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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前代詩人，《叢話》站在宋詩的立場上，著眼於他們對宋詩的貢獻與影響的大小作出權衡與評價。
《叢話》卷二十二目錄條目是「唐彥謙、西崑體、王建」。胡仔在此處將「詩人」唐彥謙、王建與「詩體」即「西崑體」合編，突破「以人為綱」的編纂原則，是為了能更醒目地突出宋初受李商隱詩風影響的「西崑體」。後集卷二曰：「若唐之李、杜、韓、柳，本朝之歐、王、蘇、黃」，「名與日月爭光」。胡仔提出唐詩四大家時名曰「李、杜、韓、柳」。
可是，實際上《叢話》裁定的唐詩四大家是「李、杜、韓、白」，即用白居易取代了柳宗元。究其原因，在於白居易通俗淺切的詩風，直接影響了宋初的「白體」。相較而言，柳宗元對宋人的影響主要在散文方面，其詩歌影響遠在白居易下。故用「白」代替「柳」，反映了詩歌發展史的實際情況。宋人言詩曰「李杜」，言文曰「韓柳」。
「李杜韓柳」並舉是宋人在談唐代文學詩文典範時的習稱，胡仔在這裡只是沿襲了這一習慣說法而已。需要明確的是，《叢話》對唐代四大家真正重視的只有杜甫。這是因為，其一，李白詩歌具有鮮明的創作個性，天才橫放，自然高妙之處，有如神工鬼斧。
然而，就對宋代文學的影響而言，李白較杜甫要遜色得多。其二，宋代文壇詩宗杜甫，文宗韓愈，《叢話》作為一部詩話著作，在搜集有關論詩之「話」時，當然側重於杜甫而不是韓愈。其三，「白體」詩在宋初的影響時間和範圍都有限，不可能與杜甫相提並論。
《叢話》特別重視杜甫是由於杜詩對宋詩產生了巨大影響。《叢話》以杜甫為綱編纂的13卷，主要探討杜詩的句法、章法、用事以及杜詩的家學淵源、集大成的藝術成就和創作精神等方面對宋代詩人尤其是對「江西詩派」的影響。宋人總結的老杜句法，或倒裝其句，或平仄相拗，或情景相生，或工拙相間，諸如此類，可以造成一種峻峭奇崛，氣格高古不凡的藝術效果，而這正是江西派詩人孜孜以求的詩格。
如《漫叟詩話》云：「詩中有拙句，不失為奇作」；《詩眼》云：「老杜詩，凡一篇皆工拙相半，古人文章類如此。皆拙，固無取，使其皆工，則峭急無古氣，如李賀之流是也。」宋人談詩，以是否得老杜句法來衡量作者是否懂得了作詩要領。《石林詩話》云：「高荷，荊南人，學杜子美詩，頗得句法。黃魯直自戎州歸，荷以五十韻見，魯直極愛賞之。」
無名氏《豫章先生傳贊》云：「山谷自黔州以後，句法尤高，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作。自宋興以來，一人而已矣。」山谷學杜詩而得其句法，其詩歌戛戛獨造，自成一家。山谷句法之學在當時產生了極大影響，這是他成為江西詩派盟主的根本原因，也是《叢話》推重他的主要原因。
前代作家的某些作品如果在宋代產生了一定的文學效應，《叢話》就會廣泛搜集相關的論說，並按內在的邏輯進行排比。如杜甫《古柏行》「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一聯的藝術表現手法，在宋代引起了熱烈的討論：
《王直方詩話》引範蜀公云：「武侯廟柏今十丈，而杜工部雲『黛色參天二千尺』，古之詩人，好大其事，大率如此。」又引沈存中云：「『霜皮溜雨四十圍』，乃是七尺；而長二千尺；無乃太細長乎？」王直方謂論詩不當如是觀，並雲範、沈二人之言皆非。《遁齋閒覽》云：「子美之意但言其色而已，猶言其翠色蒼然，仰視高遠，有至於二千尺而幾於參天也。」
《緗素雜記》云：「予謂存中性機警，善《九章算術》，獨於此為誤，何也？古制以圍三徑一，四十圍即百二十尺圍。有百二十尺，即徑四十尺矣，安得雲七尺也？……老杜號為詩史，何肯妄為云云也。」
《學林新編》云：「『四十圍』、『二千尺』者，亦姑言其高且大也。詩人之言當如此，而存中乃拘以尺寸校之，則過矣。」
《詩眼》云：「形似之意，蓋出於詩人之賦。『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是也。激昂之語，蓋出於詩人之興，『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是也。……餘遊武侯廟，然後知《古柏詩》所謂『柯如青銅根如石』，信然，決不可改，此乃形似之語。『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此激昂之語，不如此，則不見柏之大也。文章固多端，警策往往在此兩體耳。」
《叢話》前集卷九連續引用五家詩話談論此聯杜詩的是非曲直，將問題的討論層層推進，步步深入。最後所引範元實詩話最得詩歌修辭學之意。《詩眼》將表達手法上的「描寫」與「誇張」分別以「形似之語」、「激昂之語」言之。對於這一問題的爭論也體現了胡仔處理詩話材料時的匠心。《叢話》以人為綱，因人隸事；事以類聚，事有所歸。
讀者由此及彼，能自然地將作家與作品、作品與作品本事和作品的評論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有助於深入了解一些文學現象和在文學史上影響深遠的作品。如前集卷十六論韓愈《聽琴詩》，便舉歐公、東坡、山谷、樂天等詩人聽琴、阮、琵琶、箏、瑟諸詩來比較。其中《西清詩話》所引僧義海精妙絕倫的品琴的字，與韓愈《聽穎師彈琴》相映成趣，帶給我們不亞於原作的藝術享受。
《叢話》往往將詩論、詩評與作家的詩情、詩趣相結合，生動地再現文人創作的時代氛圍。如元祐名士劉攽，東坡曾稱之為「俊傑」人物。四庫館臣亦曰「攽在元祐諸人之中，學問最有根柢」、「攽好詼諧，嘗坐是為馬默所彈」。《叢話》引《石林詩話》云：「劉貢甫天資滑稽，不能自禁，遇可諧謔，雖公卿不避。與王荊公素厚，荊公當國，亦屢謔之，雖每為絕倒，然意終不能平也。」
又引《東軒筆錄》云：「劉攽性滑稽喜謔玩，王汾口吃，攽嘲曰：『恐是昌家，又疑非類，不見雄名，惟聞艾氣。』以周昌、韓非、揚雄、鄧艾皆吃也。」又曰：「馬默為臺官，彈攽輕薄，不當置在文館。攽曰：『既雲馬默，豈合驢鳴！』」（前集卷五十五）後集卷三十六又引《元城先生語錄》云：
時劉貢父為給事中，先生於朝路見之，問曰：「昨晚有甚文字降出？」貢父曰：「豈非器之於新除有異聞乎？」先生曰：「然。若遲回不去，當率全臺諫攻之。孔子所謂鳴鼓而攻之者。」貢父應聲曰：「將謂是暗箭子，元來是鳴鼓兒。」聞者皆啟齒。先生素嚴毅，亦有笑容。又曰：「貢父好謔，然立身立朝，極有可觀，故某與之交遊。」
讀到此，劉貢父幽默風趣，不避權貴的智者形象深刻地印入我們腦海，讓我們如同身臨北宋中葉盛世那人才輩出、氣象崢嶸的文學時代，一時間覺得文學史發生的時空距離好像縮短了許多。這也是詩話「以資閒談」的特點帶給我們的文學享受。因而，讀者有時會覺得閱讀這種以詩話形式展現文學史的著作比純粹嚴肅的文學史著作更覺得親切、更有文化復歸感，讓我們很容易在心靈上與古人溝通。
參考資料：史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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