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與度量衡一直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直至今天，世界各國仍以「天平」作為「法」的標誌性圖案。
早於先周時期的古代中國，並無成文法， 只是權威者的一句話，一個動作便是至高無上的「法」，任何人都不可違反或爭辯。中國夏、商兩朝，國家初具規模，到西周已是高度發達的奴隸社會，禮儀制度相對完善。度量衡在某些方面也建立了一些管理條例，儘管不全面、不系統，畢竟有了成文法，在許多方面發揮了一定的管理和制約作用。
春秋戰國時期，度量衡器逐漸被廣泛使用。當時因政權不統一，法制十分混亂。一些思想家、政論家常常用度量衡來比喻法度，進諫帝王要以「法」治理國家。可見，早在春秋戰國之前，度量衡本身已自覺或不自覺地包含了一定的法製成分。
度量衡器置於「王府」
據《國語·周語》引《夏書》中一段關於管理度量衡的文字:「關石禾鈞，王府則有」。也就是說，度量衡器具只允許官方備有。實際上這是先周時期的普遍現象。中國最老的「量器」，是考古工作者在相當於父系氏族社會遺址中發現的，它們與祭祀用的禮器同置於「宗室」式建築物的主要位置， 與《夏書》中「置於王府」正相吻合。西周時期，雖然已有「官市」，當買賣雙方發生爭執，需要度量衡器仲裁時，這些器具也只掌握在管理官市並維持秩序的某一級官吏手中。度量衡不僅是計量器具，也代表著統治階級的權力，是平息糾紛、評判爭執的特殊器具。
據民族學者調查，在「中華民國」時期，生產關係仍處於較原始狀態的少數民族地區， 日常生活中對量的概念比較模糊，計重時用手提、肩扛掂量一下；測長時，用手比一比、兩臂抱一抱也就可以了。而真正的「量器」則是置於「頭人」或「土司」家中，是專門為繳公糧等特殊之用。西方古代社會也如此，貝爾納(英)著《歷史上的科學》一書說:西方古代社會，在每座城市皆有一座視為中心的廟宇(類似中國的宗廟、宮室)。度量衡器都是「廟定」的，由祭司們掌管。在此期間度量衡也只是一種法定的器具，在民間並未廣泛使用。故度量衡在先周時期也尚未制定法律條文，只是代表著統治階級的權力。
鑄刑鼎
今天的律法都用嚴格的文字條例公示於眾。然而在幾千年前的古代，法律條文是刻(寫)在金屬、石、木上的。目前所見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法典，是距今3700年前巴比倫國王漢謨拉比制定的，刻在一塊高225釐米的橢圓形石柱上， 其中還涉及有關度量衡的處罰條例。我國最早的成文法，大概產生於春秋戰國時期。《左傳》中說:魯昭公六年(前536年)，子產把刑書鑄在銅鼎上，因遭到奴隸主們極力反對而掀起軒然大波，但卻沒能阻擋新生事物的成長。不久，晉國的範宣子又將刑書鑄在鐵鼎上。隨後，各國紛紛效仿，此後法律制度也逐漸從神秘化向大眾化轉變。
百姓爭看置於王宮門前的刑鼎
置於「 關卡」上的量器
春秋戰國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成文法的公示，度量衡也開始從「王府」中走出來，除了用於徵收賦稅， 還兼有平準物價等職能。使用面擴大了，使用的人也增多了，就需要制度化來增強法制管理。目前所見戰國時的量器「子禾子銅釜」上刻了108個字，大意是:子禾子命令，「左關」(齊國關稅口岸)使用的量器，「區」、「釜」都要以齊國倉廩中的量器為標準。如果守關的人營私舞弊， 增加或減少它的容量，一定要嚴加制止，如果不從命， 就按情節輕重施以相應的刑罰。「子禾子銅釜」是迄今所見最早置於關卡上的， 刻有度量衡「法」的古代量器，它記述了當時出入「關卡」時，要用校準後的量器來保證本國的賦稅收入，並規定了對違反者的懲處辦法。這時的度量衡法已不是由任何一個人口說為憑了。
刻在器物上的法
戰國時期在度量衡器上刻的有關法制管理的量器逐漸増多，如趙國的「司馬禾石銅權」、秦國的「高奴禾石銅權」等。這些都說明早在戰國時期，度量衡法在各國已陸續向公眾發布，成為人人都要遵守的成文法了。
秦始皇統一度量衡後，幾乎每一件器物上都刻「詔書」(即皇帝頒發的命令)， 進一步加強了對度量衡的法制管理。漢代在繼承秦制的基礎上， 還制定了一套法規制度。1975年在湖北江陵鳳凰山出土了一支西漢時期的木質衡杆。衡杆上用毛筆書寫了41個字， 大意是:天平是由市陽的「裡正」，發給商家稱錢專用的衡器，並規定必須用官方頒發的「累」(即標準砝碼)來稱所鑄造的四銖錢是否符合規定的重量。如果使用不符合標準的權衡器，就要被罰到「裡正」那裡服10天徭役。
將度量衡法刻在器物上的形式，幾乎被歷代沿襲下來，直到清代， 在套裝砝碼上還刻著有關銘文， 如:「奉江蘇布政使司丁較準，楓鎮買賣商牙一體遵行。拾兩。不準輕重，違者稟究……」
寫在竹簡上的成文法
早期的法律條文，除了刻在器物上外，戰國時還將成文法寫在竹簡上，這類律書竹簡較此前在條文上更完備、更全面。戰國初期，李悝制定了《法經》六篇，商鞅輔助秦孝公時，在《法經》的基礎上又有所補充、發展，形成了最早的《秦律》。1976年在湖北雲夢出土了一批秦律竹簡，是商鞅制定《秦律》的繼續和發展。其中有不少關於度量衡器使用、收藏，檢定、校準的規定。其中《效律》更系統、完整、嚴格地對各種器具允差範圍，以及超出允差範圍給予的各種處罰等作了明確規定，是我國最早、最完整的一篇度量衡器誤差檢定法。摘要如下:石(120斤)不準，誤差在16兩以上，罰一副鎧甲； 斤不準， 誤差在3銖(八分之一兩)以上，罰一盾牌；斛(100升)不準，誤差在二升以上，罰一副鎧甲，一升以上，罰一副盾牌；鬥不準，誤差在一升以上，罰一副盾牌；升不準，誤差在二十分之一升以上，罰一副盾牌……
《效律》中的各項規定，為度量衡的統一在法律上起到保證作用。秦以後的兩漢，歷時400多年，度量衡量值也能做到基本統一，這與繼承秦制，同時也從法律制度上不斷完善、不斷改進是分不開的。
歷代度量衡法一瞥
歷代度量衡法往往屬於刑律中的一部分。《唐律》是迄今我國最早、最系統的一部封建社會法典，經過長孫無忌註解後的《唐律疏議》內容更為詳盡。其中的「校斛鬥秤度」一節中，規定了度量衡的一切事務，皆由國家一級的機構——太府寺管理， 每年定期校準一次，凡在京城的，都必須送到太府寺校準，京城以外的，送所在州縣官署去校準， 並要加蓋官署印章後，方準使用。在校準過程中如發現不合格者，私自製造者，都一律處以笞(chi)刑，分別鞭四十至七十。以度量衡器計量出入官方的物品時，一旦發現計量不準確，一律按坐贓論處，如有利用度量衡器從中營私舞弊而入私囊者，要以盜賊論，直至處以死刑。
有關度量衡法制管理，以宋代文獻記載最為翔實。宋代從中央到地方，都設有度量衡製作和管理機構及各級官吏，如鬥面官、定秤官等，具體到各級倉場，又有專門的司職人員叫秤子、專秤、庫秤、鬥子、倉鬥等，名目繁多。為了加強對大量專職人員的管理，還將在職人員的姓名「寫在榜上，非榜人員不得入倉」。甚至還設專門的「紅背心」制，規定倉鬥、甲頭、搬運人員進入倉場， 必須身著這種「紅背心」， 背心上填寫姓名、編號和官押、署印。並規定地方納供的金銀、玉帛，凡被盜百錢以下，杖八十，一千以上刺面發配去做勞役，贓滿三千依監主自盜罰處死刑。如私造、私販鬥秤者，在街市上羞辱三天以上……
宋代曾出現因度量衡在使用中失準而引起公訴的案件。太平興國三年(977)前後發生內庫和外府諸庫受納上繳銀兩缺失的弊案。此案涉及人數之多、時間之長皆讓人唏噓。受冤者，輕則抄家入獄，重則殺頭曝屍，乃至株連九族。十多年過去了仍未查實，直到劉承珪奉詔校太府寺舊砝碼，才發現並非人為貪汙枉法，而是由於國庫砝碼輕重失準所致，由此冤案才得昭雪。
歷代度量衡法律條文雖有增減，處罰的方式儘管不同，但其中的基本內容都是相似的。如:自戰國時期度量衡器就多鑄有官方監造等字樣， 並由官方制發到地方。《唐會要》、《宋史·律曆志》、《宋會要輯稿》都記載:度量衡器一律由太府寺監造，發給各級官府和民間使用。每當改年號時，所有的器具都必須重新校對印烙， 即所謂以「明制度妨偽濫也」。
宋以後的元、明、清各代也都有類似的記載，除器具嚴防濫造外，定期檢定也是法制的主要內容，一般每年監校一至二次， 凡監校不平者，以罰款、受刑、服勞役直至殺頭曝屍。刑法輕重雖不同，處置卻都十分嚴厲， 而歷代因違反度量衡法規處罰最重者， 莫過於出入官府錢糧而貪贓者。可查考的如《唐律疏議》、《宋會要輯稿》、《清會典》等都強調，收支錢糧的官吏， 因私造度量衡器而得私利者，按坐贓或盜賊論處，輕則受刑、重者殺頭，可見度量衡的法制， 主要是為保證統治者的利益服務的，但客觀上對發展經濟，維護社會秩序都發揮了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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