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書籍進行分類，只是方法，目的是為了在查詢某一些書籍的時候更為便捷。
這個工作看似簡單，但其實非常繁瑣。
最大的難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如何來制定一個「分類標準」。
我們今天所見到的「經史子集」四部分類，其實是在唐代才得以應用的，並且當時還不完善，但已經是一個比較成熟的分類方式了。
那麼，在此「經史子集」的分類法產生之前，人們又是如何來做的呢？
從分類意識到個別應用，經歷了漫長的時間
關於文字作品是什麼時候開始產生需要分類的意識，這一點無從考證，我們只能說在「甲骨文」的時代裡，這種分類就已經開始了。
之所以能得出這樣的結論，是因為兩點原因。
第一，「甲骨文」是一種比較成熟的文字。這種文字不僅在殷墟發現，其他地點也有同種類文字出土，說明已經在不小範圍內通用。用成熟的甲骨文寫成的作品，是為了區分那些意義模糊的塗鴉，說明其真正是具有固定特徵的文類。
第二，「甲骨文」的內容比較單一。從已知破解出來的甲骨作品來看，多是佔卜之詞，所以也被稱為「甲骨卜辭」。
其內容多為家國大事，祭祀、戰爭、求雨等等事項。
從這樣的現象可以知道，甲骨文是在一個固定區域裡被存放的。至於是根據卜辭內容放置還是根據佔卜時間放置，這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無論是哪一種，都可以推定當時已經存在了對文字作品進行分類的現象。
再之後就是鐘鼎銘文和金文等文字，因為文字載體的原因，書寫不易，留存的數量也不多。但其實這種文字應該是當時通行文字的變體，因為在竹簡、布帛上刻畫書寫比較簡單，但是鐘鼎上澆鑄就很困難，所以位置一般從簡。
而春秋戰國階段，也就是周代已經存在了圖書館性質的機構，比如據說老子就是周代的「守藏室之史」。
這個官職就相當於後世的「蘭臺令史」，也就是圖書、檔案的管理員。
這種機構的誕生，足以說明當時的文字典籍已經開始分門別類，用專門的機構和官吏來管理了。
到了孔子時期，他將用以教學的書籍分為「六經」，即《易》、《書》、《詩》、《禮》、《樂》、《春秋》六類。
「六經」不是六本書那麼簡單，而是六種書。
比如《周易》當中包括的就是《易經》和《易傳》。《易經》是原經文，而《易傳》中有七類十篇，是註解《易經》的作品，集結成書。
同理，其他的「五經」其實也是和原「經文」相關的一類文集，並不是單一的作品。
這樣看來，當時的社會已經開始根據書籍內容進行分類了，只不過帶有比較濃重的個人色彩。
孔子將書籍分類，是為了整理教材，其所依據的標準是個人標準，而不是社會公認；而所分類的書籍也比較有限，是經過他選擇後的作品。
從甲骨文時期就表現出來的文字作品分類現象，再更早的時候很可能就已經出現了，而到孔子時期經歷了近千年的時間，可謂是極為漫長了。
從推廣普及到「經史子集」，經歷了諸多磨合
圖書分類工作有明確方法記載的是在漢代，在國家層面上對這項工作予以支持，並且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果。
公元前23年，西漢成帝時期，劉向、劉歆父子二人先後主持了圖書的分類工作，對已有的典籍進行梳理、修復、編目等等工作。
這和當時漢朝尤為注重搜集文化古籍有關，畢竟經歷了「秦火」和楚漢戰亂，先秦時期的文化典籍損失慘重，雖然由「伏生」等人默寫下來一些作品，又從各種途徑搜集到了一些僥倖保存下來的作品，但是顯得較為雜亂。
而對這些書籍進行梳理，肯定是一項必須要進行的工作。
劉向、劉歆父子在整理國家圖書館的這些典籍的時候，就將這些作品分門別類地做了一個「目錄」，這也是已知最早的國家圖書館目錄。
這個目錄的名字叫做《七略》。
但是，說是「七略」，但其實只有六類，其中的「一略」是概論性質的輯略。
他們將這些圖書分為了六類，分別是：
六藝、諸子、兵書、數術、方技、詩賦
這本《七略》只存在於記載之中，已經失傳了，但之所以能讓人知道有這樣一部作品，是因為班固在寫《漢書》的時候設置了《藝文志》，其內容主要就是根據《七略》來編寫的。
根據《漢書·藝文志》，我們可以看到《七略》的具體分類，以及在《藝文志》中做的一些調整。
《藝文志》裡保留了《七略》中六類三十八種的分類方式，就是一級目錄是上述的六種，其下還有三十八種二級目錄。
在修撰《藝文志》的時候，因為距離劉歆等人編纂《七略》已經有了一段時間，所以也將一些沒有來得及收入《七略》中的作品補充了進去，並且對一些重複內容進行了合併、刪減、移動等等，還調整了其中不合理的成分。如何變動都在其後予以註明。
《藝文志》將概括性的「輯略」打散，分別寫入其他「六略」之中，讓整部作品更為精簡，明確。
《漢書》的這種做法比較明晰，所以後世史書中基本上也都設置類似的「志」來講述作品的變動。
而《漢書·藝文志》也是現存最早的圖書目錄，其中作品被分為六類，五百九十六家，共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
這種數量可以說是非常龐大而系統了。
但是，它並不是像普通書籍一樣的目錄，只註明相關內容在第幾頁，而是幾乎對每一部作品都有簡單的介紹，並且註明其留存狀況。即使是一些已經散軼的作品，同樣會被記錄。
無論是孔子的「六經」還是劉歆、劉向的《七略》，或者是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其實都是「六分法」，將書籍分為六類。
而之後的發展就出現了變化，從「六分法」逐漸過渡到了「四分法」。
《漢書·藝文志》開了一個好頭，之後出現了大量的目錄學著作，官修的和私修的都少，而其中影響力最大的是西晉荀勖的《晉中經簿》。
它將「六分法」簡化成了「四分」，並且簡單粗暴地用「甲乙丙丁」來命名。
「甲部」就相當於「六分」中的「六藝」；「乙部」收錄諸子、兵書、數術、方技；「丙部」收錄史書；「丁部」收錄詩賦。其實就是將「六分法」重新分類而已，根據的不再只是書籍內容，更多的偏向於書籍特徵。
而「甲乙丙丁」的命名方法也更為簡單，其實有點像今天所用的字母、數字組合編號的方式。
「甲乙丙丁」的四分法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在後來也是逐漸調整。
將「丙部」的史書歸入了「乙部」；又將「乙部」中的「子書」放置進了「丙部」。但也僅僅是大框架下的微調而已，越來越接近「經史子集」的四部分類了。
根據「甲乙丙丁」的分類方式，在唐朝又出現了一部目錄學中的重要著作，是魏徵修撰《隋史》的時候設置的《經籍志》。
在《隋書·經籍志》中，第一次以固定的形式明確使用了「經史子集」的四部分類法，並且在四部之下分出了四十小類。因為是國家修撰的正史，也就意味著其形式得以承認和固定。
自此之後，目錄學的著作一般都開始沿用「經史子集」的四部分類了，雖然內裡還有微調，但變化幅度已經很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