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秉坤乃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的功臣。他是湖北省武昌縣(今武漢市江夏區)人，1884年生，字戴乾，曾名祥元，又名忠炳。武昌起義時，他親率新軍工程第八營首先發難，打響了第一槍，隨又率敢死隊攻佔清廷督署；在陽夏戰鬥中，誓死保衛新生政權。史學家稱他是一位忠貞不渝的共和衛士，武昌起義第一槍的製造者，武昌起義的組織發動者，新生政權的英勇捍衛者，高風亮節的民主革命勇士……而湖北的父老鄉親們則口口相傳，親切地稱他為：我們的辛亥首義元勳「熊一槍」。
孫中山在1919年撰寫國慶賀詞時，提筆即謂：「今日何日?此非我革命同志熊秉坤，以一槍發難之日乎?」熊秉坤由於首義有功，後來擢升陸軍少將，成為混成旅旅長。1913年，熊秉坤鄙棄袁世凱的高官厚祿，參加反袁的二次革命，先組織改進團，後任鄂中司令。失敗後，流亡日本，加人中華革命黨。護法運動期間，任廣州大元帥府參軍、高級副官、代參軍長等職。為實現孫中山先生宿願，謀求中國統一，回到武漢進行策反，時遇二七大罷工，根據當時湖北武漢中共的工作負責人張國燾回憶錄稱：當時黨的最後一次會議地點，因被敵人發現，臨時改在辛亥革命元老熊秉坤先生家召開；熊秉坤既作了掩護者，又作了參與者，他的發言，表露了他敢打敢拼、視死如歸的性格。
2001年恰逢辛亥革命90周年。慶典前夕，筆者專程拜訪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湖北省委員會原副秘書長——熊秉坤的獨子熊輝先生，想請他談談熊秉坤的史績，以介紹給讀者朋友。熊輝生於1927年，原本是家中的第7個孩子，但上面的6個姐姐全都在戰亂顛沛中早夭了。因而他不僅是熊秉坤的獨子，更是其惟一長大成人傳有後嗣的獨苗；並且熊家從熊秉坤的父親開始，到熊輝這一代為止，已是三代獨苗單傳了。鑑於近來有人藉助某些傳媒聲稱是熊秉坤的侄子，熊輝笑著對筆者說：「那純屬子虛烏有。如果方便的話，請借你的筆代我聲明一下。」接著，熊輝笑道：「先父史績，國人多已耳熟能詳，我就談談周總理對先父及我們全家的深切關愛吧。」於是，筆者錄下了熊輝先生的以下回憶：
父親曾為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委員。黃埔軍校開創期間，他結識了周恩來。北伐成功，國共卻分家了，從此天各一方。周恩來打響了南昌起義第一槍，參加了紅軍二萬五千裡長徵。父親則一度擔任湖北省政府委員、審計委員會主任委員，同時兼任武昌市市長。1931年後，父親長期掛名南京軍事參議院中將參議，1946年退役。解放戰爭期間，父親通電反對獨裁，推進和平運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全國政協委員、湖北省政協常委、中南軍政委員會參事室參事、湖北省人民委員會委員等職，受到各級黨組織無微不至的照顧，尤其是周恩來總理體貼人微的關懷。
早在50年代，湖北省省長張體學於百忙之中，來到我家，轉告了周總理關懷之情，並讓我家搬到水果湖張家灣居住。父親當即誠摯地感謝周總理及張省長的美意，並說：我已古稀，垂暮之年，一切都不講究，不必再遷新居，後人也自有後人福，無須考慮他們；何況國家在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到處都在搞基本建設，需把錢用在基建上，國家富了，民族興旺了，兒孫們自然也受惠其中。張體學笑道：熊老，看來你真是一個廉潔自律者，一生兩袖清風，安於清貧淡泊，給你房子不要，捨不得這既破又老的房子，你時刻記得國家和人民；我們共產黨人講吃苦在前，享樂在後，你也有這民族傳統美德，我們真是好朋友，真是同心連根的一家人!走時，張省長再次勸父親遷移新居，父親婉謝。張省長見此情景，只好派人將先父住屋予以修繕。在修繕中，父親也只同意將屋面漏雨之處重點修繕，任何裝飾一律辭謝。
1961年，辛亥革命50周年，父親作為全國紀念會的籌委和湖北推選出的辛亥革命志士代表，參加了北京盛典。國慶宴會上，清朝「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得知父親也出席這次宴會，便向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張執一表露想見父親一面，張立即稟報周總理，總理欣然同意。「末代皇帝」來到父親面前，高舉酒杯說：「辛亥革命，你打響了第一槍，可稱蓋世英雄，了不起，推翻了封建統治，打倒了我這個當年還是小孩子的皇帝，讓我能順應歷史潮流，改造為新人。為表達謝意，容我敬你一杯。」父親則謙遜地回答道：「承當不起，我們過去是夙敵，你是皇帝，我是亂民；今天是共產黨領導，冤家路寬，大家擇善而從，成了朋友，都做了新人。新人做新事，讓我們為國家昌盛，民族興旺共同乾杯。」此後，周恩來又精心安排組織了溥儀等人與我父親等革命黨人的正式會見。這一會見成為曠古未聞的歷史性會見，是一次奇人奇事奇會的「三奇」會，至今仍為人們津津樂道。
1964年，全國政協開會，組織上特許我陪同父親前往。湖北省的委員都住在民族飯店。記得有武漢軍區副司令員張廣才，湖北省政協副主席、建國前國民黨最後一任湖北省主席朱鼎卿，建國後任武漢市副市長的民建武漢市委副主委孫耀華，還有著名漢劇藝術大師、鬚生泰鬥吳天保……他們一起應邀出席了周總理主持的國宴。父親因飲酒過量，回到飯店，顯現出一副醉態。孫耀華等幾位對我說，你父親今晚太高興了，多喝了幾杯，吃醉了。張副司令員哼著楚劇《蔡鳴鳳》走過來說：「嘿，你父親今天風頭出足啦!」我緊張地問道，是否酒後失態。他們哈哈大笑起來。孫耀華說：「周總理到湖北這邊打招呼，與你父親握了手，又一同坐下來談天，我們這些人都只能在一旁靜聽。」吳天保說：「像跑龍套的站立兩廂。」朱鼎卿說：「大家列隊行注目禮。周總理走後，大家為你父親高興，稱道你父親為湖北添光增彩，還都知道你父親是海量，你一杯，我一盅，喝多了。」
父親通宵睡得很香。第二天大早一醒來，就對我說：「周恩來總理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宴會上那麼多人，那麼忙，他各處都事無巨細地照顧到了，到了湖北這邊與大家乾杯後，拉我坐下來，肩並肩地談家常，讓人感到他是那樣的偉大，那樣的親切，那樣的摯誠。身為一國總理，一點兒官氣也沒有，毫無架子可言。過去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還了得?怎麼會與我促膝而談?我在過去，家裡應該是高朋滿座，可被打入冷宮，無人問津，而今居然能和當朝『宰相』坐在一起……」我急忙問父親，周總理說了些什麼?父親說：「那真是體貼人微，問我血壓，問我心跳，問我住得怎樣，吃得怎樣，過得怎樣，到北京習不習慣，問你們在哪裡工作，問有幾個孫兒孫女……」
俗話說，好男有淚不輕彈，可父親這時哽咽起來，他說：我活了80歲，哪有什麼淚水不淚水；可昨天，兩個眼睛都溼了，心要跳出來了，血像燒開了的水，人如同在夢裡一樣；周總理問我有什麼要求，我這時哪裡又說得出一句話來，只是搖頭連說不不不，連謝一聲都沒說。我太糊塗，太對不起周總理，太抱歉了。後來周總理對我說：我前幾年的許諾，會放在心上，你在湖北，有事還是找找張體學，方便一些。我趕緊說，張省長是個好省長，很關心我的。周總理聽了，滿意地點點頭，並讓我有什麼要求大膽地講，包括個人及兒孫的。我連忙回答道，個人及家庭的絕對沒有，要有就是希望早日建成辛亥革命紀念館。周總理連連點頭說：提得好，辛亥革命是一場偉大的革命，是由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人是孫中山的革命事業繼承者。我們肯定辛亥革命，紀念辛亥革命，歌頌辛女革命，要把這一可歌可泣的歷史，作為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內容，讓全國人民了解和知道。辛亥革命不僅是改朝換代，推翻了封建，廢除了專制，打倒了皇帝，更主要的是人們在精神上、思想上獲得空前大解放，共和深入人心，反對皇帝，反對獨裁，為以後的革命發展，開闢了道路。沒有一百多年來諸如辛亥革命的仁人志士前僕後繼，流血犧牲，夢寐以求地追求真理，就沒有我們現在的社會主義金光大道。周總理還說，辛亥革命是國共兩黨的認識上的一個重要共同點，促進世界和平，實現祖國統一，都需要有這麼一個辛亥革命紀念館，應當積極籌備。
我問父親：「周總理說答應你的事會放在心上，是什麼事?」父親幸福而又神秘地一笑說：「現在還不到告訴你的時候。」
1969年，父親病危。當時高於病房被取消了，連一般病房的醫治與護理也被打亂。張體學雖擔任湖北省革命委員會第三把手，但仍有時時被揪鬥的風險。他不好對醫院下命令，而是設法示意讓醫院為父親改善醫療條件。醫院立即以搶救重病號為名，封閉了一個樓梯轉角，闢成一個臨時單間病房，加強了醫療與護理。又讓我已下鄉當知青的長子熊永鑄請假回城，與我日夜輪流照顧。這時，父親告訴我：「你曾經問過的一件事，現在該告訴你了。1959年春，全國政協開會，周總理邀約了部分年歲較大的委員開座談會，鼓勵大家把自己親身經歷，自己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的事記下來留給後人。他說，這是一筆財富，了不起的財富，可以讓後人借鑑、學習，從中吸取經驗，接受教訓，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為祖國統一服務。總理祝願大家健康長壽。他說，人生自古誰無死，這是自然規律，人人有份，十分公平，誰也有這白的喜事到來的一天。大家已是高齡，時不待人，錯過了時機，就再也無法挽回損失，因此希望老先生們在有生之年，寫些東西留給後人。在座的百年之後，我儘量提供服務……散會時，周總理又特意對我說，你老在外地，找張體學就行。」父親講到這裡，稍停又接著說：「到時候，你去找張省長，報個喪，不必也不要提要求和照顧。」
父親去世是在1969年5月31日下午5時左右。我遵照遺言，找到時已古稀之年的陶述曾副省長，他領我到省政府辦公廳秘書長等領導家中，可就是無法與張體學聯繫上，他們都感嘆地說，熊老死得太不逢時了。這時，已是夜晚10點，我送陶老回家後，無可奈何但又抱一線希望地與好友到湖北省革命委員會門前傻等。剛去，警衛還誤認為是去靜坐的，後來了解情況後，得到了理解與支持。深夜兩點前後，我們攔住了時為「抓革命促生產」負責人的丁力，說明情況，他先讓我們在門前等候5分鐘後，將我們請入了會客廳，轉告了張體學的意見：熊老生前，周總理十分尊重和關心，喪事要報周總理；先用小車送你們回家，並問有什麼要求。我回答道：「沒什麼照顧要求，是騎自行車來報喪的，不必用小車送了。」丁力說是體學同志的意思。於是，我們坐小車回到家中。第二天一大早，果由以後曾擔任參事室主任的安平等幾位同志來到家中，代表張體學及組織慰問家屬，並傳達了周總理四點指示：①安葬在武昌九峰烈士陵園；②湖北省革命委員會操辦喪事，贈送花圈；③開追悼會，報紙電臺發布訃告和消息；④慰問家屬，聽取意見。自此以後，我當了甩手「孝子」，省革命委員會操辦一切喪事。只是在臨開追悼會時，突然改為告別儀式。張體學帶口信來：「很想親自主持參加，但不太方便，以後有機會到家中看望，務望節哀。」這時，我知道了體學同志有難處，，也不再提任何異議，因為一切都是徒勞的。告別儀式由湖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湖北軍區司令員、老紅軍韓寧夫主持。參加告別的父輩們，既感傷失去了一老友，又慶幸得到這樣一個機會，在浩劫中被允許聚會相見。
話到此處，熊輝先生稍稍停頓了一會兒，接著又說：「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有幸參加民革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受到鄧小平、李先念等領導同志的接見，並一起合影留念。我深深感受到黨的優良傳統又回來了，黨的統戰工作迎來了又一個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