時候曾在商場裡迷路」的虛假記憶是多麼地容易。實驗者把這一捏造的童年片段混入真實事件（從參與者的親友處收集得來），並向參與者描述這些事情。經過幾次訪談後，這一捏造的片段便被參與者當成了真實記憶，相信自己確實有過這樣的經歷。
你小時候在商場迷路過呢。你小時候在商場迷路過呀。你小時候在商場，迷路過嗎？圖片來源：blog.allstate.com
這一研究和其他相關的發現引起了巨大爭議，因為他們表明記憶可能有多麼不可靠，多麼容易受人影響。這些結果尤其使人們對心理治療中所復原的被虐待記憶感到懷疑。這是一個非常敏感的領域，專家們仍在對虛假記憶、壓抑作用和恢復性記憶的本質進行辯論。
對「商場迷路」研究的一種質疑指出，參與者們可能真的有過迷路的童年經歷，洛夫特斯的研究方法可能只是無意中喚醒了年代已久的真實記憶，而不是植入了虛假的片段。後來，洛夫特斯及其同事發表了一個研究反駁這一批評：他們向他人植入的記憶是「曾在迪士尼樂園遇到兔八哥」，喜歡卡通的人都知道為什麼這記憶絕不會是真的了。
「兔八哥」是華納兄弟動畫公司設計的動畫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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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達裡爾·貝姆的預知研究
2010年，社會心理學家達裡爾?貝姆（Daryl Bem）聲稱，他的研究發現許多心理現象其實是預知性的。這樣的言論讓貝姆受到了強烈關注。在他的一個實驗中，他發現人們在記憶任務中對那些在記憶任務之後才接觸到的詞語印象更深。貝姆認為這是預知（pre-cognition），又或者是超認知（psi-cognition）現象存在的證據，並指這些效應無法用現有科學來解釋。
《少數派報告》中具有「先知」能力的孩子。圖片來源：cinemablography.org
至少從表面上看，貝姆的實驗方法看起來是周全的，他向其他研究人員提供實驗方案的做法也值得稱道。然而，許多專家一直對他研究方法和數據分析方法提出批評，許多重複實驗也未能獲得支持原研究發現的結果。火上加油的是，發表貝姆原論文的期刊一開始拒絕發表任何與其相關的重複實驗，令學術界對此一片譁然，並催化了後來心理學界的「重複檢驗危機（replication crisis）」或「重複檢驗之戰（replication wars）」事件。
之後，貝姆滿不在乎地在今年發布了一個元分析，這一元分析涵蓋了90個對他原始實驗的重複檢驗。最後他得出的結論是，總體而言，他之前的研究結果得到了堅實的支持。這場爭論將何去何從？如果貝姆的理論沒錯，你應該已經預知到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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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社會神經科學中的虛假相關性
那篇篇最初用了挑釁性的「社會神經科學中的巫術相關性」作為標題的論文在印刷發表前先在線發表了。題目裡的「巫術」（Voodoo）是指「不存在的」或者是「虛假的」。 愛德?烏爾（Ed Vul）和他的同事們分析了50個研究，這些研究都把腦的局部活動跟某一方面的行為或情緒聯繫起來，比如稱前扣帶皮質的活動和被拒絕時的感受有著高相關性。烏爾和他的團隊認為，出現這種高相關性是因為研究人員使用了不恰當的分析手段——他們先找出和特定行為有關的一個區域，甚至只是一個點，然後只在這一塊區域上進行後續的分析。這就跟用咬了一口的食物再蘸一次醬一樣不合適。
愛德?烏爾炮轟一些腦部活動與被試行為之間的虛假相關性。圖片來源：neurocritic.blogspot.com
許多在該文中被批評的，在社會神經科學領域做研究的腦成像科學家猛烈指摘了這篇論文。一篇反駁他們的文章的作者說：「由於糟糕的推理、統計錯誤和取樣誤差，他們（指烏爾及其團隊）得出的一些結論是不正確的。」然而，人們對成像神經科學領域所採用的統計分析方法的顧慮並沒有消散。例如在2012年，約書亞?卡普（Joshua Carp）發表文章說絕大部分的成像研究論文根本沒有提供足夠的實驗方法細節，使得其他研究者無法去重複檢驗他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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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基爾希抗抑鬱藥研究
2008年，在英國赫爾大學進行研究的心理學家歐文·基爾希（Irving Kirsch）對提交給美國食品及藥品管理局（FDA）的所有抗抑鬱藥物試驗數據進行了分析——無論這些數據是已發表的還是未發表的。他和同時得出了以下結論：對於絕大部分患有輕度或中度抑鬱的患者來說，和安慰劑相比，抗抑鬱藥展現出作用並無臨床上的意義。這些結果帶來了諸如「抗抑鬱藥無效」這樣的報導，也讓那些常常擔心抗抑鬱藥物被醫生開藥過量的人們感覺找到了依據。
抗抑鬱藥不比安慰劑有效麼？圖片來源：placebocures.com
不過，情況並沒有一邊倒，反對的聲音出現了——其他專家用不同的方法重新分析了基爾希的數據，得出了不一樣的結果。另一個小組做出了和基爾希相似的結果，但做出了完全不同的解讀：結果表明藥物比安慰劑有效得多。基爾希堅持自己的立場。他在今年早些時候發表文章說：被普遍使用的抗抑鬱藥物非但沒有治好抑鬱症，反而可能讓人們在生理上變得更脆弱，使他們之後更容易抑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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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後天教養的迷思
已出版的關於「如何成為更好的父母」的書籍多得可以塞滿一兩個大型圖書館，大家都認為父母在對孩子的塑造中扮演著影響深遠的角色。但是茱蒂?哈裡斯（Judith Rich Harris）質疑這個傳統觀念，她在1995年發表的一篇富有爭議的論文中說，兒童的人格塑成主要受到他們的小夥伴以及家庭以外的經驗影響。隨後，她寫了兩本暢銷書：《教養的迷思（The Nurture Assumption）》和《基因或教養（No Two Alike）》。在2007年給英國心理學會寫的研究文摘當中，哈裡斯提供了一些證據來支持她的主張：「（平均而言，）和那些被相同父母撫養長大的雙胞胎一樣，被不同的父母撫養長大的雙胞胎也有著相似的人格特徵；雖然被同樣的父母撫養長大，但是被收養的孩子跟他/她的兄弟姐妹在性格上卻不相似；移民家庭出生的孩子有著父母移民後而非移民前國家的人格特徵。」哈裡斯有很多強而有力的支持者，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就是其中之一。但是她的觀點也引來過暴風般的爭議和批評。心理學家傑羅姆·凱根(Jerome Kagan)在哈裡斯發表《教養的迷思》後跟美國《新聞周刊》說：「我為心理學感到難堪。」（譯者註：反對者的主要意思是，哈裡斯的文章取樣有問題，忽視了很多證明父母確實造成影響的研究，隨隨便便發布這樣的結果。如果這種觀點成為主流，父母可能就對他們的子女為所欲為或者置之不顧。這對大眾文化造成了巨大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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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裡比特對「自由意志」的挑戰
你覺得你的決策是受自己的意志支配的，但班傑明·裡比特（Benjamin Libet）的研究似乎似乎通過腦電圖（electroencephalography ，EEG）表明人在有意識地決定何時移動之前，大腦已經為這一動作做好了準備活動。對這個實驗結果的其中一個富爭議性的解釋是這些結果挑戰了「人類擁有自由意志」的觀念。這種論調認為，關於何時移動的決策是在無意識中完成的，而在主觀上的「想要移動」的感覺不過是一種後知後覺。
裡比特的研究和其他類似研究激起了深刻的哲學辯論。有一些哲學家，例如丹尼爾?丹尼特（Daniel Dennett），認為神經科學家們把這一類研究對「自由意志」概念的影響誇大了。另外一些研究人員指出了裡比特的實驗的一些錯誤，例如人們無法精確地判斷自己的意志出現在哪一瞬間。然而，無意識的神經活動先於意志出現的結果已經被使用fMRI的研究重現，像山姆?哈裡斯（Sam Harris）這樣影響力很大的神經科學家也仍然主張，裡比特的工作確實衝蝕了人們對自由意志的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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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Zimbardo, P. G. (1972). Comment: Pathology of imprisonment. Society, 9(6), 4-8. Haney, C., Banks, W. C., & Zimbardo, P. G. (1973). Study of prisoners and guards in a simulated prison. Naval Research Reviews, 9(1-17). Milgram, S. (1963). Behavioral study of obedience. Th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67(4), 371. Bargh, J. A., Chen, M., & Burrows, L. (1996). Automaticity of social behavior: Direct effects of trait construct and stereotype activation on ac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1(2), 230. Watson, J. B., & Rayner, R. (1920). Conditioned emotional reaction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3(1), 1. Loftus, E. F., & Pickrell, J. E. (1995). The formation of false memories. Psychiatric annals, 25(12), 720-725. Loftus, E. F., Coan, J. A., & Pickrell, J. E. (1996). Manufacturing false memories using bits of reality. Implicit memory and metacognition, 195-220. Loftus, E. F. (1993). The reality of repressed memori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48(5), 518. Bem, D. J. (2011). Feeling the future: experimental evidence for anomalous retroactive influences on cognition and affec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0(3), 407. Vul, E., Harris, C., Winkielman, P., & Pashler, H. (2009). Puzzlingly high correlations in fMRI studies of emo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cognition.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4(3), 274-290. Kirsch, I., Deacon, B. J., Huedo-Medina, T. B., Scoboria, A., Moore, T. J., & Johnson, B. T. (2008). Initial severity and antidepressant benefits: a meta-analysis of data submitted to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PLoS medicine, 5(2), e45. Harris, J. R. (1995). Where is the child's environment? A group socialization theory of development. Psychological review, 102(3), 458. Libet, B., Gleason, C. A., Wright, E. W., & Pearl, D. K. (1983). Time of conscious intention to act in relation to onset of cerebral activity (readiness-potential) the unconscious initiation of a freely voluntary act. Brain, 106(3), 623-642.文章題圖：ccny.cuny.ed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