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屬於「卡脖子」的技術產業化項目，科創板應優先考慮；凡是能夠以產頂進，降低關鍵核心技術對外依存度的，科創板應優先考慮；凡是有利於促進內循環、提升產業競爭力的，科創板應優先考慮。
總書記在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三次會議的經濟界委員聯組會時指出，面向未來，我們要把滿足國內需求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加快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大力推進科技創新及其他各方面創新，加快推進數字經濟、智能製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形成更多新的增長點、增長極，著力打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個環節，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培育新形勢下我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
新形勢下，總書記的這一論述不是簡單的針對當前產業鏈供應鏈因疫情而中斷所採取的權宜之計，而是在中國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關鍵階段的強國方略；不是因個別國家企圖與我脫鉤、對我圍堵而迫不得已的內斂收縮，而是籌劃以更深層次的改革、更高水平的開放加快形成內外良性循環的戰略抉擇。站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歷史關口，展望「十四五」，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加快形成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新格局應當成為我們謀劃中國經濟下一程的重點內容。
全面準確理解「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的內涵
「完整的內需體系」不是簡單的討論內需是什麼，而是要在深刻把握「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的時代背景，從形成內需需要什麼樣的基礎、什麼樣的條件、有什麼樣的機制等維度，系統理解「內需體系」的豐富含義。
（一）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要以穩定市場預期、提高社會資本投資積極性為著力點
企業家願不願意擴大再生產、願不願意從事創新性的冒險活動，與其對經濟的預期、市場競爭是否公平、產權是否得到有效保護有關。判斷民營企業投資積極性有一個核心指標：就是全部民企的淨資產增長率。每年有多少企業利潤未分配、留存下來成為淨資產，有多少社會股權資本注入實體產業。如果一個地方每年的民企僅僅是總資產在增加，淨資產不增加，則說明負債在增加，經濟槓桿率在增加，有可能產生泡沫。如果全社會企業儘管有利潤但淨資產在減少，就說明有更多的企業在虧損或者是有企業在轉移資產。
當前，廣大民營企業受疫情衝擊最為嚴重，最為關鍵的是要採取措施穩定民營企業家的信心、營造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預期。而關鍵之關鍵在於落實好總書記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提出的六條要求：一要切實減輕企業稅費負擔；二要採取措施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三要營造公平的競爭環境，特別是鼓勵民營企業參與國有企業改革；四要完善政策執行方式，將「加強產權保護」落到實處；五要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係；六要保護企業家人身和財產安全。落實了這六條，海量的民間資本一定會再次活躍起來。
（二）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須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根據經濟學理論，作為內需的主體，消費和投資之間應當有個合理的比例關係。而這又取決於供給側與需求側之間能否有效銜接、動態匹配，取決於資源配置的效率。當前，針對消費升級的趨勢，我們供給側存在不少短板：比如在要素市場，資金、土地、勞動力等要素合理流動仍存在不少障礙；在產品市場，物流成本仍然過高、農村市場與電商對接仍存在最後一公裡的問題；在服務市場，受疫情影響，餐飲、商場、文化、旅遊、家政等生活服務業遭受重創，教育、醫療、養老等領域改革有待深化。
對此，中央提出了進一步推進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建設更加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就是要通過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供給側與需求側匹配的靈活性，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
（三）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要以就業擴大和居民收入的持續提高為基礎
內需的基礎在收入，在就業。沒有就業，沒有收入，內需就無從談起。我國現有4億中等收入群體，同時還有6億中低收入人群。當前，新冠疫情對實體經濟的衝擊已對民生就業帶來巨大影響，失業率衝高，部分群眾收入下降，一些貧困人口脫貧後返貧壓力加大。
在此情況下，要進一步健全鼓勵就業、促進就業的相關政策，加快形成以就業帶動就業的新格局；要深化收入分配體制改革，進一步降低個人所得稅率，提高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的一次分配比重，在未來若干年內將4億中等收入人群實現倍增，將6億低收入人群減半。以此為基礎，形成以中高收入人群消費為引領、中低收入人群消費為基礎並逐步提升的消費結構。
（四）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須更好發揮政府在擴大內需、維護市場中的作用
政府在擴大內需中可以有兩個直接作用：一方面，通過政府採購形成當期消費需求；另一方面，通過政府支持的公共投資來形成有效投資需求。目前，這兩方面都有改革的空間。要以建立健全政府採購政策落實機制為切入點，進一步發揮政府採購對擴大內需的促進作用、引導作用；提高和優化公共投資效率及結構，更多投向市場不能有效配置資源的公共衛生、城鄉基礎設施、生態環境保護、重大科技進步等公共領域，發揮公共投資對總需求的乘數作用。
同時，還應注意到政府與市場不是簡單的替代或互補關係，強市場需要健全的法治體系，「有為政府」能更好地維護和催生「高效市場」。「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的一個目標就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有為政府」和「高效市場」二者是「和諧社會」的基礎，共同為「和諧社會」提供法治支撐和充分就業。
（五）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須形成內需外需兼容互補、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格局
不能僅僅就內需談內需。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內需的形成和有效供給也依賴於國際產業鏈、供應鏈的暢通和協同。在新冠疫情重挫全球貿易投資的大背景下，中國仍將會持續擴大進口以滿足國內多樣化個性化需求、仍將會以開放的姿態深度融入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中國是擁有14億人口、4億中等收入群體的超大市場，現在正好跳過了中等收入陷阱，進入了1萬至3萬美元的發展階段，潛在的經濟活力和發展的餘地、空間還是非常大的。
今後幾年，我們自身的內循環就可以把中國經濟正常的拉動百分之幾的增長，而且還可以通過增加進口拉動周邊國家、國際社會，進而帶動世界經濟的復甦，拉動國際經濟大循環，進而形成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格局。
深化改革加快疏通國內大循環
總書記指出，我國經濟潛力足、韌性強、迴旋空間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點沒有變。
從近期看，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需要儘快疏通影響國內大循環的堵點，促進國內大循環。一是要牢牢抓住創新這個驅動發展的不竭動力，儘快打通支撐科技強國的全流程創新鏈條，以創新創業引領內循環；二是要搶抓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新機遇，以新基建推動數位技術產業化、傳統產業數位化，以數字經濟賦能內循環；三是要創新發展思路，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和布局優化，以培育新增長極和動力源拉動內循環；四是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採取有力措施調整收入分配格局，以居民充分就業和收入提升支撐內循環；五是要打破部分行業的政策性梗阻，以新政策新應用新技術疏通內循環；六是要深化關鍵性基礎性體制改革，加快構建高標準市場體系，以市場化改革新成果改善內循環。
（一）牢牢抓住創新這個驅動發展的不竭動力，儘快打通支撐科技強國的全流程創新鏈條，以創新創業「引領」內循環
本質上講，創新就是通過創造新供給來催生新需求，一旦資本、資源、人力資本開始向新供給集中，新的需求會被創造出來，老產業的生存空間就會受到擠壓，產能過剩才能根本消除，而整個經濟不但恢復平衡，而且能級還會有一個大躍升。這正是以創新創業引領內循環的涵義所在。然而，當前我國科技創新方面仍存在三個短板，分別對應於創新活動從無中生有到產業化的三個階段。做好創新驅動，關鍵是針對這三個階段存在的短板分類施策。
第一階段是「0—1」，是原始創新、基礎創新、無中生有的科技創新。這是高層次專業人才在科研院所的實驗室、在大專院校的工程中心、在大企業集團的研發中心搞出來的，需要的是國家科研經費、企業科研經費以及種子基金、天使基金的投入。這方面我們有很大短板：儘管我國全社會研發投入已經佔到GDP的2.2%，總量在全世界排第二，但投向較為分散；一些需要長期投入的基礎研究領域（如為核高基提供支撐的領域）缺乏足夠投入，基礎研究投入佔比長期徘徊在5%，與世界主要創新型國家多為15%~20%差距較大。建議集中優勢資源加大對基礎研究投入，在未來五年內將基礎研究投入佔研發經費的比重由5%提高到15%左右的水平，並在以後年份繼續逐步提高。
創新的第二階段是「1—100」，是技術轉化創新，是將基礎原理轉化為生產技術專利的創新，包括小試、中試，也包括技術成果轉化為產品開發形成功能性樣機，確立生產工藝等。這是各種科創中心、孵化基地、加速器的主要業務。這方面就要調動各類智商高、情商高、有知識、肯下功夫鑽研又接地氣、了解市場的人，建立技術轉移機構或者擔任技術經理人。作為科技與產業的橋梁，其使命就是面向企業和產業需求、組織和整合科技力量進行深度研發，通過將科學轉化為技術、以中試驗證和改進技術來為企業界提供先進的技術解決方案。著名的德國弗朗恩霍夫研究所就是幹這個活的。類似這樣的機構在德國有很多，這也是德國科技創新如此先進的關鍵所在。而中國恰恰就缺乏這樣的機構。
日前，科技部發布《關於推進國家技術創新中心建設的總體方案（暫行）》，特別提出「國家技術創新中心不直接從事市場化的產品生產和銷售，不與高校爭學術之名、不與企業爭產品之利。中心將研發作為產業、將技術作為產品，致力於源頭技術創新、實驗室成果中試熟化、應用技術開發升值，為中小企業群體提供技術支撐與科技服務，孵化衍生科技型企業，引領帶動重點產業和區域實現創新發展」。這實際上就是在培育中國的弗朗恩霍夫，補技術轉移轉化的短板。接下來，要進一步理順國家技術創新中心的激勵約束機制，落實好《方案》提出的「全面落實科技成果轉化獎勵、股權分紅激勵、所得稅延期納稅等政策措施，建立市場化的績效評價與收入分配激勵機制」。要通過這些體制機制的改革，催生一大批從事應用技術開發與轉移的專業機構和技術經理。
創新的第三階段是「100—100萬」，是將轉化成果變成大規模生產能力的過程。比如一個手機雛形，怎麼變成幾百萬臺、幾千萬臺最後賣到全世界去呢？既要有大規模的生產基地，這是各種開發區、大型企業投資的結果，也要通過產業鏈水平整合、垂直整合，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集群。這個階段的金融服務重點是各類股權投資機構跟蹤投資、企業IPO上市或者大型上市公司收購投資以及銀行貸款發債融資等等。這就需要發揮資本市場的作用了。
近年來，我國資本市場的基礎性關鍵性制度建設取得顯著進展，特別是實行註冊制的科創板上線為廣大科技型企業上市融資打開了一個快捷及時的渠道。要發揮科創板示範作用,為創新注入資本動能。凡是屬於「卡脖子」的技術產業化項目，科創板應優先考慮；凡是能夠以產頂進，降低關鍵核心技術對外依存度的，科創板應優先考慮；凡是有利於促進內循環、提升產業競爭力的，科創板應優先考慮。要力爭將科創板打造成與美國納斯達克相媲美的資本市場，以科創板為龍頭激活全流程創新鏈條，進而掀起全社會開展大規模科技創新活動的高潮。
（二）搶抓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新機遇，以新基建推動數位技術產業化、傳統產業數位化，以數字經濟「賦能」內循環
新基建作為數字經濟、智能經濟、生命經濟這些人類未來文明的技術支撐，不僅本身將帶來幾萬億甚至十幾萬億的投資需求，還將通過數位技術產業化、傳統產業數位化、研發創新規模化而產生不可估量的疊加效應、乘數效應，可以對內循環產生巨大的賦能作用。
一是新基建有助於推動數位技術產業化，形成萬億級自成體系的數位化平臺。新基建涉及的信息基礎設施如5G網絡投資、大數據、人工智慧、物聯網、雲計算、區塊鏈等本身將帶來天量投資。其中，5G基站將會有500-600萬座，每座50萬元，投資規模將達到幾萬億。再如，各地正在興建的數據處理中心，中國今後五年將會增加1000萬臺伺服器。這1000萬臺伺服器連帶機房、電力等設施建設至少將帶動投資1萬億。再如物聯網，預計未來5年將至少有30-50億終端聯網，形成萬物互聯，將帶來投資規模也會達2-3萬億。人工智慧、區塊鏈等也將是萬億級的。預計2020-2025年期間，我國這些新基建投資產出以及建成後為社會帶來服務產出將超10萬億元。
二是新基建有利於助推傳統產業數位化，形成具有顛覆意義的產業網際網路。所謂產業網際網路，即利用數位技術，把產業各要素、各環節全部數位化網絡化，推動業務流程、生產方式重組變革，進而形成新的產業協作、資源配置和價值創造體系。根據中國信息通信院數據，2018 年我國產業數位化規模為24.9萬億元，同比名義增長23.1%，佔數字經濟比重由2005年的49%提升至2018年的79.5%，佔GDP 比重由2005年的7%提升至2018年的27.6%，產業數位化部分對數字經濟增長的貢獻度高達86.4%。這還只是開始，隨著產業網際網路深入推進，對經濟的拉動、裂變效應將日益凸顯。
目前，中國工業總產值已達90萬億，如果因產業網際網路的廣泛應用而提升10%的效率，就會產出9萬億的增加值，經過資本市場催化後形成百萬億級的市值。如果說中國的消費網際網路市場目前只能夠容納幾家萬億元級的企業，那麼在產業網際網路領域有可能容納幾十家、上百家同等規模的創新企業。這是一個巨大的藍海，今後網際網路數字經濟中的獨角獸主要產生於產業網際網路系統。
三是新基建有助於完善中國創新體系，推動引領第四次工業革命。近代以來，人類已經歷三次工業革命，第一次是機械化，第二次是電氣化，第三次是信息化。目前，世界正在進入以智能化為特徵的第四次工業革命。第一次、第二次工業革命期間，中國正值閉關鎖國的沉睡狀態、清末民初的動亂時期，都錯過了。第三次工業革命，我們趕上了，新中國的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讓中國得以參與到這場以工業革命，成為受益者，但不是引領者。2010年前後，科技革命呈現出了新的特徵，一些領域出現新的突破，有人將之稱為「第四次工業革命」。
在這個時期，中國的創新能力也發生了新的飛躍，特別是在5G領域具備了參與甚至是引領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基礎。在新冠疫情深度衝擊全球經濟的大背景下，唯有科技、唯有創新才是走出危機、贏得主動的治本之道。加快新基建建設，特別是加快布局一批大科學裝置和大試驗平臺為代表的創新基礎設施，同時輔以科技創新體制改革的深化，將有助於打造基礎研究、區域創新、開放創新和前沿創新深度融合的協同創新體系，有助於進一步激發全社會的創新創造的動能，有助於中國引領第四次工業革命。
（三）創新發展思路，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和布局優化，以培育新增長極和動力源「拉動」內循環
形成國內大循環離不開區域協調發展。在新形勢下，一方面要通過城市群都市圈建設進一步增強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經濟發展優勢區域的經濟和人口承載能力。另一方面，要跳出現有資源稟賦約束，用新技術新應用的系統工程尋找西部大開發的突破口，進而促進形成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要在這些新增長極、新動力源中尋找擴大內需的機會和空間。
重點規劃建設好城市群都市圈。當前我國城鎮化率已經超過60%，各類城市正由各管各的發展階段邁向都市圈和城市群發展階段，特別是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長江中遊城市群、成渝地區經濟圈等地區已經開啟了大都市圈、城市群的發展過程，其中的紅利將高達數十萬億級。而高瞻遠矚、科學合理的發展規劃是發揮城市群都市圈基礎設施的綜合效益、促進相互協同進而優化資源配置的前提，是看不見的「經濟學」。
一是要合理安排城市群內部結構，形成以超級大城市、都市圈、城市群多重嵌套、分工協作的新格局；二是要按照「大聯通、小分布」原則，採取「多中心、組團式」策略合理布局中心城市功能集聚區；三是注重以聯通高效、無縫對接的綜合交通網絡降低城市「人流」「物流」的綜合成本。
進一步創新工作思路，用新技術新應用的系統工程推進西部大開發。西部大開發二十年來取得了重大進展，但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依然突出，鞏固脫貧攻堅任務依然艱巨，與東部地區發展差距依然較大。事實證明，簡單的把東部城市化、工業化、農業精細化的邏輯搬到西部是行不通的。西部之所以落後，不能歸結為西部觀念落後、知識不足、不懂得東部的運作方式，而是東部的這些方式並不適合於西部的資源稟賦。
新形勢下謀劃國內大循環需採取超常規思路，應因地制宜地採用現代高科技、工程化、大資本、企業化和系統推進的方略。比如，西部土地多、人口少，發展農業不宜採用沿海那種勞務密集型的模式，而應發展高技術、工程化、企業型的新模式。建議學習以色列和新加坡經驗，在有條件的地方利用大棚滴灌、立體種植和無土或少土栽培等技術發展新型戈壁農業，將廣闊的戈壁灘改造成超大規模的蔬菜糧食生產基地，並通過中歐班列輸送到歐洲或內地中東部。假設在西北地區這樣的農業搞了10萬平方公裡（1.5億畝，每畝1萬元產值），將會產生1.5萬億的產值，形成上萬億的農業增加值。
同時，這相當於增加了1.5億畝耕地，可以將因此而形成的耕地指標賣給東部地區，既籌集了資金，又為城市群都市圈建設增加了用地指標，一舉兩得。再比如，西部水光風電資源豐富，由於用電需求增長放緩、調峰能力有限、外送通道不暢等原因,近年來頻頻出現棄水、棄風、棄光問題。對此，一要通過發展抽水儲能、化學儲能等技術，平衡此類能源的峰谷差，將此類能源改造成穩定可持續的電力資源。二是加大特高壓電網的投資力度，努力將這些地區富裕的電力通過特高壓電網輸送出去，提高對此類可再生能源的消納能力；三是要在西部就近布局雲計算數據中心，通過「東數西算」為東部提供低成本的雲計算服務。總之，要通過這些新的技術手段和系統工程發展思路將西部地區富裕的清潔能源開發出來，進而轉變為西部乃至全國高質量發展的物質支撐。
（四）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採取有力措施調整收入分配格局，以居民充分就業和收入提升「支撐」內循環
2019年我國人均GDP已經突破1萬美元大關，意味著中國即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仍處於「爬坡過坎」的關鍵階段，4億中等收入群體和6億中低收入群體並存。新冠疫情衝擊之下，如政策不當，掉回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仍是存在的。應採取特別措施刺激消費、促進就業、強化保障，進一步做大中等收入群體、縮小中低收入群體，加快形成紡錘形收入分配格局。
一是降低個人所得稅。目前，我國個人所得稅實行七級累進、最高45%的所得稅率，在全世界算是較高的。我國每年的個人所得稅佔全部稅收收入的比重為7%，大大低於發達國家20%、發展中國家15%的比重，甚至比俄羅斯都要低。之所以這麼低，一個重要原因是高邊際稅率下，很多私營企業主在企業不領工資，而是將收入留在企業轉成按25%的稅率交企業所得稅；一些高收入人群要麼移民要麼將企業遷到香港、新加坡等地以避稅。按照國際慣例，個人所得稅率應該小於或等於企業所得稅率，現在企業所得稅降到了25%，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也應由45%降到25%，相應的級次稅率也應下降。此舉不僅不會減少稅收總量，反而會擴大稅基，刺激消費，形成稅收總量的增加，個人所得稅佔稅收收入的比重也會逐步提升。
二是穩定小微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佔數量80%的小微企業吸納了70%的就業。2018年，國家有關部門針對小微企業出臺了持續三年的所得稅優惠政策【 註：2018年7月，為進一步支持小型微利企業發展，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發布了《關於進一步擴大小型微利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範圍的通知》(財稅〔2018〕77號)。隨後，針對小微企業所得稅優惠擴圍後如何徵管的問題，國家稅務總局發布了《關於貫徹落實進一步擴大小型微利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範圍有關徵管問題的公告》（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8年第40號）。】：對年應納稅所得額低於100萬元（含100萬元）的小型微利企業，其所得減按50%計入應納稅所得額，按20%的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優惠時間自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此項政策將小微企業的實際稅負降到了10%，可以說是全世界最為優惠的政策了。
但為何大家都不知情，還在眾說紛紜地提出各項優惠政策要求呢？除了有關部門宣傳不夠外，還與該政策不是立法、只是短期政策、缺少長遠預期有關。考慮到立足國內大循環的戰略需要，建議將這一短期性臨時性政策轉變為長遠的基礎性制度，上升為法律，以穩定社會預期。一旦小微企業緩過來勁來，必將以新的就業帶動更多就業，進而推動經濟向好的循環方向發展。
三是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6億低收入人群主要分布在農村。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廣大城市居民收入有了很大提高，其中很大一塊表現為財產性收入比重的提升。但與城市居民相比，廣大農民除了務農收入和打工收入外，財產性收入佔全部收入的比重始終停留在3%。這也是近年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對此，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了「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依法維護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的改革思路，特別提出要「保障農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利，積極發展農民股份合作，賦予農民對集體資產股份佔有、收益、有償退出及抵押、擔保、繼承權。保障農戶宅基地用益物權，改革完善農村宅基地制度，選擇若干試點，慎重穩妥推進農民住房財產權抵押、擔保、轉讓，探索農民增加財產性收入渠道。」加快推進這些重大改革措施落地生效，對於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意義重大。
四是增加社會事業支出。2019年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21559元。其中，居住、醫療保健、教育文化娛樂三項支出合計佔人均消費支出的43.9%，比2015年提高了3.7個百分點，制約了居民消費水平的提升。為此，政府應增加住房、教育與醫療等方面的財政支出，以換取居民在這些領域減少支出，將節省的部分用於其他消費。比如，可通過增加大城市的保障房供給，提升公租房在城市住房中的比重，穩定商品房的房價（房租）；儘快將學前教育納入到公共服務範圍，將義務教育拓展到高中階段；加大力度鼓勵學生報考醫療衛生專業，減免學費，大幅增加醫護人員供給，以應對因中國老齡化慢病化加重而產生的醫護服務供給短缺。
（五）打破部分行業政策性梗阻，促進供需實現高水平均衡，以新政策新應用新技術「疏通」內循環
過去幾年，持續推進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化解部分行業的過剩產能方面取得了顯著進展，國民經濟大循環的水平和質量得到了顯著提升。疫情衝擊之下，一些傳統行業可能會出現新的產能「過剩」，對此，我們不能再施以強行去產能的手段，而是要通過適度調整政策、創造新的需求來釋放這些「過剩」產能。畢竟產能「過剩」總是相對的，是受制於特定的技術和制度環境。環境變了，供需條件也自然會發生變化。
比如，汽車行業。2019年我國汽車產銷分別完成2572.1萬輛和2576.9萬輛, 儘管產銷量繼續蟬聯世界第一，但同比分別下降了7.5%和8.2%，有消費萎縮的跡象。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19年每千人擁有汽車量美國為837輛、德國589輛、日本591輛，甚至一些亞洲國家如馬來西亞為433輛，而中國僅173輛，應該說市場前景十分廣闊。但之所以出現汽車消費不振，一個重要原因在於我們有很多限制汽車消費的政策。在一些地方，老百姓明明有很強的購車需求，卻因為限號、限牌政策而買不了車。如果放開汽車消費，使得中國能達到發達國家50%的水平，一方面可以滿足市場消費需求，另一方面可以倒逼城市改造交通設施，擴建立體停車庫。事實上，現在一些城市寫字樓已經出現產能過剩，而樓房型的立體停車庫幾乎是空白，將部分過剩的寫字樓改造成立體停車庫，既拉動了消費，又平衡了市場。
再如，鋼鐵行業。據工信部的數據，2019年全國生鐵、粗鋼和鋼材產能分別為8.09億噸、9.96億噸和12.05億噸，同比分別增長5.3%、8.3%和9.8%，產能增長較快，已有再度「過剩」的跡象。注意到在生產端，經過上一輪「去產能」，汙染的、技術落後的、規模較小的產能都已經去掉了，現存的產能在世界上都算是比較先進的。在消費端，儘管來自建築業的鋼材需求佔比已超過40%，但潛在的需求空間仍然較大：一是目前我國鋼結構產量僅佔我國鋼產量的7-8%左右，而歐美等國家（地區）這一比重約為40%左右，提高各類建築中的鋼結構比重將顯著擴大鋼材需求。二是目前我國房地產用鋼量為每平米40-50公斤，而發達國家已達150公斤/平米；我國每年新建十多億平方米的房屋，如果能在建設標準中適度提高房屋用鋼比重，甚至推廣使用鋼結構建築，使每平方米建築用鋼達到150公斤，一年可以多使用1億多噸鋼材，有助於消納這些先進的「過剩」產能。三是現在的鋼筋混凝土房屋一般壽命為30年，鋼結構房屋壽命可以長達70-100年，提高建築用鋼標準、推廣使用鋼結構，可以大幅提升房屋質量、延長房屋壽命，形成廢鋼煉鋼的循環經濟，也有利於抗震減災，一舉多得。
再比如，能源化工行業。2019年，中國進口原油5億噸，對外依存度達70.8%；天然氣進口9660萬噸，對外依存度達43%。未來幾年對外依存度還會繼續升高。這麼高的對外依存度始終是國家能源安全的重大隱患。這些進口的原油天然氣有大部分用於生產各種化工產品【註：全世界之所以用原油、天然氣作為化工原料有技術上的路徑依賴的原因。歐美資本在這條技術路線上深根多年，長期的資本投入和技術進步降低了石油化工的綜合成本。這條技術路線也被歐美資本帶到了全世界，全世界採用了這條技術路線後又對原油天然氣產生了深度依賴。我們看到的石油美元正是這種「資源-技術-資本-產業-貿易」所主導的國際大循環的集中體現。中國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期不得不採用這個技術路線。】。而我國有世界上儲量最為豐富的煤炭，每年的煤炭產能50億噸，實際產量40億噸左右，似乎是「過剩」的。
鑑於煤炭是天然的化工原料，建議對未來新增的煉化原油以煤炭來替代，發展煤化工、煤制油、煤制氣，而不是簡單用來發電（將來的電也將主要來自可再生能源）。這方面我國的神華集團等大企業已經具備了這個能力。如果增加8-10億噸煤化工原料，就可以每年減少2-2.5億噸的石油進口，既可以消納「過剩」煤炭產能，又可以降低石油天然氣對外依存度。目前煤化工這條技術路線無非是遇到成本和清潔利用技術的制約，這可以通過科技創新和新技術應用來逐步解決。建議引導相關領域有實力的央企民企進入該領域，用持續不斷的資本投入來發展煤炭清潔利用技術，以技術進步和管理創新將這條技術路線的綜合成本降下來、降得更有競爭力。
（六）要深化關鍵性基礎性體制改革，加快構建高標準市場體系，以市場化改革新成果「改善」內循環
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今年3月30日，《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發布。這份重磅文件提出了許多生財型、聚財型和資源優化配置型改革，既具有針對性和前瞻性，又具有極強的戰略意義。比如，「探索建立全國性的建設用地、補充耕地指標跨區域交易機制」「放開放寬除個別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戶限制，試行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戶口制度」等措施有利於提升要素流動性，有利於引導各類要素協同向先進生產力集聚。另一方面，在當下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因疫情而大幅受挫的背景下，這種不花錢或少花錢卻又能帶來巨量紅利的改革不僅符合經濟社會實際，也有利於復工復產、激發企業活力、重啟經濟循環。
加快組建國有資本運營公司。2018年，我國企業國有資本權益總額58.7萬億元，99%的股權資本是工商產業型資本投資公司的資本。建議加快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組建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的有關要求，從現有產業型國有資本投資公司總盤子中劃轉出價值10萬億左右的股權資產來組建若干個國有資本運營公司，讓這些運營公司像新加坡淡馬錫公司或美國巴菲特的投資公司或者像私募基金那樣專注另類投資、股權投資，根據被投資企業的效益來決定進退，再與資本市場結合起來，國有資本就盤活了。如果這10萬億的投資能實現年化回報10%，每年就會有1萬億左右的收益，可以為國家安全、公共服務等需要國有資本應該進入的領域提供持續穩定的資金來源，而不用增加財政負擔。從工商產業類退出的10萬億資本可以為民營經濟騰出20多萬億工業、商業、產業類市場空間，進一步鼓勵並推動民營經濟發展，從而打通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的資金循環，有利於推動混合所有制改革、激活經濟全局。
推進物流運輸體制改革。中國全社會各種物流成本佔到了GDP水平的15%，而美國只有GDP的7%，歐洲、日本在6%～7%，甚至連東南亞發展中國家也只有10%左右，物流成本偏高已是社會共識。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鐵路運量比重低，目前僅佔總運量的9.5%，公路、水路分別佔74.3%和16.2%（美國鐵路運量的比重是20%）。一般來說，鐵路運輸的成本是高速公路成本的1/3，如果把鐵路運量比重提高到15%-20%，將有效節約物流成本。為此，建議圍繞提高鐵路運輸貨運量在各類運輸方式中的比重，一是將鐵路線儘快延伸到各類開發區、廠礦企業去，打通鐵路運輸「最後一公裡」；二是隨著高鐵線路的逐步延伸，可以將原來的普快調整為貨運專線，提升利用率；三是在一些交通樞紐深化改革、提升多式聯運效率；四是要推進新一代信息技術在交通運輸中的應用，建設人流物流信息流多流集成、高效暢通的智慧交通。
推進內外貿監管一體化。跨境電商作為網際網路時代發展最為迅猛的貿易方式，未來將成為國際貿易的主流。近年來，我國跨境電商進出口總額雖然年均增速超過50%，但在進出口貿易總額中比重不到2%。其中的部分原因就源於內外貿監管體制的分割。比如跨境電商做零售不能做貿易批發。又比如，零售商又被切分為保稅進、保稅出、一般進、一般出四種類型，只能擇其一種來經營，不能四位一體幹零售。而內貿就沒有這樣的限制。這種跨境電商的監管體制嚴重束縛了企業的經營能力。從國際視野看，國際巨頭亞馬遜從事跨境電子商務，其不分國內國際、進口出口、批發零售，全方位一體化，值得我們借鑑。最近海關總署已經允許在跨境電商綜試區試點B2B，建議進一步打破零售與貿易批發的界限，允許所有跨境電商企業都可以做2B、2C，把零售和進出口貿易一體化，允許企業根據自身的需要自由的選擇零售或批發等不同業態，為其開展國際供應鏈整合創造條件。
以高水平開放助推國際經濟大循環
十八大以來，中國對外開放格局呈現出五個新的特徵：一是從引進外資為主，轉變為引進外資和對外投資並重。二是從擴大出口為主，轉變為鼓勵出口和增加進口並重。三是從沿海地區開放為主，轉變為沿海沿邊內陸協同開放、整體開放。四是從關貿總協定和WTO框架下的貨物貿易為主，轉變為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共同發展。五是從融入和適應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為主，轉變為積極參與甚至引領國際投資和貿易規則的制定修訂。對外開放格局的這五個轉變是中國助推國際經濟外循環的基礎。當前，在全球貿易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抬頭和疫情衝擊全球經濟大背景下，形勢越困難，就越是要保持開放、擴大開放，在變局中開新局。新形勢下，要按照總書記在第一屆進博會上的講話精神要求，重點抓好「激發進口潛力」「持續放寬市場準入」「營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打造對外開放新高地」「推動多邊雙邊合作深入發展」這五件大事，以高水平開放助推國內國際雙循環。
（一）穩步降低關稅水平，適度擴大進口，提升我國在世界經濟舞臺上的話語權
總書記指出，中國主動擴大進口，不是權宜之計，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來、促進共同發展的長遠考量。事實上，當今世界，出口大國未必是經濟強國，因為出口可能大量是勞動密集型產品、來料初加工產品。而進口大國一定是經濟強國，進口所需的外匯可能來自於技術和服務等貿易順差，貨幣納入SDR成為世界貨幣也可與各國直接結算。建議在未來3-5年內，將關稅總水平由現在的7.5%逐步降到5%左右，實現與發達經濟體大致持平。主動降低關稅水平，一是可以直接降低消費者進口成本，有利於產業轉型升級，增加群眾消費福利；二是有利於增加進口，促進實現進出口平衡，為實現國際收支平衡創造條件；三是有利於在新一輪經貿談判中佔據主動，進口規模大了，我國在世界經濟舞臺的話語權自然也大了。
（二）進一步開放投資領域，持續放寬服務業市場準入，加快引資補鏈擴鏈強鏈
當前，全球流動性泛濫已成定局。從全球來看，中國市場目前疫情控制得最好，也是投資風險最小的地方。只要我們進一步擴大開放，這些資金背後的產業資本必紛至沓來，不僅部分外資轉移產業的計劃將被打消，還將幫中國迅速完成「補鏈」「擴鏈」「強鏈」。近日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了2020年版外商投資負面清單，其中全國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由40條減至33條，自貿試驗區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由37條減至30條。特別是金融領域取消了證券公司、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期貨公司、壽險公司外資股比限制；製造業領域放開商用車製造外資股比限制；農業領域將小麥新品種選育和種子生產須由中方控股放寬為中方股比不低於34%。這些都為我們抓住機遇引資補鏈創造了條件。
建議進一步擴大物流、研發設計、數字經濟等服務業的開放，吸引更多全球產業鏈相關企業落戶中國、加入區域產業鏈集群，進而打造空間上高度集聚、上下遊緊密協同、供應鏈集約高效、規模達萬億級的戰略新興產業鏈集群。一旦形成了這樣的產業鏈集群，在國外需求依舊疲軟的時候可以通過努力營造以當地需求、國內需求為拉動的產業小循環，保證產業鏈集群的健康發展；當國外市場復甦的時候，進一步加強國際合作，擴大產業集群規模和發展質量，通過加強區域產業鏈合作帶動全球產業鏈的大循環。
（三）按照國際化法制化便利化的要求，加快打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
近幾年，根據世界銀行的標準，中國在營商環境改善方面取得了顯著進步。這與我們持續不斷深化放管服和其他有關方面改革有關。在新形勢下，要實現國內國際雙循環互相促進，仍然離不開營商環境的國際化法制化便利化，甚至這方面要求更加迫切了。這就要在現有基礎上繼續深化改革，將營商環境建設繼續推向深入。眾所周知，國際高水平經貿規則中對營商環境有八個方面的要求，涉及準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管理、智慧財產權保護、生態環境保護、勞工權益、競爭中性、服務業開放、數字貿易等八個方面內容。營商環境國際化，主要是在這八個方面與國際接軌，實現營商環境趨同化。所謂營商環境法制化，就是要將這些營商環境的具體要求上升為法律、轉化為可問責的制度規則。所謂營商環境便利化，就是要最大限度為各類要素跨境自由流動提供便利，實現成本最小化。
（四）以建設自貿區和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為依託，建設開放新高地
現在我國已形成了以18個自貿區和1個自由貿易港為高地的對外開放新格局。無論是自貿區也好，自貿港也好，一個重要使命就是要圍繞貿易自由、投資自由、資金流動自由、運輸自由、人員停居留和就業自由、數據流動自由等方面進行先行先試，建設開放新高地，拓展中國經濟對外開放的高度、深度和廣度。所謂高度，就是要以自貿區（港）為依託，培育與國際市場相通的製造業、服務業在內的產業實力和能力，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先進位造業集群、戰略新興產業基地、要素和大宗商品交易配置平臺和國際貿易航運樞紐等。所謂深度，就是要圍繞率先建成國際一流營商環境，大幅降低外資在金融、保險、物流、研發設計、教育衛生、數字經濟等領域的準入門檻，建立準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制度，建立健全競爭性市場體制。所謂廣度，就是將改革開放和產業升級的措施形成可複製、可推廣的成果。
（五）抓住機遇加快FTA談判，積極參與國際經貿規則談判和制定
近日，修訂後的美加墨協定正式生效。接下來美國大概率會延續在推動協定時的主要操作手法，與歐盟、英國、日本等達成類似的FTA協議。這實際上對我形成了新的圍追堵截。對此，我們應抓住當前中國正恢復欣欣向榮，而歐美陷於危機的機遇，加快中日韓、RECP、中歐BIT談判、中英BIT談判，適時啟動加入CPTPP談判。要通過參與這類經貿規則談判，一方面努力打破美國在世界範圍內對我「去中國化」的圖謀，另一方面，要將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科技、產業、資本和人才通過FTA規則吸引到中國來，促進中國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更加完整、更具韌性、更有競爭力，加深這些國家和地區對我經濟的聯繫，牢牢扭抱在一起。
因為疫情，世界經濟陷入衰退。對此，正確的做法應該是繼續高舉全球化大旗，更合理的發揮市場對資源的優化配置作用，更好地形成全球各地、各國各企業之間的分工配置，維護國際經濟良性大循環。那種以鄰為壑搞脫鉤、推卸責任拼命甩鍋、搞單邊主義和逆全球化的做法是在開歷史的倒車，註定不會成功。我們要以高水平開放反制逆全球化、以改善營商環境反制「撤資論」、以超大市場的吸引力反制「脫鉤論」，加快形成於我有利的國際經濟大循環。我們堅信，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中國正在塑造的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格局必將推動我國開放型經濟向更高質量發展，推動全球化朝著更深領域演進。
每年夏天最重要的會議召開完畢，這既是過去半年的總結，更是未來半年投資方向的信號。因此，深度了解其中的內涵，對於投資實操的意義重大~
剛剛，重磅會議召開完畢，應該說，信息量巨大。
接下來，A森會給大家將裡面的核心內容，逐一剖析：
會議內容：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發展仍然處於戰略機遇期，但機遇和挑戰都有新的發展變化。
解讀：強調中國還處於戰略機遇期，是一個極為關鍵的研判！這就意味著，現階段中國不僅不適合對外鬧矛盾，而且更需要聚焦於經濟建設。因為，一旦這個機遇期錯過，則再也沒有可能成為發達國家。從這個維度，對於近期中美的紛爭，基本上可以認定，中國絕對不會輕易掉入美國人「找麻煩」的陷阱，反而會加大力氣拼命搞建設。
會議內容：我國已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發展具有多方面優勢和條件，同時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要深刻認識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展變化帶來的新特徵新要求，增強機遇意識和風險意識，把握髮展規律，發揚鬥爭精神，善於在危機中育新機、於變局中開新局，抓住機遇，應對挑戰，趨利避害，奮勇前進。
解讀：明確提出「高質量發展階段」，就意味著不搞產業升級不行。不論外部壓力多大，中國除了快速進入產業升級的爬坡之路，已經別無選擇。即使美國人不斷阻隔，但是這是我們自身發展階段決定，沒有退路。
會議內容：推動「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必須堅持和完善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的體制機制，為實現高質量發展提供根本保證……必須堅定不移推進改革，繼續擴大開放，持續增強發展動力和活力。必須加強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謀劃、戰略性布局、整體性推進，實現發展規模、速度、質量、結構、效益、安全相統一。
解讀：再次確認，中國只能通過舉國體制的方式發展經濟。而且，舉國體制實施頂層設計的經濟發展模式，必須看到未來全球經濟危機在即，要提前進行籌劃，確保中國經濟長治久安。從這個維度，穩槓桿是必然的，絕對不能出現金融體系的風險，且需要努力打造政商合作的新型舉國體制框架，血拼前沿產業升級。
會議內容：必須從持久戰的角度加以認識，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建立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中長期協調機制，堅持結構調整的戰略方向，更多依靠科技創新，完善宏觀調控跨周期設計和調節，實現穩增長和防風險長期均衡。
解讀：必須對眼下的全球經濟困境長期性，有足夠的心裡準備；必須對美國人搞事有足夠的心裡準備。因此，完全依賴外需已經不可能了。未來必須通過擴大內需的方式，不斷有更多的產業可以實現「自己生產—自己消費」的國內大循環機制。這點，其實是國產自主可控概念的全面升級了。這說明，後續該板塊的機會是長期的、巨大的。此外，也不能放棄外部市場，不能學習蘇聯。而是應該內外並舉，這樣才可以做到穩定增長和防止風險兼顧。否則，一味擴大內需，那就只能拼命加槓桿，那是風險的巨大積累。同時，這也意味著，我們沒有必要主動離開全球經濟體系，我們更應該利用這個體系為己所用，不斷壯大自己的經濟。
會議內容：做好下半年經濟工作，要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堅持新發展理念，更好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堅持深化改革開放，牢牢把握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大力保護和激發市場主體活力，紮實做好「六穩」工作，全面落實「六保」任務，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維護社會穩定大局，努力完成全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任務。
解讀：供給側改革，其實就是新產業升級，老產業整合。因此，對於投資者來說，聚焦於龍頭效應的企業，機會不小。另一方面，還要看到「擴大內需」這幾個字。這也就意味著，後面除了要財政拼命上項目外，適度加槓桿是不可避免的。因為舉國體制天然就是導致內需嚴重不足。那麼，企業和居民家庭哪裡可以獲得加槓桿的機會？在階段性壓制樓市的當口，今年股市的機會，依舊不容忽視。
會議內容：要確保宏觀政策落地見效。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有為、注重實效。要保障重大項目建設資金，注重質量和效益。貨幣政策要更加靈活適度、精準導向。要保持貨幣供應量和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推動綜合融資成本明顯下降。要確保新增融資重點流向製造業、中小微企業。宏觀經濟政策要加強協調配合，促進財政、貨幣政策同就業、產業、區域等政策形成集成效應
解讀：這意味著，更加積極有為的財政措施，和相對寬鬆的貨幣政策。那麼，年內實際負利率的態勢理應繼續下去。而積極有為的財政措施，不僅可以保就業，也提示我們周期股板塊的機會，絕對不能輕易忽視了。下半年財政加碼可能全面提速，疊加地方債加速發行的背景下，值得高看一頭。
會議內容：要以新型城鎮化帶動投資和消費需求，推動城市群、都市圈一體化發展體制機制創新。
解讀：無論階段性如何調控，對於投資者來說，未來的樓市更有可能是少部分城市的行情，這就像股市一樣。畢竟，一旦都市圈啟動，只會利好該圈內最核心的城市罷了。
會議內容：要更大力度推進改革開放，用深化改革的辦法優化營商環境，實施好國有企業改革三年行動方案，繼續擴大開放。
解讀：只有強化私有產權保護，企業才會踏踏實實的去努力創造財富。這應該就是接下去穩定內資外資的關鍵所在。其實，背後也是與美國半脫鉤政策的角力。畢竟，我們自己拼命投資，加的槓桿是我們自己的；外資拼命投資，加的槓桿是人家的。這完全符合上面提到的防風險、保增長兼顧。
會議內容：要推進資本市場基礎制度建設，依法從嚴打擊證券違法活動，促進資本市場平穩健康發展。要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解讀：今年上半年，股市和樓市部分領域的火熱，差不多了，可以休息一下了。不少企業、家庭、地方財政的資產負債表已經得到了明顯的修復。因此，從節奏角度，利用把更多資金逼入實體經濟，相得益彰。這種節奏的把握，其實與美國次貸危機後的3輪QE的順序，高度契合。
綜合來看，本次會議對於後續的經濟發展方向和發力點，給了極為明確的方向。
進一步來說，對於我們投資者來說，也是直接給了方向和提示。
接下去，在布局上，理應以此為繩準，重新優化自己的投資組合。
今年夏季攻勢不僅沒有結束，事實上，二浪即將到來。
構建「國內大循環」，不亞於供給側改革。本文探究其核心思路、實現路徑及由此帶來的重要投資機遇。
摘 要
一、構建「國內大循環」解決兩大「痛點」，重要性不亞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構建「國內大循環」解決的痛點之一是內需循環不暢，關鍵在於如何有效將國內居民儲蓄率降下來，形成自循環均衡經濟體。從這個角度，構建「國內大循環」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延續和深化。
構建「國內大循環」解決的痛點之二是目前我國高端產業鏈中還有很多關鍵「掐脖子」的技術尚不掌握，諸多核心技術領域尚未實現自主可控。從這個角度，構建「國內大循環」是應對中美在科技、經貿領域（局部）脫鉤壓力的核心之舉。
二、構建「國內大循環」依託兩大抓手：消費（內需）內循環、科技（產業鏈）內需循環
「消費內循環」—內需：（1）保障（醫療、教育、養老、住房）創造需求；（2）供給創造需求；（3）信息創造需求；（4）解除循環中不合理限制創造需求；（5） 稅收（遺產稅）創造需求。
「科技內循環」—產業鏈：（1）兩大抓手：以「新基建」為基礎設施，以「數字經濟」為核心內容；（2）核心目標：突破硬殼技術、卡脖子工程，實現自主可控；（3）重要保障：資本市場提供適應新經濟的融資體制。
三、構建新「國內大循環」下，傳統經濟有三大走向：出口轉內銷；產業進一步升級、國際化；以五大城市群、都市圈為主導的新型城市化
四、構建「國內大循環」需要兩大保證：堵住房地產虹吸效應；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建立高標準市場體系，對外開放
五、構建「國內大循環」，未來資產配置三條路徑：科技為攻、消費打底，探尋周期行業裡的高成長龍頭
科技為攻：構建國內科技大循環，未來產業方面的主要機遇集中於：關鍵領域「自主可控」、「進口替代」（國產化）、「智能化」、新雙循環下「國際化」將是未來產業方面的主要機遇。
消費打底：消費大循環，內需市場崛起。投資機會有：海外消費回流；本土品牌崛起；新消費模式興起。
探尋傳統周期行業裡的高成長龍頭：（1）傳統優勢產業的基礎再造和升級，在高端裝備製造等行業尋找具有實現進口替代、國際化能力的優勢企業；（2）疏通政策梗阻以新需求消納產能，減少能源等對外依賴帶來鋼鐵、煤炭、化工等傳統周期行業新機遇；（3）大都市圈、城市群等區域發展新增長極和動力源帶來增量城鎮化紅利。
風險提示：在中美「脫鉤」、經濟下行壓力下，房地產政策巨大轉向
正文
5月份以來，在兩個多月的時間裡，總書記在不同場合四次提到「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劉鶴副總理在6月18日對此也予以強調，730年中政治局會議再次明確內循環新發展格局。
為什麼中央此時要提「國內大循環」？這一新發展思路到底意味著什麼？政策路徑又在哪裡？財政、貨幣政策將可能如何變化？市場又可以從中發掘哪些投資機會？這些問題一直困擾市場。
本篇報告將探討上述問題，我們嘗試建立「國內大循環」的邏輯框架（圖1），並在此基礎上探討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際國內雙循環新格局」的經濟發展新理念、戰略舉措，其實施的戰略背景、核心思路、路徑。
一、「脫鉤」時代，構建「國內大循環」，解決兩大「痛點」，重要性不亞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近期高層反覆對構建「國內大循環」重申、強調，其將是未來重要的戰略舉措。「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首次提出的；5月23日，在全國「兩會」期間的聯組會上，總書記在看望參加政協會議的經濟界委員對此作了進一步解釋（附表1）。我們發現，在兩個多月的時間裡，總書記在不同場合四次提到這一思路，劉鶴副總理在6月18日對此也予以強調。7月30日年中政治局會議更進一步強調，我國經濟當前面臨的問題很多是長期結構性問題，要作「持久戰」的準備，要通過「內循環為主，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來化解。
上述一系列的表態，實際上表明了中央發展經濟的新思路正在形成。如果「十三五」期間，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主線的話，那麼我們估計「十四五」期間，「國內大循環為主、國內國際雙循環」則可能是新主線。
我們首先要問的是，為什麼中央在此時提出這一思路呢？要解決我們經濟發展過程中什麼痛點？在年中政治局會議上，中央特別強調了我們面對的問題是長期結構性的，要以「持久戰」的態度來對待。這裡面，我們認為下面兩個痛點是關鍵：
第一、構建「消費內循環」，解決的痛點之一是內需循環不暢，關鍵在於如何有效將國內居民儲蓄率降下來，形成類似美國的自循環均衡經濟體。從這個角度，構建「國內大循環」是2016年後實施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延續和深化。
逆全球化使中美於80、90年代逐步形成「中心-外圍國」經濟均衡、循環模式愈發難以為繼。我國「高投資、高儲蓄、高出口、低消費」，美國「低投資、低儲蓄、高進口、高消費」的循環模式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開始被打破，我國於上世紀80、90年代起實施的「出口導向加投資拉動型」的國外大循環（曹和平，2020）【1】難以為繼。在這種情況下，中美都進行了再平衡的結構調整。我國儲蓄率、經常帳戶都出現下降，但整體新的均衡模式並未形成。現在，在外部中美部分「脫鉤」、逆全球化加劇，國內槓桿率高企背景下，我國要形成自循環的均衡核心是要把儲蓄率降下來。
我們理解構建「國內大循環」是2016年後開始實施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延續和深化。2014年後，開始通過供給側結構性調整實施經濟驅動力的轉換。5月14日政治局常委會強調「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充分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可見，轉向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發展的戰略發展方向，是「創新加需求拉動」導向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延續和深化。
因此，未來構建「國內大循環」，其抓手之一在於持續擴大內需，降低居民儲蓄率（圖2），用我國居民內部消費需求消化內部投資產生的產能，承接以前的出口，形成自我暢通、自我循環的經濟體。
第二、構建「科技內循環」，解決的痛點之一是目前我國高端產業鏈中還有很多關鍵「掐脖子」的技術尚不掌握，關鍵是實現核心技術的自主可控。
中美在貿易（產業）、科技、全球運行規則全方位博弈態勢越來越明顯，中長期來看，部分脫鉤在所難免。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使得經濟逆全球化態勢愈加明顯。與此同時，中美博弈進一步加深。我國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新國際、國內雙循環格局勢在必行。
因此，未來構建「國內大循環」，其抓手之二在於以新基建、數字經濟為引領，實現在關鍵技術領域的自主可控（圖3）。
綜上，構建「國內大循環」，核心依託於兩個抓手：消費（內需）內循環、科技（產業鏈）內需循環。通過如上兩大抓手，最終實現對外部需求、外部技術的不依賴，形成自循環經濟體。下面，我們具體闡述其實現路徑。
二、構建「國內大循環」依託兩大抓手：消費內循環、科技（產業鏈）內循環
2.1 消費內循環：兩大路徑、五個政策方向、三方面機會
未來構建「消費內循環」，其抓手在於持續擴大內需、降低居民儲蓄率，用我國居民內部消費需求消化內部的投資，承接以前的出口。
第一、依託於持續降低儲蓄率這個抓手，構建消費內循環有兩條路徑：1、持續推動居民將儲蓄轉化為金融資產投資，暢通儲蓄到投資的直接融資路徑，這也將成為科技（產業鏈）內循環的保證；2、通過擴大居民消費需求，承接以前的出口。
第二、構建「消費內循環」，後續的政策方向主要有五個方面：
（1）保障（醫療、教育、養老、住房）創造需求。這是說，加強醫療、教育等基礎設施領域補短板建設，加強社會保障解除消費的後顧之憂，讓居民敢花錢。政策有兩大方面：政府在醫療、教育、養老等方面的公共消費、投入增加；繼續堅持房住不炒，堵住房地產對居民消費的虹吸效應。
（2）供給創造需求。這是說，要從供給側進一步提升產品、服務質量，讓萬億體量的海外消費回流國內，讓消費留在國內。由此帶來的機會是本土、民族品牌崛起及其對海外高端品牌的替代。
（3）信息創造需求。這是說，依託於「新基建」，構建起新流通模式，由此帶來的機會是依託於5G、線上流量所帶來的新消費、銷售模式崛起。
（4）解除循環中不合理限制創造需求。這是說，政策要對之前限制或者不利於消費的政策要合理鬆綁，例如高關稅、汽車牌照等。731政治局會議也提到「要為消費升級創造條件」，這裡比較明確的是高端海外產品在國內消費的免稅措施。
（5）稅收（遺產稅、收入分配）創造需求。這是說，通過稅收加強收入分配的調節，通過遺產稅等調節代際分配，提高居民整體的消費傾向。後續政策關注點在於新的收入分配政策。
第三、構建消費內循環帶來的趨勢：海外消費回流；本土品牌崛起；消費新模式興起。
海外消費回流是未來我們關注的重點。一方面，我們的產品之前過度依賴外需；另一方面，外面有高端品牌的我們沒有，過多的消費放在了海外。搞雙循環，一方面，向海外轉移部分產業，另一方面，產業升級來滿足國內產品質量、品牌的需求。這裡的關鍵是如何把高端品牌引到國內來生產，或者免稅使得銷售環節的就業留在國內。
我國居民海外消費的體量在萬億人民幣以上，如果有25%-50%回流，可額外拉動居民最終消費0.5-1個百分點。因為我國消費者的海外消費主要是旅行及其相關消費，我們匯總國際收支表「經常帳戶」下貨物和服務的「旅行」項借方額，發現2012年以後，我國消費者在海外的消費額明顯增長，特別是2015至2019年間，我國消費者每年平均在海外消費2579億美元（圖4）。海南自貿港的免稅政策，實際就是將海外消費回流至境內。如果我國居民海外消費25-50%回流，按照海外消費對應的人民幣數額以及相應年份GDP最終居民消費估計，平均可額外拉動GDP居民最終消費0.49-0.98個百分點（圖5）。
2.2 科技內循環：兩大抓手，一個核心目標，一個重要保證
第一、兩大抓手：以「新基建」為基礎設施，以「數字經濟」為核心內容
1、構建國內科技大循環，以新基建為牽引，搭建起數字經濟、數據要素的新基礎設施。
新基建是「數字經濟」的基礎設施，不僅本身帶來幾萬億甚至十幾萬億的投資拉動，還將通過數字經濟產生乘數效應。新基建主要包括兩方面內容：信息基礎建設、融合基礎設施建設，這分別對應數字經濟的兩大部分—數字經濟產業化、傳統產業數位化。此外，還包括創新基礎設施，主要是科技創新體制、平臺。
2、數字經濟是我國創新增長的主要內容，包括產業數位化、數字產業化兩大部分。
a、產業數位化的政策路徑是依託於5G新一代信息技術，以「大、智、物、移、雲」五個方面推進應用落地。「大、智、物、移、雲」是大數據、人工智慧、物聯網、移動網際網路、雲計算。在「大、智、物、移、雲」五個方面中，「物、移」，即物聯網、移動網際網路，是物質基礎。「大、智、雲」是應用建構。以物聯網、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慧和移動網際網路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將帶動數字經濟快速增長。
b、數字產業化是將已有產業集群實現數位化轉型，使生產效率大幅提升。產業網際網路是未來顛覆性的藍海領域。
第二、核心目標：突破硬殼技術、卡脖子工程，實現自主可控
a、構建國內科技大循環，最終目的是實現國內技術發展向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牽引和躍遷。第四次工業革命核心是依託5G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在前三次工業革命實現（機械）自動化、電氣化、數位化的基礎上實現智能化。在這個過程中，將伴隨全球第五次產業轉移，而勞動力成本、中美經貿摩擦、COVID-19疫情等加快了這一進程。「智能化」是未來產業的發展趨勢。
b、構建國內科技大循環，在中美脫鉤背景下，實現關鍵領域「自主可控」、「產業升級」，保障產業鏈的安全和穩定性。我國在高端數控工具機、晶片、光刻機、高端傳感器等領域嚴重依賴進口。我國的「自主可控」訴求不會因為美國壓力而放棄，反而更加激發我們加大相關領域的投入，如光纖製造設備、晶片、傳感器、高端數控工具機等。在這個過程中，構建國內大循環，「要實施產業基礎再造和產業鏈提升工程，鞏固傳統產業優勢，強化優勢產業領先地位」（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實現關鍵技術、設備、零部件和新材料的「進口替代」。
第三、重要保障：資本市場提供適應新經濟的融資體制。「科技大循環」要依託於暢通金融、資本循環。重構金融系統，打造規範、透明、開放、有活力、有韌性的資本市場，提升股權直接融資比重是未來持續方向，在這個過程中要輔之以打破剛兌，加快居民資產從房地產到金融資產的配置步伐，暢通儲蓄向股權融資的通道（圖6、7）。
三、構建「國內大循環」需要兩大保證：堵住房地產虹吸效應；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對外開放
第一、構建「國內大循環」，以堅持房住不炒，堵住房地產的虹吸效應為基石。
上半年，疫情衝擊之下房地產調控絲毫沒有展現出減弱的跡象。7月下旬以來，多部委對樓市密集表態。731政治局會議亦再次對房地產表態：「要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從構建國內大循環的角度，我們能更好理解房地產調控的延續性。
第二、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建立高準市場體系，對外開放，暢通制度、體制循環。
在這種背景下，我們就能理解2019年10月31日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將市場經濟體制上升為基本經濟制度。2020年年初以來，中共中央、國務院先後發布《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關於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要推進科技大循環，就要不斷推進金融和資本市場改革；暢通內需大循環，就要建立高標準的市場化體系，打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的政策堵點（5月23日看望參加政協會議的經濟界委員時講話）。
四、構建「國內大循環」下傳統經濟三大走向：出口轉內銷；以大城市群、都市圈為主導的新型城市化；新國際循環下優勢企業國際化
構建傳統（周期）經濟的內循環，就是要減少消化產能對外需、出口的依賴，減少能源等國民經濟基礎的對外依賴。這主要有三個路徑：
第一、傳統優勢產業的基礎再造和升級，優勢企業走出去、國際化，參與新的國際循環。實施「產業基礎再造和產業鏈提升工程，鞏固傳統產業優勢，強化優勢產業領先地位」，將會使我國製造業優勢企業優勢更加凸顯，其國際化趨勢將是競爭力重要來源。
第二、尋找區域發展新增長極和動力源，培育大都市圈、城市群發展帶來區域增長新熱點。這有三個特點：
1、以新基建替代老基建，老基建突出重點。以「智慧城市」等新基建建設、「兩新一重」替代傳統鐵公機，「老基建」突出重點，而不是全面鋪開，「繼續推進重點產業鏈、龍頭企業、重大投資項目」(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
2、以五大城市群、都市圈為主導的新型城市化。區域增長未來將呈現分化、極化特徵（參考報告《深圳特區40周年：粵港澳大灣區改革新臺階》20200716）；
3、以戶籍制度改革、土地供應改革作為輔助。
第三、以國內新需求替代外部需求消納產能、出口轉內銷，在此過程中需要不斷疏通政策性梗阻。通過創造、轉化新需求釋放傳統行業的過剩產能，黃奇帆在《如何構建國內大循環》中舉了個例子。例如，我國鋼鐵存在產能過剩現象，但與此同時，鋼鐵在建築結構上的使用量只有7%～8%，而歐美等國家這一比重為40%左右。如果在建設標準中提高房屋用鋼比重，一年可消化一億噸以上鋼材。
五、構建「國內大循環」，看好資本市場中長期發展。未來資產配置三條路徑：科技為攻、消費打底，探尋傳統周期行業裡的高成長龍頭
第一、「科技為攻」：科技大循環，加快數字經濟、新基建引領第四次工業革命。構建國內科技大循環，最終是實現國內技術發展向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牽引和躍遷。主要是三個方面：優勢產業的升級、再造；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布局；新型舉國體制下，關鍵科技、技術的創新和攻關。構建國內科技大循環，關鍵領域「自主可控」、「進口替代」（國產化）、「智能化」、新雙循環下「國際化」將是未來產業方面的主要機遇。
第二、「消費打底」：消費大循環，加快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以內需替代外需，從出口型經濟體轉為內需型經濟體，未來很重要的轉變方向包括兩大方面：出口企業外銷轉為內銷、（高質量、高端品牌）海外消費回流。內循環消費主要包括三條主線：高端海外消費回流、本土品牌崛起、新消費模式興起。
第三、探尋傳統周期行業裡的高成長龍頭。這體現在三個方面：1、傳統優勢產業的基礎再造和升級，在高端裝備製造等領域尋找具有實現進口替代能力的優勢企業；2、疏通政策梗阻以新需求消納產能，減少能源、農產品等對外依賴帶來傳統經濟新機遇；3、尋找區域發展新增長極和動力源，帶來大都市圈、城市群發展帶來區域增長新熱點。
【1】曹和平：打響中國經濟內循環人民戰爭.［N］.環球時報，2020-07-23
若以美國裡根改革為參考，一國長期使用凱恩斯式經濟政策，必然導致經濟增長乏力、通貨膨脹（資產泡沫）隱患重重；唯有從供給側（與凱恩斯主義相反），推行供給側改革，才能讓市場替代政府之手促進資源要素的自由配置。
2016年中國全面啟動「供給側改革」，符合這一經濟學的理論路徑。近期中央層面首提「金融供給側改革」，意味著供給側改革向金融領域深入，開啟改革的下半場。
供給側改革上半場，以「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為五大任務，旨在拔毒刺、去毒膿、抑泡沫、防風險。
供給側改革下半場，將以「激活資源要素」為核心，旨在優化結構、釋放活力、增強效率、提高質量、促進增長。
前者依靠行政手段剎車降溫，後者依靠市場機制加油增效。
金融供給側改革，是國民經濟在「換檔降速」中能否找到新的增長動力的關鍵，關係整個供給側下半場改革的成敗。
金融領域，沉痾宿疾、百弊叢生，過度擴張產能以及批發性資本，對實體經濟構成降維性打擊。「假銀行」依託「土地本位制」創造大量信貸貨幣，「假資管」行「華爾街之名」，行「資金倒爺」之實。金融化產業（房地產、基建、國企投資）「洪水滔天」，而傳統實體產業只能「望梅止渴」，二者之間形成深深的「貨幣鴻溝」。
去槓桿一定程度上止住資本產能過度擴張的衝動，但也引發傳統實體產業「流動性困境」，貨幣傳導效率問題凸顯。唯有猛藥才能祛沉痾，才能從過去財政與貨幣擴張性政策以及強大貨幣產能的慣性中解放出來。
金融供給側改革，核心在於控制產能擴張的基礎上，疏通貨幣傳導機制，降低資金錯配，建立獨立的金融風控體系，激活資本要素的自由力量。
裡根大循環
美國供給側改革與金融資本主義
若把歷史拉長到整個工業經濟時代，1970年代或許是近300多年來世界經濟的轉折點。這十年所發生一系列事情，決定了最近四十年的世界格局以及經濟秩序，也將長期而深遠地影響到未來。
1970年代，美國國運進入大蕭條以來最糟糕的階段。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美元與黃金脫鉤，進入三次貶值周期，喪失了絕對統治地位，世界進入了浮動匯率時代和信用貨幣時代。進而世界石油危機爆發，美國遭遇前所未有的經濟停滯、高通脹、高失業的「滯脹」危機。
美國兩屆政府反覆使用凱恩斯式政策依然失效，隨著「菲利普斯曲線」失靈，薩繆爾森領導的新古典綜合學派跌落神壇，新自由主義各門各派湧現，試圖以「獻計獻策、為國分憂」的方式，埋葬凱恩斯主義，在主流經濟學領域樹立大旗、安營紮寨。
1979年7月，美國經濟「病入膏肓」，通貨膨脹率創下歷史記錄，且依然兇猛上竄，聯邦政府一些「病急亂投醫」。美國總統吉米·卡特正在尋找聯儲局主席人選，身邊的財政部副部長安東尼·所羅門向總統推薦保羅·沃爾克。但總統的回答是：「保羅·沃爾克是誰？」
沃爾克在1969年到1974年在聯邦財政部供職，負責國際貨幣事務，並幹了一個大事——他堅決支持讓美元和黃金脫鉤，直接促使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不過，當時他在美國政界依然是無名小卒。
1979年7月24號，沃爾克受邀到白宮見了卡特總統，在一個小時的會面當中，大部分的時間都是沃爾克在講話。離開白宮之後，沃爾克對自己說，「他永遠不會把這個職位給我」。但沒想到第二天，卡特親自打電話讓沃爾克擔任這個職位。
1979年8月，沃爾克執掌美聯儲後開始著手兌現他在白宮面試時的承諾。沃爾克的政策極為簡單、激進而粗暴。當時美國聯邦基金利率已經高達11.2%，而1981年沃爾克一口氣加息歷史最高的22%。通貨膨脹率倉皇而逃，CPI大跌10個百分點，回落到1982年的4%以下。
這種暴風驟雨般的去槓桿，驅狼打虎般的殺通脹，通脹是降下來了，但是經濟也陷入負增長，失業率超過10%，投資折損嚴重。
沃爾克在回憶這段歷史也曾說過：「如果 1979年以前有人告訴我，我會當上美聯儲主席並且把利率提升到20%，我肯定會鑿個洞鑽進去大哭一場。」
沃爾克的做法，就相當於過去這一兩年中國的強勢去槓桿、緊信貸，目的是把貨幣才能給控制住。從寬貨幣到緊貨幣都產生的同樣的問題，那就是流動性困境。不同的是，美國出現普遍性流動性問題，而中國是結構性問題。
「房地產公司的老闆們每天都來拜訪我，」沃爾克回憶道：「他們不停地詢問這一切何時才能結束。」另一個利益受損的群體是美國農業，還不起貸款的農民們將卡車開進華盛頓，堵在美聯儲總部的門口，咒罵沃爾克的信件雪片般飛來。
沃爾克鐵腕治通脹，讓本已危如累卵的美國經濟雪上加霜，直接導致卡特總統在1980年爭取連任中大敗。
接下來，美國如何擺脫流動性困境，如何在抑通脹、防風險的基礎上，激活市場，增強效率，促進經濟復甦？
在與卡特的競爭中，演員出身的隆納·雷根沒有為經濟背鍋的壓力顯然要輕鬆得多。他手握著「拉弗曲線」作為理論支撐的「裡根經濟復興計劃」，向選民承諾減稅、減少政府開支，並以此提振國民經濟。
裡根最初的改革方案基本上出自阿瑟·拉弗及其領導的供給學派。
早在1974年，拉弗試圖福特總統通過減稅促使美國擺脫「滯脹」困境。福特總統派了白宮助理切尼宴請拉弗，拉弗在飯桌上不停的說高稅收有多糟糕，減稅如何有利。
但是，宴會快結束了，這位白宮官員都沒怎麼聽明白。情急之下，拉弗拿來了一張餐巾紙在上面畫了一條拋物線，告訴在場的各位，稅率減少到某個值，政府稅收不但沒減少，反而達到拋物線的頂點，即稅收最大化。這就是著名的拉弗曲線，也被戲稱為「餐桌曲線」。
一起同來赴宴的《華爾街日報》副主編、綜合經濟分析公司總經理賈德·萬尼斯基頓悟，並大為讚賞。他利用記者身份在報紙上大肆宣傳，很快減稅主張便博得社會各界的認同。
拉弗與裡根的淵源頗深，當年拉弗還在史丹福大學讀研究生時，就預言裡根會當選加利福尼亞州州長，後來的事實正如拉弗所料。經過拉弗的努力，拉弗成為裡根的好友，為日後供給學派進入白宮鋪好了路。
拉弗曲線並非經過論證的嚴謹學術理論，而是一個簡單明了的正態分布圖，選民都看得懂。裡根將其納入經濟改革方案中，變得富有煽動性和誘惑性，最終獲得選民支持成功當選總統。
1980年1月，裡根入主白宮後，請了一批經濟學家來講課，第一個便是拉弗。當拉弗說到「稅率高於某一值時，人們就不願意工作」時，裡根興奮地站起來說：「對，就是這樣。二次大戰期間，我正在『大錢幣』公司當電影演員，當時的戰時收入附加稅曾高達90%。我們只要拍四部電影就達到了這一稅率範圍。如果我們再拍第五部，那麼第五部電影賺來的錢將有90%給國家交稅了，我們幾乎賺不到錢。於是，拍完了四部電影後我們就不工作了，到國外旅遊去。」
不過，有意思的是，裡根政府的減稅政策取得非常不錯的經濟效果，但並沒有證明拉弗曲線的成功。政府在降低稅率的同時，稅收並沒有增加，而是幾乎以同樣的速度下降。
經濟學家對拉弗曲線提出各種質疑，認為其過於粗糙，沒有考慮各階層的不同反應，政策有時滯性等等。當時美國的預算局局長大衛· 斯託克曼指出拉弗曲線只不過是一種財政神話和虛構。當時的副總統老布希更把減稅和預算平衡政策斥為「念咒經濟學」。
不管怎樣，拉弗還是成功的當上了裡根總統的經濟顧問，為裡根政府推行減稅政策出謀劃策。1983年沃爾克又被裡根再次任命為美聯儲主席，並繼續執行中性偏緊貨幣政策，死死按住通脹老虎。
一般認為，沃爾克的強勢加息與裡根大幅度減稅改革，「一加一減」，前者抑制、後者激勵的方式，增強了美國經濟的預期、企業家投資信心，促進了資源要素自由配置，幫助美國經濟從將近十年的滯脹泥潭中走出來，導演了著名的「裡根大循環」（索羅斯在《金融鍊金術》中定義）。
1984年GDP增長達戰後最高的6.8%。失業率自1983年後連續下降，從9.6%下降至1989年的5.3%，為1973年以來最低水平。
美國經濟復甦，拉弗曲線名噪一時，拉弗代表的供給學派成功躋身經濟學主流行列。沃爾克也成為美聯儲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主席。格林斯潘稱讚他為「過去二十年裡美國經濟活力之父」。
按照美國供給側改革的歷史，我們很可能認為，沃爾克主導了供給側改革上半場，裡根主導了下半場，前者負責打壓，後者負責激活。
也有很多人認為，裡根改革其實「徒有其名」，屬於「掛羊頭賣狗肉」的供給側改革；「裡根大循環」的主導因素是1980年代開始興起的信息技術革命浪潮；裡根政府推行大規模的減稅的效果有效，反而製造了巨量的政府赤字，並促使貿易赤字不但擴大。索羅斯也質疑，美聯儲採用貨幣主義主張，聯邦政府採納供給學派主張，二者如何統一？
在任何一國家，以上邏輯都是對的，但在美國或許不成立。
「裡根大循環」本質上是金融資本主義秩序下全球經常帳戶-資本帳戶大循環。
沃爾克針對通脹的做法，實際上將美元推向了強勢時代，改變了布雷頓森林體系以來持續羸弱的趨勢。強勢美元的回歸，間接上重構了全球化秩序，主導了一個全新的金融資本主義——強美元、強金融、高赤字、高逆差、結構性失衡以及貧富分化的全球化秩序。
裡根大循環的邏輯是，通過強美元、高匯率，發展金融產業，弱化製造業，進口商品，輸出資本，經常帳戶赤字，資本帳戶盈餘；通過國債發行以及發達的金融市場，吸收國際資本，促使美元重新回流到美國市場，以維持國內資本市場的平衡；資本回流國內後，聯邦政府高軍事投入，金融資本再投資海外市場並攫取高利潤，以及金融資本支持下科技創新，維持美元的強勢地位。
裡根大循環能夠自由轉動，除了強勢美元之外，還有三個客觀條件：
一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後，世界進入了信用貨幣時代，美聯儲不再依託黃金，而是基於國家信用發行貨幣，依照本國市場及國家利益控制美元的緊縮，以極其低廉的成本，向全球收取高額的鑄幣稅。這是美國金融帝國的最高權杖。
二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後，世界進入了浮動匯率時代，浮動匯率的套利空間激發了投資銀行的興起。這為美國建立金融帝國打下根基。
三是1980年代以計算機為代表的信息技術革命興起，計算機極大地激活商業銀行創造信用貨幣的能力，以及促進投資銀行開發各種金融衍生品，做大金融市場以及金融資產。這是美國金融帝國的數位化武器。
在強勢美元與金融大數據的支撐下，信託、證券、對衝基金、交易清算、跨境支付、離岸帳戶、各種金融衍生品，共同組合而成一個龐大而系統的金融系統。在金融資本主義秩序中，華爾街金融在全球市場中攫取高額利潤。
美國向全球發行的國債平均利率一般在3%以內，在金融危機後，這一數據更低，甚至接近零，即中國乃至全球各國購買美債的收益率比較低；而美國金融領域向全球投資的收益率則高達15%以上。
可見，金融資本主義本質上是一個以美元為主導的金融套利遊戲，華爾街在這一大循環中向全球「倒賣」資本截取高額收益。
沃爾克強壓通脹之手，將美元推向世界金融的頂端，「間接」地構建了一個金融資本主義秩序；壓制了貨幣無序擴張的產能的同時，又藉助美元的強勢地位以及美國發達的國際金融市場，從海外獲得大量廉價的融資，以支持國內市場的流動性。
在這一金融資本主義秩序中，沃爾克相當於構建了一個國際性的「裡根大循環」，以國際市場的力量來激活資源要素（資金）配置，增強了資金配置效率，提高了金融業投資收益率；相當於利用國際市場來解決美國滯脹問題，或者說國際市場為美國市場買單，將滯脹問題轉嫁到國際上，國際市場跟隨著美元緊縮-擴張周期而波動。
時至今日，這一模式愈演愈烈。近些年，美國貿易逆差和政府赤字都創下歷史新高，本質上這是特裡芬難題的延續，短時間內難以從根本上解決。
不過，每當這一規則觸發美國社會國內矛盾時，聯邦政府都會通過政治的手段進行調節。
如1985年，美國與日本、聯邦德國、英國、法國籤署「廣場協議」，要求後者四國提高匯率，平衡美國的貿易逆差。該協議籤署後，美元又陷入快速貶值的風險。1987年2月，美國又與英法日德等六國達成「羅浮宮協議」，承諾保持美元匯率在當時水平上的基本穩定。又如，2018年，川普政府向中國發動貿易戰，試圖縮小經常帳戶差額，保持美元匯率穩定。
所以，「裡根大循環」真正的內核是沃爾克構建的全球化的金融資本主義秩序，而裡根的大規模減稅、「廣場協議」、「羅浮宮協議」、川普減稅以及向對中貿易戰，都只是在這一框架下小修小補、維持平衡。
金融供給側改革「雙劍」
控制貨幣產能與資本自由配置
自從1980年代，沃爾克將美元推上強勢位置後，全球經濟便在美元構築的金融資本主義下運轉。高貨幣、高赤字，成為最近三十年多年各國經濟的核心。債務危機，也成為飄蕩在世界經濟上空的幽靈。
任何生產要素的供給彈性都是有限的，也就是不可能無限供給，更不可能以零成本的方式無限供給。而信用貨幣就是特例，信用貨幣的產能可以無限、零成本擴張，同時市場對貨幣的需求又偏向剛性、擴張性政策執行具有時滯性，因此掌控貨幣閥門的政府或貨幣當局，更傾向於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以支持其短期的政治目標。
另外，1970年代之後，投資銀行的興起，大規模的金融衍生品製造的投資和投機市場，吸納了大量的貨幣，以至於傳統貨幣理論失效。經濟學家以及貨幣當局根本無法根據傳統貨幣理論，判斷市場中到底需要多少貨幣。
如今國際市場中，90%以上的美元用於外匯以及金融投機，而非國際貿易清算和外匯儲備。2008年至今，全球廣義貨幣大規模增加，但是並未引發嚴重的通貨膨脹，而是推高了資產價格。但是投機市場中，在國際金融理論中沒有絕對標準衡量，一個投機市場中吸納多少貨幣可以界定為資產泡沫，正如房價漲到多高才需要調控。
所以，信用貨幣的邊際擴張特性、傳統貨幣理論的失效，以及政府短期目標的傾向性，導致世界各國都面臨嚴重的「貨幣的禍害」。
換言之，不管是美國，還是中國，金融供給側改革的第一把利劍，則是控制貨幣產能。米爾頓·弗裡德曼在其著名的《貨幣的禍害》中強調：「通貨膨脹的問題，只是印刷行業的問題。」米爾頓旗幟鮮明地反對凱恩斯以金融政策作為需求管理的手段，主張政府在經濟上扮演的角色應該被嚴格限制。他認為，「根治通貨膨脹的惟一出路就是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幹預，控制貨幣增長。
筆者將金融供給側改革比喻成「雙劍」，即控制貨幣產能與資本自由配置。
前者是行政的、短期的（相機選擇的）以及控制風險的臨時錯失（手段上與凱恩斯主義類似，只是一個在需求側，一個在供給側）；後者是市場的、長期的以及市場增長的根本動力，是金融供給側改革的核心。
不過，嚴格上說，沃爾克的「供給側改革」並不具有普遍意義，甚至缺乏足夠的借鑑意義。美聯儲可以按住貨幣源頭的同時，利用強勢貨幣的歸回，吸引國際資本回流美國，解決流動性的問題。目前，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像美國一樣構建一個國際性的「大循環」，更無法藉助本幣讓國際資本市場服務於本國市場。
沃爾克通過強勢加息的方式，巧妙地做到了「雙劍合璧」，既控制了貨幣總量，又通過強勢美元促使國際資本回流美國，促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到決定性作用」，扭轉了過去依靠美聯儲過度釋放貨幣產能刺激經濟增長的行政依賴。
中國金融側改革，在供給側改革的上半場主力去槓桿、防風險。取得的成果是，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過去無序擴張的貨幣產能，尤其是商業銀行協調影子銀行創造的大規模信貸貨幣。但是，我們要防止貨幣之水在穩槓桿、結構性加槓桿中反彈。
長期執行凱恩斯式政策給經濟帶來最大的傷害，並不是簡單的擠出效應，而是政策的隨意性、隨機性，替代了法律的嚴肅性和執行性，促使宏觀經濟政策擴大化，「經濟憲法」被弱化，資源要素長期被隨意性的經濟政策所支配，市場價格因隨意性的經濟政策而扭曲，企業家在跨期協調中失誤率增加進而趨於保守，經濟決策更多屈從於政策而非市場，政府政策第一，而市場退居次席。
所以，要真正控制住貨幣的產能，必須通過「經濟憲法」的方式，避免貨幣政策決策的隨意性，強化其法律意義的嚴肅性。
弗裡德曼強調，控制貨幣增長的方法是實行「單一規則」，即中央銀行在制訂和執行貨幣政策的時候要「公開宣布並長期採用一個固定不變的貨幣供應增長率」，並將單一規則立法。弗裡德曼未被美聯儲採納，且這一固定不變的貨幣增速可以控制通脹，但未必是一科學的經濟政策。
弗萊堡學派創始人瓦爾特·歐肯，主張通過「經濟憲法」將貨幣政策目標至於優先原則。即貨幣政策只服務於貨幣價格調節，當央行的這一政策目標與其他經濟政策目標發生衝突時，或穩定貨幣與經濟發展出現矛盾時，中央銀行必須頂住來自各方面的壓力，堅定不移地把穩定貨幣放在首位。
歐肯的「經濟秩序」，是德國建立社會市場經濟以及戰後快速復甦的基礎。其貨幣政策優先的原則，已經深刻地滲透到德國的金融體系之中。在2008年發生全球性經濟危機時，各國都在執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而德國央行則反對量化寬鬆。
歐肯著名的《經濟政策的原則》明確表達了這一主張：
「不是經濟為貨幣作出犧牲，恰恰相反，幣值的某種穩定，才能為經濟過程提供一個使用的調節手段」，「堅定不移地把穩定貨幣放在首位，這樣做事實上是對其他政策目標的最大支持，也是對經濟發展的最大貢獻」。
貨幣政策過多地服務於充分就業、財政融資、債務衝洗、經濟刺激、房地產及資本市場，容易患得患失，甚至疾患成疾、病入膏肓。
弗萊堡學派提出貨幣「區間論」，也就是將貨幣供應增長率確定一個範圍。1979年開始，前西德央行根據這個理論，採取了貨幣增長率的區間指標。這是德國馬克一直保持穩定且強勢的直接原因。弗萊堡學派還要求央行向公眾公布「貨幣目標」，以穩定市場的預期，並接受公眾監督。自1974年起，前西德央行一直實行這種制度，且效果顯著。
當年，沃爾克能夠頂住全美的壓力「倒行逆施」，亦是美國憲法給他的權力。如今美聯儲主席鮑威爾「死扛」川普，也是因為聯儲系統的獨立性受到法律保護，任何機構以及個人都不能干預聯儲委員會的獨立決策。
所以，在金融供給側改革中，只有通過立法的方式，才能避免凱恩斯式政策的隨意性，才能關注貨幣擴張的衝動，將資本配置的權力交還給自由市場。
所以，供給側改革下半場應該啟用第二把「利劍」，即資本自由配置，即在壓住槓桿率的同時，通過激活資源要素，增進市場活力，改善競爭效率，做大分母資產，促進經濟增長值。
但是，中國金融側改革做到「雙劍合璧」的難度要大得多。去槓桿壓制貨幣擴張的同時，如何在貨幣存量的基礎上，如何疏通貨幣傳導機制，增進資本的市場配置效率是關鍵。
當前，在銀行系統非獨立性的經濟體中，凱恩斯式經濟政策大大增加了財政赤字以及貨幣無序擴張的風險；失控的貨幣產能，促使整個金融系統演變成一個資本批發部門，而非信用創造、時空配置的市場；長期大規模的資金批發業務，導致商業銀行資金嚴重錯配，風控系統疏於管理而制金融系統更加脆弱；一旦去槓桿、緊信貸，商業銀行出於行政訴求或逆向選擇，立即關閉貨幣閘門，導致市場無水之源。
所以，在去槓桿過程中出現了某些的陣痛，即去槓桿壓了分子，分母亦在萎縮，一些企業的債務規模和資產估值同時被壓縮，授信級別及規模下降，陷入短時期的流動性困境，以及資產及信用重估的風險。
如何才能在壓制貨幣產能的基礎上，儘快啟動第二把「利劍」，讓市場儘快去調節資本配置，以防止改革成果回流？
一方面，繼續嚴格控制貨幣產能，只有壓制貨幣產能，才能逼迫商業銀行從過去向「央媽」批發資金轉而向市場「找資金」。
另一方面，強化商業銀行系統的獨立性，扭轉「土地本位制」信用貨幣創造模式。
當下商業銀行模式實際上是通過政府信用隱性擔保，以土地為抵押進行信用貨幣擴張，本質上地方政府隱性擔保的「土地本位制」信用貨幣。當前經濟一時未必能夠扭轉土地財政的強大慣性，但是金融供給側改革可以通過強化商業銀行系統的獨立性，與「土地本位制」脫鉤，建立市場化的風控體系，降低外溢性風險。只有建立市場化的風控體系，才能真正疏通貨幣傳導機制，形成市場的資金配置。
當今中國還在爭論市場之手與政府之手孰優孰劣，而歐美經濟學家早在1970年代開始就逐漸轉向「法治之手」，依託法律、規則與秩序（布坎南的《憲則經濟學》、哈耶克的《自由大憲章》），防止市場與政府「雙失靈」。
由於貨幣邊際產能特性，貨幣市場或資本市場容易失靈，進而加劇金融市場的脆弱性，而政府之手亦難以控制貨幣產能衝動，推行財政赤字貨幣化，服務於宏觀經濟目標和政府目標。所以，唯有「經濟憲法」才能使貨幣之水流向該流的地方，才能真正構建中國版的「裡根大循環」。
沃爾克不是世界偉人，但卻是真正的美國英雄。「眾人皆醉我獨醒」，在全美都患上「貨幣毒癮」時，沃爾克卻能夠冷靜、大膽、勇敢地猛藥去沉痾，最終力挽狂瀾，拯救美國於貨幣水火之中。
這是美國憲法賦予沃爾克的權力。
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一直沃爾克的堅定支持者。每次到美國訪問，柴契爾都會前去拜訪沃爾克。於是裡根總統的接待人員尷尬地發現，英國首相的專車總是停在美聯儲的車庫裡。
這是理性者給予他的尊嚴。
沃爾克曾說過：「通脹是個道德問題。因為政府完全可以控制貨幣發行量，他們給通脹找的所有藉口都是愚弄大眾。維持幣值穩定，是政府的責任。」
寫這篇文章的起因是因為索羅斯在<金融鍊金術>一書中，寫過一個叫「裡根帝國循環」的反饋過程，同時又看了付鵬付總的分享。
因而決定自己梳理下四次循環內在的不同，希望能找到規律和內在的問題。
自二戰看過來，我們可以看到太陽底下並無新鮮事，川普雖然是以民粹主義上臺，但是經濟方面的執政政策跟他的共和黨前輩並沒有什麼區別。這也是美國歷史兩黨制決定的，這就有了本文的標題從裡根政策導致的「裡根大循環」到「川普循環」。
研究這段歷史雖然不能讓我們通過歷史的因果來預測未來，但卻可以更好的理解當下, 對未來的情景做一定的假設和沙盤推演，來輔導投資決策。
當然，因為標題大小的關係，這裡我還忽略了兩個重要的人物。其中一個可以稱為「布希循環」，另一個容我先賣個關子，可以猜猜是誰。
標題說大循環，那什麼是大循環？
索老把裡根執政時期，繁榮的經濟，強勢的貨幣，龐大的預算赤字和巨額的貿易逆差之間交織形成的在無通脹情況下的正反饋過程，稱為「裡根良性大循環」，與之相對應的是「卡特惡性循環」。這裡的關鍵是繁榮的經濟和強勢的美元。
這裡我直接取索老最終的循環反饋圖，直接看可能有點難理解，下面我們慢慢聊。
大循環的前端
我們要理解川普當下發生的什麼可以先去看看當年裡根（1981~1988）執政的情況。
當然還得理解它的時代背景，因為歷史事件都是路徑依賴的。
裡根上臺的背景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以來的滯漲情形，滯漲是經濟停滯，高通貨膨脹和高失業的總稱呼。它與人們之前認識的凱恩斯主義菲利普曲線是不相符的，因為在凱恩斯主義的框架下，高失業率和高通脹是不能共存的。
從下圖可以看到從七十年代初到裡根上臺時不斷攀升的失業率和CPI。
那為什麼會有滯漲呢？
導致滯漲其實有多重因素
戰爭紅利的消失，朝鮮和越南兩場戰爭，自五六十年代對經濟有的總需求有拉動的作用，帶動了軍工，固定投資和本國的消費，但到了七十年代，戰爭的拉動作用漸漸消失甚至起了反作用，這是經濟停滯。
科技的低潮，二十世紀初四十年代末，美國通過原子能和電子信息技術發明和應用，掀起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經歷了近二十年的高速發展，到七十年代初，技術進步已經放緩，需要等待下一個增長點。直到八十年代初，新材料，生物工程，微電子，航天工程等新技術的應用才開始下一輪的科技革命。
來自於德國和日本的競爭，美國1947年二戰結束後，出口額佔世界出口額將近三分之一，但是通過之後的馬歇爾計劃，和世界銀行的資助，歐洲和日本的盟友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下，發展迅猛，導致美國自身的競爭力大減，1971年首次出現對外13.03億美元貿易逆差。
兩次石油危機，經濟停滯有很多原因，但通脹肯定離不開兩次石油危機，因為這是之前從來沒有過的。7年多油價暴漲了10倍多。
較高的利率，在60年代到70年代，那時的政策跟國內前幾年有點像，一管就蹦，一蹦又開始放水。導致了基礎貨幣大大增加，通脹預期起來，使得利率升高。利率作為企業的資金成本，也導致了通脹。
從總的滯漲來說，在資本主義的過剩模式下，2，3跟現在國內也一樣，用凱恩斯的話來說就是資本邊際效率遞減，任何能賺錢的行業大家都一窩蜂湧上去，而利率的抬升，造成實體產業的利潤率已經被壓到快沒有了。
有限的石油資源，作為總系統中的限制條件它和高的糧食價格一起，最終導致了通貨膨脹和高失業率並存的情形。
而高通脹又反過來削弱了實體企業的競爭力，造成了工業產值的下降，企業的大量破產。
在這種情況下很多變量交織在一起，造成了負正反饋，原先的有利變量變成了危害。不斷下降的美元匯率，進一步加劇了通脹，因為通過不斷增加的貿易赤字，本國的競爭力下降使得進口大於出口，下降的匯率使得進口愈加昂貴，而不斷上升的貿易赤字又反過來使得匯率承壓。
菲利普曲線又為什麼會失效？
這是傳統的菲利普曲線，可以看到通脹和失業率呈現反向關係。
但其實仔細想想，通貨膨脹分為成本拉動和需求推動。
凱恩斯主義主要作用於需求端，當需求增大，需要的工人增多，失業率自然下降，這是很正常的。
但其實是在石油危機之前，美國沒有經歷過這麼大的成本推動的影響。菲利普曲線只有兩個變量的關係，失業率和通脹。但是影響成本的原因還有很多，比如利率作為資金的成本，石油作為資源的成本和勞動力成本。
當利率上升，資源價格大幅上升，成本推動的通脹導致企業壓力猛增，帶來了裁員的壓力。所以造成了同時的通脹和高失業率。
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出版於29年股災之後，二戰之前。從書名就也看出主要想解決的問題是那個年代的短期失業問題。所以後來會造成很多人的誤解，因為畢竟這本書真的相當難讀。
當時的政策
自大蕭條後奉行的凱恩斯主義，財政政策的刺激雖然還在繼續，但早已邊際效率遞減，本質上來說實體產業沒有新的增長點，卡特（1977~1981）的智囊清一色都是凱恩斯主義者，也難免這個下場。
貨幣政策其實當時相對來說不太注重，當時的聯儲主席伯恩斯相信加息對經濟會產生難以忍受的影響，寄希望於政府實現預算平衡提高，促進商人信心提高產出，來降低治理成本來解決成本推動型的通脹。[1]
但形式並非他所預料的，過快增長的貨幣量和財政政策一道，並沒有支撐實體企業，使得資金只能流入虛擬產業和資源型的資產。從下圖資金流轉速度上可以清晰看出80年前後的變化。
海外債務的回流
索老在<金融鍊金術>的第四章還提到了大循環前端的另一個重要的問題，國際債務的繁榮與蕭條，這個問題可以追溯到1973年。
自從1973年石油危機以後，石油美元的建立使得海灣產油國家擁有大量的美元外匯儲備，而這些外匯儲備最終又回流到了美國本土的銀行的負債端和國債上面。
同樣因為危機，不產油國不斷擴大的貿易逆差正好需要貌似廉價的貸款來滿足。兩邊一拍即合大量的美元源源不斷的輸入到拉丁美洲，正是由於海外的歐洲美元市場的發展，美元在海外的堆積，才成為了後來循環轉向後美元持續的上升的來源。
國際貸款當然還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實際利率接近負值
不斷下降的美元匯率
銀行在歐洲美元市場不受債務的最低保證金監管
銀行放貸高額的利潤
對債務放鬆的審計
這一切都增加了債務國和債權國的動力。從下圖看到十年期的真實收益率在1980年後才迅速轉正。
而累積的債務正好成了大循環最好的燃料。
裡根經濟學的迷思
要理解講大循環我們先來看看裡根時期和裡根經濟學本身
裡根經濟學看似很成功，通脹減小，失業率下降，裡根離任時期的居民滿意度都還創歷史新高，但是如果從客觀的來看，其卻並沒有很多人心中想像中的那麼好。
雖然我很喜歡裡根本人和他講的那些蘇聯笑話。
減稅和供給學派
裡根經濟學總的來說財政政策採用供給學派，貨幣政策採用貨幣主義。
供給學派的目標是通過減稅，對產出和繳稅意願產生刺激作用，減小稅率增大稅基，吸引海外資金回流，順便降低私人部門的運行成本來增加總供給，理論來自於下圖的拉弗曲線。
但實際情況是，裡根在1981年通過《經濟復甦稅法》後，之後幾年的收入佔GDP比例不僅先期下降的厲害，後來增加的也不多，反倒是支出增加了不少。真正的收入增加也是到柯林頓時期了。
按理說減稅不是會提高收入麼？
為什麼沒達到預期呢？
這中間還有一個小故事
裡根的白宮預算局局長斯託克曼在他的回憶錄裡面說。裡根上臺快兩年的時候，把斯託克曼叫過來問:「你不是說什麼根據供給學派、拉弗曲線的原理，減稅會導致政府收入增加麼?怎麼現在反而大大減少了?」
斯託格曼告訴裡根:「 不好意思，拉弗曲線只是在理論上正確，拉弗曲線並不是新的理論，關於政府稅收和經濟增長的最佳比例，以前已經有無數經濟理論研究過了。減稅和政府收入的關係，取決於實際情況。只有在政府稅收很高的時候，減稅才能增加政府收入。如果稅率本身不夠高，減稅就不可能增加政府收入。當前的情況，政府對大企業的稅率並沒有高到讓它們不夠投資再生產的。所以，減稅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很小，彌補不了政府稅收的損失。我們以前計算錯了。」
裡根當時就暈了，問:「這也能算錯, 你原來是怎麼計算的?」
斯託格曼說: 「原來計算的時候，忘了把通貨膨脹的影響排除出去了。" [4]
裡根年輕時是個演員，有而長達二十七年的演藝生涯，並沒有經濟學方面教育的基礎，作為一個長成這樣的演員，出現這樣的事我們並沒有什麼怪罪他的理由。
上文說的當然是玩笑，裡根雖然沒有相應的教育基礎，但是他很好學，在當年當州長的時候其實經常會看弗裡德曼的書，包括著名的那本<資本主義與自由>，因為正在當時1976年弗老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在81年減稅時點之後，通過下圖數據，我們可以看到，失業率在不斷的攀升, 雖然這不能全怪裡根政府的政策，很大一部分是因為聯儲主席沃爾克為了抑制通脹而進行的貨幣緊縮。
但就單減稅本身來看，也並不理想，從下圖通脹調整後的稅率可以看到。裡根上臺後81和86年的兩次減稅，最富有的人的稅率從70%直降到了30%一下。而窮人的稅變動卻相對來說不多。
這也是我們說的涓滴效應（Trickle-down effect），如果用人話來說，就是先富帶動後富，也跟我國自身的某些理念不謀而合。先富是富了，但是先富的人佔據了資本的力量，能用一切的力量來阻止後富跟上，資本是擁有破壞力的，窮人和富人之間的實力並不公平。
貧富的差距
從下圖可以清晰的看到，美國自29年股災，大蕭條之後，通過羅斯福新政一系列的政策，從1930年來，gini指數一路下降，因為29年之前的柯立芝繁榮正是一直行駛的保守派共和黨的自由放任的思想。
基尼指數是用來衡量貧富差距的指標
民主黨的羅斯福，通過新政，通過金融歷史上最嚴厲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分離了投資銀行業務和商業銀行業務。
他在1932年當選總統之後，建立了一系列的保護工人權利，抑制資本權利。包括，禁止使用童工、制定最低工資標準、改善勞動工作環境、支持工會工人罷工、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將公共事業水電等國有化，對富人徵稅等一系列的政策。這才使得gini指數降到0.4的危險線下。
但是從上圖可以看到，從裡根上臺的節點上，gini指數跟隨者債務比的增加，一騎絕塵。
總結下裡根執政的政策我們能看到對比民主黨政策方向完全轉向，上面也介紹了
對富人減稅
公共事業單位私有化（水，電，石油）
打壓工會
放鬆金融監管，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
消減福利支出，醫保和養老保險交由私人管理。
上述所有項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貧富差距，增大了社會矛盾，增加了底層人民的負擔。
劇烈擴張的債務
如果我們量化來看，裡根的整個任期。上任之前美國的公共債務規模為7119億美元，八年執政後規模擴大到2.1萬億美元，從比例來說絕對值增長了近190%，這也是有史以來的最高水平。下圖清晰的可以看到自二戰以後，裡根上任是個關鍵的接點。
執政八年累計的財政赤字高達13386億美元，超過了美國建國204年以來財政赤字的總和。
裡根就職演講說了句很有名的話，「 Government is not the solution to our problem；Government is the problem. 」
但是就是以反凱恩斯主義，自由市場為名的裡根經濟學竟然赤字大大超過之前之總和。
從1976年來美國從貿易順差轉逆，卡特執政時期，四年的貿易逆差已經到1447億美元，到了裡根結束，逆差總額到達5962億美元。這也是提倡自由化，全球化的裡根政府，同樣會進行對日本和德國貿易保護主義的原因。[4]
沃爾克的加息
裡根經濟學關於壓低通脹和利率其實不全是自身政策的功勞。
聯儲主席沃爾克其實是前任卡特總統邀請下上任，1979年8月6日在白宮就職聯儲主席。
沃爾克頂住了很多壓力，9月中旬剛上任就提高了0.5%的貼現率，在四周內連續提升了兩次。通過控制貨幣供應量，從價格調整轉向數量調整。到了1981年聯儲的基金利率（Federal fund rate）上升到20%，最優惠利率（Prime rate）上升到21.5%。在這樣的政策下，通脹在83年降到了3.2%。
但他並是不很受裡根的歡迎，裡根後來任命了更擁抱自由化的格林斯潘，也釀成了之後的危機。[3]
小結
裡根上臺的初衷當然是預算平衡，他並不想要赤字，但無論如何他也想像不到自己會造成如此龐大的赤字。
赤字的主要原因是供給學派理論和政策的落空，減稅並沒有刺激投資、儲蓄和勞動生產率，使得國民生產總值增長很慢，反過來又影響了稅收。減稅更多是給富人減稅，但是富人的邊際消費傾向是低於窮人的，再有錢也不能一頓吃三碗牛肉麵。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減稅帶來的好處沒有進入實體經濟反而流入虛擬經濟例如股市，造成了繁榮的假象，後面我們在好好分析。
減稅，巨額的軍費開支，利息支出，和社會福利的支出共同早就了裡根任期的巨額財政赤字。
裡根自身經歷大蕭條的時代背景、當時官僚腐敗低效率體系和正好崛起的新古典主義新自由主義使得他擁抱了供給學派和貨幣主義，確實解決了很多的問題，但是這是從一個極端到了另一個極端，這也讓他打開了新的潘多拉魔盒。
接下來通過裡根大循環的分析，依次介紹四次循環。
一. 裡根大循環
關於大循環，我們先從索老書中的例子講起。
再把這張圖拿出來看，大循環中包含了一個系統中的很多路徑。
大循環的主體由（2）和（3）兩組比較關係構成。最開始的B，意思是裡根擴大的政府預算也就是財政赤字。同時配合當時的貿易赤字，呈現的是一個雙赤字的格局。
財政赤字 vs 貿易赤字
按照傳統經濟學理論來說，貿易逆差的擴大傾向於使國內的匯率和經濟水平承壓，而財政赤字的擴大，會推升總需求，增加通脹壓力，在一定程度上擠出其他人負債的能力，推升利率水平。
但經濟的圖景如果放大來看，當財政赤字帶來的總需求提升，帶來了政府支出到了私人部門的收入，這種財政赤字的投放是貨幣淨投放，也就是淨資產的增加。這時的總需求突然的被大幅度刺激起來，國內自身的產出缺口正好被貿易赤字擴大帶來的外部的商品和服務彌補。如下圖左邊的大於右邊，反而造成了整個經濟的繁榮。
反過來轉折點也就是當右邊大於左邊，刺激消退，經濟會有下行壓力。
經常項目 vs 資本項目
這裡索老把資本流動拆分成了投資性資本和非投機性資本，非投機性資本可以簡單理解為實體資本和長期資本。這裡當貿易赤字，也就是經常項目赤字增大的時候，由於當時的聯儲主席沃爾克把最優惠利率最高提高到1981年的21.5%,巨大的利差和海外存留的收益使得美元回流，投機性資本和非投機性資本都爭相回流美國。這樣在右邊持續大於左邊的時候，即使有不斷擴大的貿易逆差，依然使得強勢美元有了基礎。
投機性資本的流入構成了一個增強型的反饋迴路，越多的投機性資本流入，進一步提高了會匯率，而升高的匯率進一步吸引了投機性資本的流入。
但同時這也是有反作用的，當投機性資本的流入，不斷升高的資本流入的積累會推升本幣上升的循環，而本幣的升值又會降低實體產業出口的利潤，影響經常帳戶，從而在一定的時機，造成N的非投機性資本倒轉。不斷增高的利率也會提升實體企業的成本，拖緩經濟，造成資金外流，交織在一起損害整個循環的發展。
與此同時當經常項帳戶的赤字加劇，大於財政赤字的刺激效應時，整個循環的邏輯就會倒轉，美國自身因為本國的儲蓄是不足的，按照一般國家的情形，當本國的投資收益的順差不足以抵消貿易逆差，經常項目出現逆差，資本項目出現順差也即是海外資本回流，會使得該國海外資本淨值減少，這種趨勢進行下去，國內會不可避免的進入衰退。
美國獨特的國際地位
美國國際收支卻十分獨特，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它擁有國際儲備貨幣的權利和貿易清算權利，也就是經常說的美元霸權 （Exorbitant Privilege）。
自從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以後，美國開始以自身的國債為抵押發行貨幣，可以不受限制的利用自身的債券來換取其他國家的資源，同時海外不斷積累的外匯儲備很多都又回到了它的國債和銀行負債端來為其融資。
其次美國很長時間的淨投資收益都是正值，這也是美國企業通過全球化一體化的分工竄取微笑曲線兩端的定價權，和多層股份制架構從全球回流利潤，這也可以形象的稱為「搭歐洲和亞洲的便車」。
其結果就是美國龐大的負債本身不但不用支付利息，其他國家還倒付給美國錢，也就是投資淨收益。[2]
當然這是來自金融時報的從82年到04年的數據，新的收益率數據沒有找到，但也不會太低。
最終，當償債成本和投資性資本逃逸伴隨著貿易逆差，會導致災難性的後果。
進而，在高匯率和高利率共同的作用下，減稅的效應並沒有那麼明顯，反而帶來大量的赤字。
裡根大循環其實結束的很突然，匯率在1985年升到高點之後，其實在廣場會議之前就開始了貶值。
二. 布希大循環
客觀的來說，布希一家接任時都挺慘，老布希（1988~1992）上臺時，繼承了裡根的一切負面的遺產，包括巨額的財政赤字和貿易赤字。但由於民眾對裡根時代還是有很美好的憧憬，自然共和黨上臺對其也是繼續抱有美好的憧憬，造成了過高的期望，儘管他在任上一定程度的消減了貿易赤字。
老布希上臺時承諾「不加新稅」，但是美國自身內在的問題導致經濟進入下降通道。蘇聯解體，日本崩潰，帶來的好處還沒有到來。加之波斯灣戰爭導致的石油價格飆漲。
經濟的下行同樣加上由民主黨人把控議會多數，使得不得不在布希任內加稅和削減支出，而之帶來的緊縮並沒有使他享受到好處，反而送給了未來的柯林頓政府。對於競選初期承諾的背叛也得罪了自身共和黨的同胞，這也是多重因素造就了只有一任的尷尬境況。
柯林頓的新經濟
民主黨柯林頓（1993~2000）的繼任自然是天時地利人和。
雖然他接任了裡根和老布希兩任本身的爛攤子，但本身趕上好時候，蘇聯解體後休克療法，大量的資金，技術，人才流入美國。自92年盧布從1美元兌1.5盧布到98年1美元兌近100盧布，大量資源也滾滾流向美國。同樣日本1990年股災後，股市和房市再也沒起來，由此帶來的債務通縮螺旋的還債壓力使得美國的最大競爭對手失去了在同一個賽道的能力。同時正正好，美國冷戰時期留下的遺產，包括IT和信息產業的大發展，也同樣助起一臂之力。
柯林頓的經濟政策
當然，柯林頓本身沒有辜負自己的競選口號，自身的經濟政策融合了凱恩斯主義，供給學派等很多東西。又或者說他並沒有什麼主義，用我們熟悉的一句話說就是「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的實用主義。
「12年來，利益逐層滲透的經濟理論在堆積如山的聯邦債務上造成一種虛假繁榮。全國放任自流的結果使如此眾多的美國家庭，甚至連雙親工作的家庭都不再為他們的孩子作提高生活的美國夢了」這是柯林頓對裡根經濟學批判的話語。
平衡預算、償還國債，精簡政府機構縮減開支，增加稅收，鼓勵消費，同時通過興辦公共工程、增加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教育科技、投資環境保護來解決就業問題，在對外政策上推行積極的貿易政策，鼓勵企業開拓國際市場。
通過這些政策，內外結合多方面因素造就了自羅斯福新政後，民主黨最為輝煌的一段經濟繁榮時期。
當然這個時期也不是沒有全然缺點，居民的儲蓄率不斷下降，自二戰以後製造業人數不斷下降，同樣貿易赤字並沒有因此收窄還在擴大。貧富差距是柯林頓上臺承諾的目標，但是前面的圖可以看到，GINI指數在九十年代，反而是加速上升的一個時期。
當然，這些問題不僅是柯林頓政府的問題，自裡根以後，歷屆美國政府都逃脫不了。
小布希的政策
同樣小布希（2001~2008）也很慘，網際網路泡沫的破滅造成了2001年的衰退，同時911發生嚴重打擊了美國人的信心。小布希既然是共和黨，自然他又走回了裡根的老路，擴張的財政政策加減稅。包括現在川普提到了讓製造業回流美國，小布希也提出過「稅務假期」這樣類似的概念。
所以有些人說他的政策像裡根，但是另一些人想到了小布希。
儘管布希一家都不喜歡川普，但是他倆確實有不少相似的地方。
都從八年的民主黨手中接班
上任時的強美元，上臺時，兩者的前任民主黨都使得美元上升。
共和黨慣常政策，減稅，擴大軍備開支，與之導致的擴大的財政赤字和貿易赤字
貿易保護，小布希實施30%鋼鐵關稅被WTO懲罰到川普的貿易戰。
金融自由化，99年魯賓和格林斯潘聯手廢除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後金融自由化和川普現在的減少金融監管和未來有可能的放鬆沃爾克規則。造就了泡沫孕育的土壤
同樣的泡沫，08年房產的泡沫和現今四輪QE後美股的泡沫。
可以看到，布希在經濟方面並沒有吸取什麼教訓，不斷擴大的貿易赤字和財政赤字的雙赤字情形來的更快。
這裡還有一個小故事，當年2001年柯林頓離任，美國國會預算委員會CBO預測，到了2011年，柯林頓政府留下的2800億美元預算盈餘會漲到5.9萬億。而實際上...如下圖，完全反過來了。
CBO後來發了張圖解釋他們為什麼會判斷錯誤。
我們可以看到在布希執政時期，最大的赤字部分，都是由減稅帶來的近3萬億美元，不算1.7萬億的財政撥款，還有近1.4萬億美元的兩次戰爭。也可看到用赤字換增長，在那個時間點並不是一個很好的政策，只是用一個更大的泡沫來消解之前的泡沫。
布希的惡性循環
這也導致布希循環剛一開始就轉惡，強勢美元是由柯林頓時期的財政預算的改善帶來的，到了布希任期曇花一現就隨著網際網路泡沫後的降息和911使得美元一路向下，這也導致布希的美元惡性循環直到金融危機後才結束。
關鍵的政府赤字導致利率的上升，其中很多的補充還多虧了剛加入wto的中國作為債權國。貿易赤字同樣擴大，如果沒有資本項目的盈餘，和美元的儲備貨幣和清算地位，經濟可能進入更惡化的反饋。
當然不可否認網際網路泡沫造成的2000~2002年的小蕭條，和聯儲格林斯潘的降息推升的更大的房地產泡沫，並不能歸罪與小布希政府本身。但減稅政策本身和兩次中東戰爭的責任還是不能避免的。
在失業率下降和通脹抬頭的驅使下，2004年6月至2006年6月，美聯儲連續17次加息，聯邦基金利率從1%升到5.25%。受加息影響，2006年初美國房地產開始降溫，房價於2007年初開始下跌，也引發了之後的次貸危機。同樣我們看向當下，美債長短端利差平坦甚至快要倒掛，同樣如下圖利差，2000年1月和06年末到07年初也出現倒掛，倒掛不一定立馬出現危機，但是能說明其實我們也在路上了。
布希的循環，也就是索老說的償債成本和投機性資本流出伴隨著貿易逆差的最差情況，共同導致了其任期的惡性循環。
這些流出的美元同樣，同時成為了下一次大循環的燃料與養料。
三. 一百年前的循環
終於要介紹到川普循環，但在這之前還要說下本文開頭留下的懸念。
川普當然很欣賞裡根，但是他的政策除了裡根和小布希還有一個更像的人，當然距離現在很久了估計你很難想到是誰。
下面的政策，你看了甚至你可能會覺得就是川普本人。
減稅，放鬆管制
貿易保護主義，提出「America First.」
基礎設施建設
限制外來移民
其實上文也有提過，這位總統就是締造了「柯立芝繁榮」的柯立芝Calvin Coolidge，人們把他倆難以聯想起來是因為柯立芝總統是很沉默寡言的人，他有個外號叫 「Silent Cal.」 沉默的卡爾，川普自然不用多說。
有一個很經典的笑話，說在一個晚宴上，女主持說：「柯立芝先生，我打賭我今天能讓你說出多於兩個詞。」柯立芝回復道：「You lose」。
雖然個性沉默，但他有一句很經典的話，「The business of the American people is business.」
美國人的business就是business，川普同樣一定會很同意這句話。
插畫來自 Adam Maida; 照片來自 Al Drago
柯立芝的保護主義
有了裡根和布希的案例，為什麼還要介紹柯立芝呢？因為他們有個很大的不同。美國又重回了1920s年代之前的貿易保護主義。
上圖可以清晰的看到，我們自由民主開放的燈塔國在歷史上很長一段時間裡關稅都是極高的，畢竟「幼稚產業保護」這個詞就是由美國第一任財長漢密爾頓提出的，這也是美國的立國之本。
裡根時期，但是因為自身的競爭能力下降，新保護主義抬頭，開始從關稅轉向非關稅政策，新保護主義是鼓勵出口而不是限制進口，這也導致了出口的補貼消耗了財政而不是收取關稅來補貼財政。當然表面上還是和諧的自由貿易，偶爾欺負欺負日本和歐洲。
小布希時期因為鋼鐵加關稅，被WTO懲罰了。到了歐巴馬時期，301法案已經使用很多了，開始欺負中國。而現在，川普已經無差別攻擊，這其實都是為了貿易赤字。
貿易赤字雖然名字不討人喜歡，但其實這個詞並沒有感情色彩。他只是代表進口的貿易和服務金額大於出口。並且像美國這樣的國家，通過自身印出來的欠條，只要少量出口就能換來大量進口資源，適量的貿易赤字，如果同時經濟能保持活力，沒有陷入惡性反饋，對美國自身，其實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同時，美國國內的消費，通過進口，通過貿易逆差，變成了中國的出口和外貿訂單，在一定時間內，其實是雙贏。
但這個美國通過槓桿，通過消費，拉動了世界的經濟，短暫的成為了世界的火車頭，但是加槓桿來刺激總需求的循環畢竟不能持續，08年的金融危機就是通過房地產加槓桿，加不下去的一個教訓。
特別的循環
在柯立芝時期，他的組合拳減稅，增加關稅，放鬆管制和基建投資就共同促進了美國的繁榮，當然也有自身的一戰後的背景。
減稅帶來的稅收減少在短期內一定程度被關稅彌補，如果長期刺激起經濟，會造成國內生產總值提高減少赤字率的分母。
同時基礎設施建設作用於需求端，他和減稅帶來的財富效應造成的股市繁榮，共同提高了總需求。當總需求被刺激起來，因為貿易保護，關稅的提高，人們相對來說更願意去消費國內的商品。這樣，總需求被國內的商品滿足而不是去擴大貿易逆差。同樣當經濟向好，貿易逆差改善，回來帶通脹壓力，造成加息的預期，而加息的預期會推高匯率。
所以這麼來看，在那個年代，這個奇怪的政策組合，反而帶來了特定的成功。而川普更像是在致敬柯立芝那個年代。
但是不能忘了，柯立芝繁榮之後的1929年股災之前，聯儲跟現在一樣。也是在縮減資產負債表，這也是比較特別的相似處。因為繁榮最終的代價是1930年代的大蕭條。
四. 川普大循環
川普發過很多twitter表達對裡根的愛慕之情，這也是本文標題的緣由。
他的執政目標，其實上邊都說了，但是他跟之前的幾位也有很多不一樣的點，
充分就業，美國的U-3失業率已經到了自08年金融危機後的歷史最低水平3.8%，現在到4%。當然這只是在數據的層面。
財政空間有限，裡根上臺時debt/gdp在32%左右，而現在已經高到了105.4%，雖然距imf的測算還有一定的財政空間，但是現今按照一般經濟學，財政政策應該是反周期調整的，而不是繼續擴張。
產出缺口擬合，OECD的數據，美國2018年的產區缺口是為正，而裡根上臺的時間產出缺口一直在下降。
通脹的壓力
當充分就業時，產出缺口又已經擬合這時美國如果從需求端刺激起總需求，那通脹壓力相對會更快體現，因為如果需求要從本國滿足的話，要不然增加勞動生產率，要不然就得多僱人，或者是增加工資水平。
隨著通脹的壓力，利率會有抬升的預期，因為無論是在泰勒規則還是麥卡勒姆規則下，聯儲都是盯緊產出缺口和核心通脹的，這也是大家今年壓住美元的依據。
從最新的數據中我們可以看到美國的貿易赤字已經在縮減，當這種資金回流同時體現在貿易赤字的縮減和非投機性資本項回流下，投資性資本會加劇這樣的趨勢。
強勢美元會在一定程度抑制出口擴大進口，會阻礙貿易赤字的改善，會使得製造業的成本增加，但是如果出口的產品其中，包含更多的進口來料，也會中和負面效應，而不會去阻礙循環，這其中是一個比較的關係。
當然現在來看，流入美國的資金更多的不是去實體產業，而是進入了虛擬產業，例如股市和房地產市場。虛擬資產的走高很容易受到即將到來的加息和縮表的利率衝擊。
財政的壓力
從最新的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BO的預測可以看到，未來在還有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的情況下，赤字率走高已是必然。今年的預算赤字是8000億美元，按照正常增長到2020年就要超過萬億美元，而上一次萬億還是在2012年金融危機的餘波後，而這只是線性計算。今年上半年財年，赤字已經到了6000億美元，其中利息償付已經同比增加了12%，利率的升高已經有了一定的影響。
擴大的財政赤字增大了供給，美聯儲縮表減小了需求，再加上各國政府在2014年後不斷減少的美債，都會在一定程度上讓債券承壓，推高收益率。
關鍵的破壞點
升高的匯率，和升高的利率是對大循環最大的威脅，這也是需要關注的。
升高的利率不僅增加財政還債的壓力，還會增加企業還債，房貸，助學貸款，消費貸款等一系列的貸款壓力。因為在金融危機後，四輪的QE大家在低利率的環境生活慣了，和美股不斷攀升的財富效應，現在美國的信用卡債務，助學貸款數等都已經是新高。
未來的發展
基建要大量赤字，所以很難是最近的目標。川普的政策還是先全面鞏固自身權利。
最近的政策是希望關稅能部分對衝短期減稅帶來的財政影響，當然效果是很微小的，現在跟當年柯立芝其實差距很大，畢竟1.5萬億美元的減稅政策。但也表明了用貿易保護來減少貿易逆差的方向，所以真正的基建應該到中期選舉以後了。
川普當然明白這些危害，他應該也知道這是自己導致的，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他不斷炮轟高油價，高匯率和高利率。在這時，他本身就成了基本面。當然隨著市場的熟悉，他自身的言論也會邊際效率遞減，這是市場對信息反映的規律。
所以未來情形怎麼演變，重點還是要關注利率匯率抬升的刺激，同時還要看哪些變量先起作用。
但總體來說，從歷史上來看，美國現在很像1929年的崩盤前後的經濟情況。但也有橋水的達裡奧說08年的危機像1929，現在我們更像1937年的二戰前夜，如果是那樣，當然會更糟。
極低的失業率，通脹在歷史低位，利率低位，貧富差距新高，接近為零的存款率，不斷升高的債務水平。
當然，最近幾年已經有很多有名的投資者，不斷地去預測未來的崩盤，這本身又會導致市場的反身性。索老也在書中說，鑑於反潮流已經開始成為普遍的傾向，那我就要做一個反反潮流的人。
可惜的是他自身旗下的基金也在這輪川普行情上，也過早的看空美股。索羅斯本人數次退休，所以我們也無法知道其操作是否是其本人的行為。但是這也體現了對未來的預測，導致的行為，反過來會改變未來的結果。
大循環的分析
在分析最後之前，簡單再總結下大循環的機制。
循環的機制
大循環只是一個籠統的分析，因為經濟系統包含著人的決策，人的決策又包含人的思維，決策的結果最終還會反過來影響人的認知，所以我們很難通過具體的分析來定量估計。這種難以預測是有很多來源的
首先因為系統會產生很多變異的不確定性，產生一些非線性的影響。如次貸危機，其實有些人預測到了次貸危機，但是事後都發現，預期的問題比他們想像的嚴重的多。
還有因為系統最終的決策的人的思維難以預測，如現在的美聯儲給了市場非常清晰的預期路徑，但是川普卻相對難以估計，希望幹預聯儲獨立性，不要太快升息。
系統之外的例如石油問題，軍事問題等也很難說，如突然出現的911
可能性很小很小但不代表不會發生的，如黃石火山群的噴發，美國直接玩完
還有些我們說的unknown unknown，我們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如...這個沒法舉例子
我們只能通過分解系統內的各個因子的屬性，對於大循環我們可以拆分成增強循環，和削弱循環，分別用正負來表示。再分一層可以得到短期增強，短期減弱，短期減弱但長期增強，短期增強但最終會有危害，當然還有上文提到的非常強的匯率加劇機制。
這樣當然還不夠，我們可以看到如之前講的裡根循環，貌似都有危害的財政赤字和貿易赤字放一起，卻讓財政赤字刺激起來的總需求被貿易赤字所彌合。只要資本順差大於經常項目的逆差，那麼有部分經常項目的逆差還是促進總循環的。柯立芝時期的早期的貿易赤字被關稅所部分彌補而不迅速擴大財政赤字，關稅的壁壘使得需求轉向國內，反而加速了國內的發展。所以在不同時空，系統的部分組件的組合也能產生全然不同的結果。
上面算是簡單解釋了下大循環的機制。理解了機制也就明白了我們很難找到一個完整的模型套用到每次循環上去，因為每一次的經濟背景，國際關係，市場的運行時空，和決策的人員都有很大的不同，也只能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這樣來看任何一次大循環都不是一種精心安排的巧合，只是在特定時期，相互矛盾的經濟政策的無意識的產物。我們需要的是理解其中的主要宏觀因子和主流偏見。
所以大循環的分析框架並不能提供精確的預測。
大循環的轉折點也是索老所說的歷史事件，在裡根循環上，他們是：五國集團會議、貝克漢城講話、格拉姆-魯德曼修正案和日內瓦美蘇首腦會議。
這些事件，重構了人們對匯率，利率，國際債務，國際貿易的預期，逆轉了大循環，使得大循環很順利以一種良性的方式結束。
歷史事件的本質是完全改變了預期，所以通過歷史事件的觀察與尋找我們也能更好的去判斷大循環的開始於終結。
當然最終作用到投資領域，大循環的只是提高一個決策的勝率，因為分析問題的基點就是世界的不確定性和認知的不完備性，使得我們也並能對自身確定的分析下絕對的賭注。
但是當我們的循環假設如果能更逼近於現實世界，或者說當現實世界驗證了我們的假設，那麼勝率也就站在了我們一邊。
美國的輪迴
美國的政治其實很有意思，政治的「左」民主黨和「右」共和黨升華一層分別代表了「公平」和「自由」。理解這個就很好理解美國。
兩黨的區別
民主黨希望人人平等，所以他們的經濟主張是大政府，通過政府來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工會，公共服務行業收歸國有化，來提供每個人都能支付的起的基礎服務，發展終點就是共產主義。缺點，就是會造成官僚主義，和腐敗和效率低下。所以，他們的支持者主要在大學，律師，工會，藍領一邊。
共和黨主張自由，希望機會均等，所以他們主張小政府，政府只要保障正常的市場機制就行，不要老動用那個「亂摸的手」，放鬆一切監管。所以他們反對社保，反對工會，支持私有化，市場化，最大化提高社會自身的效率。這也是暗合了供給學派和貨幣主義的新古典經濟學的思想。缺點，就是馬太效應，窮者越窮，富者越富，造成社會分化。他們的支持者主要是能源和菸草，製藥，白人為主。
當然這也只是泛泛來說，美國的政黨自建立以來，政治立場變化很大。也是那句老話只有永遠的利益。
所以真要深究，還是要看兩黨的票倉結構和背後的金主。
美國現今兩黨的不同理念造成的不同的執政策略，反映到經濟上，就一定程度造成了周期。也是本文研究這四次基本相同的政策，不同的背景，導致最終不同的循環結果。
脆弱的繁榮
兩黨的政策也導致了，每隔近十年的金融危機，和內生性「脆弱的繁榮」。
在經濟向好的時候，信貸繁榮，股市長牛。大部分人覺得，金融危機離我們很遠，所以大家放開消費，導致美國人的存款率不斷下降，跟多是放在股市上。而經濟向好利率本身的不斷下降，也在放大循環本身，同樣會造成存款跑不過通脹，而降低存款率。
減稅和加稅本身的不對稱，加稅會造成經濟下行，在民主制度下，任何一任政府很難做出加稅的決定，而減稅什麼原因都有。裡根因為抗滯漲減稅，小布希因為刺激經濟減稅，歐巴馬因為危機減稅，而川普就是單純想減稅，致敬前人。前面也分析過減稅從總量來說更多減的是上層階級的稅，自然更多流入虛擬經濟。這都會造成貧富差距。
同樣放鬆金融監管，信貸不是雨露均沾的，信貸是有結構的。先去借錢的人先拿到錢先富，資金每過一層都會被漁利。所以信貸的擴張也造就了貧富差距。也能看出在比例上來說美國的下50%收入的佔比比中國還小。
上面有兩個關鍵點，居民存款率的下降和貧富差距加大。
上圖也可以看到儲蓄率基本快新低3%，從宏觀上，儲蓄不足導致的投資-儲蓄缺口，只能被外部的資金來彌補，也就是財政赤字，也形成了內生性的貿易逆差。
我們看似失業率下降，工資收入增長，但是在繁榮中，很多人會不自覺的擁有大量負債包括房貸和消費貸。而他們的資產端更多是401k，股票，房子。因為負債是剛性的，危機了也不能少還錢，但資產是彈性的，在泡沫中吹起來的資產會一落千丈。
聯儲的調控主要關注三點，簡單說就是GDP,CPI和失業率。它更少去關注槓桿負債率和虛擬資產也就是房市和股市的價格。
這導致了，每輪的縮表和加息都是一輪繁榮之後為了防止經濟過熱，通脹上升，但是都是加到虛擬經濟崩潰為止。這其實很矛盾，本來經濟向好，工資增加大家本該開心，但是經濟數據越好，大家越會預期加息加速。
美國的金融深化，造成了居民極度依賴資本市場。
當金融崩潰，居民本身存款很少，他們的剛性負債和彈性資產使得大量人資不抵債。小型的機構會破產，破產可能會造成債務通縮螺旋，而沒有破產的在大環境下就如1990年後的日本發生「資產負債表衰退」。
但是那些巨大的金融機構卻「too big to fall」不能倒，機構用這樣綁架國家，花的卻是納稅人的錢。
這是一個存在主義的問題，這樣的循環還不斷在上演，也資本主義的內生性問題。凱恩斯一定程度上拯救了資本主義，但問題還多多。
但是，問題的緣由更多的是共和黨的放鬆金融監管和減稅造成的貧富差距，貧富差距的擴大，還導致政治的鬆動。
美國的問題
美國的富人階級和企業共同體可以通過遊說，通過智庫，基金會，通過政治行動委員會，通過在任何媒體輿論宣傳來制定對自己有利的政策。
共和黨和民主黨在爭論到底是「大政府，小社會」還是「小政府，大社會」。但其實更本質的來說美國是，「小政府，大資本，小社會」。[4]
現在共和黨的政策暫時代表了資本，代表了放鬆監管得以上位。但是當資本搞砸，民主黨大政府政策又會捲土重來。
本文是在批評共和黨的過度放任自由政策，但並不代表一定贊同相反的。裡根上任前，國有化的官僚主義，公會的霸權，政府的效率低下，貪汙腐敗的現象同樣比比皆是。但是兩黨制會加大極端的趨勢，因為新上任的理由大多都是通過批判前任達到的，而且還會為了滿足選民，給出過度的福利承諾。同時為了保持自身的信譽，需要兌現自身的承諾。而兩院同時把持在不同的黨派，也有加大或者消減趨勢。
所以這樣的循環反饋，也有了本文的標題，美國的輪迴。
網絡社會的確是便利了我們，大家可以免費並且立刻獲得各種各樣的信息，但同時弊端也很明顯，碎片化並且深度不夠。他們能告訴我們現在發生了什麼，但不能把一件事的前應後果和深層次的邏輯講清楚，這也是我寫長的文章的初衷。
當然本文的分析因為篇幅有限還是非常粗糙，畢竟美國的金融經濟的權利機構不止一處，財政部、聯儲、華爾街、國會都各有各的利益所在，並不能放在一起分析。但是畢竟個人能力有限，其中的分析邏輯都有很多不夠嚴謹的地方，所以有什麼問題或者寫錯了的歡迎回復交流。
來源：華瑞博遠
原標題：《乾貨 | 「國內大循環」：核心思路、路徑及投資機會》
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