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雪梅
李遇春的當代文學研究新著《中國文學傳統的涅槃》（下文簡稱《涅槃》），採用宏觀分析和微觀解讀相結合的方式，俯瞰中國文學傳統的轉化，透視名家經典小說的延傳，形成了明確的學術自主性，即「以中國文學傳統作為方法，以重塑中國形象作為目的」。
李遇春將中國文學傳統從「對象」轉化為「方法」，源於深刻的問題意識。作為研究「對象」，中國文學傳統只是靜態的對象化存在，作為「方法」的中國文學傳統，則是審視既定話語模式的一個重要支點，可以藉此將流行的文學史觀和批評話語重新問題化，進而在古今通變與中西融合的視野中豐富我們對百年中國文學的整體認識。
以中國文學傳統作為方法，李遇春將中國文學的百年曆程視為3次連續性的「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提出將「復興論」作為建構百年中國形象的文學新範式。這種「復興論」是對啟蒙範式和革命範式的雙重反撥，重視「啟蒙」或「革命」對激活傳統的重要意義，將文學傳統視為百年中國文學持續不斷的構成要素——「表面上看，現代中國的文化和文藝運動籠罩著強烈的西方色彩，但在骨子裡卻是復活後的『中國根底』。」這一範式跳出了中西與新舊二元對立的理論窠臼，體現出新時代復興中國文學傳統的內在邏輯。
以中國文學傳統作為方法，李遇春發現「尋根文學」的文學史意義被遠遠低估。他認為，應當把「尋根」看作近40年來文學創作的「主潮」。從新時期文學之初汪曾祺、陸文夫等人的文化小說和筆記小說，到莫言、韓少功、賈平凹等「50後」旗幟鮮明的尋根文學，再到蘇童、格非、餘華等「60後」先鋒作家回歸傳統的轉向，付秀瑩、喬葉、李修文等「70後」作家筆下潛滋暗長的種種本土文學傳統，以及更年輕的新世紀作家（包括網絡文學作家）在整體上回歸傳統的傾向，都是尋根「主潮」在不同時期的體現。以代際方式梳理文學史脈絡當然難免疏漏，但藉此線索顯然更易發現，40年來的中國文學一直以「尋根」的姿態踐行著「中國的文藝復興」。
以中國文學傳統作為方法，李遇春在展開理論辨析的同時，也進入鮮活的文學現場，深入分析當下小說創造性轉化中國文學傳統的實踐，第二編和第三編正是以個案研究方式對第一編宏觀思考做出的回應。
作者發現，賈平凹新世紀以來的《秦腔》《極花》等小說「以高密度的日常生活敘事方式直指世相人心」的新變化，將其命名為「微寫實主義」，並視其為百年中國現實主義美學的演變新趨勢，而這種「微寫實主義」正是中國文學傳統創造性轉化的產物。《金瓶梅》《紅樓夢》《水滸傳》等古典小說中的自然主義和寫實主義是「微寫實主義」最直接的催生力量，西方的文學資源也為其提供了豐富的藝術滋養，但「都立足於中國本土寫實文學傳統而發生內部蛻化或蝶變」。此外，李遇春從傳統文化和文體兩個層面的創造性轉化出發，對劉醒龍、歐陽黔森、姜天民、遲子建、喬葉、張好好等作家的解讀也十分精到。劉醒龍的《蟠虺》和《黃岡秘卷》一方面著力挖掘中國傳統文化人格，另一方面賡續中國小說的野史雜傳傳統，二者均指向「大（雜）文學」或「大（雜）文體」的文學傳統；歐陽黔森的地方志小說將中國文學中的博物傳統、傳奇傳統、抒情傳統三者有機結合；姜天民的「白門樓印象」系列短篇小說裡的異人軼事和野史雜傳色彩、遲子建長篇小說的文體美學及其歷史敘事傳統、喬葉的新世情小說、張好好的地方性敘事無不都是中國文學傳統創造性轉化的重要實踐。
李遇春認為：「啟蒙、革命和復興，分別是我們理解百年中國文學歷史進程的三個話語向度，它們之間並不存在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對立，而是三位一體的和合共生狀態。」以中國文學傳統作為方法，有助於在長時段文學史視野中思考中國問題，開放地調動古今中外的文學經驗，昭示著多元的文學圖景和對話立場。這種研究路徑既非盲目復古，也非時髦追新，而是旨在超越中/西、傳統/現代等二元思維模式，重構中國話語和中國形象，其實質是一個不斷發現中國文學主體性，並在全球化語境下重構中國主體性的過程。（李雪梅）
（責編： 常邦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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