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佑思 一個90後猶太人的中國式成長

「猶太人大都想做成一番事業。為此，他們很願意融入本地文化，有很強的融入能力。這跟歷史有關，他們曾經不斷被驅逐，為了生存，他們必須融入不同的國家，甚至變為另一個國家的人」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周刊2019年第16期

文 | 本刊記者 陳洋

全文約7438字，細讀大約需要16分鐘

「『化緣』是什麼意思？」

高佑思抬起滑屏的拇指，眉毛微蹙，這個夾雜在自媒體「歪果仁研究協會」（下文簡稱歪研會）微博評論區的詞，讓這位25歲的以色列短視頻博主有些困惑。

幾分鐘後，滑動的拇指再次因一幅評論配圖而卡住。圖片來自2001年熱播的一部國產劇《不要和陌生人說話》，演員馮遠徵半匿於牆後，眼神凌厲。

這些評論針對的是「歪研會」一則新更的視頻——《外國人在中國隨機敲門蹭飯，真的有人給他開門嗎》。視頻中，只拿著一碗一筷的高佑思，從北京帽兒胡同出發，接連碰壁數十次後，最終被一對父子接納。在一處並不寬敞的胡同房裡，他和主人一家一起享用了一頓兩菜一湯的家庭晚餐。

《外國人在中國隨機敲門蹭飯，真的有人給他開門嗎》

此時，距離視頻發布已經過去了兩個多小時。微信工作群裡正在討論粉絲們的反饋，原本在接受採訪的他明顯有些分心。「被罵了一點」，默默「掃描」了約一分鐘後，他不舍地將視線挪開。

當晚6點多，他在評論區寫道，「這次嘗試的確有很多準備不足的地方，應該帶上禮物才更有禮貌，直接去問能不能吃一頓飯也不太尊重。」這檔節目以外國人體驗中國生活為主題，笨拙、尷尬，嘗試融入和理解，是節目的常態。

這是高佑思來到北京的第7年，創業的第5年，成為「網紅」的第3年。他的故事，既是一個以馬云為創業偶像的猶太年輕人的故事，一個關於融入、奮鬥、焦慮和野心的故事，也是一個不同又相同的中國式成長故事。

猶太家庭

3月底的北京已經一腳踏入暖春。

高佑思坐在對面，1米82的他，有一張瘦長臉，鼻子高挺，劉海向右後方梳起，維持著精緻的弧度。

剛從北大一個合作會議上趕回，他脫去亮紫色毛衣，只穿一件印著「Made in China」的白T，這是美國共享辦公企業WeWork和北大的聯合設計款，他很喜歡。

我們在北京東三環一處建成不久的共享辦公空間，以色列風險投資公司英飛尼迪集團是投資方之一，高佑思的父親高哲銘則是投資集團的創始人兼管理合伙人。根據公開資料，英飛尼迪是中國「第一家被允許從事人民幣業務的外資基金」，「目前透過旗下23隻美元/人民幣基金（其中20隻基金位於中國）和數個孵化器，管理著超過上百億的資產和上百家企業。」

在高佑思眼中，父親高哲銘是對他影響最深的人。他過去人生的許多重要時刻，都有父親的影子。而父親恰恰是那種喜歡不斷嘗試瘋狂想法的人。

高佑思一家

高佑思13歲那年，高哲銘決定將公司從以色列遷往香港。那時，還只會說希伯來語的高佑思被送入了一所加拿大國際學校。為了讓兒子更快適應，高哲銘建議高佑思參選學生會主席。那時候，高佑思剛剛進入11年級，遠不是那種最受歡迎的學生，甚至連英文也說得不太好。可即便如此，高佑思還是聽從了父親的建議，他一頭扎進了備戰中，從宣講、拉票，一路走到最後的競選演講。

奇蹟沒能出現，他最終落敗，四個候選人裡，他拿了第三名。不過，他理解父親的初衷，或許最重要的從來都不是一時的成敗，而是在最陌生、最困難的環境下，學會努力變通。

這也是父親的人生信條。在成為風險投資人之前，高哲銘曾是一名以色列空軍飛行員，有24年的戰鬥機駕駛經驗。「以色列是一個生存意識很強的民族，我們知道，這個世界上的猶太人很少，所以我們不停想要證明自己，做出一些很大的事。」

投資行業看中增長的機會，是機會的獵食者。在香港生活了5年後，高哲銘再次決定轉換事業重心。2012年，他們一家六口離港北上，安家北京。

高佑思再次面臨「變通」的挑戰。除了又一次置身陌生的語言環境，一個特殊的因素在於，他到了服兵役的年齡，而搬到北京，則意味著他很可能要放棄服兵役。在以色列，不服兵役，往往意味著就此成為「外人」。

他做出了選擇，考一所北京的大學，並將目標鎖定為北大。對於當時完全不懂中文的高佑思來說，或許這才是足以平衡得失的選擇，因為它足夠困難，也足夠新奇。

為了考入北大，除了上漢語班，他還經常去北大蹭課、蹭活動。聽不懂，就用手機把課件拍下來，回家逐字逐句地翻譯。經過兩年努力、兩次大考，他終於在2014年拿到了北大國際關係學院的錄取通知書。

但安逸是不可能的，5月份才剛被錄取，高哲銘就給兒子定好了「下一個目標」——創業。

作為風險投資人，高哲銘一直注重培養孩子們做生意的能力。高佑思的第一次「創業」是在12歲，他猶太成人禮的前一年。那年高哲銘投資了一家做防水耳機的以色列初創公司。因為所在的社區離海很近，那個夏天，一為了鍛鍊兒子，二為了驗證市場，高哲銘就讓高佑思拿著耳機，挨家挨戶地賣。

高佑思家有四個孩子，他是長子。從小，他跟父親的關係就很好。如今，他和父母、 弟弟、妹妹一起居住在北京。他的微信頭像也是小時候和父親的合影

雖然那次，年輕的高佑思沒能讓耳機大賣。但到了2014年，創業就不單是一個猶太父親的教育堅持，更是對一次乘風踏浪機遇的把握。當年9月，夏季達沃斯論壇上，「雙創」的概念被首度提出，旋即在全國掀起了「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風潮。但早在「雙創」落地之前，鼓勵創業的政策暖風就已拂面。

高佑思相信父親的判斷， 20歲的他也早已習慣了接受挑戰。「OK，做吧，來吧，let’s fail again。就算再一次失敗，我也不會放棄。」

踏風

「我發現跟猶太人很聊得來，可能浙江人和猶太人天然對很多事情的理解是相像的。」半個月後，在同一間會議室，方曄頓聊起他為什麼會和高佑思成為朋友。生於1991年的方曄頓是歪研會的CEO，高佑思的合伙人。2013年，高佑思還在備考北大時，方曄頓已經從北大畢業，留校繼續念研究生。兩人結識於國發院組織的一個校友赴以遊學項目。那時，高哲銘受院方所託，幫忙聯繫以色列當地企業，高佑思承擔後續工作。

方曄頓出生於浙江諸暨一個經商家庭。在高佑思眼中，方曄頓跟他以前接觸的很多中國人不一樣，有想法、愛表達、野心大，善於積累和利用資源。因此，在考慮創業合伙人時，這位曾任北大國發院學生會主席、對創業頗有情懷的「老學長」很自然地成為高佑思的第一人選。

歪研會CEO、高佑思的合伙人方曄頓

2014年剛起步時，受當年初入中國市場、主打「陌生人經濟」的Uber和Airbnb啟發，兩個喜歡足球的年輕人想做一個P2P跨境旅遊平臺，讓球迷服務球迷。比如一方提供比賽地的一日遊服務，另一方如果想出國體驗，即可付費購買前者的服務。

在創業這件事上，父親高哲銘願意成為兒子成功的階梯。作為項目的天使投資人、合伙人，高哲銘不僅為兒子提供辦公室，還在財務、法務、人力資源上傾力幫助。項目最初的15個實習生也是通過英飛尼迪的平臺招募的。

只是一年過後，雖然高佑思他們投入了「瘋狂的精力」，但這個模式還是沒能跑通——既沒給平臺用戶帶來多少流量，也沒能達到一定的規模。事後反思，高佑思歸因於「運營能力差」，「我們從來沒有做過這些，還是有點用做學生組織的思路創業，缺乏經驗，管理比較亂。」

2015年9月，藉助做平臺時期積累下的用戶資源，他們開始轉型做內容，改名fanTV。因為他們意識到，與其讓這些球迷提供並不擅長的旅遊類服務，不如做回球迷，以球迷的視角記錄賽事實況，讓球迷直接生產內容給球迷看，提供差異化的視角。那一時期，fanTV平臺上不僅能看到意、英、德、法多國的足球賽事內容，還能看到美國的NBA周邊。

喜歡足球的高佑思最初的創業就跟足球有關。皮卡丘也是他從小到大最愛的卡通人物

相比陌生人經濟在中國一些領域的「水土不服」，轉型賽事經濟，更為討巧。在他們轉型fanTV的前一年，2014年，被譽為「中國體育產業歷史性突破」的「國務院46號文件」放寬了賽事轉播權限制，刺激頭部賽事版權價格飛升的同時，也拉開了體育內容大戰的序幕，樂視、蘇寧等紛紛重金入場。

FanTV恰好乘上了這輪內容拼殺的東風。那時各大平臺在體育內容上的投入十分大方，主打賽事相關內容的fanTV成了平臺們爭相拉攏的對象。

「2014年、2015年大家關注比較多的是共享經濟；到了2016年，就開始進入內容時代。」像一個出海多年的水手，高佑思回顧著風浪的脈搏。他還記得，當時鬥魚剛剛起步，作為直播平臺上唯一的外國博主，平臺給了他們很多流量扶持。那時候，對外稱號「鬥魚第一歪果主播皮克」的高佑思很拼，除了賽事內容，從個人生活到家庭成員，他幾乎無所不播。「因為跟上了那個時代，我們起來得真的很快。」

但遺憾的是，無論是熱度還是收益，這些成績上的進步依然沒能轉化為融資上的突破。

進入2016年，papi醬的走紅及其帶來的示範效應，使得短視頻取代直播開始成為內容創業的新寵。那年恰逢體育大年，fanTV在歐洲杯期間策劃了兩檔節目，其中一檔「玩壞歐洲杯」的節目初次嘗試了「街頭採訪」的短視頻形式。採訪主題也從體育擴展至泛娛樂，比如在球場外採訪外國球迷怎麼看待中國功夫，讓他們品嘗辣條、體驗葛優躺。

按照計劃，歐洲杯賽程30天，他們會推出30個短視頻。高佑思用「瘋狂」形容當時想要從風口突破的心情。「創業就是要do something crazy（做一些瘋狂的事）。」6月，恰逢高佑思期末考試季。考試結束的當晚，他就直接飛到了法國，開始接手街採錄制。

為了保持日更的節奏，他設定了緊湊的日程，「早上10點起來，直播兩個小時，那時正好是中國的晚上，到12點吃個飯，下午1點到5點繼續拍街頭採訪。5點把素材用網盤傳回國內，往往要5個小時左右，然後北京的同事連夜剪出來，第二天上線。」

正是這個系列讓高佑思和團隊迎來了fanTV史上第一個8000萬點擊。隨著市場的不斷驗證，他們在運營、策劃、推廣上的投入越來越大，「主題街採」也從最初團隊裡的一個實驗產品變成了歪研會這個產品矩陣。

從去年起，高佑思開始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一個被稱作「YChina」的新項目上，他希望這條業務線會成為公司新的發展引擎。相比歪研會主要面向國內受眾，YChina瞄準的則是那些有海外宣傳需求的中國企業。方曄頓覺得高佑思從0組建的這支小團隊在這條新業務線上已經有了較大的突破，「他們要克服很多困難，包括如何跟海外用戶講好一個中國的故事，找到不同文化的平衡點，以及如何創造一份可量化的價值。」

2019年4月，洛杉磯，高佑思作為嘉賓出席學術論壇

差異

作為5年的合伙人，方曄頓能感受到高佑思身上的那股衝勁，「就是那種我一定要辦成一件事的決心。」教育經濟學出身的他覺得，這種強烈的進取心部分來自猶太民族的文化傳承，「猶太人大都想做成一番事業。為此，他們很願意融入本地文化，有很強的融入能力。這跟歷史有關，他們曾經不斷被驅逐，為了生存，他們必須融入不同的國家，甚至變為另一個國家的人。」

在他眼中，融入是種很珍貴的能力，而對多元文化的尊重是基礎。對於一個從組建就一直由不同國籍成員構成的團隊，遇到問題時協商解決、求同存異、更為重要。

在方曄頓看來，團隊成員的共識在於大家都長期看好中國開放。他並不認為「外國人看中國」的意義只是差異帶來的新奇感，「我們希望幫助中國青年更好地認知中國在世界上的位置，這是未來二三十年裡一個很重要的話題。」

但要讓這群國籍不同、背景各異的年輕人在一起高效工作，挑戰也客觀存在。最直接的體現是在表達方式上。

「比如中國人可能有不滿會隱忍，但你真的把他惹急了，他會爆發；那外國人可能就會覺得你對我有意見為什麼不早說。」方曄頓並不掩飾，「尤其是以色列人」，「就是更直接，有時候度會把握不好。中國人就會很在意這些，會覺得你有點冒犯到我了，或者是你讓我在大家面前丟臉了。」

高佑思也不諱言這一面，他給《南方人物周刊》舉了採訪前一天的例子。一位記者在結束拍攝任務後提出一起吃飯。高佑思不願意去，他當天還有工作沒處理完，可對方還是極力邀請他一起去喝酒吃大餐。沒多想，他直接回絕道，「我要回去工作，沒時間吃飯，不好意思。」

對方識趣地走了，方曄頓卻找上門來。高佑思跟《南方人物周刊》模仿方曄頓當時的語氣，「你怎麼回事？你這樣對人有意思嗎？你可以有更好的方式。」之後，方曄頓立馬和那位記者補約了飯局。高佑思知道，這是「為了把情緒扭回來」。

其實，方曄頓理解高佑思。「很多外國人會相對chill（放鬆）一點，比較享受當下。但高佑思，他是可以為了工作全面犧牲個人時間的，他基本上沒有什麼工作和生活的心理屏障。」

相處的日子久了，方曄頓慢慢習得了一種交流方法：如果是面對面，有問題他會直接指出；如果是很多人一起，他會選擇私信。

高佑思傾向於從兩個角度去理解這個問題，「他知道我能帶來的資源很大，我的野心很大。利用好這一點，我們可以一起做一個好的生意，成為非常有影響力的人。但他也把我當學弟，如果犯錯了，他也要教育我。雖然我不喜歡被教育，但是我也學到了。」

高佑思承認，對他們這種跨文化背景的團隊來說，矛盾和磨合是「每天、每小時的事情，所以兩個字尤為重要：信任。

「比如做什麼內容會火，可能各自有不同的想法，每個人都可以提建議，但最後一定是我們的內容負責人說了算。這個信任就建立在他證明過他的能力，他對這個東西的熱情高於所有人。所以，我會堅定地支持他，哪怕一次失誤，一個月失誤，沒關係。」

高佑思的偶像是馬雲。他很認可父親說的一句話，「這個世界上有容易做的事，有非常難做的事，有不可能做的事，每個人都會面臨這樣的選擇。如果考上北大是非常難，那麼成為馬雲就是件不可能的事。但人就應該從不可能的事情開始，你才可能把其他事做得更好。」

而要向「不可能」靠攏，高佑思知道自己要學習的東西還很多。他也在這個過程中更好地看清和調適自我。「一開始，你一定是想自己當老闆的，可是後來，你發現自己暫時還不行。你不夠負責任，你不看細節，你不關心別人的心事，你怎麼當好老闆呢？所以先謙虛一點，先服務別人。別人當你老闆，好好幹，學習那種說話、做事、解決問題的方式。」

「啊，網紅」

高佑思離不開手機，特別是在視頻上傳後的那幾個小時。刷微博、盯彈幕、踱來踱去，是「焦慮型人格」高佑思的日常狀態。他甚至利用這種焦慮成功戒除了菸癮。

「我什麼都不怕，就是想互動，想讀大家的評論。」他試著解釋這種焦慮的緣由，「如果你已經火了兩年，你每天都在想，粉絲會不會看不下去？怎麼給他們看一些新的內容？怎樣能有自己的風格？如果別人做東西很棒，要不要模仿……」

高佑思最初體會到「網紅」的感覺是在2016年夏天。不同於現在頂著「歪研會會長」的頭銜，坐擁百萬中國粉絲，是多檔視頻節目的固定卡司，那時候的他還只是個粉絲數不到2萬的「小博主」。

當時，憑藉歐洲杯、裡約奧運會期間的系列街採視頻，fanTV的粉絲開始「出圈」，這不僅為他們帶來了話題熱度，更直接帶來了粉絲的激增。到了那年夏天，fanTV的粉絲數已經越過了30萬。

正是在那期間，還在裡約的高佑思接到了江蘇衛視一檔綜藝節目的電話，這檔節目的主要內容是組織外國嘉賓「圍繞當下中國年輕人最關心的議題展開討論」。對方想邀請他擔任節目第二季的常駐嘉賓。

出於宣傳公司的目的，高佑思以創業者、北大學生的身份參與了錄製，並和節目組其他嘉賓組成了一個被稱作「TK11」的嘉賓團。當時，TK11對外的主要宣傳點就是「個子高、顏值高、學歷高」。

只是，這種出入高檔酒店、聚光燈下的電視偶像生活，並沒有給高佑思帶來興奮感，反而讓他覺得「水土不服」。「每次錄製現場都有一兩百個觀眾，身邊是幾個比你火一百倍的人。他們的IP很強，我打不過，也不想打。」在高佑思看來，這些人對電視節目的邏輯把握得很到位，他們表達能力強，綜藝感強，能夠按照臺本的要求，呈現出很好的節目效果。而他，則完全無法適應。「錄節目時，我經常緊張到中文都說不出來，只有呼哧呼哧地喘氣。壓力很大很大很大，有時候一天都吃不下飯。」

正是這次經歷讓他意識到，相比藝人，還是自媒體人的身份讓他更舒適。他覺得二者的核心差別在於思路，「藝人不擁有這個節目IP，他等你請他，為你創造；而自媒體人擁有IP，他每天都在為自己創造。」

雖然日後他也會為了學習最新的網絡用語而觀看綜藝節目；也曾找來周星馳的喜劇，研究演員的表演技巧；在錄製時，反覆嘗試不同的表現方式，只為提升節目效果。但他身邊的人都知道，高佑思心底並不喜歡「網紅」的稱呼。

「大家都不喜歡吧。在國外，你說Influencer，大家也不喜歡。因為我們是Creator，是在創造。」或許是提到了「創造」，他拿起手機，突然開始凹造型自拍，將那件印著「中國創造」英文單詞的白色T恤框入畫面。

「我是創業者。」高佑思放下手機，抬起頭，「我關心的是我的內容是否能引發一些討論，大家能喜歡上你，期待你的下一個視頻；同時你能給你的廣告主提供好的推廣。」

這種不止於「網紅」的堅持也和平臺的要求一脈相承。如今，歪研會已經發展成一個孵化平臺，平臺下簽約了二三十名外籍COL（Cultural Opinion Leaders的縮寫，是歪研會的原創，選拔標準除了要對中國文化有強烈的興趣，有非常強的中文表達能力，還需要有一技之長。）

高佑思和歪研會旗下KOL貝樂泰在拍攝YChina項目的一個視頻

方曄頓覺得成為外籍網紅的門檻在於，你不僅要努力，有想法，還必須尊重不同的文化，有一種溫和的跨文化的能力。「外國人對中國的看法，這個主題是永遠做不完的。因為話題是永遠談不完的，而圍繞不同話題所產生的碰撞感，和隨之產生的自然反應是非常有趣的。」在他看來，如果這條內容線不受歡迎了，原因不會是人們對於碰撞感的厭倦，只可能是創作者沒有動腦筋，或者對多元文化失去了探索的真誠和興趣。

即便方曄頓知道，相比自己拍視頻，高佑思更享受的還是創造企業價值。但他也很理解，擁有粉絲就一定意味著你會在意他人對你的評價，大家是不是喜歡你。在他看來，無論對於高佑思，還是那些有著相同夢想的外籍創作者，被人喜歡雖然會帶來焦慮，但也是力量的來源。

「選擇在中國走這樣一條路不是個容易的選擇。一個人在異鄉環境裡面是很孤獨的，被認可、被喜歡，這種成就感對他們是很重要的。」作為一個有著MCN業務的機構的CEO，方曄頓對這類情感需求的感知更為強烈，「這些外籍博主往往會很在乎你是不是尊重他們，他們希望一種親密的關係，就是我們大家是一塊的這種感覺。」

這不是一條人人都理解的路。無論是高佑思在以色列還是香港的朋友，最初都不怎麼理解他在做的事，有的甚至覺得他瘋了。解釋不清楚，他往往選擇直接丟一個視頻連結。「這樣他們就很容易理解了——『啊，網紅啊。』」雖然他們選擇的詞並不是他最喜歡的。

片刻的淡然後，他再次回歸昂揚，「沒事，這就是成長的魅力。你會發現你18歲時候的朋友們，大家正在走著不同的路，談著不同的戀愛，遇到不同的困難，獲得不同的成功。那個你們一起吃飯、一起去酒吧嗨、一起去旅行的時代已經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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