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藏志》是清早期一份關於西藏史地民俗的全面記錄，有極高的文獻價值，向為學術界所公認。本文在介紹《西藏志》抄本、成書時間、文獻價值之基礎上，推定為此書乃駐藏大臣衙門內某一名（或數名）官員所編，並就其與《西藏記》、《西藏考》、《西寧府新志》、《西藏見聞錄》之異同詳加分析。
[關鍵詞]《西藏志》；抄本；作者；《西藏見聞錄》
[中圖分類號]G255.1（27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57-（X）（2005）02-0018-08
《西藏志》是清早期一份關於西藏史地民俗的全面記錄，有極高的文獻價值，向為學術界所公認。現存木刻本，據書前和寧序知原以抄本流傳，和寧在乾隆五十三年（戊申，1788）得之於成都，即付刻印。按：和寧當時任四川按察使，正值廓爾喀人侵犯藏境，奉命在成都籌辦進藏川軍的餉銀火藥運輸事務，其覓得此書，當非無意。但序文自署銜為「關中承宣使者」，署年為「乾隆五十七年」，則此書是在乾隆五十五年至五十八年間（1790—1793）他改任陝西布政使期間所刊。1978年，吳豐培先生任職於中央民族學院，請人刻寫，付諸油印，並撰跋文，闢和寧序稱該書傳為果親王所著之謬誤。此後，西藏社會科學院刊《西藏學文獻叢書·別輯》，始收入原書的影印本，原刻面貌得以廣布於世。
1、《西藏志》抄本
今北京國家圖書館善本部猶藏乾隆時抄本《西藏志》，兩冊，分四卷，半頁十行，行二十二字。頁中折處（版心）記卷之序次。前有「張叔平」、「吳興劉氏嘉業堂藏」二章。末有小真書題跋，字體疏宕，乃龔自珍所書。全文如下：
「道光壬午春日，從春廬先生廷尉家借錄一通。取布顏罕、庫庫木罕、葉楞罕三奏與彥諾林親、噶畢兩奏選入續文斷中，以備盟府副藏。仁和龔自珍記之。
此書無作者名氏，取和泰庵、松湘浦兩尚書之書合觀之，百餘年來西事備矣。珍又識。」
按：道光壬午即道光二年（1821）。春廬先生即程同文，曾纂輯《大清會典》，長於地誌之學，繪有地圖多幀，亦即定庵《己亥雜詩》所稱「手校斜方百葉圖」者。和泰庵即和寧，松湘浦即松筠，所云「二人之書」，當如有的學者指出，即和寧的《西藏賦》、松筠的《西藏巡邊記》等。
今以抄本試校刻本數節，知抄本有遠勝於刻本之處，如抄本卷之一事跡篇「蘇隆藏幹布又娶白布國王之女為妾」，刻本脫去「白布」之「布」字；「世祖章皇帝勅賜金冊印封為承領西天佛教普覺幹濟達賴喇嘛」，「承領」，刻本改作「臣領」；康熙時之達賴喇嘛名曰「甲凹革桑姜錯」，刻本誤作「申凹」；「四川重慶鎮總兵官任國榮」，刻本誤作「任國學」；抄本卷之二宴會篇末尾「次貧者亦必一次雲」，刻本全脫；卷之三邊防篇記頗羅鼐長子赴阿里等三處駐防，刻本誤作「門裡」；外藩篇記駐藏大臣差員同頗羅鼐所派之噶隆「前赴適中之江則城」解勸布魯克巴兩家息爭，地即今之江孜，刻本誤作「汪則城」；唐碑篇「舅甥二主商議，社稷如一」，「今漢蕃二國所守見管封疆」，刻本皆顛倒作「甥舅」、「蕃漢」等等。
2、《西藏志》成書時間
吳豐培先生在跋語中據寺廟篇記第四世班禪喇嘛於乾隆六年（1741）坐床，而果親王允禮卒於三年以證書非允禮所撰。此外抄本卷之三朝貢篇尚云：「今達賴喇嘛頗羅鼐為一班，班禪喇嘛為一班，各間年一次，差額爾沁（elcin，滿語，使人之意）進貢。」揆之以《清實錄》，此一體制確定於乾隆七年（1742）正月，則知《志》雖然詳敘雍正朝事，其定稿應在乾隆七年之際。在乾隆七年以前清人有關西藏著作多為行紀，述青海、雲南、四川至西藏沿途見聞，雖李鳳彩《藏記概》卷尾敘及拉薩之天時、物產、民俗等，已具志書之雛型，而《西藏志》則立足於拉薩，全方位地觀察描述西藏全區之史地風土、政治民情，實為—劃時代的開創之作，以故抄本能廣泛流傳而為後來諸書所取資，也因此為關心邊疆史地為「天地東西南北之學」的龔自珍所重視。
3、《西藏志》之文獻價值
細讀《志》首卷事跡一篇，僅2700字，敘述清初至雍正末年間之複雜史實，扼要清晰，不冗不亂，與卷三封爵、邊防等篇並讀，有可以彌補《清實錄》及其它史書不足之處的材料。例如：
（1）事跡篇記康熙時初次遣軍入藏驅逐準部，北路南路兩軍皆為準部所敗云：「策冷敦多布分兵遏我糧餉，軍中食盡，將士枵腹，至哈拉烏素為賊所困，全軍餓斃。其提督康泰至拉裡之西，為賊僧黑喇嘛誘殺。」此事迄為康雍二朝所諱言者。
（2）同篇又記雍正二年（1724）「勅封西天大善自在佛率領天下釋教達賴喇嘛，予以金冊印」。按：此一大事不見於《清實錄》。始見於雍正末年（1735）成書之《四川通志》卷二十一（西藏）云：「雍正二年，欽頒達賴喇嘛金冊金寶，印系西天自在佛總理天下釋教普通日赤拉坦 （怛）喇達賴喇嘛之印，清字、蒙古字、漢字、夷字四樣篆文。」又，約在乾隆六年（1741）後數年內成書之張海《西藏紀述》記印文也多出「大善」二字，「總理」也作「率領」。
此一詔書現存於西藏自治區檔案館，日期作雍正元年六月十日，中間提到札薩克喇嘛嘎布楚羅卜藏巴勒珠爾與藏文《達賴七世傳》記雍正帝在木陽龍年（1724）派大喇嘛bkav bcu blo bzang dpal vbyor等，攜來聖旨暨金冊十六頁、印一顆全合。《西藏志》與《達賴七世傳》同作雍正二年，當是詔書冊印抵達拉薩的時間。
（3）同篇又記雍正元年（1723）撫遠大將軍年羹堯遣川滇兵入藏，按：此指青海羅卜藏丹津叛後，年羹堯遵旨派周瑛領川軍於年底抵拉薩，郝玉麟領滇軍北上駐昌都事，因年羹堯在三年獲罪於皇帝，被責令自裁，故同時及後來諸有關西藏史書多刪去年羹堯之姓名。
（4）同篇又記雍正六年遣查郎阿督率川陝漢軍入藏，解決前後藏內戰問題，藏地復安後云：「勅封頗羅鼐為貝子，總管西藏事，並議移達賴喇嘛於裡塘，以杜釁端。」此處之「以杜釁端」意即防備頗羅鼐與達賴家族因嫌怨再起內亂，這一措辭也是其它史書所未肯明言的。
（5）同篇又記雍正七年（己酉，1729）秋，散秩大臣「周瑛被劾回京就訊」，按：此乃周瑛在藏與領軍自北路入藏之邁祿不協，且自川軍中選人組班唱戲等事為四川提督黃廷桂所揭發彈劾，並由查郎阿、嶽鍾琪奉旨查實之結果，僅零散見於當時諸臣漢滿文奏摺。周瑛撤回受審後，被發往駐阿爾泰山清軍北路傅爾丹軍營效力贖罪，見《平定準噶爾方略》。
（6）在雍正七年查郎阿返回內地後，留駐西藏的軍隊的更換，其決定見於《實錄》而執行情況尚不明，於此唯《西藏志·事跡》記載得具體明晰。按：第一次在九年（1731），《實錄》雍正九年二月乙巳條上諭云：「查從前派往之兵，系陝西一千名、四川一千名，今陝西兵丁，現有徵剿準噶爾之事，難以派往西藏。四川新募充伍之兵甚多，著提督黃廷桂、巡撫憲德酌量於新舊兵丁內揀選二千名，前往西藏，將從前駐藏之兵換回。其弁員等，自總兵以至千、把亦應更換。若大員內一時不得職銜相當之人，可揀選幹員，加銜委署前往。「《西藏志》云：「（九年）夏六月，護軍統領青保，大理寺正卿苗壽，泰寧協副將加總兵銜楊大立領川兵千五百來藏換副都統馬臘及舊駐藏並臺汛川陝兵一千五百名……」據《實錄》、藏文《達賴七世傳》知楊大立即隨查郎阿入藏之一副將武官，曾護送達賴喇嘛移住裡塘並至泰寧任護衛之責。但《志》又記：「（十年）楊大立旋因事解京。」此事不見於他書，原因不明。此後，《實錄》雍正十年（1732）四月辛卯條記「升湖廣寶慶副將周起鳳為陝西西寧總兵官，統領四川兵丁駐紮西藏」。壬辰條記「諭兵部，正蘭旗滿洲副都統李柱，著前往西藏，更換邁祿回京。……約計川兵赴藏換班之期，李柱自京馳驛赴川，與兵丁一同進藏。」而《西藏志》則更詳細地說：李柱、周起鳳、張可才及遊守各二員，兵一千名更換僧格、邁祿、馬紀師舊駐川陝官兵，而李柱至甲工（今西藏邊壩縣加貢）病故，冬十二月，總兵官周起鳳領兵抵藏。這是第二次駐藏軍隊的更換。
雍正十二年（1734）又有駐藏官兵內部調整。《西藏志·事跡》云：「其駐紮察木多滇兵全議撤回，汛塘川兵千名內，減撤四百，派都司一員統領，移駐察木多。」現據同年四月初八日革職雲南提督，時統兵駐紮察木多之張耀祖奏摺云：「駐察木多地方滇省官兵撤回，定於四月初十日起程，川督黃廷桂命都司楊鶴於四月初七日率兵前來駐紮」，此事得到證實。《志》所謂「汛塘川兵千名」似指駐守川藏全線塘站的川軍，從其中撥出400人移至昌都，自此昌都及拉薩等地全由川軍駐守。
（7）《志》卷三封爵篇記雍正十年封策零汪盞爾、通巴、鍾子三人為頭等噶隆，此事《實錄》失收。按：策零汪盞爾即《實錄》雍正六年十二月丁亥條下記經頗羅鼐推薦，由查郎阿呈報被中央任命為噶倫之策凌旺札爾（Tshe ring dbang rgyal），他即藏文名著《頗羅鼐傳》的作者。通巴即《頗羅鼐傳》記與策凌旺札爾同在雍正六年（土猴年）被任命為噶倫之屯氏（Thon pa），《實錄》雍正六年十二月丁亥條譯作色玉特色布騰，《七世達賴傳》之Thon pa sri gcod tse brtan。鍾子，即《頗羅鼐傳》中之ngang stod vbrong dkar rtse pa bstan vdsin no yon，《七世達賴傳》之vbrong rtse ba，《實錄》乾隆九年三月丙戌條之布隆燦（vbrong rtse ba）。
（8）《志》封爵篇又記雍正十二年封達爾札、章陸佔巴、巴雜鼐、大衍臺吉等為扎薩克頭等臺吉，按：此封爵事也不見於《實錄》，但《實錄》記乾隆九年三月丙戌，皇帝為酬賞接待準噶爾入藏熬茶使團有功者，賞給岱繃（按：代本）羅布藏達爾札、章陸佔巴、巴札爾鼐、達顏臺吉以大緞、官用緞各一端，此四人與《志》所記僅譯名不同而已，據《西域同文志》，相應的藏文是blo bzang dar rgyas，lcang lo can pa，pad tshal pa，tva yan thvi ji。
《志》抄錄了拉薩的唐蕃會盟碑文，辨認出的字數較雍正《四川通志》所錄者為多，這也說明作者雖遠居邊陲，仍能留意於文獻的搜存。
全書分三十三篇，長短不一，關於西藏地區的歲節、風俗、衣冠、飲食、宴會、婚嫁、生育、醫療、喪葬、佔卜、禮儀、市肆、房舍的描繪竟佔全文過半，作為民族志來評價，它可謂在舊新唐書吐蕃傳後數百年間罕見的巨作，在18世紀30年代，其引起內地士人的興趣並非偶然。
作者必通曉藏語或與藏人相熟識，書中出現了大量藏語專詞的音譯，除去山川、部族、官職名稱必須借用外，藏族的衣著、裝飾、髮型的專詞音譯多達20個，且屢見於風俗、衣冠、兵制、寺廟諸篇，記敘極為細緻。此外，像「縱」，作為地方行政一級單位，後來通譯為「宗」者，也是首見於此書，此類藏漢文化接觸漸趨頻繁時的現象，值得語言文化史學者的注意。
此書文風樸素自然，雖為人批評為扞格窒礙，大略由於刻本中訛脫或作者行文特點所致。作者記敘事物的始末，中間偶值某一專詞或專項，即環繞之而贅加解釋，如長流中之洄洑盤漩，確有隔斷文脈之病，不過若掌握這一特點，則讀來並不感到十分艱澀。
4、《西藏志》的作者
此書的作者一直是佚名，對此一問題，學術界近年另有所考定，或認為出於果親王之手之說不可遽廢，或認為作者即撰寫《西藏見聞錄》之蕭騰鱗，或認為乾隆二十一年任四川順慶府同知徐天球寫成此書。反覆研討，竊以為此書乃駐藏大臣衙門內某一名（或數名）官員所編，因為
（1）據卷二寺廟篇云：「西藏寺廟不可勝數，僅摘其著名最大者而錄如右，計康衛藏三處上冊有名之寺三千餘，支糧之喇嘛八萬四千餘眾。」可知撰作時有全藏檔冊可用。
（2）卷三邊防篇中列舉玉樹納克書、納克產、奔卡立馬爾、生根物角、浪宕、帕爾六處，每年（由駐藏大臣）派漢官及蕃漢兵駐守，卷四《路程篇》記自西藏（按：此指拉薩）出防至玉樹卡倫、納克產卡倫、奔卡立馬爾、生根物角四地的路線上之站名、站間之距離、全程裡數，此即雍正八年中央準駐藏大臣馬喇的建議，配合西北前線對準噶爾的攻防戰略，每年由駐藏大臣之一員，帶領駐藏官兵及藏軍，北上分防各要塞的行軍路線之記錄，當時應是軍事機密，但自雍正十一年以後僅騰格里海尚由藏軍駐防，其餘出防各處制度全廢。作者必從回到拉薩的官兵處得悉路程或根據檔案逐一抄錄。卷四又有自西藏至布魯克巴（按：今譯不丹）札什曲宗的路程，計17站，共1040裡，而在另一名異實同的書《西藏考》（詳下）的末尾也有同樣一條記載，僅數站譯名稍異，但在條前標題云：「雍正十三年正月初二日差千總李仁齎勅印賜布魯克巴諾彥林親三部落，從西藏起身至布魯克巴路程」文中「西木多」一站後說明：「此西木多即諾彥林親避暑之處，所頒賜勅印，諾彥林親即在西木多接領。」這有力地證明《西藏志》的作者採用了李仁往返的行程的記載。
（3）卷三附錄云：
「乾隆二年，造送理藩院入《一統志》，內開：達賴喇嘛在布達拉、白勒蚌廟內居住，郡王頗羅鼐管轄衛、藏、達格布、工布、卡木、阿里、西拉果爾等處共大城池六十八處，共百姓一十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八戶，寺廟三千一百五十座，共喇嘛三十萬二千五百六十眾。班禪額爾德尼在札什隆布寺內居住，管寺廟三百二十七座，共喇嘛一萬三千六百七十一眾，境內大城池十一三處，共百姓六千七百五十二戶，仍歸郡王統屬。……
一布魯克巴，即紅教喇嘛地……
一巴爾布（按：即尼泊爾）三罕……」
按：《清實錄》記乾隆五年（1740）新修《大清一統志》書成，則此三條正是藏臣衙門遵理藩院下達之命寫成的調查資料，被作者全部原封不動地採錄。（白勒蚌廟，全書本作「哲蚌寺」；卡木，本作「康」）
（4）卷三外番篇全錄巴爾布三汗奏書、布魯克巴的諾彥林親、噶畢兩家奏書，一共五件，本來是雍正十二年由貢使攜帶並有駐藏官員護送，送去北京的，但皇帝雲道途遼遠，往返需二年，叫這五部貢使從拉薩返回，奏書貢物則收下。這幾份漢譯文件應是譯員（大概由藏文譯出）之作，招徠遠人，意義重大，全文保留歸檔。看來，作者必在拉薩駐藏大臣衙門多年，通漢藏語文，否則難得接觸以上這樣重要的檔案材料。
如上文所述，此書記物產風俗以拉薩為中心而遍及八方，敘歲節行事則依藏曆之月日而長亙四季，寫婚嫁、禮儀、宴會殆若作者出席，親臨其境，非久居拉薩且與藏族各階層往來頻仍者所不能道。唯事跡篇遠徵古史輒暴露其淺學無知，而可能是作者博古不足，且在邊徼無典冊可據的緣故。甚至將唐三藏、豬八戒取經傳說寫入，殆是本人喜愛民俗，不肯割棄。以出身進士（乾隆十年三甲第173名）入藏辦事之徐天球，任職遊擊長駐昌都之蕭騰鱗，乃至天潢貴胃博學能文之果親王都不能有如此便利條件寫成這樣反映藏區全面實際的書，而且如果寫出，因文化素養有高低之別，作品的內容、編排及風格必然迥異。
5、《西藏志》與《西藏記》
與《西藏志》名稱僅一字之差，目次互異，內容幾乎全同的有《西藏記》二卷，無著者名，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94）刊入《龍威秘書》第九集。唯多增乾隆十五年（1750）頗羅鼐子朱爾默特那木札勒謀逆伏誅數句，贅記於事跡、封爵二篇之尾，但誤作十六年，則其流傳應在《志》後。唯《志》記程途有十七條，此書僅有自成都至西藏（指拉薩）、自西藏至後藏札什倫布程途兩條，但前一條夾注較《志》增加了許多內容，如裡塘臺下說「昔日年公築有城堡，欲安設官兵，未行。」此處稱年羹堯為「年公」。又邊壩塘下說，「自昌都至此皆有漢人寺，傳為吳□□所建」，空白兩字即（吳）三桂，頗值得注意。
吳豐培先生又據《西藏記》校補《西藏志》，將《西藏志》與《衛藏通志》合刊，由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鉛印。
6、《西藏志》與《西藏考》
清光緒年間趙之謙刻《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第二集中收《西藏考》一卷，趙氏序謂「不著撰人姓氏，蓋雍正初身至其地者隨筆記錄之冊」。按：此書中記事已至乾隆元年（1736）三月，內容僅七項：（1）巴爾布、布魯克巴奏書，（2）七十九族之分轄青藏經過，（3）唐蕃會盟碑全文，（4）康熙御製平定西藏碑文，（5）路程，以上五項文字與《西藏志》幾乎全同。而（6）康熙五十九年冬指揮入藏軍隊將官之一噶爾弼所撰記功碑文，（7）雍正六年查郎阿記功磨崖文以及八年周開捷、七年馬紀師二將之磨崖題詞兩項皆為《西藏志》所未收。比較二書，有關路程臺站中的若干地名，音同而譯異，昌都，說板多、拉裡、江達各站駐紮汛兵數字，《西藏考》所記較《西藏志》更接近雍正朝中期情況，似兩書共有一祖本。兩書都把康熙御製碑文置於卷中，而上述之《西藏記》及後出諸書則恭列之於卷首，於此可證《志》與《考》尚保留原始面貌，未多有顧忌也。
7、《西藏志》與《西寧府新志》
與《西藏志》問世約同時，有楊應琚纂《西寧府新志》，楊在雍正十一年任西寧道，乾隆元年再任，據書前自序雲自乾隆丙寅（十一年1746）。秋七月至丁卯年（十二年1747）夏五月，歷時十一個月而脫稿。此書木刻本卷二十一《武備志·西藏》敘歷史事跡止於乾隆十一年，與自序合。其中記山川一項下之祿馬嶺、瓦合一柱剌山、過腳山之雙行小注皆與《西藏志》文全合。戶口項記頗羅鼐所管前、後藏部落人民寺廟喇嘛之數字也全同《志》文。人事項下記卜筮、交接禮儀，天時項下之曆法，寺廟項下之仍仲寧翁結巴寺，撒家寺、熱正寺之雙行小注，剌麻一項末尾八名活佛以及《刑法》全項都與《志》之相應文字全同，殆楊應琚纂修時已經見到《志》之手抄本，加以採擇，故知《志》成書在乾隆七年，到十一年時已迅速流傳於內地了。
8、《西藏志》與《西藏見聞錄》
稍後於《西藏志》而成書者又有蕭騰鱗著《西藏見聞錄》。蕭氏為武舉人，乾隆二年（1737）任遊擊，統領官兵駐鎮昌都，長達五年，乾隆九年（1744）辭歸故裡，僅以三年時間撰成此書，本意藏之家塾以示子孫，迨卒後其子於乾隆二十四年（1759）編竣並請名流同鄉詩人蔣士銓，詩人學者袁枚等作序，版本校勘學家盧文弨撰寫書後，刊刻行世時間已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現存賜硯堂刻本，分二卷，存於國家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此書有二十篇，以二字標目，目名與內容與《西藏志》基本相同。張羽新教授《〈西藏志〉即蕭騰鱗所著〈西藏見聞錄〉考》已詳論此事，謂二書皆出於蕭氏手筆。趙伍教授《〈西藏志〉著者辨》認為張君所提出的依據和所進行的論證都存在問題，不能作出《西藏志》即《西藏見聞錄》，兩書實為一書的結論，並論定《西藏見聞錄》的材料多採擇於《西藏志》，也就是說蕭騰鱗是在《西藏志》的基礎上撰寫出《西藏見聞錄》的。以蕭氏書與《西藏志》對勘，深感趙君之說為是，現擬作一些補充。
（1）兩書行文之風格不同。比較起來，《西藏志》樸素無華，而《西藏見聞錄》（下稱蕭氏書）則多施文彩，甚至矯揉造作，故作高深。例多不能遍舉，僅舉四例如下：
西藏志
[瓦合一柱拉] 不甚陡而路險難行，一連四山相接，綿長百六十裡。四時積雪。有深數十丈之窖。行其上愁雲瘴霧，日色慘澹，鳥獸藏跡，別是一天風景。按康熙五十九年雲南官兵三百餘員名至此，山下札營，一夜風雪，人馬盡僵。離洛隆宗四日。
[賽瓦合拉] 雖不甚陡而綿亙百餘裡。四時積雪，有煙瘴，離砂工拉四日。過山二日至說板多，又二日至洛[隆]宗。北通青海，南接咱義，堪稱重地。間有夾壩，出沒其中。
[魯工拉] 不甚陡峻。途長百餘裡。盛夏積雪不消。累有數仞深者。煙瘴甚盛。最為難行。道旁之人畜骷髏棄途填壑，不知凡幾。離拉裡一日。
[歲 節] ……二月三十日，布達拉懸掛大佛，其佛像系五色緞堆成。自布達拉第五層樓垂至山腳長約三十丈。將大召中所有寶珠金珠器皿陳列。喇嘛裝束神鬼諸妖各番國人物牛虎象等獸。轉召三次，至布達拉大佛前，各跳午歌唱。如此一半月間始散。乃其地之春戲。神鬼人獸等衣著，頗為精彩華麗，其寶玩無窮，不能枚舉。
西藏見聞錄
[瓦合一柱拉山] 險峻難行，一連四山攢集，矗立雄挺，綿亙百六十裡。積雪數十丈。行至其巔，陰雲斑駁，黯霧悽溼。傳康熙五十九年雲南官兵五百餘騎，駐營於此，一夜風雪，人馬盡沒。
[賽瓦合山] 不甚陡。綿長百裡。積雪。煙瘴難行。過山二日至說板多。又二日至洛隆宗，北有青海之徑，南連雜義之區。更防萑苻為害。
[魯工拉山] 長百餘裡，途不甚陡。四時積雪深數丈。煙瘴最厲。山嵐水毒與草莽沴氣，彭勃蒸燻，故中人如病瘧狀。其地人畜骷髏，填滿溝壑，行者策馬趨過，不忍睨視之。
[時 節] ……二月三十日，布達拉縣大佛像，系五色碎緞積成，長約三十餘丈，自五層樓垂至山麓，華美莊嚴。並陳列大召庫內留存寶玩，金珠瓔珞，幢幡傘扇。喇嘛裹巾傅粉墨裝，扮神鬼。所服者冠裳介冑，羽衣衲帔褦襶之屬。所執者刀槊麾蓋，旌旗佩帨之屬。凡鬥跳坐立偃仰之狀與夫揚袂蹙裳喜悅悲恚之情，不一而足，皆有聲有色，盡態極妍，如是者匝月始散。
蕭書不僅將《西藏志》中的藏語音譯「拉」改為「山」，「夾壩」（匪）改為古奧的「萑苻」，而且在積雪高山上增加了「山嵐水毒與草莽沴氣」，在喇嘛化裝上增加了所執之「刀槊麾蓋，旌旗佩帨」，總的看來，蕭書是對《西藏志》做了文字上的加工，力求華麗古雅而不惜失實。古人云「繪事後素」，必先有椎輪其後才有大輅，故《西藏志》成書應在蕭書之前。
（2）兩書之內在體例不同。如《志》之「山川篇」以拉薩為中心分別記載東西南北四方之山川，層次清楚，而蕭書則以山、川、海三類漫記，將與西藏無關之青海之湟水，也加入其中。兩書之記山名，《志》以前藏為始點，自西向東記十四座山名至折多山，而蕭書則反方向自折多山自東向西記至濯拉山。又如《志》之賦役篇記西藏各地向商上納稅及服力役，因對清廷無正賦，故朝貢篇記達賴喇嘛頗羅鼐為一班，班禪喇嘛為一班各間年向北京進表貢物，而蕭書之貢賦條即將二者併合為一且語焉不詳，更襲張海《西藏記述》文，列入巴塘、裡塘、瓦述、打箭爐這些不在西藏之內的地方土司設置的經過及向清廷納稅名色數字。
（3）蕭書之顯著訛誤處不少。按：張羽新君曾以二書對比指出《志》之訛誤或簡略處共十項，趙伍君則認為此多為後人標點改動補綴使然。今試檢二書則發現有《志》不誤而蕭書錯誤者，或《志》無而蕭書增添致誤者。如雍正九年九月班禪喇嘛頗羅鼐犒送駐藏官兵酥油、炒麵牛羊乾糧等物，《志》缺載而蕭書誤作達賴喇嘛，是時達賴喇嘛尚遠在四川噶達。《志》記疆圉謂北至準噶爾，「由克裡野山腳、納克產隘口，北通哈具得不忒爾，又北至木魯烏蘇擺渡等處，乃交往西寧大道」。而蕭書云：「克裡野大山北通哈且得不忒爾，直至哈拉烏蘇擺渡處，交甘肅西寧大路矣。」誤改作黑河地區之哈拉烏蘇。《志》記寺廟有多爾吉拔姆宮，謂在羊卓白地海中，海中有山，山上建有此寺，而蕭書云：「羊卓白地海，合查靈、鄂靈二海子，廣袤百餘裡，土人傳海中有島嶼，上有多爾吉拔姆寺」，竟將黃河源頭之二湖移至西藏之山南地區。《志》記布達拉謂「西殿有黃帽喇嘛之祖師宗卡巴手足印在一黃酥油上日久不化」，蕭書蓋嫌其不經，改作「殿中敬奉聖祖仁皇帝御製平定西藏碑文」，而不知此碑乃在布達拉宮之外。《志》列《紀年》、《歲節》二篇，蕭書則併合為「時節」，且「謂藏地未頒正朔以前，惟知以地支屬象紀年」，是則認為中央頒曆書於西藏，令其遵行矣。《志》之《刑法》篇謂「西藏相沿番例3本，計四40條」，而肖書刑法條謂郡王鑄刑書三本，載40條，改傳統之法律為頗羅鼐始創。
（4）兩書在表露作者個人感情上之歧異。按：《志》一般客觀地記錄現象，間有歧視少數民族之語詞，只見於行文遣詞中，而蕭書則特嗜議論，在兵戎、嫁娶、醫卜、喪葬、喇嘛各條敘事之後都加以分析批判，尤其喪葬一條竟用三分之二的篇幅，譴責天葬風俗而宣揚其在昌都任職時檢埋骸骨轉移舊習之功。蕭氏久居昌都，在程途條中寫自昌都至拉薩兩條路途，除塘汛地點下增注官兵人數外，與《志》無大歧異，且在槎木多（昌都）下僅註記駐紮官兵有遊擊、守備、把總及糧務各一人外，兵數全無，這也很奇怪。
若雲蕭氏先寫草稿，流傳為《西藏志》一書，後出其增訂本，刻成《西藏見聞錄》一書，此絕無可能，何以草稿無大誤，而修正增飾之後反而有嚴重錯誤。若雲《西藏見聞錄》為定稿，完成在前，後為普及起見改用通俗易曉之文字，是為《西藏志》，也不可能，何以普及本《西藏志》收入許多檔案材料包括碑文外邦奏疏等等，而《西藏見聞錄》反而不取。以一人而能寫出內容大致相同而風格迥異的兩書，使人百思不得其解。看來，極有可能是蕭氏自昌都返裡時已攜歸抄本《西藏志》之類，暇日利用此類無名氏作品，分合增刪改寫為《西藏見聞錄》。
在《西藏志》抄本問世約五十年後，正值清軍自西寧出口，入藏徵伐廓爾喀，內地又湧起研究西藏史地文化的熱潮。《衛藏圖識》五捲成書付梓適在此時（乾隆五十六年，1791）。作者盛繩祖、馬揭在《例言》中說，他們在編集時曾徵引了《西藏志》抄本。
稍後約十年，大致在嘉慶初年至六年之間（1796—1801），《衛藏通志》十六卷編成，在書前《提要》裡也明記：「舊藏志，戊申年得自成都，抄本，所載程途、風土、山川頗詳，隨筆採擇，另擇分門以記。」這適與刻本《西藏志》前的和寧序相合，則和寧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奉命任駐藏大臣時固已攜帶《西藏志》入藏了。《提要》此條曾被張羽新君用以考證和寧當為《衛藏通志》的作者，如雲和寧乃監修人或纂輯人之一，殆無可疑。如此，和寧既將抄本《西藏志》刻印行世，及在監修《衛藏通志》時，又視《西藏志》為「舊志」，即手下修纂的新志之因依，而迄未標出著者姓氏，足見其兢業不苟。由此看來，《志》必是駐藏大臣衙門中人，利用奉命向中央提供有關資料以便纂輯《大清一統志》的時機，將檔案資料編集而成的。因其字數不多，約35000字，又無圖譜，無論鈔本或刻本，較易流傳，也易為同時及後來諸書所採用。
至於《衛藏通志》，在它編成後遲至光緒二十二年（1896）始付梓行，收入袁昶《漸西村舍叢書》，扉頁上印「光緒丙申據寫本印」，此「寫本」流傳甚少，吳豐培先生對此已有所考證。因此，道光二年（1821）龔自珍未及見此書，其所云和泰庵、松湘浦二尚書之書，當指此二人分別的著作，而非指《衛藏通志》。此後，在道光二十四年到二十六年（1844—1846），學者姚瑩兩至乍雅（今昌都地區察雅）查辦正副呼圖克圖糾紛事件，其沿途日記即《康輶紀行》中所參考節抄的書籍也只有《衛藏圖識》等而無《衛藏通志》了。
［本文責任編輯 黃維忠］
［作者簡介］鄧銳齡，滿族，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已離休。（北京 100101）
（責編： 張素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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