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有一些自稱為「新漢學」的國外學者有一個比較奇奇怪怪的觀點：清朝能夠成功統治天下兩百餘年，主要原因並不是融入中國，而是清朝統治者保持了「國語騎射」等「滿洲」文化風俗的認同，並利用與蒙、藏等其他非主體民族之間的政治聯繫，用手段統治了一個包括滿、蒙、藏、漢、苗等多民族共處的超級帝國。
也就是說他們認為「清王朝」與「中國」並不是同一個概念，「清王朝」是一個超越了「中國」這個空間、這個文化、這個概念的一個古典帝國。
他們的中心思想只有一個：清王朝並不是中國。
這結論謬誤嚴重。
中國還有世界上的許許多多其他國家，比如俄羅斯、英國、美國等多民族構成的現代國家，可以說它們都超越了單一民族血緣關係，由共同的文化認可而連接成的全民族想像中的「共同體」。
也沒人認為這個俄羅斯、這個英國、這個美國不是那個「俄羅斯」、那個「英國」、那個「美國」。
這些人否定清王朝的「漢化」，真正的想否定的是歷經幾千年，經過無數思想家、仁人志士的改造的中華主體文化。
其實，對於所謂漢化並不是清朝成功統治天下的原因，反對清朝統治天下的成功關鍵是滿洲早期統治者在有意識的情況下進行全面、系統的漢化政策的觀點，我們完全可以反問一下：如果當初滿洲人不認同、不全面、不系統地汲取中華主體文化（主要是漢文化），不融入中華主體文化當中，單純依賴於包括「國語騎射」在內的某些所謂「滿洲」文化，是否還能在幾百年的長時間下完成對中國這片廣闊的土地、這些已為共同的中華文化浸潤的百姓的統治呢？
答案很明顯是否定的！
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觀點部分原因是受到後現代主義的影響。後現代主義的定義很寬泛，但是一個重要標誌是特別關注他者、邊緣、弱勢群體、少數人觀點等側面，而忽略了主體、優勢群體、主流觀點等正面。
不是說他者、邊緣、弱勢群體、少數人觀點不應該受到關注，而是在進行歷史解析的時候只關注這些就很容易出現忽略主體主幹，否定歷史的連續性，關注細枝末節，強調歷史的斷裂。
普遍性和特殊性相輔相成，但是西方學者過度強調滿洲文化的特殊性對清王朝的影響，而對於中華主體文化的普遍性，則採取有意無意甚至是刻意的忽視態度。
而他們也同樣意識到另一個方面，那就是對文化意義上的認同，往往能夠超越血緣意義的族群種群認同而形成文化層次上的「共同體」，也就是所謂的「想像中的共同體」的觀點。
於是就產生了矛盾：一方面認為從歷史到現實中，是存在超越部族、民族血緣界限，具有共同文化認同的文化層次上的「共同體」的事實，一方面卻又認為滿洲文化「共同體」在清朝近三百年的時間上並沒有被中華文化的認同所重新構建。
也就是說，他們認為清王朝的滿洲統治者，之所以能成功統治領土寬廣無垠、人口眾多複雜、思想文化積澱深厚的中國，完全是因為對「國語騎射」這種自身的落後風俗的崇拜所造成的。
而這個觀點可以說是十分荒繆的。
事實上，中國歷史上每一個封建王朝的建立和發展都有其普遍性，也有其特殊性，而這些特殊性有時候會極大的影響一個王朝的建設與政治、軍事和經濟策略的實施，同時有可能影響到其後來的未來發展和走向。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北朝和後面的隋唐王朝，遼金元王朝等等，它們的建立者都和清王朝一樣，具有鮮明的異族文化特點，而且皆有不同程度地對自身部族、民族文化的刻意堅守，但是這些文化最後都變成中華主體文化的一份子，成為中華文化的歷史記憶，這也說明這些異族文化對中華主體文化的認同。
因為趨利避害，追求文明的進步和美好的生活，是人之本性，也是認同先進文化的根本動力。
至於「滿洲人與蒙、藏等其他非主體民族之間的政治聯繫，用手段統治一個包括滿、蒙、藏、漢等的多民族共處的超級帝國」的論點，其實這也不是清朝的原創發明，對不同地區、不同民族部族採取不同的統治方式，而是中國早在西周時期就開始實行的政治統治傳統，而這個政治統治傳統在漢隋唐元明等王朝都有具體的體現。
當然，歷史的發展是非常複雜的，歷史中的每一種必然選擇中也存在偶然性，各種偶然事件也存在必然的聯繫，但從最終的結果來看，必然性為主體，偶然性為補充，偶然性總要受制於必然性。
事實上，從當時的世界格局來看，那時候全世界中心文化圈至少同時包括中華文明、穆斯林文明和基督文明，但當滿洲人崛起於中國東北的白山黑水間的時候，滿洲統治者真正能夠選擇的文化發展方向卻只能是以漢文化為代表的中華主體文化，沒有第二種選擇。
因而，對於滿洲人的文化選擇，和西方歷史上被稱之為「蠻人」的日耳曼人一樣，只能選擇希臘羅馬文化，看起來是自由選擇的，實際上則這是必然選擇。
清朝的滿洲統治者對滿洲文化的認同選擇，從滿洲文化共同體形成的最開始，就已經顯現出選擇中華文化認同路線的必然性，因為他們別無選擇。
從滿洲人與漢人之間歷史與文化的各種聯繫來看，毋庸置疑，滿洲人在以一個統治階層的身份統一天下之前，與中國歷史上其他邊疆少數民族融入中華大家庭之前走過的道路幾乎是一樣的：
一、都是通過從單一的部落部族逐漸融合、同化多個部落部族，從而逐步形成某地域的民族政治實體的過程；二、都是作為中原王朝所管轄的邊疆內的部族，都在與漢人密切接觸、交往的過程中吸收中華文化，逐步提升自身文明程度，並且得到迅速發展起來的機會；三、在進行吸收融合的歷史演進中，也是從部族統一到包含多部族、多民族的地域性統一的歷史過程。而這些歷史過程正是滿洲人自身發展的歷史性，一步不差。
建立清王朝的滿洲人，實際與漢人一樣，都是一個在歷史中逐漸吸收融合改造而形成的民族共同體。
這個民族共同體是以建州女真為主體的部族，經過徵服、吸收、融合其他女真各部、某些蒙古部落、遼東漢人、朝鮮人、索倫(鄂溫克)、達斡爾、錫伯等其他民族的人最後形成的民族共同體。
這些都說明，在清王朝建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滿洲人已經作為一個民族共同體進行長期一體化，不斷地同化吸收融合其他民族的成分逐漸形成的。
而這個逐漸吸收融合的歷史過程，自然也是一個民族共同體內部各部族、各民族相互進行文化認同的一個必要過程。
比如作為從地域性政權走向全國性政權的重要過渡歷史人物——皇太極，就明確下詔說明所有居住在山海關之外的東北地區百姓都是滿洲人共同體重要的一份子。
乾隆時期編纂的《滿洲實錄》更是詳細介紹了「部族」之門，裡面關於滿洲與先世肅慎、挹婁、勿吉、靺鞨、女真的各種歷史名稱和歷史演變關係進行詳盡的解釋，還介紹了葉赫部、烏拉部、索倫(鄂溫克)、達斡爾、錫伯等各個東北民族，對東北歷史上的強大國家或民族比如夫餘、三韓、百濟、新羅、高麗、契丹、蒙古等都有記載。
清王朝的目的雖然是在表示這些眾多民族同滿洲人之間的歷史淵源與民族區別，但也說明了作為民族共同體的滿洲人與漢人一樣，都屬於歷史生成的產物，而不是突然間變成的。
很多滿洲人甚至在滿洲人共同體形成之前屬於漢人。
對於女真諸多部族來講，除了與中華文化的天然的聯繫之外，中華那輝煌而先進的文化的吸引，也是滿洲人認同中華文化的重要推動力量。
甚至可以說，如果沒有對中華先進文化的認同與追求，也就不會有從女真部族到滿洲人共同體，再到清王朝建立的歷史進步。
通過對中華文化的吸收融合，滿洲女真才逐漸轉變為滿洲人，成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員。
正是因為滿洲文化越來越多的向中華文化主體文化——漢文化的靠攏，滿洲人與漢人界限越來越模糊，這才會讓清朝統治者產生了極其濃烈的危機感，其中以乾隆最為典型。
清朝統治者一方面認同主體中華文化的文化價值、思想價值，一方面又非常懼怕失去賴以維繫、凝聚其統治集團核心的滿洲軍政權利的矛盾心理。
乾隆刻意保持「國語騎射」的滿洲風俗傳統，恰恰說明了乾隆對滿洲文化逐漸融入到中華文化，滿洲人逐漸融入到漢人的一種深深憂慮的應激反應。
以乾隆的雄才大略依然無法阻止滿漢融合的歷史大勢，甚至可以說乾隆就是中華文化最大的宣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