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歷史變為我們自己的，我們遂從歷史進入永恆。
孟子云：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十分強調得民心得天下的概念，然而歷史卻總是恰恰相反，自古以來真正得民心而得天下的很少見，更多的卻是得天下者得民心。
例如元末諸雄中割據江浙的張士誠，可以說是元末諸多割據勢力中，最為得民心的。
甚至因為張士誠太得蘇州民心，氣的朱元璋加倍徵收蘇州的賦稅，在明代蘇州一個府收的稅相當於江浙一個省。
按孟子說的，得民心者得天下的說法，似乎張士誠才是最有可能坐上皇位的人，但是為何這麼得民心的張士誠卻落得慘敗而亡的下場？
張士誠，原名張九四，泰州興化白駒場人，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七月三十日，張士誠出生於泰州白駒場的一個窮苦的「亭民」之家。長大成年後與弟弟士信、士德一起以販賣私鹽為生。
因為張士誠為人厚道仗義疏財，經常幫助周邊鄉鄰，故而在當地鹽民中樹立起很高的威信。當時有個叫丘義的灶長，為人刻薄兇狠，屢屢對張士誠兄弟及其他鹽民們盤剝勒索，鹽民們都對其恨之入骨，但是敢怒而不敢言默默忍受。
直到元順帝至正十三年（1353年）正月，當時的張士誠看到起義的紅巾軍攻城略地日益壯大，元朝的統治已經顯得岌岌可危。
因此他將自己的弟弟和心腹等共十八人聚集在一起，殺死平常欺壓百姓的丘義等人，舉起反元大旗起義。這就是後來史書記載的「鹽民十八條扁擔起義」。
張士誠樹起反抗元朝的大旗後，周邊飽受欺壓的百姓們紛紛來投，張士誠的隊伍很快發展壯大。當年，張士誠便率軍攻佔江浙的泰州和高郵等地，隨後在高郵自稱「誠王」，國號「大周」，年號「天佑」。
在張士誠佔據泰州城不久，就引起了元朝廷的高度重視，因為張士誠佔據的地盤是東南富庶區域，而且還是重要的鹽產區，張士誠佔據鹽產區，等於切斷了元朝的錢袋子，要知道當時，元朝的鹽課收入佔到財政收入的八成左右。
所以，在元朝末年抗元起義領袖中，有「（陳）友諒最桀，（張）士誠最富」之說。但是此時因為百萬紅巾軍在劉福通的率領下北伐中原，暫時替張士誠擋住了元朝廷的主力，元軍有些鞭長莫及。
無奈之下，元朝廷只好採取武力鎮壓和招撫並行的辦法，先後多次派遣使者，試圖以高官厚祿收買張士誠，以暫時緩解一下局面，但是都被張士誠拒絕，並扣押了前來招撫的使者。
眼見招撫無望，元朝廷只好組織地方地主武裝前去討伐張士誠，但是都被張士誠一一擊敗，並且張士誠還乘勝追擊，擴大了其在江淮地區的勢力範圍，並牢牢控制了運河，扼斷了元朝糧食和賦稅北運大都的通道。
雖然張士誠的反元鬥爭有聲有色，但是此時北方的反元鬥爭形勢卻急劇而下，紅巾軍的主力在元朝正規軍和地主武裝的強大攻勢下，節節敗退，被封鎖在河南境內，而各地其他義軍也基本被鎮壓下去。
此時佔據元朝財稅重地江浙地區的張士誠，成為元朝統治者的主要打擊目標。至正十四年九月，元順帝欽命右丞相脫脫親自掛帥徵討張士誠。脫脫招集全國的主力軍隊，共40萬人馬，號稱「百萬」，浩浩蕩蕩殺奔高郵。
面對元朝正規軍的瘋狂進攻，張士誠的起義軍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創，幾次出兵阻擊全部失敗，只得退守高郵城，脫脫的元軍趁機把高郵團團圍住。
為了脫困，張士誠試圖虛與委蛇假裝投降，然而脫脫鑑於張士誠以往的作為，拒絕其投降並且還發布命令攻下城池後必定屠城以儆效尤。
為了防止附近的起義軍救援高郵，脫脫又派兵攻佔了六合，鹽城和興化等地，高郵城內的張士誠頓時陷入孤軍作戰的境地。 然而此時的高郵城已無退路，在脫脫屠城的威脅下，城內的百姓在張士誠帶領下拼死抵抗，但是因為實力懸殊。脫脫圍困高郵月餘，攻破了高郵的外城，高郵危在旦夕。
就在起義軍生死存亡之際，戰場形勢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元軍的後院「起火」了。至正十五年初，脫脫的被朝中政敵彈劾，元帝下詔書解去脫脫兵權。詔書一下，元營軍心大亂，從各處徵集的「大軍百萬，一時四散」。
張士誠得知這個消息後真是喜不自禁，立馬率軍出擊，將元軍殺的大敗。接著乘勝把勢力擴展到了揚州一帶。張士誠率領的鹽民義軍孤軍奮戰，以少勝多，致使元軍主力傷亡過半，成為元末農民起義的一個轉折點。
高郵之戰，張士誠牽制了百萬元軍，對全國各地義軍起了極大的掩護。經過此役，張士誠聲名大振，一時間風頭無兩。張士誠挾獲勝之餘威，連克通州，常熟，平江，湖州，杭州、嘉興等地。
割據範圍南到浙江紹興，北到山東濟寧，西到安徽北部，東到海的廣大地區，此時張士誠達到其勢力最強盛的時期，他將治所從高郵搬到平江（蘇州），並自稱吳王。
此時的張士誠是最有得天下的人之一，是當時以集慶為中心的朱元璋無法與之相比的，時朱元璋的所轄之地，只不過佔有現在的安徽東南到江蘇西南，一塊不大的地狹糧少的地區，可謂是「論兵強莫若友諒，論財富莫若士誠」，況朱元璋又處於陳友諒、張士誠、方國珍的三面包圍之中。
此時的朱元璋無論在經濟上，還是在軍事上都遠不能與張誠相比。既然如此，那麼為什麼在經濟上、軍事上都佔有絕對優勢的張士誠最後卻敗於之手，落得個喪身「滅國」的下場呢?
其實主要原因就是張士誠的格局不夠，有爭奪天下的力量，卻沒有爭奪天下的野心。
雖然鹽民出身的張士誠，十分了解下層百姓生活的艱辛，因此，在他執政的前期，勵精圖治，致力於革除元朝的弊政，廢除元朝施加在農民和鹽民頭上的苛捐雜稅，減免農民賦稅，並把當年四成賦稅返還給農民。
其還把地主和富戶的糧食衣物賜給貧民和老年人，設立勸農使和勸農慰，帶領當地百姓興修水利，開墾荒地，發展農桑，鑄造痛痺「天佑通寶」，取代元順帝發行的至正鈔在江浙地區流通，有效地穩定了江浙地區的物價和市場，也因此深得江浙百姓的愛戴。
但是其格局不夠，想著小富即安，割據一方就好，根本沒想著憑藉自己的勢力去爭奪天下。在自稱吳王后，張士誠開始沉溺於享樂，把國家大事都交付給自己的弟弟張士信打理，而張士信又是個十足的小人。
而且，張士誠雖然在隆平府設立學士院，開辦弘文館，招納文人，提供飲食和津貼。設立禮賢館，招徠了像施耐庵、羅貫中、陳基、陳維先等元末名士。但是這些名士們大都是以文學成就出名，而非軍國謀略之才。
並且張士誠為人太過厚道，正是因為他的厚道故而能得到江浙百姓的民心，然而也是因為他的厚道，導致用人不當，賞罰不明。張士誠雖有養士之風，但是用人施仁而不當於理，施恩而不知施威，施賞而不能加罰，姑息將就，一味驕縱。是以可共富貴而不能共患難，一朝失勢，眾叛親離。
史載「士有至者，不問賢不肖，輒重贈遺。凡出兵遣將，邀求官爵、美田宅，即厚賜之。至軍則載妓歌舞，日命遊談之士，酣宴博弈。及喪師失地而歸，士誠亦不問，或復用為將」。導致真正有才視的人才反而難以出頭，於是這些人紛紛轉投他人。
而被士誠委以軍國重任的「國弟」、宰相張士信，貪財好色，重用腐儒，弄得朝廷上下猜疑，不肯用命。後來張士誠兵敗、吳政權覆滅之際，大批將士束手降敵，平時美官豐祿富貴顯赫的武將文吏竟無一人死難。就連同生死共患難十多年的心腹大將呂珍、李伯異、潘元明和他的女婿潘元紹等人也都背叛了他。
而張士誠的西鄰老對手朱元璋卻是個雄才大略，知人善任的絕世梟雄。在元末群雄中，朱元璋是始終奉行唯賢是用、唯才是舉的用人原則的。朱元璋用人都要親自考察，詢問方略確認其是否真有才學，而非只看重其清名。
並且早在剛起兵的時候，就詢問李善長「四方戰鬥，何時定乎」，充分展現了自己要一統天下的雄心。並且朱元璋治軍強調法制，嚴肅軍紀。有功必獎有過必罰。不以自己的喜好隨意任命官員。
其還接受名士朱升的建議，厚築牆，廣積糧，緩稱王。只求實利不務虛名。而且朱元璋本人的戰略眼光和軍事才能也是無人能及的。當時在選擇攻先打陳友諒還是先打張士誠時，大家都一致認為，先打張士誠，因為張士誠富而弱，打他一來容易二來能獲取大量財富以補充軍需。
但是朱元璋提出了反對意見，他認為，張士誠器小，器小無遠見，陳友諒志驕，志驕好生事。
如果先攻打張士誠，志驕的陳友諒必然會抓住這個時機來生事，到時候雙線作戰，兵力不夠的情況下，生存就變得很困難了。但是，如果攻打陳友諒，器小的張士誠就不會有任何動作，小富即安的他會坐觀山虎鬥，卻不會有實際軍事上的動作，單線作戰對於朱元璋更有利一些。
事後的發展也驗證了這樣的結果，攻打陳友諒時，缺乏戰略遠見的張士誠，只是坐觀虎鬥，失去良機，最終被各個擊敗。
由此看見，得天下的成敗與否，不能單單指望民心的向背，更在於戰略和戰術的得當，自身組織力度的強弱，制度建設的完善與否，以及用人是否合適。這些才是決定勝敗的關鍵，至於民心與否，自古以來不是最重要的，只是成功後的點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