腓力三世在王宮陽臺上看見有個學生一面看書一面狂笑，就說此人在看《堂吉訶德》，不然必是瘋子。
董燕生在中學時代讀《堂吉訶德》也經常這樣，看著看著就笑。那時他無論如何也想不到，一生會與這位遊俠騎士結下不解之緣。堂吉訶德的掛像就在他客廳的牆上，保持永遠前進的姿態。
董燕生翻譯的《堂吉訶德》多年來以不同的面貌不斷再版，在書架上散發著沉靜的芬芳。他心裡也許藏著一個我們看不到也猜不透的堂吉訶德，一個長不大的騎士；他的字典裡不設「防護牆」，想到十分，非得說到十二分，有時把話說得越尖酸刻薄越覺得過癮，難免讓人覺得「童言無忌」，實際上，他心地善良又充滿幻想。
5月19日，中華讀書報專訪北京外國語學院教授、翻譯家董燕生。
機器代替不了文學翻譯
中華讀書報：您現在是怎樣的生活狀態？
董燕生：傻吃憨睡等死，捎帶著幹點活兒。編教材每天不超過兩小時，《現代西班牙語》第三個版本還差兩冊，第四冊還在校對。我以為有電腦用不著校對，沒想到更麻煩，不同格式轉換的過程出現問題，到他們那兒一塌糊塗。
中華讀書報：但是在我們的印象中，似乎有了翻譯軟體，什麼難題都可以解決。
董燕生：網絡上的翻譯更可笑。電影上的字幕更是胡說八道一氣。把漢語翻譯成西語，中國人的水平要和講西語的人水平差不多才行。機器永遠代替不了人工翻譯，尤其是文學翻譯。文學翻譯的靈活性太大了，它不是技術說明書——那是固定的一對一。文學翻譯是一對幾百、幾千、幾萬。
中華讀書報：新媒體對您的生活影響大嗎？
董燕生：首先影響視力。無謂地耽誤你的時間。我在微信上經常看到各種新聞，有些論調胡說八道，非常有損中國的國際形象,肆無忌憚地宣揚種族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很多內容看了氣得要死，還是忍不住要看。以前沒它生活也照樣，現在沒有它寢食不安，想像不出這日子怎麼過。像抽大煙一樣上癮。我只在每天吃早飯時看看《朝聞天下》。我用電腦，很長一段時間就是收發郵件。我倒很想看看外國的報紙，主要是西班牙的報紙。微信就是晚上睡覺前看一會兒，主要是看別人發來的有意思的內容，有一些好玩的視頻，共享一下，逗人一笑。
中國當代文學在西班牙沒有任何反響
中華讀書報：中國當代文學在西班牙的情況如何？
董燕生：沒有任何反響。前些年，有些外國朋友甚至問我中國有沒有文學。倒是老子的《道德經》有很多版本，到現在還在不斷地翻譯。但是對《道德經》的解讀也不一樣，很多人認為是帝王統治術。
中華讀書報：您將諾貝爾獎得主阿斯圖裡亞斯的長篇小說《總統先生》翻譯成中文，外文出版社曾經約過您翻譯莫言的書，翻完後出版社也付了稿費，當時它在國外沒有得到出版。不知莫言獲諾貝爾獎後他的書在西班牙是否出版了？
董燕生：《總統先生》譯出後倒是付了稿費，但我始終沒見到成書。至於莫言得獎後是否出版，我不得而知。
中華讀書報：如何提高外譯質量，您有什麼具體建議？
董燕生：有一個解決辦法，就是西語水平高、母語水平高的中國譯者，與西語水平高、對中國文化感興趣的外國人合作，這樣的譯文質量還有一定的保證。漢語譯者先拿出毛坯，再和西語國家的專家溝通，最後再定稿。
中華讀書報：您對西語翻譯評價不高——是通過什麼判斷得出這樣的結論？
董燕生：通過我的教學和廣泛的接觸。有的人寫出西語就不像樣子，怎麼能讓他翻譯？凡是西班牙語國家的文學作品，我從來不看譯文，因為我知道，再好的譯文也會走樣。原來我還以為英語界的翻譯水平會高一些，結果發現也不盡然。美國有個作家房龍，寫過一本書叫《寬容》。我喜歡這本書，但總覺得漢譯本有些地方不對勁，一對照英語原文，果然發現不少誤譯。
將中文翻譯成外文，外語水平首先要達到一定的高度，本身還要有作家的氣質，說出的話要有文學味兒。西語界不知有幾個人有這樣的能力？有些人不要說外國文學，中國文學也沒看過多少。急功近利的結果，最後只能適得其反，給人家造成中國文化一塌糊塗的印象。
中華讀書報：這麼說是不是有一些危言聳聽？
董燕生：有時候需要一點危言聳聽，好讓麻痺的神經稍微清醒一些。你翻譯出去的東西，人家是否喜歡看？看了有什麼感覺？相關部門做過調查沒有？不要以為花足了錢就會有效果。依我看，要有像樣的中國文學翻譯出現，還需要一兩代人努力，甚至還要更多的時間。
我譯《堂吉訶德》
中華讀書報：能否說說您是如何翻譯《堂吉訶德》的？
董燕生：當時楊絳的《堂吉訶德》是唯一從西語直譯的譯本。我看她的譯本，第一是學習，看前輩是怎麼翻譯的；第二，我將來能否達到這個水平。如果能達到，做這事兒多少有點意義。看了之後我有信心了，至少那些一眼就能看出的錯誤我不會犯。她的譯本比我的少了十幾萬字。少在哪裡？塞萬提斯受巴羅克文學思潮的影響，詞語華麗，時不時一下說出十幾個同義詞、近義詞。我翻譯時翻遍了字典，覺得十分棘手，就想去看看前輩是怎麼做的。結果發現原著十幾個詞，在她那裡只譯了兩三個。有人說大手筆會減繁，我實在不敢苟同這種高論。翻譯有節譯、選譯、編譯。我們現在說的是全譯，必須照本宣科，不能有任何刪節。
我制定的一個翻譯標準和原則：首先要反映出原文說了些什麼？其次，原文是怎麼說的；第三，重要的不是說了什麼，弄清楚原文為什麼這麼說。同樣一件事，可以用不同的語氣，調侃或莊重，要尊重原文說話的口氣。莊重的還是調侃的，輕鬆的還是諷刺的都要反映出來。
西語有個說法，所有的翻譯都是叛徒。有一定的道理。有時候譯者必須稍微背叛一下原作者，目的在於達到他希望在讀者當中引起的反響。弄清楚為什麼要這麼說，就可以「曲線救國」。塞萬提斯很喜歡玩文字遊戲，搞一些諧音之類的噱頭，這時一字一字對譯，只能是原文的風採喪失殆盡。唯一的辦法就是利用漢語特點去模仿他的文字遊戲，這樣就達到了他期望的效果。
中華讀書報：《堂吉訶德》重印了多少次？發行量您掌握嗎？
董燕生：最早灕江社說要出版，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版權轉給浙江文藝出版社，幾年之後，長江文藝出版社又出版過一次。最近有幾個出版社和我籤合同，拖了好幾年也沒見到書。更有意思的是，長春有一個人搞到一套《堂吉訶德》的連環畫，是上個世紀一位西班牙畫家的作品。畫面下的文字，完全採用了我的譯文。至於發表過我譯本的幾家出版社改頭換面出的好多版本，我連知道都不知道。
出版社催稿時十萬火急，籤了合同後拖兩三年見不到樣書，都是常有的事。至於合同內容更叫人哭笑不得，全部是譯者必須如何如何，否則就要受到懲罰，而有關出版方的條款，基本上是這個權利那個權利。能變成繁體字在港臺出版，製成影像，到處發行，這一切都與你無關。條款也是他來定，稿費也是他來定。總之很像楊白勞的賣身契，看了使人感到屈辱。不過至今似乎也無人對此表示些許關切。
「反面教材」沒說錯
中華讀書報：您的主業是教學，又是怎麼和《堂吉訶德》結緣的？
董燕生：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教師如果課外搞翻譯，是領導眼裡是不守規矩的人，那時候有個帽子，叫「名利思想」。在那種氣氛裡，很長一段時間我沒想過搞翻譯。改革開放以後，氣氛有變化了。但是我也沒想過翻譯《堂吉訶德》，雖然我中學時就讀過傅東華的譯文，上大學後開始讀原文。我認為把這部作品翻譯出來是大手筆，是大家的事兒。
有一次突然有一個灕江出版社的編輯到我家來，說北京大學的趙振江夫妻推薦他來的。他們異口同聲地說：翻譯《堂吉訶德》這件事，你最好找北外的董燕生。
我聽了一愣，我的朋友、我的同行對我這麼高的評價！感動之餘，就想不妨試試。我就說，你給我一段時間，讓我考慮考慮，如果我覺得自己可以幹再籤合同；如果我覺得能力不夠，我的翻譯達不到現有的譯本水平，何必做這個無用功呢？
在這段時間，我讀了楊絳的譯本，對照原文，發現了很多基本的錯誤。
中華讀書報：哪些方面的錯誤？
董燕生：比如譯名的專有名詞，英語、法語和西語有些地方是很相像的，但是拼寫有小小的區別，這小小的區別讓有些人糊塗了，也不查字典。比如古埃及的宗教和行政頭目叫法老，西語是F開頭，英法語是PH開頭，但約定俗成都翻譯成「法老」。楊絳的譯作裡只按西班牙語的發音翻譯，把「法老」譯成「法拉歐內」；兩河流域的一個古老文明國家亞述，她譯成「阿西利亞」。
對於已經約定俗成、進入中國辭書的譯名是不能改變的，不管是多麼荒唐。英國有柯南·道爾寫過《福爾摩斯》，英文Holmes是怎麼變成福爾摩斯的？我始終不明白。後來接觸福建學生，才知道在福建話裡沒有F這個音，而翻譯《福爾摩斯》的恰恰是福建人。
中華讀書報：關於「胸口長毛」的譯文也發生過有意思的爭論。
董燕生：各種語言裡都有大量的固定說法，進入其中的單詞已經失去原本的含義，其整體另有所指，不能照字面意思望文生義，而必須查閱詞典才能確定譯文。比如漢語中的「聽風就是雨」、「東一榔頭，西一棒槌」等，其實與風雨、榔頭、棒槌毫無關係，按字面直譯只能使讀者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堂吉訶德》中桑丘形容堂吉訶德的「意中人」時說：她胸口還長著毛呢！西語詞典上解釋的意思是，形容一個人非常勇敢強壯，女人具有男子漢氣質。一旦西班牙語國家的人們明白了這個望文生義的直譯，都會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起來。
中華讀書報：爭論是如何引起的？您回應過嗎？
董燕生：我接受採訪時順便說出自己的觀點，沒想到記者寫成文章刊登後引起軒然大波。社科院文研所好多資深編審和翻譯家聯名寫了一篇文章，攻擊了我一番，說我是「譯界一霸」，說我踩著別人的肩膀往上爬。有意思的是，所有這些資深學者，沒有一個是懂西班牙語的，我不明白他們怎麼就理直氣壯地評論西班牙語的翻譯。我沒有回應。關於這場爭論，我的朋友林一安寫過《莫把錯譯當經典》，在《中華讀書報》刊登了。
中華讀書報：這場風波對您有何影響？
董燕生：沒有影響。我覺得很可笑。有朋友擔心我，打電話問我惹下什麼禍了。不過這也確實反映了我們這裡還沒有正常的學術討論的氣氛。
中華讀書報：您和楊絳本人有過交集嗎？
董燕生：沒有。有出版社曾找我翻譯她的《幹校六記》，一是我不感興趣，二是實在沒時間，推辭了。
中華讀書報：您獲得過胡安·卡洛斯國王授予的依薩貝爾女王勳章和第二屆魯迅文學獎全國優秀文學翻譯彩虹獎。《堂吉訶德》帶給您很大的聲譽。
董燕生：這不是我追求的，完全是意外收穫。能夠從事《堂吉訶德》的翻譯也是意外。
學生待我如親人
中華讀書報：我聽說學生們很喜歡您？您覺得自己有什麼特別之處，這麼吸引學生？
董燕生：那確實。像我和學生的關係很少有。我到今年的6月24日才滿八十。中國的習慣是提前祝壽，去年一大幫學生為我舉行了盛大的生日宴會，出了紀念冊。我教過的學生全國各地都有，時不時地打電話，也常來看我。有的夫妻吵架，跑到我這裡來躲著，有的和父母鬧彆扭也來我這裡。我爸跟我媽說過，我們這兒子好像長不大。另外我性格比較外向，不會拐彎抹角，不會閃爍其詞。用我妹妹的話說，為什麼這麼多人喜歡哥哥，他憨頭憨腦，不會坑人。
中華讀書報：聽說您學西班牙語是歪打正著？
董燕生：我在1956年考進北京外國語大學。跟我一起考上這所學校的高中同學說他想學西班牙語，我就說那我也選這個語種，免得到了別的系裡誰也不認識。本來我是打算學俄語的，當時蘇聯在中國吃香，俄國文學也很有吸引力。
中華讀書報：先前您說過，現在的翻譯家文學修養不夠。您的文學修養來自哪裡？
董燕生：我從小喜歡看文學方面的書。初中時看中國小說多，高中以後主要是看外國小說，世界名著看了不少，雨果的《九三年》《巴黎聖母院》，巴爾扎克、左拉，英國的狄更斯等等。
中華讀書報：您獲得很多榮譽，回顧一生，您是不是很有成就感？
董燕生：學生對我的情誼，讓我十分十分地自在。學生把我當成他們的親人，是我這一生最有價值的收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