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雨：一個中國縣域七個世紀的暴力史》
[美]羅威廉 著；李裡峰 等 譯
人民出版社，2014年1月
作為「一種控制和徵服他人的手段」，暴力一直被士人所採納。至於在市井、鄉土之中，暴力甚至得到了美化。中國文化並不像它所標榜的那麼「文質彬彬」，而是暴力一直如影相隨。
美國著名漢學家羅威廉的著作《紅雨：一個中國縣域七個世紀的暴力史》（下為《紅雨》）將目光聚焦湖北麻城，研究該區域自元末的起義起，中間經明清的改朝換代、太平天國起義和捻軍起義、1911年辛亥革命、軍閥混戰，一直到黃麻起義和鄂豫皖蘇區700年間頻頻發生的暴力。
《紅雨》一書按年代順序排列，講述發生在麻城歷史中的人和事，貫穿其間的是對暴力的描述。700年間麻城暴力不斷，改朝換代的亂世不用說，在其他大部分地區處於和平的時候衝突依然嚴重。在作者看來，暴力並沒有像大多數人認為的為中國儒家文化所不容。事實上，它作為「一種控制和徵服他人的手段」一直被士人所採納。至於在市井、鄉土之中，暴力甚至得到了美化，那些快意恩仇的俠客、梁山泊的英雄好漢們成為大眾所崇拜的偶像。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漢學家由於沒有文化的切身體驗，所以任何判斷都是基於嚴謹的論證。正是這樣，才能洞察到中國文化並不像它所標榜的那麼「文質彬彬」，而是暴力一直如影相隨。其實，硝煙四起、血流成河這樣的詞彙在歷史書上也並不少見。
麻城地處大別山南麓，有若干穿越高山的要隘。正是因為這種特殊的地理戰略地位，麻城當地形成一種對戰爭與起義英雄崇拜的文化。在麻城的歷史與記憶中，身處暴力中心的人物面目往往難以辨認。正是這些集體記憶、歷史意識以及其他日常生活共同塑造了麻城的暴力文化。
麻城暴力史就其悲慘程度而言，處在頂點的無疑是明末清初和20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的兩次大規模清剿，其中關於明末清初的書寫為《紅雨》全書最詳細的篇章。由於科考的輝煌和書院的興旺，麻城這個本名不見經傳的地方在明代的中國文化版圖上備受矚目，文人學士們紛紛到訪。麻城處於大家族的勢力掌控之下，貌似井然有序，其實暗藏危機——明末各地土地兼併嚴重，麻城也一樣，而且「佃僕」數量之多更為全國所罕見。
家族鬥爭在麻城暴力史中並不佔有重要的位置，很快明末大規模的殺戮就來了。面對農民軍、麻城起義的農奴、清兵，麻城的鄉紳們不會坐以待斃。他們躲到山中，建起一個個堅固的山寨，並且成立了48山寨聯盟，以對抗一切外部力量。在清末民初歷史學家王葆心的著作《圻黃四十八寨紀事》中，麻城抒寫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反清史。但王還是指出，「東山和大別山地區對地方自治的渴望在太平盛世時代逐漸衰退，而在王朝覆滅的時刻又總會浮出水面」。無疑，麻城的地方主義訴求在這段歷史中突顯出來，然而羅威廉在《紅雨》中並未深入探討這一現象的生成，對抵抗運動的主導者士紳階層以及晚明經世致用的思想所及也甚少。不過我們大可不必過於苛求，因為《紅雨》作為一部描述性的編年史，「傾向文學式描寫，而非科學性的分析」。
從晚明抵抗運動中顯現出來的地方主義，在清代一直延續，而麻城的實際統治權則從鄉紳階層轉到地方「強人」（有私人武裝的小地主），至於轉變的原因作者把其歸於麻城過於追求財富而不重視科舉，未免過於表面。在「強人」那裡，地方色彩與「好漢」氣概進一步得到強化，從1674年的東山起義就可略見一斑。
正如我們前面所提到的，《紅雨》已經把地方主義推到前景，但作者並沒做深入分析。可以肯定地說，從地方性暴力文化的形成到對地方主義的訴求順理成章。暴力文化與地方主義糾纏在一起，夾雜在其中還有階級關係和家族鬥爭。當歷史的怪獸張開大口時，麻城在暴力中沉淪的悲劇也就開始上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