驕陽似火，單調而悲傷的曲調在窒息的空氣中迴蕩，一道道赤裸的黑色脊梁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昔日的鞭痕，一株株並不高大的植物上綻放著雲朵般輕軟的白色纖維。這是人們所熟識的19世紀後半葉美國南部景觀，內戰的結束並沒有終結該景觀上發生的故事：棉花依舊是利潤最豐厚的作物，非裔美國人解除了奴隸的身份，但是無法擺脫經濟依附的枷鎖。奴隸變成佃農，他們回到熟悉的棉花種植園中，機械地重複舊日的工作，掙得僅夠謀生的微薄薪水，自由止於一紙文書。直至1892年，這片景觀的故事中出現了一群新的參與者。它們身軀微小，行動遲緩，作為個體又不堪一擊；但是它們擁有強大的繁殖能力，一季可以生產200萬到1200萬隻後裔，足以使之成為一方霸主。這群新角色的學名為Anthonomus grandis，英文俗名則顯赫得多——boll weevil，中文為棉鈴象鼻蟲。
這些飛蟲的故鄉位於後來成為墨西哥的土地上，人為的國家邊界難以阻隔其扇動的雙翼。昆蟲學家普遍相信早在德克薩斯州開始大面積種植棉花之前，棉鈴象鼻蟲便已來到美國，但是其真正被確認的時間是1892年，彼時，德克薩斯的棉花產量為150萬包（每包500磅）。棉花經濟的黃金時代帶來了棉鈴象鼻蟲的高光時刻，到1904年，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在其國情諮文中宣稱，美國的健康與安全所面臨的最大威脅之一是「一種中美洲的昆蟲，在德克薩斯大肆繁殖，業已造成巨大破壞」。從1892年到1904年，棉鈴象鼻蟲不斷向北徵伐，直至抵達大西洋，佔領整個南部棉花州，時人將之比作內戰後期謝爾曼將軍向大海的進軍，「但是帶來更大的浩劫」。美國農業部和各州農業部門的專家、昆蟲學家、化學家、經濟學家紛紛投入到對棉鈴象鼻蟲的研究當中，與此同時，這些棉鈴象鼻蟲也出現在南部民間故事中甚至成為主角。它們被稱為美國歷史上最昂貴的昆蟲，是南部棉花種植園主的夢魘，南部賴以生存的棉花經濟的瘟疫。據統計，自1892年到20世紀末，棉鈴象鼻蟲共摧毀了數百億磅棉花，造成損失達一萬億美金。
不過，也有人看到了伴隨棉鈴象鼻蟲的到來而出現的契機。1919年，阿拉巴馬州的因特普萊斯市在其市中心豎立了一尊希臘女神的雕像，全然復古的藝術，旁邊的石刻卻寫道：「棉鈴象鼻蟲紀念碑，1919年12月2日。謹以此向棉鈴象鼻蟲以及其作為繁榮的先驅者所做的一切致以深沉的謝意」。1949年，女神雙手捧起的聖碗中被放入一隻重達50磅的棉鈴象鼻蟲塑像。它所講述的是一個全然不同於流傳在南部棉花田間的故事。在這個阿拉巴馬名不見經傳的小城，棉鈴象鼻蟲1918年的到來促使他們轉向花生的種植與生產，進而打破了單一種植的農業格局，開始了多樣化作物經濟。更有歷史學者認為，它們是美國南部棉花經濟惡性循環的終結者，革命性地重組了美國鄉村經濟，推動了農業的現代化，並且推動了20世紀20年代黑人向北部州的大遷移，後者徹底改變了美國的族裔地圖和文化社會形態。
無論是時人對棉鈴象鼻蟲導致的災難的描繪，抑或是對其帶來的契機的讚美，還是後來歷史學者賦予其改變美國南部歷史地位的論述，都令這個小小的昆蟲背負了過多無力承擔的歷史責任。毫無疑問，從1892年起，它成為美國南部歷史演化過程的積極參與者。但是，在某種程度上，如美國南部環境史家詹姆斯·吉森在其出版於2011年的著作《棉鈴象鼻蟲藍調》中所言，棉鈴象鼻蟲之於美國南部社會、文化、經濟、族群關係的改變，其象徵意義大於實際影響。當人們在不斷強調棉鈴象鼻蟲作為「邪惡之波」的存在時，實質上是在試圖轉嫁災難的人為責任，或將之視為「上帝之舉」的天譴，或將之斥作自然的報復，從而抹殺棉鈴象鼻蟲在從昆蟲變成害蟲、變成棉花瘟疫的過程中，種族主義、資本主義經濟、土地分配製度以及生態破壞所扮演的角色。在吉森的「藍調」中，棉鈴象鼻蟲是一個強有力的音符，甚至是一段自成曲調的樂章，但是它仍然僅是其中的一個部分。內戰後南部的歷史並不是一部棉鈴象鼻蟲史，正如人類歷史也無法被還原成任何一部單一因素的歷史，無論是瘟疫史、食物史，還是種族史、性別史。雖然當我們宣稱人類歷史就是一部某某史的時候，可以講述一個如同因特普萊斯城那般鮮為人知而又充滿戲劇化的故事，但是故事終究僅是故事，無法涵蓋歷史的複雜性，更無法替代基於複雜性分析而提出的歷史解釋。
與那些過分強調棉鈴象鼻蟲影響的歷史學者相比，更多的歷史學者走向了歷史還原論的另一面——忽視棉鈴象鼻蟲以及自然與人類歷史之間的相互影響。2015年，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斯文·貝克特出版《棉花帝國：一部資本主義全球史》一書，囊括包括美國歷史學最高獎班克洛夫特獎在內的諸多圖書獎，成為當季熱門。此書將美國歷史的經典論題帶入全球史的視野當中，既代表了資本主義史的復興，又標誌著美國史全球化敘事的崛起；無論從時間尺度還是空間跨度，都遠遠超越了美國南部所能涵括的思考，構建了一部氣勢恢宏的資本主義擴張史。
然而，在一個環境史學者看來，這是一部令人失望的著作。貝克特在導論中寫道：「這種輕柔鬆軟的白色纖維佔據此書的中心地位」，而事實上，在這部由棉花創造的帝國興亡史中，有棉花種植者、棉花紡織者、棉花經營者，有機器、制度、金錢、國家，有資本主義不斷變遷卻始終被清晰呈現的面目，唯獨沒有棉花，更沒有與棉花息息相關的複雜生態圈——水、土壤、氣候、植被、動物、微生物。但正是這些有機物與無機物，令一種單一作物的種植成為可能；而生態圈的變遷又不斷地制約、重構著棉花帝國，挫磨其一往無前的信心。對貝克特而言，所謂佔據中心的棉花是種植園中的作物，是軋棉機中的纖維，是紡紗廠的產品，卻不是經歷了一千萬至兩千萬年的漫長演化，在不同時空中佔據不同生態位的，作為一種植物而生長的生命。在棉花被賦予一切可能的社會屬性時，它的自然屬性被剝離甚至遺忘。
誠如貝克特所言：「這種植物自身無法創造歷史。」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這種植物自身不具備歷史，遠在人類出現之前，它便在其生態位中上演著一部關於物種存續、繁殖、競爭的演化史。但是對歷史研究者而言，如此演化史逸出自己的知識框架與專業訓練，安全的做法是退回文化分析的傳統當中，講述棉花的文明史。無論其分析的取徑是南部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與白人至上，抑或血腥的戰爭資本主義之興起和民族國家的建構；無論是局限於1919年因特普萊斯城的個案研究，還是跨越時空的宏大敘事，究其根本，都是一種簡單化的歷史解釋，迴避了歷史的複雜性，迴避了現代自然科學對歷史學家思維方式的智性挑戰。
在現代自然科學中，對歷史學者而言，最具啟發性的理論之一是達爾文的自然演化學說。達爾文在自然中發現了歷史，他的後繼者們則在自然與文化的協同演化中發現了二者自智人物種誕生以來便未曾分割的糾結聯繫。在歷史學家唐納德·沃斯特看來，環境史得以成立，其一在於人類與自然其餘部分的協同演化，其二則在於二者共同經歷的脆弱性。美國環境史家埃德蒙·羅素在其大作《演化史：結合歷史與生物以理解地球上的生命》中提出了「演化史」的概念，他將之概括為四個方面：第一，人類影響了自身和其他物種的數量；第二，人類引發的演化形塑了人類歷史；第三，人類與非人類群體協同演化，或者說持續地相互影響；第四，比之單獨的歷史學或者生物學，演化史這個新學科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過去和當下。
關於協同演化，最經典的範例莫過於棉鈴象鼻蟲與殺蟲劑。由於大面積的單一種植，引發棉鈴象鼻蟲的數量爆炸，從而刺激殺蟲劑的廣泛使用。棉鈴象鼻蟲在第一代殺蟲劑使用後產生抗體，倖存下來的昆蟲的後裔攜帶這種抗體，迫使化學藥劑公司推動技術演化，升級其產品，形成了昆蟲抗體—殺蟲劑的協同演化。值得注意的是，如此演化並非是在二者之間進行的封閉迴路，而是形成巨大的生態與文化演化網絡。生態網絡的議題是蕾切爾·卡森《寂靜的春天》中討論的中心問題，講述人類物種如何與自然界其他物種以及無機物分擔同樣的環境風險。而與生態網絡相互影響的文化網絡的演化，正是歷史學者的研究課題。在此協同演化中，不同時間、空間、生態中的權力結構與財富分配都在發生著改變。棉鈴象鼻蟲不僅是一種符號，或是空穴來風的焦慮，它同樣是真實的物質性存在，其背後是一種並非由人類所創造的強大力量，與殺蟲劑、軋棉機、資本主義、種族壓迫一道共同影響了棉花帝國與美國南部的歷史。
今日，當新冠肺炎將現代社會置於恐慌與焦慮當中，我們中的很多人開始意識到自然在生活中的強大存在。身為歷史學者，需要用今日的智慧重新啟發對去日之史的認知，認識文化與自然協同演化的複雜歷史。唯有此，方能真正定義人類的過往與現在，人類的棲息之地，以及人類自身。
（作者：侯深，系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2020年03月16日 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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