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語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劑。」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是全國各族人民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奮鬥史，是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復興史。
「四史」是中國共產黨寶貴的精神財富，是中國共產黨人增強底氣骨氣正氣，提升黨性修養的內生動力。紮實學習「四史」，堅持思想建黨、理論強黨，方能知來路、明方向，不忘初心，與時俱進，把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繼續推向前進。
我們開設《「四史」記憶》專欄，與大家一起重溫那段波瀾壯闊的歷史歲月……
毛澤東離開紅四軍
紅四軍，即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是1928年「朱毛會師」後朱德、毛澤東領導的井岡山部隊。1929年6月22日，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在福建龍巖召開，會議選舉陳毅為前委書記，毛澤東的前委書記被選掉了。7月上旬，毛澤東離開紅軍主要領導崗位，留在閩西蛟洋協助地方工作。紅四軍前委由中央指定，在中央沒有授權紅四軍改組前委的情況下，紅四軍七大改選前委，違背了黨的組織原則。
紅軍和紅軍中的黨組織，是以農民為主體的，並長期在農村遊擊戰爭的環境中活動，必然要受到來自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影響。當時，紅四軍中比較突出的問題是：忽視黨的領導和思想政治工作，強調提高軍官的權威，只要保住槍桿子就行；不重視根據地建設，主張進行走州過府式的「流動遊擊」；認為實行「自上而下的民主」就是實行「家長制」，主張事無巨細先交下級討論才能做出決定；等等。對這些問題，毛澤東提出了正確主張，但在當時未能被多數同志接受。
這些問題是事關黨和軍隊建設的根本性問題，即：在農村遊擊戰爭的條件下，共產黨如何保持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性質，從而克服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以及如何把以農民為主體的軍隊建設成為一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軍隊。
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
對紅四軍黨內發生的情況，遠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高度重視。8月下旬，陳毅到達上海，如實向中央匯報了紅四軍的詳情，為中央正確決策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央成立由李立三、周恩來、陳毅組成的委員會，指導解決紅四軍的各項問題。在此期間，周恩來和陳毅進行了多次談話，陳毅根據和周恩來談話以及中央政治局會議精神，代中央起草了給紅四軍的指示信。9月28日，周恩來審定並籤發《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史稱中央「九月來信」。
陳毅代中央起草了給紅四軍的指示信
「九月來信」的主要內容為：（1）分析了當時的形勢、總結了各地紅軍的鬥爭經驗，強調「先有農村紅軍，後有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徵，這是中國經濟基礎的產物」。（2）明確了紅軍的基本任務：「一、發動群眾鬥爭，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二、實行遊擊戰爭，武裝農民，並擴大本身組織；三、擴大遊擊區域及政治影響於全國」。（3）分析了紅軍黨內的問題，指出「只有加強無產階級意識的領導，才可以使之減少農民意識」；對於紅軍中的種種錯誤觀念，「前委應堅決以鬥爭的態度來肅清之」。（4）對紅四軍黨內爭論做出了明確結論：「黨的一切權力集中於前委指導機關」，不能以「家長制」這個名詞來削弱前委的權力；毛澤東「應仍為前委書記」。
為落實「九月來信」精神召開了古田會議
古田會議會址
1929年10月22日，陳毅帶著「九月來信」返回紅四軍。為貫徹該信的精神，徹底解決軍隊內存在的矛盾，克服非無產階級思想，12月28日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在福建上杭古田鎮溪背村廖氏宗祠召開，史稱「古田會議」。
會議統一了思想認識，通過了多個決議案，其中最重要的是關於糾正黨內錯誤思想的決議。該決議不僅把中央九月來信具體化了，而且結合紅四軍的實際情況，發展了中央來信的內容。其要點包括：（1）明確規定了紅軍的性質，「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這個軍隊必須是服從於無產階級思想領導，服務於人民革命鬥爭和根據地建設的工具。（2）明確了軍隊同黨的關係，決議指出軍隊必須絕對服從黨的領導，必須全心全意地為著黨的綱領、路線和政策而奮鬥，批評了單純軍事觀點。（3）明確了紅軍的任務，紅軍必須擔負起打仗、籌款和做群眾工作這三位一體的任務，批評了那種主張走州過府、流動遊擊，不願做根據地政權建設的思想。（4）著重強調思想建黨的重要性，從紅四軍黨組織的實際出發，全面指出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表現、來源及其糾正辦法。（5）在著重強調思想建黨的同時，又指出必須加強黨的組織建設，堅持黨的民主集中制，反對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等錯誤傾向。
古田會議根據中央指示，選舉了新的紅四軍前委，毛澤東當選為書記。
古田會議系統地解決了建黨建軍的一系列根本問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在黨和軍隊的主要成分是農民，長期在農村的情況下，如何保持黨的性質，如何保持軍隊的性質。
（原載於2020年7月15日「澎湃新聞」，作者系上海市委黨校副教授）
來源：學習強國
編輯：韓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