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雨：一個中國縣域七個世紀的暴力史》
[美]羅威廉著；李裡峰等譯
人民出版社，2014年1月
《紅雨：一個中國縣域七個世紀的暴力史》作者羅威廉對湖北省可說情有獨鍾：二十多年前在其博士論文的基礎上，他對該省大城市漢口的近代歷史詳加探究，撰成巨著兩冊，分別於1984及1989年問世。近年學界因「文化研究」蔚為風氣，史家精力鹹聚焦於都市史，特別是二十世紀初大都會的文化史；在這氛圍下，農村史研究幾近一蹶不振。作者因而感到有必要將研究轉向農村地方史，遂選定既具強烈的鄉土榮譽感，歷史上也素以泯滅人性的暴力而全國知名的湖北麻城縣為其探討對象。
顧名思義，本書的中心即為湖北麻城縣七個世紀的暴力歷史。書中所要探究的是：何以中國某些地區，即便經長時間的歷練，超越甚為重要的文化、經濟、社會及政治的變遷，仍動輒以暴力相向？何以這些地方藉暴力手段解決問題竟成為一種慣性選擇？換言之，就是中國農村社會暴力的病理。
作者在導言中表示，冀望以一個小地方的長期經歷（從十四世紀後半葉蒙元被逐，至1938年日本入侵中國的七個世紀）的個案研究基礎上，有助於對中國農村社會中的暴力現象作較為深入的探討。在這一過程中，地緣政治的戰略軍事中心地位及根深蒂固的社會緊張而外，他認為集體記憶、歷史意識和其他常規化的文化習俗（如民間宗教、民俗等）也起了重大作用。
暴力文化在麻城實與集體記憶及地方史實踐的運作分不開。當地的地方史著作所尋求的是古為今用，但並非沒有備受爭議或抵制。地方史中長期充斥的是受人歡呼喝彩的英雄及被喝倒彩的惡棍，但史志中，無論英雄或惡棍（如李贄）的認定都必須經地方菁英的充分協商；社會失憶症或選擇性記憶在重建過去中也起作用，如：頌揚明末的鄉賢梅國楨受民愛戴，卻對他在縣中擁有最多奴僕視若無睹。
就書中內容所見，作者傾向於接受中國文化內，「認可的暴力」同樣在菁英或民眾中都存有寬敞空間這一看法。他指出麻城歷史中，兩種特定暴力的文化模式似特別顯著，但決不是這一地區所獨有：其一即為眾所周知的英雄或俠客的，以及其流傳更廣、更易達到的變體——好漢——的理想典範。
另一模式則更為基本且無所不在，使暴力成為人類生活的基本需要；此即荷蘭中國研究學者Barend J. ter Haar所稱的「惡魔範例」。神通廣大的惡煞威脅既無所不在，勢需有可相比較的堅強回應，這便為暴力在中國大眾（包括文人）文化提供正當合法的基礎。就麻城的歷史所示，相當程度上，足為「惡魔範例」的生動例證。
相對於作者先前兩本有關漢口的著作著重問題析論，本書則明顯較徧重歷史敘述；導言中他也直言不諱，表示本書「按年代順序編排，表現則文學多於科學，描述多於分析，聚焦於細節及特點，關心錯綜複雜的人類經驗」。作者文筆雋永，表達力強，用句遣詞尤見心思。他善於構思章節安排，每章均以人或事為主軸，逐層深入細緻探討，構成充實動人的個案研究。各章之間復環環相扣，綜觀則為一本引人入勝、驚心動魄的社會史論著。
第一章除介紹麻城暴力的社會人文生態背景外，又以袁枚筆下十八世紀當地兩個姻親家族之間的宿怨，其中一方的妻子私逃回娘家，被關於屋中的假隔牆逾年所引起的一波三折的一篇寫實記載作為插曲。參照第十一章中《性別戰爭》一節，上世紀二十年代國民革命時期，共產黨人因左傾幼稚病的過激行動，引起地方軍人夏鬥寅強烈報復。夏對婦女尤為厭惡，極盡凌虐羞辱之能事。這兩章相關部分合而觀之，生動勾勒出麻城婦女長期受壓制，其地位幾淪為奴隸的慘狀。
梅氏為當地最早安居的強宗大族，耿氏則為向梅氏地方霸權挑戰的後起新貴；十六世紀後半當地政治主要爭論點中，梅國楨和耿定向分別站於敵對的一方。梅、耿之間先是因黃安從麻城析出建縣的利益衝突而交惡。十六世紀七十至八十年代，耿定向是縣令穆煒賦稅改革的堅定支持者；他又與穆煒的地方心腹黃卷（1529年進士）為密友。作為地方第一號大地主的梅氏，經濟上自會因賦稅改革而不滿，故對穆煒的倡議甚為抵制。放浪形骸的名士李贄長期居停於麻城，其個人英雄主義理想與梅氣味相投而結合，卻加深地方菁英社會內部分歧。
第四章中，借著梅、耿兩家爭論，作者具體而微地把明末麻城人際及宗族間錯綜複雜的政治關係娓娓細述。其他如第五、六章梅之渙還鄉記及東山之亂，第十二章張國燾鄂、豫、皖肅反擴大化，亦同樣扣人心弦。然因篇幅所限，無法細表。
作者不徒以美文敘述為能事；他表示「合適作微觀分析時絕不躲避」。事實上，書中不少重要發現即來自透闢的剖析。
如對於七個世紀以來麻城的盛衰消長及內部權力結構的轉移，作者有以下敏銳的觀察：麻城經歷了兩個時期的繁榮。其一為明中葉到明末，農業商業化為其中關鍵；商業及出口農業的利潤，投資於發展教育的基本設施（如家塾、族塾、村塾及書院等），其結果可從下面數字得見一斑。有明一代麻城產生一百一十名進士及四百二十一名舉人，勝過華中其他地方。必須指出的是：麻城因科考成功而知名全國的情況，出現於十五世紀後半葉（明代最初的一百二十年間，麻城只考中十七名進士）。
另一個全盛期為清中葉至晚清，富有創業精神的黃幫商人，把基地設於商業興旺的麻城及其附近各縣，既支配華中欣欣向榮的貿易，對麻城內部經濟也有明顯向後連動的影響——十八世紀末註冊市鎮總數迅速發展。悠久的商業宗族如宋埠施氏及中館驛林氏等都發了大財，權力也達到頂點。經濟繁榮並不相應反映於文教及政治顯赫地位的維持；不論用什麼標準衡量，麻城都退於邊緣位置（只有進士四十六名、舉人二百零六名）。
這兩時期麻城內部權力結構大不相同。前一時期是由中部及西南部核心區長期借著農業商業化、土地開墾添加（購買、投獻）累積財富，借著科考仕宦向上流動，具高學養，並相互通婚的宗族縉紳支配。後一時期的地方權力，自十七世紀七十年代以降，從核心區文人地主轉移到東山高地那些財富、學識較低下的地方強人劉君孚、餘雅祥、鄭漸逵、夏鬥寅等。他們的主要資產單純不過，就是控制武力。
其他洞見如：當地武裝地方菁英在武斷鄉曲的過程中，至少盜用了部分中央特權，發生於十七世紀七十年代清政府權力鞏固時，要比別處早而徹底。舉一反三，其他精到處，恕不多贅。
一本篇幅四百多頁，涵蓋七個世紀的長時段著作，錯誤及可資商榷之處難免。有關中國暴力史的研究方興未艾，本書雖不是該領域的開山之作，卻可能是首本以長時段，就某一地方作深入探究的微觀論著。全書讀來觸目驚心，但又趣味盎然，值得向讀者鄭重推薦。
（本文原載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48卷，2008]，有刪節）
羅威廉（William T.Rowe），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歷史系教授，東亞研究中心主任，當代美國最有影響的漢學家之一。主要研究方向為東亞史、城市社會史。代表作有《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衝突和社區（1796-1895）》、《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商業和社會（1796-1889）》、《救世：陳宏謀與十八世紀中國的精英意識》、《紅雨：一個中國縣域七個世紀的暴力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