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陸大鵬，網易歷史頻道專欄作者，外文譯者，譯有《1453：君士坦丁堡之戰》《金雀花王朝》《伊莎貝拉：武士女王》等。本文為網易歷史頻道獨家稿件，轉載請註明出處。
良心的召喚
1945年4月29日，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後日子裡，在奧地利阿爾卑斯山麓的小鎮塞科斯騰的慕斯（Moos bei Sexten，今屬義大利），德國國防軍上尉維夏德·馮·阿爾文斯萊本（Wichard von Alvensleben）接到了一個特殊的任務：附近的一個黨衛軍單位押解著一群犯人，隨時可能將其屠殺，他必須去營救這些犯人。也就是說，他可能需要向同為德軍的戰友開槍。而同時，美軍的滾滾洪流正在不可阻擋地逼近。
黨衛軍和國防軍的矛盾與摩擦一直都有，但發展到兵戎相見，實屬罕見。馮·阿爾文斯萊本似乎特別適合執行這個人道主義任務，他生於1902年，出身地主貴族世家，自幼在修道院學校受教育，非常虔誠，是聖約翰騎士團的德國新教分支的成員。無論從出身還是信仰來看，他都是一位名副其實的騎士。
被國防軍營救後的犯人，穿軍裝者為博吉斯拉夫•馮•博寧，穿黑衣者為英國特工貝斯特
事不宜遲，馮·阿爾文斯萊本孤身前往犯人所在地，距離慕斯17公裡的小鎮尼德多夫（Niederdorf，今屬義大利），偵察「敵」情。次日早上，他帶領15名士官展開行動。兩個小時後，150名擲彈兵的增援部隊奉命趕到，封鎖了尼德多夫村。國防軍和黨衛軍同袍針鋒相對，情勢萬分緊張，一觸即發。
被營救馮•阿爾文斯萊本的犯人的紀念碑
為了避免同室操戈，馮·阿爾文斯萊本打電話給黨衛軍高官卡爾·沃爾夫（Karl Wolff）。沃爾夫是希姆萊的參謀長、希姆萊在希特勒身邊的聯絡官，當時還是駐義大利的所有黨衛軍和警察的最高指揮官。好說歹說，沃爾夫總算同意指示押解犯人的黨衛軍指揮官放棄任務、自行撤離。犯人被德國國防軍實施「保護性監禁」。
美軍解放馮•阿爾文斯萊本救下的犯人
這時馮·阿爾文斯萊本才發現，他解救的犯人當中有多少顯赫的大名！這批囚犯共139人，來自17個國家，包括奧地利前總理庫爾特·許士尼格（Kurt Schuschnigg）、法國前總理萊昂·布魯姆（Léon Blum）、大工業家弗裡茨·蒂森（Fritz Thyssen）、博吉斯拉夫·馮·博寧上校（Bogislaw vonBonin，國防軍參謀軍官，因為違抗希特勒的命令、指示部隊撤退而被捕。正是馮·博寧設法打電話與馮·阿爾文斯萊本的上級聯繫，才有了營救行動）、亞歷山大·馮·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上將、英國特工西吉斯蒙德·佩恩·貝斯特（SigismundPayne Best）、著名的抵抗分子法比安·馮·施拉布倫多夫（Fabian von Schlabrendorff），以及行刺希特勒的抵抗分子馮·施陶芬貝格伯爵的親眷。
沒過幾天，美軍趕到，這群犯人得到解放。馮·阿爾文斯萊本自己也被美軍俘虜，但因為他兩手清白，很快獲釋，戰後做生意、管理莊園、做慈善，1982年去世。但一直到1964年，他當年的壯舉才為公眾所知。他在一封信中表示，他作為基督徒，救人一命，義不容辭。
馮·阿爾文斯萊本是一位貴族軍人，他盡忠職守，與納粹政權有一定程度的合作（在那樣的黑暗社會裡，除非移民跑路，誰能與納粹政權完全撇清干係？），但他有自己的良心底線。他不是直接反對納粹的抵抗分子。這樣的人，在德國軍人，尤其貴族軍人當中，不算少數。
電影《巴黎燒了嗎？》海報
一個有名的例子是迪特裡希•馮•肖爾鐵茨（Dietrich von Choltitz）上將。他出身西裡西亞地主貴族家庭，在二戰中以嚴格執行上級命令和「鐵石心腸」聞名。1944年諾曼第登陸之後，希特勒任命這個「鐵石心腸」的人為巴黎地區指揮官，指示他死守巴黎到最後一槍一彈，並執行焦土政策，徹底摧毀巴黎這座歷史文化古城，包括炸毀羅浮宮、艾菲爾鐵塔等名勝。
迪特裡希•馮•肖爾鐵茨
然而馮•肖爾鐵茨不肯盲目忠君，拒絕逾越底線，最後將巴黎完好地交給了盟軍。他被譽為「巴黎的救星」。後來這段故事被寫成了經典的紀實文學名著《巴黎燒了嗎？》，還於1966年被改編為電影。
九月密謀
上面講的都是並非抵抗分子的貴族軍人，在良知驅使下拒絕作惡。而有不少貴族軍人，堅決地站到納粹政權的對立面，以生命抗爭。其中最有名的當然是克勞斯·馮·施陶芬貝格伯爵（ClausGraf von Stauffenberg），他於1944年7月20日用炸彈行刺希特勒，不幸失敗，當夜即犧牲。他的英雄壯舉在戰後德國家喻戶曉，多個城市立有他的紀念碑或以他的名字命名街道與廣場。戰後西德國防軍的一處兵營被命名為施陶芬貝格伯爵兵營。每年7月20日，西德政府（及兩德統一戰後的聯邦德國政府）都舉行紀念活動，國防軍軍人鄭重宣誓，以紀念施陶芬貝格。他的故事還被多次搬上銀幕，其中最有名的可能要算2004年德國明星塞巴斯蒂安·科赫出演的電影《施陶芬貝格》和2008年湯姆·克魯斯出演的《行動目標希特勒》（Valkyrie）。
湯姆•克魯斯版施陶芬貝格電影
其實抵抗集團（很大一部分人屬於貴族）刺殺希特勒的行動有很多次，施陶芬貝格是其中最有名的一次。軍人抵抗集團也很早就成形了。我們從頭講起。
1938年9月，國際形勢高度緊張，希特勒威脅要吞併捷克斯洛伐克的蘇臺德地區，不惜動武。國防軍的許多高級軍官和外交部官員相信德國並沒有做好戰爭準備，一旦開戰德國將會失敗。本著救國的精神，他們開始密謀，打算發動政變，衝入總理府，殺死或者劫持希特勒，推翻納粹黨政府。這就是所謂「九月密謀」（也叫奧斯特密謀）。
漢斯•奧斯特的最終軍銜為少將
密謀的核心人物是國防軍軍事情報局外軍處（AmtAusland/Abwehr）的漢斯·奧斯特（Hans Oster）中校。參與這個密謀圈子的人層次很高，包括路德維希·貝克大將（Ludwig Beck，曾任陸軍總參謀長）、弗朗茨·哈爾德（Franz Halder，現任陸軍總參謀長）、威廉·卡納裡斯（Wilhelm Canaris，軍事情報局局長）等大佬。
埃爾溫•馮•維茨萊本元帥是抵抗運動的重要成員
密謀者當中的貴族有埃爾溫·馮·維茨萊本（Erwin von Witzleben，第三軍區，即柏林與布蘭登堡軍區的總司令）、沃爾夫·海因裡希·馮·海爾多夫伯爵（Wolf Heinrich Graf von Helldorf，柏林警察局長）、保羅·馮·哈澤（Paul von Hase，當時是第50步兵團團長）, 弗裡茨—迪特洛夫·馮·德·舒倫堡伯爵（Fritz-Dietlof Grafvon der Schulenburg，柏林警察局副局長）、漢斯·馮·多納尼（Hans von Dohnanyi，司法部官員）、卡爾-海因利希·馮·施圖爾普納格爾（Carl-Heinrich vonStülpnagel，陸軍總參謀部軍需總長）。就連新任陸軍總司令瓦爾特·馮·勃勞希契（Walther von Brauchitsch）似乎也積極參與了密謀。或者說，即便他不是參與者，但發現了之後也沒有告發。
按照他們的計劃，一旦希特勒命令軍事動員，他們就在柏林發動政變。首先由漢斯—于爾根·馮·布魯門塔爾伯爵（Hans-Jürgen Graf von Blumenthal）率領可靠的部隊殺入總理府，殺死或控制希特勒。隨後逮捕納粹黨領導人，建立新政府。
然而，英國首相張伯倫害怕戰爭，在談判中向希特勒讓步，籤署了《慕尼黑協定》，讓希特勒不費一兵一卒就贏得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蘇臺德地區。戰爭（暫時）沒有爆發，希特勒大獲全勝，在國內贏得極高威望，「九月密謀」無疾而終。
「九月密謀」的不少成員後來在二戰期間加入抵抗運動。他們當中的很多人，包括貴族，將會為抗爭強權而付出生命的代價。
刺殺希特勒
被本文開頭的馮·阿爾文斯萊本解救的犯人之一，法比安·馮·施拉布倫多夫（1907—1980）也是著名的刺客。他是黑森選帝侯威廉一世的後代，年輕時學法律，後來從軍。作為抵抗運動主要領導人漢寧·馮·特雷斯科（Henning vonTresckow）上校的副官，他很早加入抵抗運動。1943年3月13日，希特勒視察東線戰場的中央集團軍群司令部，馮·施拉布倫多夫將偽裝成兩瓶酒的定時炸彈送上了希特勒的飛機。然而飛機起飛之後，炸彈並未按時爆炸，後來發現是因為貨艙內溫度過低，炸彈失靈。次日，馮·施拉布倫多夫冒著極大風險飛回柏林，想方設法換回了炸彈酒瓶，沒有露餡。
塞巴斯蒂安•科赫版施陶芬貝格電影海報
施陶芬貝格刺殺希特勒失敗之後，抵抗運動幾乎被一網打盡，馮·施拉布倫多夫也被逮捕，雖然遭受毒刑拷打，不肯招供。1945年2月3日，他在接受庭審時，法庭大樓遭到美軍轟炸，法官被炸死，審判不了了之。隨後馮·施拉布倫多夫被輾轉多個集中營，最後被馮·阿爾文斯萊本營救。戰後他成為律師和法官，還著書立說，講述二戰期間德國軍人抵抗運動的故事。
漢寧·馮·特雷斯科（1901—1944）不是抵抗運動中地位最高的，卻是最堅決、最活躍的，他組織了多次刺殺希特勒的行動，還起草了政變的「瓦爾基裡」計劃。後來根據該計劃，施陶芬貝格伯爵行刺了希特勒。蓋世太保認為，馮·特雷斯科是行刺的主謀。
抵抗運動領導人漢寧•馮•特雷斯科
馮·特雷斯科出身布蘭登堡貴族軍人世家，他的家族有三百年的從軍歷史，為普魯士軍隊提供了21位將軍。他在一戰期間表現精彩，據說他的長官曾說：「將來你要麼會當參謀長，要麼會因為反叛而被絞死。」後來算是應驗了。
馮·特雷斯科起初因為納粹黨撕毀喪權辱國的《凡爾賽條約》而對其頗有好感，但1934年納粹黨血洗衝鋒隊並殺害兩位貴族將軍庫爾特·馮·施萊謝爾和斐迪南·馮·布雷多，就讓他對納粹黨的幻想破滅了。30年代先後發生了馮·勃洛姆堡和馮·弗利契案件，讓他愈發敵視納粹黨。
馮·勃洛姆堡元帥原為國防軍總司令，但反對希特勒的外交和戰爭政策，這時有人發現他新娶的第二任妻子曾是妓女，希特勒便以公開醜聞相威脅，迫使他辭職。維爾納·馮·弗利契（Werner von Fritsch）男爵原為陸軍總司令，希特勒希望削弱陸軍中過於強大的貴族勢力，便利用馮·弗利契是同性戀的醜聞，迫使他辭職。希特勒利用這兩個案件大大削弱了傳統的貴族軍官團力量，藉機撤換了一批不夠可靠的人，用他的親信取而代之。但沒過多久就發現，針對馮·弗利契的同性戀指控是捏造的，指控他的假證人很快被滅口。陸軍總參謀長路德維希·貝克憤而辭職。馮·弗利契雖然被洗脫罪名，但希特勒拒絕讓他官復原職，僅僅讓他當一個炮兵團的榮譽團長。
雖然希特勒藉助這兩個案件改組了德國陸軍，使其成為自己的鷹犬，但因為這兩個案件走到希特勒對立面的軍人，尤其改組軍人，不止馮·特雷斯科一個。
1938年11月9日的「水晶之夜」虐待猶太人行動，更讓馮·特雷斯科覺得納粹黨是反人類的魔鬼。在向親近的上司埃爾溫·馮·維茨萊本倒苦水的時候，他提出想辭去軍職。但馮·維茨萊本勸他留在軍中，因為將來等到清算納粹黨的時候，大家會需要他。
自殺炸彈刺客馮•格斯多夫男爵
早在1939年夏季，馮·特雷斯科就告訴他的親戚馮·施拉布倫多夫（上文講到的刺客）：「責任和榮譽要求我們竭盡全力推翻希特勒和納粹黨，只有這樣才能挽救德國和歐洲，使其免於陷入野蠻。」
蘇德戰爭爆發之後，馮·特雷斯科在中央集團軍群司令部任職。看到屠殺猶太人的惡行，他找到集團軍群司令費多爾·馮·博克（Fedor von Bock）元帥，說：「決不能容許再發生這樣的事情！我們現在必須行動！我們在俄國有力量了！」中央集團軍群司令部的很多軍官，如魯道夫—克里斯多福·馮·格斯多夫男爵（Rudolf ChristophFreiherr von Gersdorff）、菲利普·馮·伯澤拉格爾男爵（Philipp Freiherr von Boeselager）及其兄弟格奧爾格、卡爾—漢斯·馮·哈登貝格伯爵（Carl-Hans Graf von Hardenberg）、海因裡希·馮·裡恩多夫—施泰因奧特伯爵（Heinrich Graf von Lehndorff-Steinort）等，都是反希特勒的抵抗分子，他們也都是貴族。一時間，中央集團軍群司令部成為抵抗運動的中樞神經。
1941年9月，馮·特雷斯科派遣自己的下屬和同謀者法比安·馮·施拉布倫多夫去柏林聯絡其他的抵抗分子。這是前線軍隊第一次開始發起抵抗密謀。馮·施拉布倫多夫繼續擔當前線抵抗分子（馮·特雷斯科為首）和後方抵抗分子（路德維希·貝克、漢斯·奧斯特等，包括九月密謀的很多人）之間的聯絡員。奧斯特把陸軍總部的高官弗裡德裡希·奧爾布裡希特（Friedrich Olbricht）將軍爭取過來。
弗裡德裡希•奧爾布裡希特被抵抗運動內定為政變成功後新政府的陸軍部長
抵抗集團的計劃是，馮·特雷斯科的小組將行刺希特勒，然後奧爾布裡希特等人在後方發動政變。1942年冬，奧爾布裡希特說他已經做好了準備，只等刺殺行動開始了。1943年3月，希特勒訪問中央集團軍群司令部，馮·特雷斯科計劃在他用餐時讓多名軍官同時槍擊希特勒，但他的上司，集團軍群司令馮·克盧格元帥雖然同情抵抗運動，但阻止了他，理由是時間還太早，人民不會理解；並且希姆萊不在場，所以希特勒死後，黨衛軍和國防軍之間可能發生內戰。
但馮·特雷斯科採用了他的備用計劃，也就是本節開頭的馮·施拉布倫多夫的定時炸彈襲擊。遺憾的是，這次襲擊失敗了。一周後，中央集團軍群在柏林的一家軍事博物館辦展會，展出繳獲的蘇軍旗幟和武器，希特勒計劃要和希姆萊與戈林一起去參觀。魯道夫—克里斯多福·馮·格斯多夫男爵奉命去現場講解。他主動向馮·特雷斯科報名，要攜帶定時炸彈，與希特勒同歸於盡。他的炸彈引爆時間是10分鐘，不料希特勒臨時改了行程，在博物館只待了8分鐘。於是暗殺計劃再次破產。馮·格斯多夫在最後關頭成功地解除了炸彈的引信，救了自己和博物館內其他人的命，而且沒有引起注意。
隨後，阿克塞爾·馮·德姆·布舍（Axelvon dem Bussche）、埃瓦爾德·馮·克萊斯特—施門金（Ewald von Kleist-Schmenzin）和埃伯哈特·馮·布萊滕布赫（Eberhard vonBreitenbuch）等貴族軍人和官員，也進行了一系列刺殺希特勒的嘗試，都失敗了。因為希特勒再也不去前線視察，很少去柏林，大部分時間待在東普魯士的狼穴或巴伐利亞的貝格霍夫，並且安保措施越來越強。1943年4月，漢斯·奧斯特及其副手漢斯·馮·多納尼等人的抵抗小組被偵破，奧斯特被軟禁。這對馮·特雷斯科是又一重打擊。
馮·特雷斯科不知疲倦地勸說高級將領，如馮·博克元帥、馮·克盧格元帥和曼施泰因元帥，加入抵抗運動，但都沒有成功。他還在這些高級將領身邊安插了抵抗分子作為參謀軍官，以影響和爭取他們。馮·克盧格一直同情抵抗分子，但始終下不了決心。曼施泰因直截了當地拒絕背叛希特勒，但也沒有將馮·特雷斯科的「謀逆」告發。
這時奧爾布裡希特將軍提出了一個新策略。後備軍（Ersatzheer，陸軍的一部分，駐在國內，包括指揮與行政機關、訓練單位和衛戍部隊）有一個緊急預案叫「瓦爾基裡」計劃（Operation Walküre），為的是防備盟軍的空襲造成國內法律與秩序崩壞，或者國內的數百萬奴隸勞工與戰俘起義。奧爾布裡希特提議藉助「瓦爾基裡」計劃，在殺死希特勒之後，讓後備軍控制各大城市、解除黨衛軍的武裝並逮捕納粹領導人。馮·特雷斯科花了很大力氣來修改「瓦爾基裡」計劃。他的妻子艾麗卡和秘書瑪格麗特·馮·奧芬（Margarethe von Oven）伯爵夫人負責打字，製作命令文件和宣言書等。這些文件在戰後被蘇軍繳獲，2007年才公布，證明了馮·特雷斯科是抵抗運動的靈魂人物。
最有名的一位刺客施陶芬貝格伯爵
1943年10月，馮·特雷斯科被調往前線擔任指揮官，沒有條件繼續領導政變。他結識了施陶芬貝格伯爵，後者接過了計劃和執行刺殺行動的使命。施陶芬貝格伯爵被任命為後備軍參謀長並做好行刺準備的時候，西方盟軍已經在諾曼第登陸。施陶芬貝格問馮·特雷斯科，德國眼看就要戰敗，刺殺和政變是否還有意義。馮·特雷斯科敦促他執行刺殺，並且哪怕刺殺失敗也要發動政變。他說，德國內部必須要有公開的反對希特勒的行動，以昭示天下，德國人並非都是納粹。他還告同志瑪格麗特·馮·奧芬和菲利普·馮·伯澤拉格爾男爵，每天有1.6萬人被納粹屠殺，即便為了阻止這個，也要殺掉希特勒。在刺殺幾天前，馮·特雷斯科告訴一位朋友，他覺得成功的希望不大，但即便如此，也必須行動。
7月20日，施陶芬貝格伯爵刺殺希特勒失敗。次日，馮·特雷斯科在前線用手榴彈自殺。他給馮·施拉布倫多夫留下的遺言是：
現在全世界都會誹謗我們了，但我今天堅信不疑，我們做的事情是正確的。希特勒不僅是德國的死敵，也是全世界的死敵。再過幾個小時，我在上帝面前解釋自己的所為和所不為的時候，我能夠為自己反對希特勒的鬥爭辯護。上帝向亞伯拉罕承諾，只要索多瑪還有十個義人，他就不毀掉索多瑪。我希望為了我們的緣故，上帝不會毀掉德國。
馮·特雷斯科抵抗集團的成員很多是貴族和軍人精英，他們的人脈極廣，能夠接觸到納粹黨核心和希特勒，所以他們從事抵抗的時候，活動空間肯定比其他人（比方說共產黨）更大，機會也更多。從這個角度看，貴族身份對他們的抵抗頗有益處。
鎮壓政變幾個小時之後，希特勒就說此次政變是「伯爵們和反動分子的俱樂部」的密謀。看樣子，希特勒此時已經把貴族視為自己的敵人。
其他方面的貴族抵抗者
還有一些貴族組成了所謂「克萊紹集團」（KreisauerKreis），這也是一個反對希特勒和納粹黨的小圈子，其成員大多為高級貴族和保守派精英，也有中產階級和教會人士。德國歷史上最顯赫的一些姓氏，出現在這個圈子裡，比如赫爾穆特·詹姆斯·馮·毛奇伯爵（Helmuth James Graf von Moltke，1907–1945），他是普法戰爭時期的老毛奇元帥的曾侄孫。「克萊紹集團」這個名字，得名自他們經常在馮·毛奇位於克萊紹（今天波蘭的克日若瓦）的莊園開會。
另一個名門之後是彼得·約克·馮·瓦滕堡伯爵（Peter Graf Yorck von Wartenburg），他的祖先就是1813年德意志解放戰爭時期的普魯士名將路德維希·約克·馮·瓦滕堡（Ludwig Yorck von Wartenburg），他推動普魯士脫離與法國的盟約，倒向反法同盟。
集團的其他貴族成員還有漢斯·伯恩德·馮·赫富滕（Hans Bernd von Haeften）、亞當·馮·特羅特·祖·索爾茨（Adam von TrottzuSolz）、霍斯特·馮·艾因席德爾（Horst von Einsiedel）、奧託·海因裡希·馮·德·加布倫茨（Otto Heinrich von der Gablentz）等。他們的主要思想是基於基督教的人道主義。
主教、伯爵和抵抗分子馮•加倫
不過克萊紹集團沒有積極主動地去反抗希特勒，而主要局限於「清談」和籌劃未來的德國政府。他們與西方盟國，尤其是英國有聯繫，向其報告德國國內情況。1944，馮·毛奇被捕，於是克萊紹集團瓦解，有些成員加入到施陶芬貝格的抵抗集團。
在宗教界，許多貴族對納粹党進行了堅決的抵抗。從1934年起，明斯特主教克萊門斯·奧古斯特·馮·加倫伯爵（Clemens August Graf von Galen）就不斷布道，反對納粹黨的意識形態，反對用安樂死手段殺害殘疾人、精神病人等人群的政府措施。柏林的一位主教康拉德·馮·普萊辛伯爵（Konrad Graf vonPreysing）力挺他。1944年，天主教徒貴族官員斐迪南·馮·呂寧克男爵（Ferdinand Freiherr von Lüninck）和尼古拉斯·克里斯多福·馮·哈勒姆（Nikolaus Christoph von Halem）因為參加抵抗運動而被判處絞刑。
與狼共舞的德國貴族
但是，與魏瑪共和國時期一樣，地區、宗教信仰和貴族身份並不是決定德國人對納粹態度的主要因素。上述的貴族不同程度地參與對希特勒的抵抗，但也有很多貴族選擇與納粹黨共謀，從中漁利。
貴族對民主制的敵視使得他們比較容易與納粹黨接近，而納粹黨的「血與土」（Blut und Boden）浪漫傳說對貴族地主非常有吸引力。根據納粹的這種意識形態理論，民族的生存依靠血（民族的血統）和土地（農業生產的基礎），同時也強調了農業的重要意義以及農村生活的美德及傳統價值。這讓很多憎惡現代城市生活的「腐化墮落」、沉溺於鄉村「美好往昔」的貴族十分開心。二戰初期德國的輝煌勝利，讓很多貴族軍人為之陶醉。不少貴族本身就是反猶分子。同時，反對平均主義的精英理念仍然牢牢掌控著很多貴族的頭腦。他們幻想在希特勒帝國獲得新的顯赫地位。
規模和影響力最大的貴族社團——德國貴族協會（DeutscheAdelsgenossenschaft）在1933年納粹奪權之前就為納粹黨效勞。希特勒上臺之後，協會會長阿道夫·祖·本特海姆—泰克倫堡侯爵（Fürst Adolf zuBentheim-Tecklenburg，1889—1967）更是對希特勒奴顏婢膝。在所謂「一體化」（Gleichschaltung，指納粹政權將整個公眾和私人的社會和政治生活都「和諧」起來，建立協調並加以絕對控制）過程中，納粹政權吸收和控制了國內各種社團組織，驅逐其中的猶太人成員，並安插納粹黨員。德國貴族協會也受到了這樣的對待，不過它顯得格外恭順聽話。德國貴族協會的巴伐利亞分支在希特勒上臺前與納粹黨保持距離，但在1933年之後也迅速歸順中央。只有德國南部與西南部的少數貴族繼續對納粹黨持冷淡態度。一般來講，年紀較大的貴族對納粹黨更為冷淡，而他們的兒孫，即年輕貴族，更趨向於與納粹黨合作，很多人甚至成為熱情的納粹分子。
雖然從地區上講不存在涇渭分明的差別，但粗略地講，傳統的南德貴族（更接近哈布斯堡帝國、敵視普魯士、信奉天主教）與北德貴族（更接近普魯士，大部分信新教，在普魯士軍中服役，或者在易北河以東地區佔據大莊園）還是不大一樣，前者較少親近納粹。當然，這是泛泛而談，不能一概而論。根據德國歷史學家史蒂芬·馬林諾夫斯基（Stephan Malinowski，1966— ）的研究，典型的貴族納粹分子是「易北河以東的普魯士下層貴族，年輕，男性，信新教，沒有自己的莊園，從軍」。
對雄心勃勃的年輕人來說，入黨肯定對自己的職業成長有很大好處。軍隊的重要性與日俱增，而國家機關和國企裡清洗掉了許多猶太人，留下了空缺位置，這對需要打拼自己天地的（較貧窮的）年輕貴族來說，都是天賜良機。也許還有人渴望在東歐獲得土地。這些因素，都可以解釋為什麼很多貴族變成熱忱的納粹分子。換句話說，理想主義者恐怕是少數，而個人利益是主要的驅動因素。
貴族納粹分子亞歷山大•馮•韋特克
很多在魏瑪共和國時期生活困窘的貴族，在納粹黨的新德國找到了上升的路徑。是黨給了他們新生，他們也因此對黨死心塌地。舉個例子，亞歷山大·馮·韋特克（Alexander vonWoedtke）出身波美拉尼亞貴族，家族的莊園在一戰後負債纍纍，難以為繼。1929年，為了餬口，他不得不將祖傳的土地賣掉。隨後，他就加入了納粹黨，攀升到黨衛軍旗隊長（與陸軍上校平級）的位置，1943年在波蘭的索斯諾維茨（Sosnowiec）擔任警察局長，參與了對猶太人的鎮壓和遣送。數萬猶太人從他的手裡經過，被送上死路。
另一個更有名的例子是埃裡希·馮·德姆·巴赫—齊勒維斯基（Erich vondem Bach-Zelewski，1899—1972），他出身東普魯士的卡舒布貴族（卡舒布人是一個斯拉夫民族，很大程度上德意志化了。注意，在普魯士貴族當中，波蘭和其他斯拉夫血統的人極多），但家境貧困，早就失去了祖傳的莊園。父親死後他和幾個姐妹被好幾家人收養。他1930年入黨，1931年加入黨衛軍，很快平步青雲，官拜黨衛軍上將，在二戰中參與鎮壓猶太人和反遊擊作戰，尤其是1944年8月鎮壓華沙起義，可謂罪行累累，是個雙手沾滿鮮血的老納粹。
像馮·韋特克和馮·德姆·巴赫—齊勒維斯基這樣在納粹黨、衝鋒隊或黨衛軍中攀升到高位的貴族很多。黨衛軍的幹部約20%是貴族。衝鋒隊的幹部有12%是貴族。貴族在衝鋒隊和黨衛軍裡一般不會從小兵幹起，他們的貴族身份往往能讓他們一進來就成為幹部。
但很難說貴族在納粹黨當中佔到怎麼樣一個比例。在黨外的貴族肯定多於在黨內的貴族。但是在易北河以東的大地主貴族家庭當中，幾乎家家都有至少一個黨員。根據德國歷史學家史蒂芬·馬林諾夫斯基（Stephan Malinowski，1966— ）的研究，312個貴族家庭中有3592名黨員。1941年納粹黨自己的一份報告顯示，到當時為止，有270名統治家族成員是黨員，其中80人是1933年之前入黨的。有意思的是，在貴族黨員當中，多達35%是女性。在納粹黨的女性支持者當中，貴族的比例非常高，大大超出了其人口的比例。
那麼納粹黨對貴族的態度是什麼呢？很多老黨員，尤其是所謂「老戰士」，大多是草根出身，信仰平均主義，他們對貴族持懷疑和敵視的態度。但另一方面，希姆萊這樣有浪漫情懷、滿腦子中世紀傳奇的人，非常喜愛貴族。總的來講，貴族在納粹德國的地位和其他精英群體（工業家、科學家、文化精英等）類似，受到政府的分化、吸納、「統戰」、削弱和利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貴族當中（或許對其他人來說也一樣），反對或是支持納粹黨，家庭和親友固然會產生影響，但往往是個人的信念所致。「7月20日」事變之後被處決的抵抗分子弗裡茨—迪特洛夫·馮·德·舒倫堡伯爵的家族中有41人是堅定的黨員。馮·特雷斯科家族除了漢寧之外，還有他的哥哥格爾德（Gerd von Tresckow）參加抵抗運動，但也有30名忠心耿耿的黨員。卡爾—漢斯·馮·哈登貝格伯爵拒絕入黨，後來被投入集中營，活到了戰後，他家裡有27人是黨員。抵抗分子烏爾裡希·威廉·什未林·馮·施瓦嫩菲爾德伯爵（Ulrich Wilhelm Graf Schwerin von Schwanenfeld）在「7月20日」事變之後被處決，他家裡有52名黨員。
第三帝國時期的貴族並不享有曾經的特權與特殊地位，並且在經濟上未必能維持過去的水平，但他們仍然是引人注目的社會精英團體。他們對納粹黨的態度，以及他們的作為，很容易受到格外關注。所以貴族面對納粹黨的英勇義舉，或是共謀與罪行，都特別顯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