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甸:轉變是如何發生的

陳季冰/文

如果對世界地圖作一個全局俯瞰的話，你會發現，緬甸的地理位置處於亞洲乃至整個東半球的戰略十字路口——它由橫向的海上與縱向的陸上兩條路線交匯而成，將東亞與南亞、太平洋與印度洋連接起來。在海上，眾所周知的馬六甲海峽位於這個十字路口的橫向；在陸上，緬甸則位於這個十字路口的縱向。

緬甸的國土面積為68萬平方公裡，大約相當於英法兩國本土面積的總合，

是中南半島上面積最大的國家。它的西北面與印度和孟加拉國接壤，東北面與中國擁有漫長的邊境線，東南面則與泰國接壤，後者是美國在東南亞地區最重要的盟友。
   

由於20多年來從未做過人口普查，緬甸目前的總人口無法精確統計，但一般估計在5500-6000萬之間，是中南半島上僅次於越南和泰國的第三人口大國。
    

緬甸擁有極其豐富的自然資源，其中包括中國人最熟知的無價之寶——翡翠（主要蘊藏在最北端與中國接壤的克欽邦）和紅木。事實上，緬甸不僅出產全世界90%的玉和幾乎全部的名貴寶石，它已探明的天然氣儲量在全球排名第46位，可耕地面積在全世界排名第25位……從很大程度上說，現代緬甸的命運與它的上述特質息息相關——正是因為緬甸的重要戰略位置以及豐富自然資源，多少年來，它一直是地區大國和全球帝國主義競相爭奪博弈的熱點地區。除了歷史上受到中原王朝影響外，近代以後，英國和日本都曾統治過這片美麗富饒而又多災多難的土地。以至於翁山蘇姬曾經說，她有時真的希望自己祖國不要坐擁那麼豐富的自然資源，這是它受到各種勢力垂涎的最重要原因。

轉折與動機
     

1948年1月4日，在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後不久，緬甸通過政治談判結束了大英帝國長達60多年的殖民統治，宣告獨立。但在1962年社會主義革命以後的大部分時間裡，它基本上一直處於軍政府的專制獨裁下。1988年緬甸軍方再度鎮壓民主運動並接管國家政權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開始對緬甸實施嚴苛的經濟制裁，這使得這個曾經的東南亞富裕國家陷入孤立的黑暗時代。而過去這將近30年，也正好是以中國為代表的亞洲新興經濟體迅速崛起，從而大幅改寫全球實力版圖的時期。
     

具有裡程碑意義的轉折點出現在2010年。
     在當年舉行的全國大選中，以吳登盛為代表的一批原軍政府官員脫下軍裝，以文職身份參加議會選舉。以教科書上的標準來看，那次選舉顯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公正選舉，事實上它也的確備受爭議，並遭到了翁山蘇姬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的抵制。但如今回頭再看，絕大多數人不得不承認，如果沒有那次選舉，恐怕就不會有後來的變化。2011年重新註冊成為合法政黨的民盟雖然抵制了2010年大選，但參加了2012年4月舉行的議會補選，並贏得了45個空缺席位中的43席，其中包括翁山蘇姬本人毫無懸念地拿下的一席。
     

2011年3月，由吳登盛擔任總統的緬甸新政府宣誓就職，一場自上而下的大規模政治變革以超乎人們預期的方式和速度旋即展開。自那以後，緬甸政府開放政黨登記註冊，分批釋放了軍政府執政期間因「非法結社」、「叛國」、「蔑視政府」及「違反和平集會法」等罪名遭到關押的全部約2000名政治犯和獨立記者，其中即包括翁山蘇姬和她的重要助手、著名作家和人權鬥士吳溫丁（遺憾的是，這位在緬甸廣受尊敬的政治異見人士不久前已因病去世，沒能等到周日那場足以令他揚眉吐氣的大選）；當局還解除了已實施50年的私營報紙禁令，廢除新聞審查制度，並對網際網路放寬了限制……
     

長達半個多世紀的蠻橫的專制獨裁漸漸退出歷史舞臺，一種有控制的多黨制民主政治開始主導緬甸的政治生態。這個世界上最落後閉塞之一的國家翻開了嶄新的一頁。
     

緬甸突如其來的政治變革與同樣突如其來的「阿拉伯之春」差不多同時發生，人們吃驚地發現，與激蕩整個世界的後者相比，「緬甸之春」幾乎沒有出現血腥和暴力，這個國家正以和平和平穩的方式實現著政治轉型。這可能也正是它不像「阿拉伯之春」那樣引人關注的原因，但這種罕見的自上而下的成功的「和平演變」確實讓許多人在驚喜之餘感到困惑不解。
     

按照執政的聯邦鞏固與發展黨的官方說法，軍政府從來就沒有打算長期把持政權。相反，自從1989年以來，軍政府一直在認真傾聽人民的呼聲，但當時它首先要穩定國家秩序。
    　　

軍政府確實曾經在2003年8月提出過一份緬甸民主「七步路線圖」，具體路徑分別為：1，重新召開國民大會；2，探索建立有章可循的民主制度；3，起草新憲法；4，全民公投通過憲法；5，舉行公平的大選組成議會；5，按照新憲法召開立法會議；6，由議會選舉產生國家領導人、政府及其他中央機關；7，建立民主的新國家。這七步路線圖現在已經基本完成，所以軍政府決定把權力還給人民。
    　

以吳登盛為代表的一批原軍政府官員參加的那次選舉的確備受爭議，但如今回頭再看，絕大多數人不得不承認，如果沒有那次選舉，恐怕就不會有後來的變化。

　

那麼，軍政府主動交權的動機何在？緬甸執政黨的上述說辭帶有明顯地給軍政府臉上貼金、進而抬高其歷史地位的意味，但其中也並非沒有一點真實成分。絕大多數人都懷有一種希望自己國家未來變得更好的向善動機，那些看起來兇神惡煞的獨裁者也不例外。事實上，在觀察和分析一個國家由專制向民主的艱難轉型過程時，需要考慮的元素是多重而又複雜的。我們既不能完全排斥當政者身上的道德力量，也不能過高估計這種道德力量在政治轉型中的實際作用。
    　　

我個人認為，這場自上而下的和平變革的首要推動力是緬甸難以為繼的國內經濟狀況。英國殖民時代的緬甸曾是東南亞地區最富有的國家，但經過軍政府漫長的獨裁統治，今天的緬甸已淪為世界上最貧窮落後的國家之一。任何一個緬甸領導人，只要他站在中緬邊境那一邊眺望過中國這一邊高樓林立、霓虹閃爍的瑞麗城街景後，內心深處都會萌發出當年鄧小平坐上日本新幹線時的那種時不我待的緊迫感。
    　　

與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國一樣，一窮二白的緬甸想要發展經濟，就必須引進外部的資金和技術。但過去25年來，除了中國外，緬甸政府在國際上幾乎沒有任何朋友。軍政府當局深知，只要它繼續維持目前這種專制高壓的政治體系，美國和西方就不會解除對它的全方位制裁，吸引亟需的西方投資就更是天方夜譚。
      

 「阿拉伯之春」的爆發對當局是一個巨大的觸動。幾年前，21世紀經濟報導曾經採訪過一位與軍政府來往密切的緬甸消息人士。據他說，那場席捲北非、中東的革命發生伊始，當時執掌大權的丹瑞大將非常擔憂和恐懼。軍政府已經統治了這個國家半個多世紀，但丹瑞們十分清楚，這種模式越來越難以維繫下去。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他們必須改變。而這種對未來安全的擔心普遍瀰漫在已經或即將退休的軍官們中間。在他們的影響下，丹瑞為首的當政者終於作出了最終抉擇：與其被趕下臺，不如體面地主動下臺。
    　　

所幸的是，他們從「阿拉伯之春」中吸取的是正面的經驗教訓，主動站到了歷史的正確一面，而非加劇倒行逆施。我覺得，這一點可能與緬甸的過往歷史有高度聯繫：緬甸並不是一個只有專制記憶的悲慘民族，在英國殖民期間，這裡曾是一個開放多元、法治化程度很高的社會；獨立以後的緬甸也曾嘗試過一段短暫的民主政治實踐，儘管不能算很成功；此外，緬甸的精英階層中有大量人士有過留學西方的經歷，翁山蘇姬便是其中的典型，這多少會影響他們的價值觀。
    　　

除此之外，我們還應當看到，軍政府本身亦非鐵板一塊，它的內部對於國家未來的看法也有不同意見，無論是出於理念還是出於利益。由於獨裁政治的權力運作總是被包裹在層層幕布後面，我們很難看清楚圍繞在丹瑞身邊的將軍們的分歧，但後來發生的一些事件充分證實了這一點。事實上，分歧不僅存在，或許還相當尖銳。
    　　

就在11月8日大選前幾天，前軍政府第三號人物、執政黨前主席、下議院（人民院）議長吳瑞曼突然宣布，自己將在大選過後「以符合國家利益的方式」與翁山蘇姬合作，甚至願意出任由民盟提名的總統候選人。
    　　

自擔任新一屆下議院議長後，吳瑞曼一直致力於推動聯邦議會在緬甸政治中發揮更加強有力的作用。他與身為議員的翁山蘇姬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係，有時甚至支持翁山蘇姬提出但遭到執政黨反對的議案——例如修憲。因此，早在一年多之前就有傳聞說，民盟若在沒有自己的總統候選人的情況下參加今年的大選，將有可能提名務實開明的吳瑞曼為總統候選人。
        

今年8月，緬甸總統吳登盛以「在議會中支持有爭議的法案而且同反對黨領導人建立缺乏透明度的聯繫」為由，解除了吳瑞曼的鞏發黨主席職務。按照總統發言人的說法，吳瑞曼過去一年在聯邦議會作出了一些「非常可疑的」決定，這些決定反映了他個人的政治企圖，而非為鞏發黨和國家謀求最佳利益。
        

前軍政府三號人物倒向反對派這一非同尋常的事件，充分說明了軍方內部派系鬥爭及其有可能觸發的撲朔迷離的政治力量平衡的變化。不過，與現政府裡的許多執政黨大佬一樣，在11月8日的大選中，吳瑞曼在自己的選區落敗，無緣下屆議會。
    　　

更重要的是，緬甸的民主改革幸運地擁有一個良好的國內政治環境，並似乎趕上了一個好時機。這在當局和反對派兩方面都缺一不可。   

從軍政府這一方來看，它作出了許多精心的制度安排，以確保交出權力後不至於遭到後任的清算。實際上，這一點可能也是緬甸的政治改革迄今為止受到輿論批評和攻訐最多的地方。純粹從民主憲政的理論角度出發，這些賦予了軍隊諸多特權的制度安排當然是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更進一步說，軍政府在過去長達50多年的獨裁統治期間犯下過累累罪行，甚至可以說雙手沾滿了鮮血，即使受到最嚴厲的清算也沒什麼可以喊冤的。
    　　

但是，錯綜複雜的政治實踐不是黑白分明的政治學課堂教學，它的最高目標是建設一個更好的制度，而不是爭論清楚是非曲直。這就要求人們向前看，而不是糾纏於過去。試想一下，如果軍政府不能為自己在未來免於被清算構建一道可以安心的屏障，它有可能主動放棄權力嗎？這在緬甸歷史上是有過血的教訓的。不少報導都指出，在1990年的那場大選大獲全勝後，民盟的一些政治人物和他們的支持者大肆宣揚，要對緬甸過去幾十年的軍人獨裁政權作一個「徹底清算」。可能正是因為這個緣故，促使感受到了威脅的軍隊先下手為強，打斷了一場本該在25年前就啟動的民主轉型。
    　　

在今天的緬甸，雖然民眾對長期的獨裁政治怨聲載道，但以翁山蘇姬為代表的民盟的主流政治觀點是和解而非清算。不僅如此，民盟承認了軍政府留下來的不合理的制度框架，願意在這個框架的遊戲規則下展開政治博弈，也願意與軍方分享權力。先前提到的那位民盟重要領袖、曾經三次被軍政府投入監獄的吳溫丁的話非常典型地代表了這種政治取向：「我不恨他們，你一旦心生仇恨或者怒氣，就做不了任何事情。」相反，吳溫丁還經常告誡民盟中的新生代政治家，要努力與軍方接觸，讓他們對民主政治產生信心，對民盟產生信任。
        

正是這種良好的政治氛圍，使得作為過渡時期領導人的現任總統吳登盛與作為反對派領袖的翁山蘇姬之間有可能展開一種建設性的互動，進而從兩個不同的方向，共同推動國家的民主化改革。
        

吳登盛過去也是一名將軍，曾是軍政府的二號人物，擔任過軍政府總理。他是一個被普遍認為官聲清廉、為人善良、沒有野心的「好人」，丹瑞大將選擇吳登盛作為自己的接班人，顯然是因為他是軍政府中形象最開明、也最有可能「服眾」的人。
    　　

事實證明，丹瑞沒有選錯人。在過去幾年裡，吳登盛和他的內閣裡那些脫下軍裝的將軍們以極大的勇氣和智慧推動了一系列改革，既大膽，又不失穩妥，從而帶領緬甸走出了過去。我有時忍不住會有這樣一個強烈的念頭：雖然慈眉善目的吳登盛永遠也不可能像翁山蘇姬那樣名垂青史，但假如歷史能夠給予他更多時間和機會的話，他將是那個真正帶領緬甸走進未來的人。
    　　

當然，緬甸民主轉型過程中的另一個非常幸運的因素，是它自始至終受到了外部世界的強有力的鼓勵和有效監督。從軍政府試探性地放權並結束軍事獨裁、重開議會選舉之初，美國政府便給予了緬甸極大的關注。過去幾年裡，美國重新向緬甸派駐了已經空缺了20年的大使，逐漸解除了大部分對緬甸的制裁，增加了援助，並鼓勵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在緬甸開展業務，甚至還解凍了與緬甸的軍事合作關係。與此同時，日本政府也先後免除了緬甸高達數十億美元的債務，並增加對緬甸的新的資金援助，用於幫助它加快基礎設施建設。而在另一方面，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領導人也不斷敦促緬甸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對它的改革出現停滯和倒退跡象時及時提出批評和警告。
    　　

所有這些舉措，在客觀上幫助緬甸逐漸結束了多年來在國際上的孤立狀態，幫助緬甸當局對自己正在推進的政治改革豎立更強的信心，確立更清晰的下一步目標。外部力量的幫助和監督，可能是緬甸民主化進程相對比較順利的又一重要因素。

童話與道德燭火       

見過翁山蘇姬的人都說，她本人比照片和電視屏幕上看到的還要瘦弱。但自從南非的曼德拉去世以後，在當今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個人能夠像這位柔弱的女人那樣，擁有如此巨大的道德感召力。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在西方，知道「Aung San Suu Kyi」（翁山蘇姬名字的拉丁拼法）的人要比知道「Myanmar」的人多得多（緬甸以前的英文名叫Burma，軍政府時代改為Myanmar）。在今天，翁山蘇姬這個名字甚至已經成為苦難中追求尊嚴的堅韌力量的象徵。
    　　

翁山蘇姬就像一支孤獨微弱但永不熄滅的燭火，照亮了在黑暗中嚮往自由的每一個緬甸人的心靈

 

翁山蘇姬是緬甸民族獨立英雄德欽昂山將軍之女。由於昂山將軍在領導緬甸人民反抗外來殖民統治、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中的卓越功勳，他被現代緬甸人尊稱為「國父」。1947年7月19日32歲的德欽昂山遭政治對手刺殺身亡，這一年翁山蘇姬年僅2歲。
    　　

這位從青少年時代便在英國留學和生活、說著一口牛津口音英語的「公主」被捲入殘酷的緬甸政治是在1988年。那一年，翁山蘇姬回國探望重病中的母親。當年9月，軍政府血腥鎮壓了緬甸的民主運動，當時已經嫁給牛津大學教授麥可·阿里斯、並與他生了兩個兒子的翁山蘇姬勇敢地接受了突如其來的使命召喚。她曾面對激昂的人群說：「作為我父親的女兒，我不能對眼前的一切繼續熟視無睹。」
    　　

由於軍方許諾會舉行大選，緬甸的主要政治反對力量很快便迅速聚集在翁山蘇姬周圍，與軍政府展開不懈的鬥爭。1990年5月，允諾中的大選舉行，翁山蘇姬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贏得了議會495個議席中的392席。然而，軍方非但對大選結果不予承認，還宣布民盟為非法組織，本該成為國家領導人的翁山蘇姬則被軟禁在自己家中。現在，這棟兩層樓的棕灰色建築已經成為世界各國政要、新聞記者乃至普通遊客競相登門造訪的聖地。當年，若不是「國父」的親生女兒，翁山蘇姬也許早就被軍政府草草地槍斃了。軍政府當局刻意地稱她為「阿里斯夫人」，意指她是民族的叛徒，是英美新殖民主義的工具。
    　　

直到2010年11月13日重獲自由那一天，翁山蘇姬被整整軟禁了20年。在期間，她獲得了1991年的諾貝爾和平獎。
    　　

但一直到1999年麥可·阿里斯因患癌症去世，翁山蘇姬也沒有再見到過自己的丈夫一次，儘管他們的甜蜜書信從來沒有間斷過。阿里斯得知自己已到癌症晚期後，為了見妻子一面，曾連續30次申請去緬甸探親，均遭到拒籤。實際上，這對苦命的恩愛夫妻想要團圓並不難，當時的緬甸軍政府巴不得翁山蘇姬自己提出離開緬甸，這意味著它得以甩掉一個沉重的政治包袱。但翁山蘇姬深知，只要自己走出緬甸，不僅民盟這個政治組織，整個國家的民主運動也將隨之土崩瓦解。在得知丈夫去世的那一天，悲痛欲絕的她在日記中寫道：「我家庭的分離，是我爭取一個自由緬甸所必須付出的代價之一。」
    　　

事實的確如此，在20年高壓專制之下的緬甸，翁山蘇姬就像一支孤獨微弱但永不熄滅的燭火，照亮了在黑暗中嚮往自由的每一個緬甸人的心靈。只要這一支燭火沒有熄滅，緬甸自由事業的希望和信念就依然保存著。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世界各地的人們用「亞洲曼德拉」、「完美囚徒」、「亞洲最美麗的女人」……這些美好的詞來形容翁山蘇姬。但在軍政府時代的緬甸，翁山蘇姬這個名字是不能輕易觸碰的一個禁忌詞，於是人們私下裡都用「夫人」來尊稱她。2012年春天，法國著名導演呂克·貝松以翁山蘇姬為原型執導的電影《夫人》（《The Lady》）上映，在全世界各地掀起了對這位飽受磨難仍堅貞不移的女政治家的由衷致敬。
    　　

在影片中出演翁山蘇姬的中國女演員楊紫瓊為此專門赴仰光拜見了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她後來描述道：「與翁山蘇姬在一起的時候，我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平靜。她的身上仿佛有光環圍繞，舉手投足間都流露出她的尊嚴和優雅。」更早一點的2011年12月初，當時的美國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對緬甸進行半個世紀以來的「破冰之旅」訪問時，兩次專程與翁山蘇姬會面和共進晚餐，全世界的媒體見證了希拉蕊握著翁山蘇姬的手，感謝她「堅定和清晰的領導」，並對她說：「你一直鼓舞著我。」許多人恰如其分地評論說，這是世界上最有權勢的女人對另一位沒有任何權力的女人所能表達的最高敬意。
    　　

的確如楊紫瓊所說，也許是因為多年的苦難和政治磨練，如今的翁山蘇姬在面對公眾和媒體時，總是保持著一種堅強肅穆的姿態。今年已70歲的她在緬甸就是一個半人半神的存在，年輕人有時也稱她為「素媽媽」。11月8日那天，他們中的許多人就是唱著《素媽媽必勝》的歌曲走向投票站的。
     

當翁山蘇姬在今年早些時候決定重返政壇時，她的傳記作者貝蒂爾·林特納(Bertil Lintner)評論說：「她認為完成父親未竟的事業是自己的使命。這是她最後的機會。」近來有不少評論人士潑冷水說，緬甸國內問題的根源千頭萬緒、錯綜複雜，寄希望於一個女性就能徹底改變這塊千瘡百孔的土地，可能是一個天真的幻想。
    　　

我當然同意這種冷靜的看法，然而，我們必須看到的是：緬甸這個童話之所以比發生在阿拉伯的故事看來要幸運得多，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童話裡有這樣一位「公主」。這並不是說翁山蘇姬一人之力就能將緬甸從專制獨裁帶進民主憲政，在我看來，因為有了翁山蘇姬這支不滅的燭火，過去那麼多年裡，緬甸的政治反對力量才始終擁有強大的內部凝聚力，並能夠保持長久的生機和活力，而不是一盤散沙。反觀令人失望的埃及，特別是敘利亞，這樣一個能夠成為所有人信念和希望的源泉、並且擁有不可置疑的權威的道義核心，正是它們的政治變革過程中最為缺乏的。
 

修憲與不確定的未來
     

展望未來，如果翁山蘇姬能夠領導由民盟組閣的新政府，那麼緬甸歷史註定將會書寫新的一章。但這僅僅是第一步，而且是及其嚴峻的第一步。
     

新政府將要接手的是一個棘手的爛攤子：宗派暴力、政府軍與少數民族武裝組織的衝突，以及長期專制獨裁統治之下的猖獗的任人唯親、貪汙腐敗和行政僵化。而「連一家茶館都沒有經營過」（緬甸媒體的評論）的民盟在行政管理經驗方面顯然是不足以應付這些艱難複雜的局面的。翁山蘇姬無疑擁有不容挑戰的絕對權威，但她同樣缺乏行政經驗。道德上的感召力是一回事，具體政治實踐中的能力和手腕是另一回事。更重要的是，長期作為受壓制的政治反對派的民盟一旦上臺執掌權力，它還能不能繼續保持反對派時代的那種內部凝聚力和道德自律？一旦它的內部出現不和諧乃至裂痕，在現實利益面前，翁山蘇姬的道德感召力還能不能繼續發揮說一不二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