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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帝國史》選擇羅馬和中國作為全書的論證起點，也是整部著作的論證框架和貫穿始終的問題線索，即「為何中國在幾乎相同的地域重新實現統一，而羅馬（作為一個國家）卻從未復興？」長久以來，在歐亞大陸的東、西兩端，中國和羅馬在很大程度上分別左右了東、西方世界人們的政治想像，而細心的讀者不難從中感受到兩位作者深遠的歷史意識和強烈的現實關切。
世界帝國史，打眼一看標題，讀者得到的第一印象想必會認為這又是一部面面俱到的通史著作，無非是把老套的故事再講述一遍；加之兩位作者都是學院派歷史學者，必定以還原所謂「歷史真相」為務，從而自說自話，無關現實；既然兩位作者都是美國人，那他們必定滿紙「西方中心論」，滿臉「東方學」表情，高高在上，頤指氣使；既然歷史學以「事實」為務，那歷史研究者必定對理論、思想嗤之以鼻，認為後者經常「妄顧事實」、「觀念先行」、「以論代史」，沉迷於不著邊際的空談、漫談……然而，諸如此類的「第一印象」畢竟是刻板印象所導致的先入之見，與本文要討論的這部《世界帝國史》本身無關。讀者若能展卷細讀，便會發現上述先入之見何其大謬不然。無論是對歷史線索的把握還是理論視野和思想洞見，該書均稱得上典範之作。
實際上，這部《世界帝國史》英文書名為Empires in World History，其核心旨在探討公元前3世紀羅馬帝國和秦漢帝國以降至20世紀諸帝國的統治技藝或稱之為治理術，比較其中的利弊得失，探討世界歷史上眾多將不同文化、民族、宗教納入某一秩序框架中的種種嘗試和努力，總結其中可資借鑑的經驗，尋繹反思其中值得深以為戒的教訓，而這也是本書副標題「權力與差異政治」所提示我們的。對於帝國來說，如何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吸納並包容差異，在維護帝國整體性的同時，承認並利用帝國範圍內族群文化、宗教習俗的多樣性？這無疑是一切帝國統治秩序本身的命脈所系。
兩位作者在「序言」中便開宗明義提示讀者，「本書是關注政治經濟學的政治學著作，而非一部世界經濟史。本書也不是一部關於作為一種獨特統治的帝國主義書籍。我們探究的是不同帝國運轉的多種方式，並觀察它們歷經歲月置身種種境況中所做出的無數努力的程度與局限性。」既然是政治學著作，作者聚焦的必然是政治議題，具體說就是帝國統治秩序賴以確立的政治組織形式。我們知道，政治的動力是權力，後者也是本書副標題中的關鍵詞之一，它涉及統治與服從的權威秩序，政治即便在現實中經常與道德、意識形態、宗教信仰等等彼此糾纏，但只能作為帝國實現其統治的手段和武庫（repertoires of rule）。既然政治不是經濟的衍生物，那麼政治學便不是經濟學的附庸，政治有著自身特有的動力機制和運轉邏輯，政治學有著更有針對性且更為有效的分析政治議題的工具。
在西方政治史上，羅馬帝國以及之後的東羅馬帝國先後維持了1600餘年之久，該帝國的興盛與衰落在西方精神傳統中留下了格外深刻的烙印，之後的諸帝國如查理曼帝國、神聖羅馬帝國、大英帝國、拿破崙帝國、「第三帝國」、美利堅帝國，其締造者們要麼力圖在某種程度上復興和重建羅馬帝國，要麼以其為標尺樹立新帝國的宏圖偉業；而在歐亞大陸的另一端，中國兩千多年一以貫之，儘管歷經分分合合，動蕩起落，但其作為一個政治單元卻保持了高度的連續性，其成熟穩健的帝國官僚系統令其它帝國望塵莫及。中國古代的政治統治形式雖然周期性地在中央集權與權力下放、郡縣與封建之間搖擺，但「中國作為一個政治單元理所應當地由一個單一的中央領導者所統治的觀念，兩千多年來已然成為了統治者們、想成為統治者的人、有國家意識的精英們和普通民眾的共識。」
在宗教方面，羅馬帝國最終皈依基督教，將帝國政權與一神教結合起來，這一做法短期看似乎增強（至少表面上）了帝國統一性的，但基督教被樹立為唯一國教卻從根本上破壞了帝國統合吸納有著不同信仰的民族的能力；反觀中國，其在宗教方面卻保持了高度的靈活性和適應能力，儒、釋、道共存共生，有時相得益彰。在各自長期的統治實踐中，兩者均形成了成熟完備的法治傳統，但在具體操作過程中，中國的統治者卻從完全不同的假設出發：「皇帝不會懇求百姓批准他的立法，相反他會通過合適的條規和針對違反行為的適當的懲罰來履行其對社會的責任。中國法律在這一形成期是由皇帝發布的一整套規則構成的。從這一視角看，如果與古羅馬多樣化的法律場所相對比，中國沒有理由建立一個獨立的司法系統，法律只是行政的組成部分。」《世界帝國史》選擇羅馬和中國作為全書的論證起點，也是整部著作的論證框架和貫穿始終的問題線索，即「為何中國在幾乎相同的地域重新實現統一，而羅馬（作為一個國家）卻從未復興？」長久以來，在歐亞大陸的東、西兩端，中國和羅馬在很大程度上分別左右了東、西方世界人們的政治想像，而細心的讀者不難從中感受到兩位作者深遠的歷史意識和強烈的現實關切。
作為帝國集團之間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摧毀了戰敗方的奧斯曼帝國、哈布斯堡帝國和羅曼諾夫帝國，然而，戰爭本身並未終結帝國本身，繼之而起的是納粹德國、日本和蘇聯。戰後，由獲勝大國主宰的巴黎和會提出「民族自決」原則，這一旨在重建世界秩序的政治原則，實際上只不過是戰勝國用來肢解戰敗國的冠冕堂皇的藉口罷了。事實卻是，「民族自決」並未適用於法國、英國、比利時和美國的殖民地。而在戰敗國地區，民族混雜的基本事實使得任何所謂的「民族自決」在實踐中遭遇錯綜複雜的難題，幾乎沒有任何兌現的可能，大國經常出於私利任意劃分國境線，如波蘭、捷克斯洛伐克，製造了新一輪的民族分化、仇殺和難民大遷徙的浪潮；而對那些被認為暫時沒有或缺乏自決能力的民族，新成立的「國際聯盟」聲稱將對他們實施所謂「託管委任」，即由那些自認為有自決能力的「文明」大國對那些「未開化」的民族實行託管：敘利亞由法國委任統治，巴勒斯坦、約旦和伊拉克歸屬英國。這樣，在「民族自決」的外表下，實際是戰勝國對戰敗國的新一輪帝國主義式的肆無忌憚地瓜分。「民族自決」，將民族這一有著複雜歷史淵源的聚落強行塞進國家這一帶有很強任意性的容器，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諸如此類的政治主張製造了空前規模的種族殺戮和難民大逃亡：以「一戰」後奧斯曼帝國解體後希臘與土耳其分治為例，其間從安納託利亞強制遷徙至希臘的「希臘人」就有90萬，而近40萬人「土耳其人」被遷往土耳其，其間僅在安納託利亞地區，穆斯林死亡人數多達250萬，有80萬亞美尼亞人和30萬希臘人死於非命。再以1947年英帝國退出後的印度-巴基斯坦分治為例，伴隨著「反殖民主義」的勝利號角，先前混居的印度教和穆斯林人口在新劃定的國境線兩端展開一場規模空前的生死大逃亡，人數達1700萬，有數十萬人被殺，克什米爾至今依然是兩國緊張對峙甚至暴力相向的爭議地帶。
以「民族自決」為前提的「民族國家」，非但未能兌現在後殖民主義時代建立新秩序的承諾，反而為新的更為嚴重的危機埋下了伏筆，納粹德國將種族主義國家推向最極端，排斥一切非德意志民族，利用新獲得的國家機器實行民族大清洗，對猶太人實施種族滅絕。如果說曾經的帝國秩序為吸納、同化多元民族提供了可能性和現實的舞臺，「差異的政治」在其中仍有一席之地的話，那麼，民族國家只承認單一民族的同質性的政治共同體，在「我族」與「他族」之間人為設置了一道不可逾越的排他性鴻溝。更為弔詭的是，在戰後世界，儘管民族國家贏得了天然的正當性，但並未改變世界政治被大國主宰的基本事實，大國行為背後均折射出濃烈的帝國主義色彩：「美國的理想藉助於虛構一個由民族國家所組成的不斷擴大的世界，該世界對貿易敞開大門，接受美國文化，並團結起來對抗敵對集團。蘇聯式的理想則設想出了這樣一個神話，即兄弟般的社會主義國家聯合走向世界共產主義以及資本主義終結的大進軍。」在這樣的背景下，所謂民族國家之間的平等只能是虛幻的，國與國之間的和平共處只有在足夠充分的外在和內在條件下方有可能，在理論上獨立完整的領土主權，在現實中往往是分層重疊甚至經常被打了折扣的。而在戰後美、蘇兩極格局之間，「第三世界」國家的橫向聯合，並未改變富裕國家與貧窮國家之間事實上的不平等。可見，無論是帝國還是民族國家，都不是政治組織的自然單元，在樹立政治秩序的實踐中，帝國和民族國家都面臨自身難以克服的困境。
1989年，作為兩極世界之一極的蘇聯宣告解體，人類是走向「歷史的終結」，以美國為代表的「自由民主秩序」的最終勝利，還是意味著「新的分裂，如西方與非西方、富人與窮人、穆斯林與非穆斯林？或是一個單極世界，只有一個帝國，即美利堅帝國，依然挺立著？或是一個新的亞洲權力軸心？」
「一戰」後歐洲的版圖變動
進入20世紀，中國以空前的廣度和深度被捲入列國紛爭的大舞臺：列強交逼，共和革命，軍閥混戰……從政治社會到精神文化，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形成空前激烈的對撞交衝之勢。從舊秩序的崩塌到新秩序的確立，挫折、徘徊、反覆……中華民族在苦難中努力尋找自我救贖的新路，愈挫愈勇，奮鬥不息。
這裡，我們不妨摘引《世界帝國史》末尾這段發人深思的話作結：「眾多帝國的過去，展示了人類為權力的驕傲自大所付出的種種代價，以及諸帝國所造就的社會生活的多面化轉變。我們已經考察了諸帝國在包容和在人口中間製造種種差異上所採用的多種方式，以及使人們獨立卻不平等或試圖使他們既平等又相似的種種後果。未來所面對的挑戰是設想出這樣的若干新型政體，它們認可人們對政治歸屬、機會平等和相互尊重所廣泛懷有的願望。」《世界帝國史》的兩位作者留給當代中國學人的任務是：在源遠流長的世界歷史長河中，中國在探索政治秩序過程中曾做過怎樣的嘗試和努力？其中有哪些值得總結和反思的經驗和教訓？它能夠為新世紀中國乃至整個人類提供怎樣的可能性甚至出路？
本文原載於《經濟觀察報》（2017年9月25日），經授權轉發。如需轉載請聯繫原刊載單位。作者，任軍鋒，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政治學系教授。
作者者：[美]簡·伯班克 弗雷德裡克·庫珀
譯 者：柴彬
頁 數：481
開 本：16
裝 幀：平裝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
本書是一部波瀾壯闊的帝國統治史，始於公元前3世紀，綿延至20世紀中期。幅員廣袤的世界諸帝國在這一時期紛紛登上歷史舞臺。影響深遠的羅馬帝國，勇武虔誠的拜佔庭帝國和阿拉伯帝國，年壽不永的加洛林帝國，靈活務實的蒙古帝國、奧斯曼帝國、俄羅斯帝國，自成一體的中華帝國以及徹底開啟全球化進程的西方諸帝國……它們各不相同的統治策略深刻影響了世界歷史的發展軌跡。作者不僅關注它們如何崛起、競爭並形成其獨特製度與統治實踐，而且超越對歷史細節的泛泛敘述，將帝國作為一種統治形式加以分析考察。同時本書藉助對各個帝國統治策略、施政傳統的一系列對比，充分展示其內部的差異性、豐富性和複雜性，從而加深了我們對帝國統治史的理解。本書曾獲2011年世界史學會年度圖書獎。
新書坊 | 《世界帝國史》：領略兩千年來帝國的治亂興亡
編譯所 | 西班牙與奧斯曼：兩個帝國的故事
讀書會 | 《世界帝國史》：今天我們為什麼要反思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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