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胡適和郭沫若同為「五四」的健將。胡適雖長郭沫若一歲，但胡適在新文學的發展過程中，起步甚早。他在1917年初就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隨後回國擔任北京大學教授；參加《新青年》的編輯工作，並發表《歷史的文學觀念論》、《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等一系列的文章；1920年則出版新詩集《嘗試集》，瞬然間成為新文化運動中極具影響力的人物。而到了1918年8月，作為日本岡山第六高等學校（相當於高中）學生的郭沫若，尚與去年已發生的新文學運動毫無關係，他說：「國內的新聞雜誌少有機會看見，而且也可以說是不屑於看的。」然而歷史是充滿著很多「偶然」性的，就在「五四」運動發生的那年夏天，郭沫若和幾位朋友組織「夏社」，然後他們訂了份國內報紙——《時事新報》，而就在它的副刊《學燈》上看到康白情等人的詩，於是郭沫若就把他的詩作，也投寄到《時事新報》，但稿子卻被主編郭虞裳壓下來。幸運的是，不久卻又被接任的主編宗白華給發掘了，宗白華如獲至寶，一一將它發表。因此假如「夏社」沒有訂《學燈》；假如《學燈》的主編不是換成宗白華，那麼「五四」的詩壇，會不會少了一位激情澎湃的詩人呢？這可很難說的。
1921年4月3日，郭沫若和成仿吾從日本抵達上海，他倆是為出版同人刊物的計劃而來的。在這之前，上海灘的大書局，如中華、亞東、商務，對他們要籌備的刊物都興趣乏乏。而由於李鳳亭的推薦，上海的泰東書局說要聘用成仿吾為「文學主任」（案：最後卻落空），郭沫若只是隨行者，沒有名義、沒有職務。在這一個半月中，郭沫若待在泰東書局，編定詩集《女神》、改譯《茵夢湖》和標點《西廂記》。在泰東書局同意出版他們的雜誌後，同年5月27日，郭沫若離滬返回日本，他先去京都拜訪鄭伯奇、張鳳舉、穆木天等人，後又至東京會見鬱達夫、田漢；最後與鬱達夫等人開會討論出版雜誌計劃、雜誌名稱及刊期等問題，並作出具體決定。7月1日，郭沫若再次從日本回上海，正式擔任泰東書局編譯所編輯職務，並著手籌辦創造社叢書及刊物的出版工作。8月5日，郭沫若的第一本詩集《女神》作為「創造社叢書」第一種，由泰東書局出版了。在「五四」時期，郭沫若不是最早的新詩人，胡適、劉半農、沈尹默、周作人、俞平伯、康白情等人，發表白話詩都早於郭沫若；《女神》也不是最早的新詩集，在它之前，有胡適的《嘗試集》、新詩社編的《新詩集》、許德鄰編的《分類白話詩選》等作品。但郭沫若的《女神》卻令當時幾乎所有新詩的嘗試，都黯然失色。《女神》可以說是奠定了郭沫若在中國新詩史及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
而1921年春末，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高夢旦從上海來到北京，專程拜訪北京大學名教授胡適，一再表示他本人決定辭去所長職務，懇請胡適至上海主持商務編譯所。經過幾次面談，胡適曾對出任編譯所所長一事表示過興趣，他對高夢旦說：「一個支配幾千萬兒童的知識思想的機關，當然比北京大學重要多了，我所慮的只是怕我自己幹不了這件事。」胡適當面答應，在暑假裡到上海，到商務印書館看看工作情況，再考慮一下自己「配不配」接受重託。其實胡適顧慮的並不是「配不配」擔任編譯所所長，而是在考慮是否值得投身於出版業。我們從他4月27日的日記中可看出：「此事的重要，我是承認的：得著一個商務印書館，比得著什麼學校更重要。但我是三十歲的人，我還有我自己的事業要做；我自己至少應該再做十年、二十年的自己的事業，況且我自己相信不是一個沒有貢獻的能力的人。」〔1〕7月16日，胡適來到上海，商務印書館經理張菊生及高夢旦等均到車站迎接，接著便是宴請、訪談、視察等等，給予了令人矚目的禮遇。7月20日的上海《商報》，甚至刊出一篇捧場喝彩的《胡老闆登臺記》。在新文化運動中享有盛名的胡適，頓時又成為上海文化界的輿論焦點。雖然，後來胡適並沒有接受這職務，而是推薦王雲五去擔任。
就在這期間，同在上海的胡適和郭沫若有了第一次的見面。郭沫若在十年後寫成的《創造十年》中這麼回憶道：「……大約是帶著為我餞行的意思罷，在九月初旬我快要回福岡的前幾天，夢旦先生下了一通請帖來，在四馬路上的一家番菜館裡請吃晚餐。那帖子上的第一名是胡適博士，第二名便是區區，還有幾位不認識的人，商務編譯所的幾位同學是同座的，伯奇也是同座的。」〔2〕但胡適在8月9日的日記卻這樣記載著：「周頌九、鄭心南約在『一枝香』吃飯，會見郭沫若君。」〔3〕日記中並沒有提到高夢旦，更不是為郭沫若餞行，日期則確為8月9日，而不是9月初。郭沫若的回憶顯然有誤。至於兩人見面後彼此的印象如何呢？胡適顯然對郭沫若的印象並不佳，他在日記上說：「沫若在日本九州島學醫，但他頗有文學的興趣。他的新詩頗有才氣，但思想不大清楚，功力也不好。」〔4〕至於郭沫若，在三天之後，他又和朋友朱謙之到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拜訪過胡適，這件事在胡適日記有記載，但郭沫若的文章卻始終未曾提到過。只是在十年後的回憶，將第一次的會面化作了嘲諷的文字，郭沫若說：「大博士進大書店，在當時的報紙上早就喧騰過一時。我聽說他的寓所就是我晚間愛去散步的那LoveLane的第一號，是商務印書館特別替他租下的房子，他每天是乘著高頭大馬車由公館裡跑向閘北去辦事的。這樣煊赫的紅人，我們能夠和他共席，是怎樣的光榮呀！這光榮實在太大，就好像連自己都要紅化了的一樣。」〔5〕就當時而言，他們兩人的名望、地位、身份、待遇竟然顯出如此大的差別，郭沫若的不平與不滿很大程度上是因此而生發的。所以不久之後，他們兩人便打起了一場筆墨官司。
事情的起因是1922年8月，鬱達夫本著創造社反對「投機的粗翻濫譯」的前提，在《創造》季刊一卷二期上發表了《夕陽樓日記》，指責「少年中國學會」的餘家菊，自英文轉譯德國威鏗所著《人生意義與價值》一書中有許多錯誤。然而不巧的是，鬱達夫自己的譯文也出了錯誤，而且使用罵人的詞句。結果被胡適抓住把柄，於是胡適就在九月十七日的《努力周報》二十期發表《罵人》的短文，他承認餘家菊的譯文有錯，但鬱達夫的改譯卻是「幾乎句句大錯」，而且有「全不通」的地方。胡適還指責鬱達夫等「罵人」是「淺薄無聊而不自覺」；並以教訓的口吻說：「我們初出學堂門的人」，「相差有限」等等。這篇短文引起郭沫若在十一月《創造》季刊一卷三期上發表了《反響之反響》一文，他抓住了胡適改譯中的「錯誤」、「不通」和「全不通」的地方，進行了強烈的反擊。此後，張東蓀、吳稚暉、陳西瀅、徐志摩以及成仿吾，都介入了論戰。
據郭沫若說，這場爭論的收場，還是胡適主動採取「一種求和的態度」，才算了結的。1923年5月15日，胡適主動給郭沫若和鬱達夫寫了一封長信，其中談道：「至於我的《罵人》一條短評，如果讀者平心讀之，應該可以看出我在那裡只有諍言，而無惡意。我的意思只是要說譯書有錯算不得大罪，而達夫罵人為糞蛆，則未免罰浮於罪。……至於末段所謂『我們初出學堂門的人』，稍平心的讀者應明白『我們』是包括我自己在內的，並不單指『你們』，尤其不是擺什麼架子。……我很誠懇地希望你們寬恕我那句『不通英文』的話，只當是一個好意的諍友，無意中說的太過火了。如果你們不愛聽這種笨拙的話，我很願意借這封信向你們道歉。——但我終希望你們萬一能因這兩句無禮的話的刺激，而多念一點英文；我尤其希望你們要明白我當初批評達夫的話裡，絲毫沒有忌刻或仇視的惡意。……最後，我盼望那一點小小的筆墨官司，不至於完全損害我們舊有的或新得的友誼。」〔6〕郭沫若收到信後馬上回復胡適說：「先生如能感人以德，或則服人以理，我輩尚非豚魚，斷不致因小小筆墨官司便致損及我們的新舊友誼。」〔7〕歷時十個月的爭論終於劃下句點。胡適以其特有的紳士派頭，至少在表面上「就像是從來沒有發生一樣」，但郭沫若卻不免是心存芥蒂的。
此後，據《志摩日記》記載，1923年的10月，雙方在上海有過互訪和宴請。首先是10月11日，徐志摩「與適之、經農，步行去民厚裡一二一號訪沫若，久覓始得其居。沫若自應門，手抱襁褓兒，跣足，敞服（舊學生服），狀殊憔悴，然廣額寬頤，怡和可識。入門時有客在，中有田漢，亦抱小兒，轉顧間已出門引去，僅記其面狹長。沫若居至隘，陳設亦雜，小孩摻雜其間，傾跌須父撫慰，涕泗亦須父揩拭，皆不能說華語；廚下木屐聲卓卓可聞，大約即其日婦。坐定寒暄已，仿吾亦下樓，殊不話談，適之雖勉尋話端以濟枯窘，而主客間似有冰結，移時不渙。沫若時含笑睇視，不識何意。經農竟噤不吐一字，實亦無從端啟。五時半辭出，適之亦甚訝此會之窘，雲上次有達夫時，其居亦稍整潔，談話亦較融洽。然以四手而維持一日刊、一月刊、一季刊，其情況必不甚愉適，且其生計亦不裕，或竟窘，無怪其以狂叛自居。」〔8〕這次會面，雙方可說是並不愉快的。而第二天郭沫若帶著他的大兒子回訪徐志摩，並送徐志摩一冊《卷耳集》，那是郭沫若對《詩經》的新譯。
而10月15日《志摩日記》這樣記載：「前日（案：指13日）沫若請在美麗川，樓石庵自南京來，胡亦列席。飲者皆醉，適之說話誠懇，沫若遽抱而吻之。」這是「郭沫若親吻胡適」的最早說法。而到了1978年，唐德剛在《胡適雜憶》一書中作了這樣的回憶：「胡先生也常向我說：『郭沫若早期的新詩很不錯！』他並且告訴我一個故事，有一次在一個宴會上他稱讚郭沫若幾句，郭氏在另外一桌上聽到了，特地走了過來，在胡氏臉上kiss了一下，以表謝意。」〔9〕到了1984年，胡頌平編著的《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裡，明確的標明在1960年6月2日（星期四），胡適曾對他作了以下的敘述：「今天先生說起：郭沫若這個人反覆善變，我是一向不佩服的。大概在十八、九年之間，我從北平回到上海，徐志摩請我吃飯，還請郭沫若作陪。吃飯的中間，徐志摩說：『沫若，你那篇文章（是談古代思想問題，題目忘了），胡先生很賞識。』郭沫若聽到我賞識他的一篇文章，他跑到上座來，抱住我，在我的臉上吻了一下。我恭維了他一句，他就跳起來了。」〔10〕
面對這三種說法，有相當多的歧異，似有辨析之必要。首先，請客的日期，徐志摩認為10月13日，唐書沒有明說，而依胡書推算當在1929年或1930年間。第二，誰請的客，徐志摩說郭沫若，而唐書沒有明說，胡書則說徐志摩請客，郭沫若作陪。第三，是為了讚美郭沫若何事，才引起郭之親吻。徐志摩沒有明說，唐書則認為和郭之新詩有關，而胡書則認為是郭沫若所寫的一篇「談古代思想」的文章。真可謂眾說紛紜，但真相只有一個。後來胡適日記出版了，於是，我們找到1923年10月13日的日記，赫然記載著：「沫若邀吃晚飯，有田漢、成仿吾、何公敢、志摩、樓（石庵），共七人。沫若勸酒甚殷勤，我因為他們和我和解之後，是第一次杯酒相見，故勉強破戒，喝酒不少，幾乎醉了。是夜，沫若、志摩、田漢都醉了。我說起我從前要評《女神》，曾取《女神》讀了五日，沫若大喜，竟抱住我和我接吻。」這該是第一手的數據，因此唐德剛的「郭氏在另外一桌上聽到了，特地走了過來，在胡氏臉上kiss了一下，以表謝意」，是有些戲劇化。因為當晚赴宴的一共七人，不可能分開坐兩桌。至於郭沫若親胡適是因為《女神》新詩的備受肯定，而不是談古代思想的文章。當然有些回憶的文字，因時間的久遠難免失真，它永遠是比不上當時所記下的日記來得正確的。
（二）
由於這次郭沫若的熱情招飲，促使胡適與徐志摩隔了兩天（10月15日）回請郭沫若，並有田漢夫婦與任叔永夫婦，及俞振飛。席間大談神話〔11〕。第二天，郭沫若和鬱達夫、成仿吾去回拜胡適。郭沫若回憶說：「他那時住在法租界杜美路的一家外國人的貸間裡，……我們被引進一間三樓的屋頂室，室中只擺著一架木床；看那情形不是我們博士先生的寢室。博士先生從另一間鄰室裡走來，比他來訪問時，更覺得有些病體支離的情景。那一次他送了我們一本新出版的北京大學的《國學季刊》的創刊號，可惜那一本雜誌丟在泰東的編輯所裡，我們連一個字都不曾看過。」〔12〕郭沫若雖在回憶中說他沒去翻閱《國學季刊》，但學者逯耀東則指出，胡適送給他的那本《國學季刊》，對郭沫若而言是相當震撼的。那是胡適「整理國故」理想的實踐〔13〕。郭沫若萬萬沒想到新詩的努力成果，正可以與胡適相提並論之時，胡適又從新文學進展到新思潮的新階段了。在已喪失歷史性的新文化運動的參與權的郭沫若，正想在第二階段取得一席之地，但沒想到胡適又進展到其他方面去了。「但開風氣不為師」，這「但開風氣」的招牌，總是讓胡適搶先做了，郭沫若情何以堪，因此他和創造社展開對胡適「整理國故」的攻擊，也算是順理成章的。
1924年1月13日《創造周報》第三十六號，刊出郭沫若的《整理國故的評價》一文，他對當時國內「上而名人教授，下而中小學生」，都以「整理國故」相號召的「流風」頗不以為然。他說：「國學研究家就其性近力能而研究國學，這是他自己分內事；但他如不問第三者的性情如何，能力如何，也不問社會的需要如何，孰緩孰急，向著中學生也要講演整理國故，向著留洋學生也要宣傳研究國學，好像研究國學是人生中和社會上唯一的要事，那他是超越了自己的本分，擾亂了別人的業務了。」郭沫若直指「整理國故」「充其量只是一種報告，是一種舊價值的重新估新，並不是一種新價值的創造」。他認為那是微末不足道的。他甚至大言地說：「我們應努力做出一些傑作，來供百年後考據家考證。」學者逯耀東指出，「但事實上，郭沫若已意識到國故運動是新文化運動發展過程中一個不可抗拒的新趨向。所以，他一方面批判國故運動，另一方面也寫了幾篇國學的論文，如《中國文化之傳統精神》、《儒教精神之復活者王陽明》與《惠施的性格和思想》等等。也許當時的郭沫若真如胡適所說『思想不清楚，功力也不好』，他所寫的這類文章，離當時的水平還遠得很。」〔14〕逯耀東又認為在胡適與顧頡剛的疑古辨偽下，使中國現代史學完全脫離經學的絆系，真正從傳統邁入現代。而當顧頡剛的《古史辨》出版時（1926年），郭沫若正應廣東大學（一年後改名中山大學）之聘，前往擔任該校文學院院長，但此時郭沫若方由文學創作向學術領域過渡的時期，在這場歷史性的學術辯論中，他無力也無法置喙，而這是他所不願也不甘心的，於是在他1928年2月亡命日本不久，就展開中國古史的研究。「雖然郭沫若自己說，他研究中國古史非常偶然，完全為了排遣無處發洩的精力。但郭沫若一生，從不做一點對自己無利的事。……他的中國古史研究，是被胡適的『整理國故』運動擠出來的，在他吻胡適時已經開始了」〔15〕。
1928年，郭沫若在日本期間，創造社的年輕成員馮乃超、李初梨等人，用嶄新的、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對於中國社會現實作出了另外的闡釋。它讓處於失語狀態的中國知識界重新活躍起來。郭沫若描述這種知識權力的轉變時說：「新銳的鬥士朱、李、彭、馮由日本回國，以清醒的唯物辯證論的意識，劃出了一個『文化批判』的時期。創造社的新舊同人，覺悟的到這時才真正的轉換了過來。不覺悟的在無聲無影之中也退下了戰線。」〔16〕在後浪推前浪的狀況下，郭沫若承認他對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的進一步認識，是由這些朋友「擠」出來的。雖然他早在1924年春，就翻譯過日本馬克思主義者河上肇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一書，但當時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是膚淺，而且有誤讀的。在日本的郭沫若趕上馬克思主義的另一波熱潮，加上蘇聯東方古典社會論者馬扎耳的《中國農村經濟研究》在1928年的出版，日本的馬克思主義者如森谷克己的《中國社會史諸問題》，與早川二郎、秋澤修二等分別在他們辦的《歷史科學》、《經濟評論》、《唯物論研究》等刊物上，發表有關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論著，因此，結合馬克思的思想來討論中國社會性質問題，已蔚為風氣。加上郭沫若曾花了兩個月的時間讀畢日本東洋文庫所藏的一切甲骨文和金文的著作，也讀完了王國維的《觀堂集林》，並且還讀了安特生在甘肅、河南等地的彩陶遺蹟報告，又讀了北平地質研究所關於北京人的報告。掌握了這些材料後，他認為對中國古代的認識，總算得到一個比較可以自信的把握了。郭沫若選擇這種方法來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確實是別開蹊徑，而這也是胡適所無法做到的。因此逯耀東認為郭沫若之所以從事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有種種原因，但有一個他自己不便說明，但卻是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要和胡適對抗。
因此1930年出版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自序》中，郭沫若就明白地說：「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在中國的新學界上也支配了幾年，但對於中國古代的實際情形，幾曾摸著了一些兒邊際？社會的來源既未認清，思想的發生自無從說起。所以我們對他所『整理』過的一些過程，全部都有重新『批判』的必要。我們的『批判』，有異於他們的『整理』。『整理』的究極目標是在『實事求是』，我們的『批判』的精神是要『實事中求其所以是』。『整理』的方法所能做到的是『知其然』，我們『批判』精神是要『知其所以然』。『整理』自是『批判』過程中所必經的一步，然而它不能成為我們所應該局限的一步。」
很明顯地，此時的郭沫若已躍出文學的圈子，披上新的學術甲冑，公開地向胡適挑戰了。胡適認為「封建制度早已在兩千年前崩壞」；郭沫若則認為春秋時代「中國的社會才由奴隸制逐漸轉入真正的封建制」，「中國的封建制度一直到近百年都是很燦然的存在著的」。胡適認為中國「還沒有資格談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國」；郭沫若則指出鴉片戰爭以後，「洋鬼子終究跑來了。儘管是怎樣堅固的萬裡長城，受不住資本主義大炮的轟擊」，「中國的市民階級儘管是怎樣追趕，但資本帝國主義等不及他們把自己的產業扶植起來，已經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國民化成了一個全無產者」。當然郭沫若也非全盤否定胡適的學術見解，他在書中就說：「便是胡適對於古史也有一番比較新穎的見解，他以商民族為石器時代，當向甲骨文字裡去尋史料；以周、秦、楚為銅器時代，當求之於金文與詩。這都可算是卓識。」郭沫若指出，「不過他在術語的使用上，卻還不免有點錯誤。……胡君泛泛的以石器時代概括商代，以銅器時代概括周、秦，在表面上看來雖儘是一字之差，然而正是前人所謂『差之毫厘，而謬以千裡』！」對於郭沫若的指正，後來胡適於1930年12月6日在史語所演講時也承認，他說：「在整理國故的方面，我看見近年研究所的成績，我真十分高興。如我在六七年前根據澠池發掘的報告，認商代為在銅器之前，今安陽發掘的成績，足以糾正我的錯誤。」〔17〕在新文化運動時期，胡適和傅斯年皆傾向於疑古，但1928年安陽殷墟的發掘，使得他們修正了一些觀點，更相信地下出土的實物。而郭沫若早在岡山第六高等學校肄業時，在圖書館就曾見過《殷墟書契》的名目。後來到東京上野圖書館借到《殷墟書契前編》，但除書前的羅振玉簡略的序文外，餘皆是拓片，這對當時的郭沫若而言真是一片墨黑。後雖找到羅振玉的《殷墟書契考釋》，那是有關甲骨文字的考釋，是郭沫若需要的入門書籍，但他又無力購買，才導致他透過管道進入東洋文庫，獨攬文庫所藏的豐富的甲骨和金文資料，也造就了郭沫若後來成為甲骨文字的「四堂」之一（案：羅振玉—雪堂、王國維—觀堂、郭沫若—鼎堂、董作賓—硯堂）。因此在這專業領域上，郭沫若是有其洞見的，他遠遠超越胡適。
《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在理論上完全依附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TheOriginoftheFamily，PrivatepropertyandtheState），因此郭沫若自詡該書是恩格斯的續篇。學者薛廣義指出，郭沫若以恩格斯的理論和觀點來剪裁中國的歷史，是有其缺陷的。因為他更多地強調東、西方歷史的一般性，而忽視了中國歷史的特殊性。例如恩格斯認為，石器工具產生原始社會，鐵器社會產生奴隸社會，郭沫若亦作如是觀。然而中國歷史與西歐不同的是，在石器與鐵器時代之間，還夾著一個比較發達的青銅時代。郭沫若在當時並沒有認識到，青銅時代的生產工具完全可以創造出社會剩餘勞動，成為奴隸社會的物質基礎。他片面地尋找奴隸社會「鐵」的證據，而把殷商定為原始社會，是不確的〔18〕。針對郭沫若的失誤，後來的史學家如呂振羽、侯外廬，都有專書提出糾正；而郭沫若後來也寫出《古代社會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承認自己的失誤。
另外郭沫若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論述，並不是採取馬克思主義的方式，而是採取一般考古學的結論，尤其是佐以羅振玉、王國維對周金銘文考釋的成果。學者餘英時就指出，「如果他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中只有唯物史觀，而沒有卜辭、金文，其書縱便能憑著他的文名而暢銷一時，卻不會受到學術界的注意。但郭沫若畢竟聰明過人，他看準了他必須在考證工作上打一場硬仗，才能在主流史學界取得真正的發言權。因此他選擇了甲骨、金文的考釋，這是最適於詩人想像力馳騁的領域。尤其他念念不忘要取代胡適的領導地位，更非走這條路不可。因為他知道胡適的學術聲望不僅來自提倡白話文學，而且更由於《中國哲學史大綱》的示範作用。甲骨和金文自羅振玉、王國維以來特別成為一時的顯學，卻恰好在胡適的研究範圍之外。所以我們不能不承認，郭沫若的選擇是非常聰明的。」〔19〕另外學者逯耀東在《郭沫若古史研究的心路歷程》及《郭沫若吻了胡適之後》諸文中，亦有相同之論點。學者潘光哲進一步認為：「或許盤旋在郭沫若心靈深處的胡適陰影，的確是他必欲去之而後快的痛楚，因而激勵著他奮筆直書，一瀉千裡似的完成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從此揭穿了胡適舊學新知不足道的面目，並為他自己樹立了『真理掌握在我手上』的先知形象；然而郭沫若這部書的假想敵，未必只有胡適一人。忽視社會背景對促成郭沫若轉向古史研究的影響與其象徵的社會意義，恐怕只能做道德領域的說教。」〔20〕
（三）
1930年4月10日胡適在《新月》第二卷第十號刊出《我們走哪條路》一文，為中國現實問題，尋出積弱的病根，開出醫治的藥方。胡適說：「我們的觀察和判斷自然難保沒有錯誤，但我們深信自覺的探路，總勝於閉了眼睛讓人牽著鼻子走。我們並且希望公開的討論我們自己探路的結果，可以使我們得著更正確的途徑。」問題討論分兩步來展開，第一步：「我們要剷除的是什麼？這是消極的目標。」第二步是：「我們要建立的是什麼？這是積極的目標。」胡適開宗明義地說我要剷除、要打倒的是「五個大仇敵」：貧窮、疾病、愚眛、貪汙和擾亂。而接著我們要建立的是什麼呢？胡適說：「我們建立一個治安的、普遍繁榮的、文明的、現代的統一國家。」而我們要走哪一條路呢？胡適說：路只有兩條：一條是演進的路、一條是革命的路。「革命往往多含一點自覺的努力，而歷史演進往往多是不知不覺的自然變化。」就方法上來說，「自覺的革命」當然優於「不自覺的演進」。胡適最終說：「我們的真正敵人是貧窮、是疾病、是愚眛、是貪汙、是擾亂。這五大惡魔是我們革命的真正對象，而他們都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能打倒的。打倒這五大敵人的真革命只有一條路，就是認清了我們的敵人，認清了我們的問題，集合全國的人才智力，充分採用世界的科學知識與方法，一步一步地做自覺的改革，在自覺的指導之下，一點一滴的收不斷的改革之全功。不斷的改革收功之日，即是我們的目的地達到之時。」
郭沫若對胡適的文章提出十分尖銳和激烈的批判。他在《創造十年》中指出，「胡大博士真可說是見了鬼。他像巫師一樣，一招來、二招來的，所招來的五個鬼，其實通是些病的徵候，並不是病的根源。要專門談病的徵候，那中國豈只五鬼，簡直是百鬼臨門，重要的是要看這些徵候，這些鬼是從甚麼方起來。」「其實中國積弱的病源，就給盲目者依然有方法找尋正確的道路一樣，中國人自鴉片戰爭以來，在暗中摸索了一百年，畢竟是早已摸著了的。只可恨有好些狂牛不跟循著民眾所找尋到了的正確的道路，只是像五牛奔屍一樣亂跑。弄到現在還要讓我們的博士問『我們走那條路？』」緊接著他更以嚴厲的口吻指責，「博士先生，老實不客氣的向你說一句話：其實你老先生也就是那病源中的一個微菌，你是中國的封建勢力和外國的資本主義的私生子。中國沒有封建勢力，沒有外來的資本主義，不會有你那樣的一種博士存在。要舉實證嗎？好的，譬如擁戴你的一群徒子徒孫，那便是你一門的封建勢力；替你捧場的英美政府，那便是我們所說的帝國主義者。你便是跨在這兩個肩頭上的人，沒有這兩個跨足地，像你那樣個學者，無論在新舊的那一方面；中國雖不興，實在是車載鬥量的呀！」話說到如此嚴厲的地步，使得這兩個曾經還算是「舊友」的新文學健將，至此因政治道路的不同選擇而分道揚鑣，且愈行愈遠，終成水火不容的「論敵」了。
1936年11月，女作家蘇雪林給胡適寫信，讚揚胡適主編的《獨立評論》「持論穩健，態度和平」，同時攻擊以魯迅為首包括郭沫若在內的「左翼作家」，說他們「灌輸赤化」，「抱定了只問目的，不問手段的宗旨，必要時什麼不光明的手段都可使出」〔21〕。胡適於12月14日給蘇雪林回信，說：「不知為什麼，我總不會著急。我總覺得這一班人成不了什麼氣候。他們用盡方法要挑怒我，我總是『老僧不見不聞』，總不理他們。……我在1930年寫《介紹我自己的思想》，其中有二、三百字是罵唯物史觀的辯證法的。我寫到這一頁，我心裡暗笑，我知道這二、三百字夠他們罵幾年了。」又說：「今年美國大選時，共和黨提出GovernorLandon來打Roosvelt，有人說：『Youcan’tbeatsomebodywithnobody。』只要我們有東西，不怕人家拿『沒有東西』來打倒我們。」〔22〕後來蘇雪林把這封信發表在1937年2月於武昌出版的《奔濤半月刊》創刊號上，而被郭沫若看見了，郭沫若一再引為口實，三番兩次痛批胡適。到了1952年10月27日寫的《金文叢考》的《重印弁言》時，還心中憤憤不平地寫道：「……我準備向搞舊學問的人挑戰，特別是想向標榜『整理國故』的胡適之流挑戰。……胡適之流，代表買辦階級的所謂『學者們』，在當年情況，更自不可一世。胡適曾大言不慚地這樣說過：『今年（1936年）美國大選時，共和黨提出格法諾·蘭登來打羅斯福，——有人說：你不能拿沒有人來打有人。我們對左派也可以說：你不得拿沒有東西來打有東西。只要我們有東西，不怕人家拿沒有東西來打我們。』這位標準的買辦學者，你看他是怎樣盲目而無知，因此，我就準備拿點他們所崇拜的『東西』來『打』這個狂妄的傢伙。結果呢？我們今天也已經看得清楚，那自稱『有東西』的傢伙，究有的是什麼東西了。」此時的郭沫若已是中國科學院院長，在意氣風發之時，不免有點過於得意忘形。學者餘英時就指出，他在痛罵胡適「盲目而無知」的時候，竟暴露了自己的「盲目而無知」。餘英時說：「胡適也許因為『nobody』和『somebody』在原文是雙關語，即有『微不足道之人』和『重要的人』的涵義，無法直譯成中文，因此才照引原語。這一點關係不大，姑且放過。妙的是郭沫若把GovernorLandon譯成了『格法諾·蘭登』，硬把當年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AlfredM.Landon改了名字（蘭登當時是堪薩斯州的州長，所以報刊上以GorernorLandon稱之）。中國學人不通英文毫不可恥，且可免『買辦』之嫌。但郭沫若是譯過英文詩的人，而且為了英文翻譯的問題還和胡適打過筆墨官司，自負對英文的理解能力未必在胡適之下。現在為了指斥胡適『盲目而無知』，又自作聰明把胡適原文中的英文一一譯成中文，然而竟把『Gorernor』這樣一個最普通的字音譯為『格法諾』。譯者的詩人想像力誠然可驚，但卻遠遠不是我們普通讀者所能想像的了。如果當年胡適讀了這篇《弁言》，反問這位『中國科學院院長』：難道『格法諾』也是你的『東西』之一，拿來『打』我胡適這個『狂妄的傢伙』的嗎？我不能想像郭沫若究竟會怎麼回答。」〔23〕
1937年5月19日到24日的一星期不到中，郭沫若在日本寫了《借問胡適——由當前的文化動態說到儒家》一文，那是針對胡適1934年12月發表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的長篇學術論文《說儒》而來的。當時《說儒》以其新穎、開闊的論點，而受到學術界的普遍重視，可說是胡適的一篇力作。1937年7月25日，郭沫若以楊伯勉的化名，從日本乘船返國。當船經過黃海時，他看著洶湧的波濤，去國十年，感慨良深，提筆寫下了《歸國雜吟》的詩篇，其中有「四十六年餘一死」的句子。郭沫若此時想到十年辛苦耕耘，卻無人知曉，若能以此篇文章一舉駁倒胡適，也餘願足矣。但他萬萬沒想到，這篇文章在7月20日上海《中華公論》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刊出時，正是抗日戰爭爆發沒幾天，他這篇自認是批判胡適最重要的文章，竟被大時代的浪濤給吞沒了，當時並沒有引起人們的關注。
郭沫若在《借問胡適》（後來改題為《駁說儒》）文中認為，《說儒》雖然「舉證相當豐富」，但是從他所掌握的古文獻，特別是甲骨文、金文數據和現代醫學知識來檢驗胡適的文章，其論點和論據的闡釋是很成問題的。郭沫若提出他的主要論點：（一）三年喪制是儒家的特徵。根據《殷墟書契》卜辭所載，殷王（帝乙）二祀、三祀都有自行貞卜、自行主祭的記載，何嘗是「三年不言」、「三年不為禮」、「三年不為樂」，怎麼能說三年之喪是殷制呢？（二）《論語》所說的「高宗諒陰」，「陰」即喑，口不能言為喑；「諒」是「真正」的意思。高宗「諒陰」為「不言症而非倚廬守制」。（三）《易》的卦爻辭乃楚人馯臂子弓所作，孔子死後才出現。胡適根據章太炎對「需」卦爻辭的解釋，來說明孔子以前的儒「柔懦而圖口腹」，不能成立。（四）《左傳·昭公七年》所載《正考父鼎銘》乃西漢末年劉歆所偽造，「《史記·孔子世家》中關於正考父的那一段話，也是經過劉歆竄改的」。（五）《詩·商頌·玄鳥》並非預言詩。（六）《說儒》的出發點是襲用他的成說而加以抄撮發揮的。
史學家鄧廣銘後來曾就胡適、郭沫若兩說加以評論。鄧廣銘認為，郭文引用甲骨卜辭批駁胡適「三年之喪」為殷制的論斷，是「論據確鑿，辨析極為精闢的」；對「諒陰」的新解「也是可以接受的」；說《玄鳥》非預言詩的判斷也是「比較合理的」。但是，郭氏「斷言《周易》成書在孔子身後」，《正考父鼎銘》「出於劉歆偽造」，則「極缺乏證明」；至於說《說儒》的出發點是襲用郭沫若的成說而加以抄撮的，鄧廣銘則說我敢於斬釘截鐵地斷言其為誣辭。他說：「《說儒》乃是胡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基礎上，因又陸續受到了章太炎《原儒》、基督教的《聖經》（《以賽亞書》）、傅斯年先生的《周東封與殷遺民》諸著作的啟發而寫成的；二則據我所知，胡先生對郭先生的文章是不甚重視的，郭文經他過目的極少極少，何能受其影響呢？」〔24〕而就其開創性而言，它更是胡適一生的力作，學者唐德剛在《胡適口述自傳》中就這麼評價過《說儒》：「適之先生這篇《說儒》，從任何角度來讀，都是我國國學現代化過程中，一篇繼往開來的劃時代著作。他把孔子以前的『儒』看成猶太教裡的祭師（rabbi），和伊斯蘭教——尤其是今日伊朗的Shiite支派的教士（agatullah）；這一看法是獨具慧眼的，是有世界文化眼光的。乾嘉大師們是不可能有此想像的；後來老輩的國粹派，也見不及此。」
郭沫若的古史研究的最後結晶，是1945年出版的《青銅時代》和《十批判書》。學者餘英時指出，「《十批判書》從中國古代的社會結構和發展開始，然後比較全面地『批判』先秦各家的思想。不用說，在他的心目中，這部書已正式宣判了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的死刑。所以他在《後記》中有時指斥別人『仍在梁（啟超）胡（適）餘波推蕩中』，有時則乾脆宣布『今天已不是梁任公、胡適之的時代』，其弦外之音是很清楚的」。只是此時遠在重洋之外的胡適，對郭沫若的吶喊是無法聽見的了。
1943年，郭沫若寫成了《屈原研究》以及《蒲劍集》中的一系列關於屈原的文章，甚至他在1942年還創作了《屈原》的歷史劇。他對屈原的研究可謂不遺餘力。因此他對於胡適在二十年前發表的讀《楚辭》文中懷疑屈原其人的存在，認為屈原只是「一種『箭垛式』的人物」，提出強烈的質疑。他指出，胡適根據《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文中有「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中間「把孝景丟開了」，便斷言「《屈原傳》靠不住，因而否定屈原的存在」，「理由殊欠充分」。他認為「『孝文崩』應該是『孝景崩』的錯誤」。對於胡適提出的傳文有「五大可疑」，郭沫若也逐一作了辨析。他進而論證了屈原存在的理由，認為在司馬遷之前，賈誼和準南王劉安的遺留文字，其中「賈誼有《吊屈原賦》，收在《屈原傳》裡面」，足見「屈原在賈誼的耳目中是存在的。賈誼離屈原僅有百餘年，所在的地方又是長沙！曾經親眼見過屈原的故老，都是有存在的可能的」。而劉安「是做過《離騷傳》的人，那篇傳雖然失傳，但在《屈原傳》中還保有一部分」，「關於《離騷》的來歷，他也必然是有根據的」。關於《楚辭》的《卜居》、《漁父》雖經近人考證，不是屈原作品，但「一定是屈原的後輩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所作。兩篇都寄託於屈原，那也剛好證明屈原是確有其人」，所以「《屈原傳》在細節上縱使有疏失或為後人所竄改的地方，而在大體上是不能推倒的」。至於《離騷》，胡適說或可認為屈原所作，郭沫若則認為是屈原所作斷無可疑。《九歌》，胡適說與屈原的傳說絕無關係，郭沫若則認為也是屈原的作品，只是在風格上與《離騷》有些差異。關於《天問》，胡適認為文理不通，見解卑陋，全無文學價值；郭沫若則視為「空前絕後的第一等奇文字」，「那種懷疑的精神，文學的手腕，簡直是前無古人而後無來者。怎麼能說成『文理不通，見解卑陋』來呢？」而且，「單就它替我們保存下來的真實的史料而言，也足抵得過五百篇《尚書》」。二十年前胡適與顧頡剛等人，正熱衷於疑古辨偽，因此會懷疑屈原的真實性，將其視為一個「箭垛式」的人物，甚至對《楚辭》各篇的文學價值都持否定態度。這情形到了1929年後，胡適在態度上有了極大的轉變，他已從疑古轉為信古了。因此當顧頡剛1931年介紹名丁迪豪的年輕人要和胡適談《離騷》作品的年代時，胡適告之對無從證實又無從否定的考據，不要浪費精力於其中，顯然胡適對當年在沒有掌握更多的證據下對屈原的論斷，有「昨是今非」之感。但若就《楚辭》的文學價值的評斷，理性的胡適輸給了感性的郭沫若。同為想像力豐富瑰奇的詩人，郭沫若是較能夠了解屈原的幽懷的。
（四）
1946年7月，胡適從美國返國，接任北京大學校長之職。1947年春，胡適邀集北大、清華、南開等校的教授們組成「獨立時論社」，並創辦《獨立時論》。他希望在國內能有一種真正無所偏倚的言論，能替國家培養一點自由思想的種子。1947年7月20日，胡適在《獨立時論》發表《兩種根本不同的政黨》，該文具有明顯的反共傾向，由於各大報刊競相轉載，在當時影響頗大。接著胡適又發表《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重申他對自由、民主潮流的「偏袒」。他強調「我們中國人在今日必須認清世界文化的大趨勢，我們必須選定我們自己應該走的方向。只有自由可以解放我們民族的精神，只有民主政治可以團結全民的力量，來解決全民族的困難。只有自由、民主可以給我們培養成一個有人味的文明社會」。1948年8月初，胡適又在《獨立時論》上發表《自由主義是什麼》一文。9月4日，應北平電臺之邀播講《自由主義》，他總結「『自由主義』的四層意義：一、是自由。二、是民主。三、是容忍反對黨。四、是和平的漸進的改革」。很明顯，胡適此時宣揚的「自由主義」，實際上是為了遏制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戰爭，他反對暴力革命，反共色彩極為鮮明。而與此同時，郭沫若正積極投入人民解放戰爭中，他幫《文匯報》創辦《新思潮》等周刊，他要團結文化界的人士來迎接新中國的誕生，他表示「願意來做黨的喇叭」。
1947年1月30日，《文匯報》重新發表胡適在1938年10月31日寫給好友陳光甫的一首詩：「偶有幾莖白髮，心情微近中年。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只因1946年年底胡適到南京參加國民代表大會時，把它又題贈給香港來的陳孝威，而原本只是當年胡適在駐美大使的心情寫照，卻被「神州社」南京電訊擴大解釋，說這是反映胡適「國大期中心情者」。郭沫若看了《文匯報》上的這首詩，更是借題發揮，他在2月5日揮筆寫下了《替胡適改詩》一文，文中諷刺說，胡適「這樣簡單的二十四個字，所表現的『心情』卻頗悲壯」。「他乾脆承認做了黑棋一邊的『卒子』」，「看情形他似乎很想擒紅棋的老王了」。「這樣可寶貴的『卒子』，下棋的人自然應該寶貴使用的」，「因此，這卒子的『命』斷乎不允許你那麼輕易『拚』掉。即使卒子想『拚』，主子也未必許『拚』。這正是這個『卒子』的聰明過人的地方，樂得悲壯一番，不免以進為退」。郭沫若最後說：「雖然不那麼悲壯，但總要更顯得老實一點——我想倒不如把『拚』字率性改成『奉』字。」郭沫若將胡適的詩改成「做了過河卒子，只能奉命向前」，雖只一字之差，但把胡適形容成甘心為國民黨政府賣命效勞的「卒子」，已然有意地曲解了胡適。
1947年3月1日，郭沫若在上海《文匯報》的《新思潮》周刊發表了《春天的信號》一文，他針對胡適所說的「文化是一點一滴造成的」和「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的觀點，指出「我們並不反對一點一滴，但要問這一點一滴是不是合乎文化的本質和動向。文化的本質就是創造，是人類意識克服自然惰性和摩擦力的那種努力。它的動向始終是發展，是前進，是使更大多數人獲得更大的幸福」。違反了這種本質和動向的「一點一滴」，「何殊於白濁患者的一點一滴？為了文化的保衛，我們要預防這種白濁式的點滴，免得它毒害文化，並毒害人生」。郭沫若還指出，胡適說「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這看來相當漂亮，但其實是幌子。待合乎他的利益他要說話的時候，他可以不要任何『證據』；待不合乎他的利益他不敢說話的時候，所有的『證據』都丟到茅坑裡去了」。而針對胡適強調的「善未易明，理未易察」，郭沫若認為胡適的話，隱含著否定人民革命事業的正義性，因此他說：「合乎人民本位的便是善，便是進步，事雖小亦必為之。反乎人民本位的便是惡，便是反動，力雖大亦必拒之。這在我們看來是『理甚易明，善甚易察』的。」其實胡適引用南宋思想家呂祖謙《東萊博議》的這兩句話，他當時是在1946年10月10日，北大新學期開學典禮，勉勵北大學生要「獨立思考，不盲從、不受騙、不用別人的頭腦當頭腦」。後來在1948年3月3日，給北洋大學學生陳之藩的長信中也告誡：「……『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就是承認問題原來不是那麼簡單容易。宋人受了中古宗教的影響，把『明善』、『察理』、『窮理』看得太容易了，故容易走上武斷的路。呂祖謙能承認『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真是醫治武斷與幼稚病的一劑聖藥。」〔25〕而郭沫若卻借題發揮，引申到反人民、反進化……問題上去了。
1948年2月12日，郭沫若寫了《斥帝國主義臣僕兼及胡適——覆泗水文化服務社張德修先生函》，文中痛斥蔣介石破壞和平，「不惜全面破裂，屠殺人民」，並且譴責胡適還為他「曲為辯護」。同年3月1日，郭沫若在香港《光明報》半月刊發表了《駁胡適〈國際形勢裡的兩個問題〉》一文，抨擊胡適「把美國塑成為一尊『和平女神』，而把蘇聯影射成了一個魔鬼」，他說，「不錯『中國北方』有『世界第一長的邊界』，而且沒有設防。如果你所說蘇聯是『侵略國，蘇聯可以隨時來侵略』我們。怎麼辦呢？是死心塌地把中國送給美國，讓他來設防嗎？真是笑話了！老實說，我們與其作些不顧事實的杞憂，最好是使自己不要成為法西斯性的敗種或帝國主義的附庸。」〔26〕同年5月14日，郭沫若又在香港《華商報》發表《〈三無主義〉疏證》的評論文章，指責自稱「無知」、「無能」、「無為」的「三無主義者」胡適。郭沫若說：「『三無』倒確是三無，只是內容要另外改定一番」，那便是「無恥！無恥！第三個還是無恥！」郭沫若此時對胡適的批評，已從原本的論爭變成漫罵了。
面對郭沫若的批判、漫罵，胡適雖繼續保持其「紳士」的風度，不作任何響應，但其實在他心裡也是相當惱火的。在1947年2月22日，他給王世傑的信中就說：「自從我出席國大之後，共產黨與民盟的刊物（如《文萃》，如《文匯報》）用全力攻擊我，……聽說郭沫若要辦七個副刊來打胡適。我並不怕打，但不願政府供給他們子彈，也不願我自己供給他們子彈。」〔27〕「辦七個副刊來打胡適」，在當時並沒成事實。但在七年後，卻引發了八大冊的《胡適思想批判》及其他單篇批判文章，總計在三百萬字的批判，這恐怕是胡適萬萬沒想到的。
批判胡適的高潮，是在1954年的11月間，雖然在這之前即已展開，但那都是零星的火花。當年的9、10月間李希凡和藍翎的「《紅樓夢》事件」，導致10月16日毛澤東寫下了那封著名的《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正式展開「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餘年的胡適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11月8日，郭沫若在對《光明日報》記者的談話中，表示胡適的所謂「大膽假設，小心求證」，說穿了就是徹頭徹尾的主觀唯心論。他指出：「胡適的資產階級唯心論學術觀點在中國學術界是很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等知識分子當中，還有著很大的潛勢力。我們在政治上已經宣布胡適為戰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適還是學術界的『孔子』。這個『孔子』我們還沒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說我們還很少去碰過他。」〔28〕12月8日，郭沫若在中國文聯主席團，中國作協主席團擴大聯席會議上，做了《三點建議》的發言，他說：「中國近三十年來，資產階級唯心論的代表人物就是胡適，這是一般所公認的。胡適在解放前曾經被稱為『聖人』，稱為『當今孔子』。他受著美帝國主義的扶植，成為買辦資產階級第一號的代言人。他由學術界、教育界、而政界，他和蔣介石兩人一文一武，難弟難兄，倒真是有點像『兩峰對峙，雙水分流』。……把反封建社會的現實主義的古典傑作《紅樓夢》說成為個人懺悔的是胡適，把宣揚改良主義的封建社會的忠實奴才武訓崇拜得五體投地的也是胡適。胡適的影響，胡適所代表的資產階級唯心論的影響，依然有不容忽視的潛在勢力，在這兩次的揭發中不就很具體地表露出來嗎？」〔29〕郭沫若接著對胡適的實用主義哲學和「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研究方法進行了揭露和批判。他說，胡適跟著他的老師杜威一道，「把最基本的科學方法也做了唯心論的歪曲。他大膽假設一些怪論，再挖空心思去找證據，證實這些怪論。那就是先有成見的牽強附會，找田引水。他的假設就是結論，結果自然只是一些主觀的、片面的、武斷的產物」。
胡適曾經是引領風騷的一代人物，卻在晚年被塗上不同的色彩，而變得容貌模糊了。這不禁使我們想起在那陰晦無月的中秋夜晚，他一個人獨自走來，聽風聲蕭蕭、蟲鳴戚戚，他百無聊賴地哼起了自己的一首詩，詩云：「怕明朝密雲遮天，風狂打屋，何處尋你？」
如今半個世紀又過去了，「五四」的燈火已遠，在歷史的長河裡，人們對他有過太多的誤讀與曲解，還他一個真實的面貌，恐怕是研究學者所要努力的目標。但若無法擺脫政治的幹擾，無法站在歷史的制高點上，在滾滾紅塵的人世間，我們又「何處尋你」呢？
注釋：
〔1〕〔3〕〔4〕《胡適日記全集》，第三冊，聯經文化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4、270、270頁。
〔2〕〔5〕〔12〕郭沫若：《創造十年》，上海現代書局1932年版，第179、180、247～248頁。
〔6〕〔7〕〔21〕〔22〕〔25〕《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香港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99～201、201、327、338、346頁。
〔8〕〔11〕徐志摩：《志摩日記書信精選》，四川文藝出版社1991年版，第19～20、23頁。
〔9〕唐德剛：《胡適雜憶》，傳記文學1979年版，第81頁。
〔10〕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聯經文化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76頁。
〔13〕〔14〕〔15〕逯耀東：《郭沫若吻了胡適之後》，收入《胡適與當代史學家》，東大圖書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149、149、150頁。
〔16〕麥克昂（郭沫若）：《文學革命之回顧》，原載1930年4月10日《文藝講座》第一冊。
〔17〕《胡適日記全集》，第六冊，第412頁。
〔18〕薛廣義、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對歷史學科學化的探索」，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3期。
〔19〕〔23〕餘英時：《談郭沫若的古史研究》，收入《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東大圖書公司1995年版，第111、114頁。
〔20〕潘光哲：《郭沫若治史的現實意涵》，《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第二十九期，1995年6月，第89頁。
〔24〕鄧廣銘：《胡著「說儒」與郭著「駁說儒」評議》，見《現代學術史上的胡適》，三聯書店1993年版。又見《解析胡適》一書，第256～264頁。歐陽哲生編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
〔26〕《郭沫若全集》（文學篇），第二十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339～354頁。
〔27〕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聯經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2547頁。
〔28〕《中國科學院郭沫若院長關於文化學術界應開展反對資產階級錯誤思想的鬥爭對光明日報記者的談話》，收入《胡適思想批判》第一輯，北京三聯書店1955年版，第3～6頁。
〔29〕郭沫若：《三點建議》，收入《胡適思想批判》第一輯，第7～19頁。
本文原載於《書屋》2008年第2期，原題為：「郭沫若親吻胡適的前後」作者：蔡登山 來源：人民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