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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科技極大地提高了我們的效率。科技使我們能夠以其他看似不可能方式實現自動化、交流、跟蹤和測量。科技為生產力帶來奇蹟,不僅是對於個人,還是對於整個社會。
但可以肯定地說,如今新興科技的光芒更紮根於現實,盲點已經產生且被注意到了:在某些情況下,科技實際上是障礙物或拐杖,而不是解決方案。
涉及創造性思維時尤其如此,創造性思維是一種自發性藝術,長久以來因其在世界上最偉大的思想家的思維中突然出現而受到讚揚。
當談及創造力,實際上是在架構/構建一些不可架構的事情。
將可靠的過程用於「具有創造力」的行為,就像試圖捕獲瓶子中的閃電一樣。我們所知道的是,創造性思維需要空間來展開,而不是要滿足截止日期或填補生產配額。
有這樣一位創造性思想家:泰瑞莎·艾默伯試圖在其研究和理論創造性成分模型中描述創造力的展開行為。根據一篇史丹福大學發表的論文:「她聲稱每個人都能獲得創造性思維,這取決於一個人的社交環境(如組織支持),領域相關技能,創造力相關流程以及內在的任務動機(如尋找令人愉悅的任務),而外在動機或報酬(如金錢補償)不利於創造力且會降低內在興趣。」
大多數人都會贊成這個理論。可以肯定地說,只要有一點點創造性思維背景的人,甚至是在一個創造性產業內(或平行產業)工作的人,都能認識到這種創造性思維產生所需的廣闊空間。
創造性思維通常不會出現在有壓力或心煩意亂的時刻,因此,人們戲稱創意部門「無所事事」。創造性行為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行動和非行動同時存在。但是,在當今數位化和高度互聯的社會背景下,我們經常看不到技術是如何阻止這種狀態發生的。
深入數字平臺越多,就越容易接觸到其他更分散注意力的媒體(如社交媒體、電子郵件通知等)。
你上一次出去吃飯,看到周圍有手裡沒有拿著ipad或iphone的孩子,是什麼時候?
走在商場裡的青少年呢?他們抬頭看著周圍嗎,還是只盯著他們的行動裝置?你的孩子呢?會在地下室閒逛嗎?他們在看什麼屏幕,持續多長時間?
根據艾伯塔省教師協會(Alberta Teachers』Association)的說法,相比電子媒體,在現實世界中的玩耍對早期大腦發育的影響更深遠。放下屏幕、生活在現實世界中,才能使孩子們更有效地發展諸如解決問題,語言表達和創造性思維等技能。
與此同時,另一項研究指出,年齡在13歲以下的孩子每周的戶外時間驚人的只有30分鐘,而8-10歲的孩子每天在電子設備上花費的時間近8個小時。
這裡的問題與其說是技術本身,不如說是思考和想像它分散我們注意力的機會,從我們很小的時候就開始了。
自動化流程並簡化任務的應用程式還會刪除解決問題的元素。
回到過去,英國歷史學家和作家湯普森提出了時鐘時間與節奏時間的概念,它與18世紀和19世紀英國工業化時期的工人生產力有關。該研究的基本觀點是,按照時鐘時間而不是人體更自然的節奏時間來操作,能使衡量利潤變得更容易,因為它與投入的時間有關。
「即使在後工業經濟中,時鐘時間也與資本主義追求生產最大化的衝動有著不可磨滅的聯繫(Reisch 2001)。」
時鐘時間是所有可測量生產力的基礎,與節奏時間截然相反。而節奏時間被視作一種起伏過程,其對創作過程至關重要。
最終在工作場所發生的事情是,人們已經開始專注於 「時鐘時間的結果」。對工人階級來說,重要的不是最終產品,而是實際花費的時間。同樣,這只會鼓勵一種分心的思維方式,迫使員工只專注於任務和分配的時間量,而不是自由地抬起頭來思考自己所走的路線是否有效。
科技鼓勵我們養成「即時滿足」的習慣,這種習慣在生產力的背景下會有所幫助,但也會減少我們對真正創造性所需的深層思考的耐心。
最後一大難題是即時滿足的矛盾,這是一種人類的欲望,隨著科技的興起,它似乎被成倍放大了。可以肯定地說,從文化上講,我們已經接受了一些技術助長的不良習慣,例如無休止的滾動瀏覽社交媒體新聞提要,或者不斷檢查電子郵件收件箱。
我們從技術的好處中獲益,同時付出的代價。真正的創造性思維所需的心理空間存在於即時滿足的反面。例如,雖然消息應用程式允許我們在任何地方保持聯繫,但它們也在一個分散注意力的世界中受到歡迎。
如果創造性思維需要深入思考,而通知使人處於一種持續的超連接狀態,那麼顯而易見:後者本質上是前者的對立面。一個人不可能同時擁有高度的聯繫和深刻的創造性思維。
《管理你的日常生活:建立例程,找到焦點和磨礪創造性思維》一書完美地總結了這一點,這本書彙編了針對生產力和創造力交叉點的見解。書中說道:「在一個充滿幹擾的世界裡,注意力是我們的競爭優勢。」
技術本身並不壞。但是,我們與它的關係,以及我們無意中放棄注意力的習慣,都需要改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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