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院士曾毅病逝:一生與病毒抗爭的勇士—新聞—科學網

2020-11-25 科學網

 

 

 

1977年,曾毅(講課者)在蒼梧鼻咽癌防治所培訓當地醫務幹部進行鼻咽癌血清普查。

 

7月13日,據光明網報導,中國科學院院士、原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院長、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預防控制所研究員、北京工業大學教授曾毅,因病醫治無效,於北京逝世,享年92歲。

 

曾毅,1929年3月生,廣東揭西人。1952年畢業於上海醫學院(現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1993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他從1973年開始研究EB病毒與鼻咽癌的關係,建立了一系列鼻咽癌的血清學診斷方法,已在國內廣泛應用,使鼻咽癌的早期診斷率從20%~30%提高到80%~90%。在國際上首次證明在促癌物TPA和丁酸的協同作用下,EB病毒感染的人胎鼻咽部黏膜組織在裸鼠能誘發鼻咽癌,這是EB病毒誘發人鼻咽癌的直接證據。從1984年起,他開展愛滋病毒(HIV)和愛滋病(AIDS)的研究,證明1984年HIV已傳入我國。1987年,他分離到第一個中國的HIV-1毒株,建立了HIV的快速診斷方法。他一生與各種危險病毒打交道,愈「戰」愈勇。他表示,「一個科學研究工作者,一定要忠於自己的職責,我研究病毒,越嚴重、越危險的,越要好好研究。」

 

兩年前,《中國科學報》輾轉多方採訪了曾毅,謹以此文緬懷這位「與病毒抗爭的勇士」。

 

求知的坎坷路

 

1929年3月,曾毅出生在廣東省揭西縣五經富鄉。他的父親原來是個經銷油鹽的商人,後來經營織布廠。曾毅5歲便入小學讀書,肯用功,成績優良,深得父親的喜愛。1943年1月,在五經富中學初中畢業後,曾毅為了到教育質量更好的學校求學,考入梅縣東山中學讀高中,每學期開學時,他要步行三天才能趕到學校上學。

 

高中畢業後,曾毅剛剛年滿17歲,當時去上海,只能由汕頭坐貨輪,而貨輪上沒有床位,晚上他只能睡在露天的甲板上或貨物堆上,趕上下雨便更是難熬。

 

「其實,當時我想考上海醫學院。」曾毅回憶道,「但趕到上海時已經錯過了考試的日子,只能先考到復旦大學。」

 

次年,他如願考入上海醫學院。不過隨後他還不得不面對科學之外的壓力甚至磨難。

 

由於積極參加學生運動,在新中國成立前一個月曾毅和同學們被國民黨關進了牢房。一天夜裡,一位臨時代管的青年軍戰士來找曾毅等人要便服,提醒說:「國民黨完了,看管你們的是『飛行堡壘』,因臨時有事被調走了,他們回來會槍斃你們的,趁半夜趕緊逃吧。」曾毅和同學們由此逃過一劫。為了躲避再次被抓捕,曾毅等人甚至在當時上海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的太平間裡藏了幾天。

 

新中國成立不久,由於當時簡陋的衛生條件,傷寒、霍亂、小兒麻痺症等傳染病流行,不少人因此喪命或致殘。這些親眼所見的場景深深震撼了年輕的曾毅。他發自內心地希望在病毒研究領域有所建樹。

 

1952年,曾毅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廣州中山醫學院微生物教研室任助教。1956年,他被調到北京中央衛生研究院微生物系病毒學室(1956年改為中國醫學科學院病毒學研究所,1983年改為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病毒研究所),現為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病毒病研究所。

 

60多年來,曾毅的工作始終圍繞著一個主題——與病毒作戰。

 

2012年,在國際病毒研究學界享有盛譽的馬裡蘭大學人類病毒研究所授予曾毅「公共衛生終身成就獎」。該所所長Gallo說:「曾毅教授將基礎研究成功地應用於臨床,取得了開創性的成就,我們都非常尊敬他。」

 

尋找鼻咽癌的元兇

 

脊髓灰質炎病毒、腸道病毒、麻疹病毒、多瘤病毒、腺病毒、雞白血病病毒……都是曾毅涉獵的範圍,並取得了非凡成就,其中較重要的成就有:首先發現在我國母雞中淋巴細胞白血病病毒的陽性率很高,雞蛋中病毒陽性率高達80%以上。

 

為降低雞蛋的帶毒率,1968年,他應用大劑量經細胞培養多次傳代後的活淋巴細胞白血病病毒免疫帶病毒的母雞,打破其免疫耐受性,使雞獲得高滴度的中和抗體,從而使雞蛋的帶毒率大大下降,甚至轉陰,為建立無淋巴細胞白血病病毒雞群提供了新措施。7年後,同類的工作在國外才見報導。

 

而最令全世界都刮目相看的成就,則是曾毅在鼻咽癌的早期診斷和病毒病因研究。

 

上世紀50年代末,總有一個想法在曾毅的腦海中閃現:「動物的癌症很多是由病毒引起的,從進化的角度來看,人的癌症也可能是由病毒引起的。」於是他開始研究病毒與癌症的關係。「腫瘤是很難早期診斷的,一旦證明是由外來的病毒引起,腫瘤細胞一定有病毒的核酸及蛋白的存在,這有利於早期診斷和治療。」

 

隨後,鼻咽癌進入了他的視野。鼻咽癌在我國南方數省, 廣東、廣西更是高發區。發病者92%為30歲以上的青壯年。與所有癌症一樣,鼻咽癌早期難以發觀,晚期難以治療,病死率很高。對該病如能早期發現,早期進行治療,效果很好。因此,及早發現早期病人,對於挽救其生命十分重要。

 

其實,早在1966年,美國學者L.J.奧爾特等,應用免疫擴散試驗首次證明了愛潑斯坦-巴爾病毒(EB病毒)與鼻咽癌存在血清學關係。1966年,國際學界就發現,鼻咽癌病人的血清中常有EB病毒IgG抗體。這啟發了曾毅,他便開始著重研究EB病毒與鼻咽癌的關係,開展了血清學診斷的研究。

 

如何建立特異的、敏感的診斷方法,成為了解決鼻咽癌早期診斷問題的關鍵。當時國外都是採用免疫螢光法來做血清抗體測定,這種方法需用價格昂貴的螢光顯微鏡來檢查,難以在中國推廣。經過研究,曾毅和助手劉育希等終於在1976年建立了免疫酶檢測法。藉此方法,用普通光學顯微鏡即可檢查EB病毒。

 

1977年,曾毅帶著這種新型血清學檢查方法來到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在自治區衛生廳和人民醫院、蒼梧縣和梧州市衛生局的支持下,與蒼梧縣和梧州市腫瘤防治所合作,在蒼梧縣和梧州市建立了鼻咽癌前瞻性研究的現場,開展了大規模的血清學普查工作。

 

 

曾毅(右三)協助當地建立「梧州市腫瘤研究所」,陪法國科學院院士Guy de The和Hueber博士訪問蒼梧縣血清學普查出的早期鼻咽癌患者。

 

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除了科研工作本身的壓力,曾毅還不得不面對來自民眾的不解甚至排斥。當地人很害怕鼻咽癌,認為是不治之症且害怕傳染,甚至有家庭出現鼻咽癌病人就送到山裡,搭個帳篷,每天送飯吃,直到死亡。

 

檢查鼻咽癌須從每人的耳垂或手指上取幾滴血,很多當地居民害怕被檢查出患有這種「不治之症」。

 

「當時有一家人,男主人因肝癌剛剛故去,他妻子一開始拒絕接受檢查,說萬一我查出來鼻咽癌,那我們一家子都完了。」曾毅回憶道,「我就向她解釋,恰恰相反,查出來是早期就容易治療了,正是為了救你一家。」

 

還有更極端的。有一位中年婦女居然說:「你們要取我的血,我就跳河。」說完真的跳到河裡去。從河裡將其救起後,曾毅耐心地向她科普「抽血檢查可以早期發現,早期診斷鼻咽癌」,最終說服了她。

 

截至2005年,在曾毅多年的推動下,廣西共普查了467957人,查出188例鼻咽癌病人,早期病人佔87.2%,使鼻咽癌的早期診斷率從原來的20%~30%提高到85%以上。這些早期患者,由於診斷治療及時,提高了治癒率,很多生命得以挽救。

 

頗具戲劇性的是,多年前一位王姓年輕工程師看到報紙上的消息,將血滴在紙上寄給曾毅,經檢查為抗體陽性。於是曾毅建議他立刻來北京並得到確診和治療,及時挽救了他的生命。多年後,當曾毅前往北工大出任生命科學與生物工程學院院長時,那位工程師也在該校教書。他看到曾毅的名字,激動地找到當年的「救命恩人」再次致謝。

 

除了患者的感激,曾毅的工作還得到國際學界的高度評價,EB病毒發現者之一、英國病毒學家Epstein在其專著《EB病毒》一書中稱曾毅的「這些卓越的新進展,是應用病毒血清學方法進行普查診斷人類癌症的第一個例子」。

 

 

1980年,曾毅(左二)陪同美國華盛頓大學微生物系主任、免疫學家G. peason教授及夫人訪問蒼梧縣鼻咽癌現場。

 

此外,曾毅於1976年就在國際上首次建立了鼻咽癌高分化細胞株,1980年又建立了低分化細胞株,並且首次證明高分化癌細胞也有EB病毒的DNA,即不同分化類型的鼻咽癌都與EB病毒有關。

 

經多年調查研究,曾毅還提出了以EB病毒感染為主因,環境中致癌物和促癌物起協同作用,以遺傳易感性和機體免疫力為基礎的鼻咽癌多病因假說,這一假說在實驗中也得到證實。

 

抗擊愛滋先行者

 

在科研方面,曾毅一直力求保持開闊的視野和敏感的嗅覺。

 

1981年,遠在大洋彼岸的美國報導了一種新的傳染病——愛滋病。曾毅聽到這個消息後的第一反應是,這種疾病極有可能和病毒有關,才會有這樣嚴重的傳播情況,並預測這種疾病一定會威脅到我國。

 

當時,中國已經開始對外開放,各國人員往來逐漸頻繁,「傳染病是沒有國界的」,曾毅開始對這一疾病保持高度警惕。

 

1984年,曾毅在國內開始了愛滋病的血清學檢測工作。從城市和鄉村獲得的所有樣本,檢查結果都為陰性,這似乎暗示病毒還沒有進入中國。但曾毅問自己:「中國普通人群確實沒有感染,但是高危人群有沒有感染?有沒有用過美國血液的?」

 

根據調查,他發現美國Armour公司和Alpha公司於1982年曾將一些血液製品——第8因子贈送給了我國某醫院,1983~1985年,這些血液製品被輸給了一批血友病患者。曾毅找到了輸入過這些血液製品的患者,在19位使用Armour公司第8因子的患者中查出了4例愛滋病毒感染者。這是我國第一次發現愛滋病通過血液感染,並且證實早在1982年愛滋病病毒就已經隨著美國的血液製品傳入了中國。

 

 

1987年,曾毅(右一)邀請費翔參加愛滋病的宣傳教育和幹預活動。

 

1986年,一名美國患者在中國因愛滋病死亡。得到消息後,曾毅立即趕赴昆明,採來了血樣,並著手分離病毒。這本來應該在P3實驗室(生物安全防護三級實驗室)中進行,但由於當時並沒有這種實驗室,曾毅就在北京一間簡陋的實驗室內,在普通的接種櫃裡面,戴上手套分離病毒。

 

他成功分離出了我國第一株愛滋病病毒HIV—1AC株,確認了早期我國愛滋病病毒屬於B型。隨後,他又迅速用分子生物學的方法做出了快速診斷試劑,並經衛生部批准,使得我國在早期就擁有了自己的診斷試劑。

 

不僅如此,他還深入河南等地調查愛滋病通過賣血途徑傳播的問題,多次上書中央提出愛滋病防治對策,致力於抗艾藥品和疫苗的研製,並敢於揭示愛滋病傳播的真實情況。

 

由於曾毅認真地調查可能會給地方政府帶來壓力,甚至有地方官員向當地配合曾毅調查的醫務人員施壓:「以後不要和曾毅往來,他已經被撤職了。」曾毅有時不得不像「地下黨」似的進行暗訪。

 

2009年,曾毅八十大壽之際,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路甬祥高度評價他「熱愛祖國,獻身科學,為人正直,治學嚴謹」。

 

記者採訪曾毅時,他已經接近90歲高齡,但依舊馬不停蹄地忙碌著。當別人問他,有什麼養生的秘訣?他幽默地回答:可能經常在辦公室和各個實驗室之間走來走去,起到了一定鍛鍊作用,而樂觀才是保持旺盛工作精力的最大秘訣。(本文圖片均由採訪對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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