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童輝
編輯｜薛雍樂
1「利姿，你去卡姆登一定要小心啊，車要停好地方，注意安全！」
利姿的媽媽把車鑰匙交給利姿，一字一頓地反覆交待，終於揮揮手，上班去了。
利姿是我在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紀錄片項目的同學，在下著大雨的美國中期選舉日當天，我們從普林斯頓出發，驅車前往新澤西州臭名昭著的卡姆登（Camden）——全美最危險城市排行榜的榜首，拍攝利姿的紀錄短片。
利姿的媽媽是普林斯頓醫學中心的醫生，爸爸是普林斯頓大學金融系的教授。她自己在普林斯頓出生、長大，在普林斯頓大學讀了本科——和她的兩個哥哥姐姐一樣。畢業後，她在哥大攻讀數據科學碩士，之後作為數據科學家在諮詢行業工作了三年。
三年後，她感到人生的意義需要重新尋找，果斷決定要自己拍紀錄片。她聽說之前的同事把數據公司開到了伊拉克，於是毅然跑到了伊拉克，想要記錄一名數據學家是怎樣在當地戰亂中努力通過知識改變當地人民的——只可惜，知識沒改變當地受苦受難的人民，倒是改變了那數據學家自己——他成功地來到了美國工作。
「沒關係，下次等他回伊拉克，我再跟著回去把紀錄片拍完，」利姿握緊方向盤堅定地說。
在伊拉克短暫的拍攝經歷讓她意識到自己拍攝經驗的匱乏。於是她來到了哥大開啟了紀錄片的學習。
也因此，我才會作為她的拍攝助手，在這個天地混沌、大雨磅礴的清晨，從靜謐的普林斯頓小鎮，前往別人口中兇險的卡姆登。
暴雨中的卡姆登居民區。童輝 圖「你知道嗎，黑人小孩子的夭折率是白人小孩子的八倍！」在雨刷器一來一回的聲音中，利姿特意提高了嗓音。這已經是我過去一個多月大概第三、四次聽到類似的話了。
哥大新聞學院是一個價值觀十分強烈的地方，學院的宗旨是「關注社會不公、社會正義」，我想這宗旨本身是沒錯的。可是，學院的構成又是以白人（尤其是家境很不錯的白人）為主，他們平常生活的範圍和圈子有什麼樣的社會不公呢？於是乎，在我的報導課上、紀錄片課上，一共也不到三十來名同學，竟有四個（全部是白人同學）表示自己要關注「黑人婦女懷孕問題和嬰兒早夭問題」。
而問題的核心就是這「夭折率八倍」的數據，她們每一次都會提到。
「市中心這一片看上去還不錯嘛！」利姿小心翼翼地把車停好，雖然她出生長大在普林斯頓，距離卡姆登只有不到一小時車程，但是這是她第一次來到這座小城。
我不覺得這城市「看上去不錯」，也許是對傳說中「最危險小城」的心理防禦機制在起作用吧。雨下得更大了，城市被籠罩在陰雲中。
2「歡迎你們來！快請進！」丹娜是個瘦削但熱情的白人女性，滿面笑容地把我們迎進了辦公室，「咱們在會議室裡採訪吧，你們去裡面坐坐，我去叫主管來。」後來我才知道，丹娜是這家教育中心的對外媒體負責人，也是利姿唯一的聯絡人，今天我們所有的拍攝任務都是丹娜安排的。
一分鐘後，另一個白人女性走了進來，微胖，臉上堆著笑，分別與利姿和我握了手。她是項目主管克裡斯提娜，負責針對卡姆登當地生育十二個月內的新產婦進行的健康教育和諮詢項目，每周會派固定的輔導員到當地新產婦的家中，了解她們的生理、心理健康狀況，並對嬰兒早期陪護進行輔導。
「你們住得離這裡遠嗎？」利姿主動挑起話茬。
「我家離這兒二十分鐘。」 克裡斯提娜答道。
「我家也二十分鐘。」丹娜插嘴道，「我們卡姆登的人最常說的就是，我家二十分鐘遠！」
二十分鐘，不長不短。這些在當地工作的人自然不願意住在這兇險的小城裡，但他們同樣無法逃離這裡，於是住到了二十分鐘以外。
2014年的卡姆登。視覺中國 圖採訪很快開始了。克裡斯提娜顯得十分激動，我想可能是她們的項目很久沒有見到有記者主動上門採訪報導了。她說了許多「好話」，例如她們的項目如何建立並發展，如何和當地醫院合作，如何覆蓋當地眾多居民。
「你們覆蓋的居民，人種構成是？」利姿問道。
「就是當地的居民構成呀。我們這裡產婦的話還是拉丁裔偏多，黑人比較少。」
「那你們沒有專門針對黑人的服務嗎？」
「我們的服務都是一樣的，不會對黑人有特殊的服務。」
「那你們知道黑人嬰兒夭折率是白人的八倍嗎？」
「這個，我還真不知道。我們只是做好本職工作罷了。」
利姿很失望地抿了抿嘴。就在克裡斯提娜兩眼放光的自我宣傳、丹娜十分自得的旁觀、利姿心不在焉的回應中，採訪結束了。
「那我們現在跟著你們的輔導員去產婦家裡拍攝吧。」利姿略顯失望地收拾著器材，「這才是我們的重頭戲。」
雖然據克裡斯提娜所說，她們服務的當地產婦拉丁裔居多，但是利姿在來之前特意指定了黑人家庭進行拍攝。畢竟，「八倍」這個數據是有關黑人的，只有他們才在統計學意義上存在。
3我們開車只走了三分鐘，便出了所謂「市中心」的區域。緊挨著市中心的，便是滿目荒蕪的居民區。不知何用的鐵絲網稀稀落落地癱倒在路邊。
房屋多是毫無特點的灰磚房，和美國郊區常見的一排排小洋樓、樓前帶有小花園、樓旁配個車庫的景象大大不同，這些房子每一個都獨享幾百平米的大草坪——但這些草坪沒人修理、垃圾遍地，它們的存在只襯託出這些房屋有多麼稀疏。偶見幾個「政府房屋重建計劃」的小牌子立在草坪上，牌子鏽跡斑斑，大概已經立了幾年。
一個中年黑人婦女給我們開了門，看到我和利姿背著大相機包和三腳架，她顯然有些驚訝。我們一行人除了我們，還有進行家訪的輔導員——一位年輕黑人女性，另外還有丹娜，她想旁觀我們的拍攝。
丹娜主動向那位中年婦女說明了情況，表示我們兩位是來拍攝她們的服務項目的。
客廳裡的小沙發上，一個看上去只有19、20歲的黑人姑娘向我們投來好奇的目光。她的懷裡抱著一個小孩子，大概七八個月大的樣子。
「啊，好，好，好，」那中年婦女猶豫了一下，回答道。「那你們別拍我，哈，哈，哈。」她發出幾聲乾笑，躲到了客廳另一邊。
在黑人產婦家中採訪。童輝 圖輔導員很快坐定，等著我們準備好器材。得到利姿的一聲肯定，她才開始和新產婦的交流。
交流的過程只能用「非常平淡」來形容。輔導員手裡拿著健康中心給的幾張問卷，大多數問題都是「你最近晚上有失眠問題嗎」、「你最近的心情有沒有低落」、「你最近白天會感到沒食慾嗎」這樣是與否的問題。
那位年輕姑娘，顯然對問題並不感興趣，大多數的問題都用簡單的「沒有」來回答。偶爾，她也附和著輔導員講兩句「對，我做媽媽很激動」、「我很珍惜我的寶貝」這樣的話。
在一旁拍攝的利姿皺了皺眉頭，顯然是覺得這場景太平淡了。她給我使了使眼色，讓我靠近那姑娘懷裡的嬰兒去拍些特寫。
我並不很情願——離小嬰兒幾十釐米左拍右拍也許不太合適。「沒事兒，你看她多可愛呀！」利姿在我耳邊輕聲說。
我便大膽地拍攝了起來。那年輕姑娘倒是不在乎我的存在，就像她也不怎麼在乎對面的輔導員一樣。她真正在乎的，只是在她懷裡熟睡的嬰兒。
小孩子永遠是世界上最可愛的生物，即使是睡眠狀態下。她在媽媽懷裡翻了幾次身，時不時地張開小嘴打個呵欠。
我自然拍得很入迷，連續二十分鐘，鏡頭都沒有離開她。
輔導很快結束了，利姿卻並不感到十分滿意。「我覺得我需要自己採訪一下這位新產婦。」她向丹娜看去。丹娜看了看輔導員，又給那年輕姑娘使了個眼色。
「好吧。」那姑娘依然一副漠不關心的樣子，拍了拍她的孩子。
於是利姿湊到了那姑娘面前開始了採訪。「你的寶貝太可愛啦！」利姿的聲音高了八度，但馬上又降了下來，「告訴我，你在懷孕的過程中有沒有遇到什麼問題？」
「什麼問題？」年輕姑娘有些不解。
「就是對你的健康狀況的關懷，來自政府或醫院那邊的？」
「哦，我有一次，應該是快生了，肚子有點疼。」
利姿投去十分關懷的目光。
「然後我給醫院打電話嘛。不過當時比較晚，他們沒人接。」
「什麼？這太不好了！」利姿的聲音又高了八度，眼珠子都瞪圓了，「這個問題太嚴重了！」
「也還好，後來也不疼了其實。」年輕姑娘面不改色，親了一口她的孩子。
「那，你在懷孕過程中還有遇到什麼結構性問題（structural issues）嗎？」
「沒有吧。」年輕姑娘隨意地回答，跟回答「你心情有沒有不好」是同樣的語氣。
「你覺得當地政府對黑人社區的健康狀況關懷是不是很不夠？」利姿追問道。
「可，可能吧。」年輕姑娘囁嚅著。
「這太不好了。」利姿遺憾地搖了搖頭。
4我和利姿所在的紀錄片方向是我們新聞學院項目的一個分支，每年的學生們都會拍出七到八部半小時時長的紀錄片作品。現在我們已經進入到確定選題的階段，每個人有自己的選題，並互相幫助，拍攝一些短片來說明自己的選題。
而最初引導我們選題的時候，教授已經列好了話題的範圍：「美國社會最關注的話題」，包括移民，司法公正，性別，醫療，教育這幾項。還有一項是「文化藝術」，教授並不很推薦，因為文化藝術很難直接聯繫到「社會問題」。
教授比較推薦的幾項其實都跟很具體的群體有直接掛鈎：移民——中美洲，尤其是墨西哥非法移民，以及穆斯林；司法公正——黑人、犯罪和警察糾紛；性別——LGBTQ+大潮；醫療——貧困問題，尤其是黑人群體；教育——更多的是關注殘障兒童。
很巧的是（也許也不是巧合），去年的學生拍出的作品，恰恰正和這幾項一一對應：一部穆斯林，一部墨西哥移民，一部黑人出獄後的改造，一部LGBTQ+主題，一部殘障兒童。
很「社會問題」，很「正確」。
哥倫比亞大學。視覺中國 圖可我想像中和實際看到的紀錄片世界是極其多元的。在中國，我看到最早的吳文光拍攝的《流浪北京》，群像式地講述身邊藝術家們的故事；我看到張僑勇的《沿江而上》，記錄三峽遊船上兩個年輕員工的喜怒哀樂；我看到王兵的《鐵西區》，拍攝者靜靜地和工人們、拆遷戶們生活在一起，歷史的變遷是自然發生的；當然，還有我們《舌尖上的中國》，信息極其豐滿。
即使在美國，我更喜歡的也是那些導演從自己親身經歷、沉浸的文化出發的，從真正了解的選題出發的片子。例如最近華裔導演劉冰拍攝的
Minding the Gap（《滑板少年》），記錄了來自暴力、離異家庭的他和他的朋友們玩滑板的故事，把家庭暴力等問題融入簡單的敘事之中。我問他拍攝之初是不是想展現一個「家庭暴力」的社會問題，他說其實並不，他只是想記錄自己經歷的、了解的生活。
我喜歡這樣的共情、這樣的「兼濟天下」：是你從泥土裡爬出來而對泥土產生的共情，是你從鄉村走出來而對鄉村產生的共情，是你經歷了體驗了足夠多的「天下」後而對「天下」產生的共情。
與之相反，如果只是說服自己「黑人產婦問題」很重要，居高臨下地研究一番，然後拿著相機跑到一個貧困社區的黑人婦女家中，能產生多少真正的共情呢？如果自己都沒有真誠地了解、建立共情，那我們又希望觀眾們感受到多少呢？
我自己喜歡戲劇，也是華人。這是為什麼我想要拍一個唐人街的小學組織華裔小朋友演音樂劇、參加大多為白人孩子的戲劇節的故事。我不覺得這其中有什麼「深刻的社會問題」，我只是喜歡他們，而且從那些孩子中看到自己了而已。
但是我仍需要小心翼翼地呈現出一個「亞裔被歧視」的社會問題框架來讓教授們滿意。
5「我覺得今天我拍的東西可能不會用得上。」驅車回普林斯頓的路上，利姿嘟囔著。
「為什麼啊？」此刻我的內心是極其崩潰的，跟她花了半天多的時間，從紐約輾轉到兩個多小時外的卡姆登，難道就是為了美國最危險城市一日遊？
「太無聊了啊，」她搓了搓方向盤，「今天都沒採訪出什麼問題的本質來。」
普林斯頓大學。視覺中國 圖下午三點，我們回到普林斯頓。她把車開到醫學中心門口，把車還給她媽媽。
「你們拍攝得怎麼樣？我跟他們說要出來見你們，就提前下班了。」利姿的媽媽很熱情，「今天挺忙的，看了十幾個病人。」
我想起很多朋友跟我吐槽過的美國醫療系統，看個門診，醫生跟你閒聊十分鐘，開點藥。拿到帳單，幾百刀。
而這其中的資本遊戲也有不少。普林斯頓醫學中心已經被置於「賓夕法尼亞大學醫學中心」之下了。利姿的媽媽告訴我，賓大不久前買下了普林斯頓醫學中心的很大一部分股份，醫療質量進一步提高，成本也提高了。當然，這醫學中心服務的對象也大多是當地的富裕階層。
利姿的媽媽開車送我們到普林斯頓火車站回紐約，幾分鐘的路程中，她作為美國醫療系統的「內部人士」，一直語重心長地告訴利姿，她聽說系統裡有很多很多的問題，尤其是對於黑人群體：「你一定要好好地調查其中的問題，這會是非常有意義的一個紀錄片。」
不過利姿的媽媽自己沒去過卡姆登，很難提出具體的建議。利姿也沒敢在她媽媽面前直說今天的拍攝有些「無聊」。
我倒是感到很羨慕，原來利姿這個選題，她的媽媽似乎比她還要懂。
6在我們新聞學院這個可以被稱作美國自由主義大本營的地方，我已經看到太多同學對一個所謂「弱勢群體」毫不了解，甚至不懂他們的語言，便隨便研究一番，採訪一趟。
有一次，報導課上一個美國同學十分同情地說，她決定報導法拉盛華人區妓女們的愛滋病現象，並略帶遲疑地說：「我覺得中國人可能對愛滋病比較羞於啟齒。」
許多同學們點了點頭，但我很慶幸有個同學說了句：「所有群體都不會願意說自己得愛滋病了吧。」
那個同學的報導想法大概是夭折了，因為她為零的中文水平大概無法支撐她對可憐的華人妓女們的關懷。
我甚至跟朋友開玩笑說，如果利姿拍攝的是一部「普林斯頓畢業生的空虛生活」，或許會更加真實，更加能吸引人。
不論在美國還是在中國，我們都希望建立社會群體間的共情，這也是我們社會協同發展的最強大動力。但是，我深深地明白，哪怕對中國社會中的大多數人，我都遠沒有達到共情的能力，而在這之前，我希望能對他們進行足夠的、平等的、真誠的了解。至少，在拿起相機拍攝一些人之前，我要知道這些人真正需要我，我也需要他們。在拍攝前和拍攝中，我希望所有的問題我都可以和他們共同經歷。
《美國國家地理》125周年展。視覺中國 圖在一個月前的華盛頓「雙重曝光」紀錄片電影節上，主展映影片是一部叫做
The Ghost Fleet（《鬼魂艦隊》）的影片。製片人和導演是兩個美國白人，他們聽說印度尼西亞有很多漁船非法僱用了很多來自泰國、寮國等國家的勞工，並囚禁他們做苦工十餘年。
於是他們找到了當地的社會活動家，登上一艘條件不錯的漁船，去解救那些被奴役的勞工們。他們不懂當地的任何語言，只是作為這艘船的「領導」，每到一座新的村莊，用自己的白人身份和它所代表的不可抗拒的權力，把相機對準了每一個當地人。
映後分享會上，導演笑著說，拍攝時有當地人很不願意，也說了一些不好聽的話，但他們都聽不懂，翻譯也沒敢當時告訴他們，直到剪輯時才說。
在場觀眾看上去都被他們尋找正義的努力所打動，直到一個來自印尼的姑娘問他們對當地的整體文化和政局有多少了解、有沒有長期計劃去解決問題。而他們能回答的，無非是「我們在和當地專家聯繫。」
我看到這個印尼姑娘以及寥寥幾個亞裔觀眾投去了非常不屑的目光。
也許我們可以想想，如果有兩個白人來到中國的農村說要「拍紀錄片」，我們對他們會是什麼態度？如果兩個中國人到美國農村去呢？
在美國，以及世界範圍內，有些權力關係還遠沒有破除。我想紀錄片這個小小的側面所展現的，是「政治正確」這個概念如何成為了權力關係的副產品，並進一步固化了這種權力關係。
19世紀末，
National Geographic（《國家地理》）雜誌在殖民主義最興盛的年代誕生。無數歐美攝影師們拿起昂貴的相機，衝向了這星球上原始而新奇的「其他地方」去記錄「其他人」的生活。一個多世紀後，《國家地理》最初的拍攝模式已經受到了許多批判。
但是這種權力關係究竟有了多大的改變？還是只是衍生出了另一種矯枉過正的叫做「政治正確」的東西？
優越階層對弱勢群體、社會不公的關注，當然值得鼓勵。只是在實踐的過程中，是否有太多優越階層的自我感動？關注「弱者」的時候，在美國、甚至在中國的優越階層們，關注的真正是什麼？
7關注的究竟是什麼呢？
回到紐約的第二天，我們在紀錄片課上分享自己之前拍攝的素材。利姿一臉愁容地告訴大家，自己拍的東西「非常無聊」。
她顯然是沒有看到我幫她拍的那一大段小嬰兒的特寫，因為兩分鐘後，當她把內存卡導出，看到了第一段小嬰兒的畫面，便用那高了八度的聲音喊出，「他太可愛啦！」
班上的女生們都圍住了利姿的電腦。大家津津有味地欣賞了半節課各種角度的小嬰兒特寫。
「利姿怎麼會覺得她拍的東西無聊呢？」下課後，一個同學興奮地對我說，「多可愛的小孩子呀，我覺得她做的片子哪怕只放這個小嬰兒的特寫都夠我們看的了！」
利姿看上去很滿足，她似乎決定繼續探索這個選題，順便可以拍攝更多可愛的小嬰兒。
不過不會是同一個嬰兒、同一個家庭、乃至卡姆登的當地居民了。我問她，還會不會回到卡姆登繼續拍攝當地的醫療問題。
「卡姆登？我不會回去啦。」她簡單地回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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