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家長的華人一代
不能把華人二代的訴求完全看成是美國「白左」洗腦的結果
因為華人一代可能接受自己是外國人
華人二代卻不能接受成為「永遠的外國人」
2019年5月14日，爭取代表美國民主黨參選2020年總統大選的楊安澤在紐約宣講政見。攝影/本刊記者廖攀
美國兩代華人間的種族抗爭論戰
文/劉裘蒂
發於2020.7.13總第955期《中國新聞周刊》
耶魯大學本科英語系大三學生黃艾琳最近寫了一封公開信，呼籲爸媽和華人社區與非裔站在一起，抨擊華人家庭和社區裡一向強調埋頭苦幹、不論時事、甘心做美國少數模範族群的價值觀，面對6月初美國因警察對黑人殘酷暴力而在各地爆發的種族示威，大多選華人擇繼續保持沉默，繼續「埋頭苦幹」。
然而新冠疫情使亞裔從少數模範族群變成白人至上主義者和其他少數族群口中的「病毒族群」，也產生了亞裔的身份認同危機。這封信在美國高校包括哈佛、麻省理工學院等都引起亞裔學生的迴響，但也在華人家長圈掀起了炸鍋樣的反應，許多文章斥責華裔學生「被左派洗腦」，反對他們大逆不道的「身份政治」。
黃艾琳的吶喊正戳中了一個近年來醞釀的爆發點：華人新移民正處於美國亞裔的分裂線，而華人一代和華人二代對身份認同具有不同的價值觀，美國種族抗爭只是暴露了這個痛點。
為什麼華人二代要「和非裔站在一起」
華人二代在美國主流文化中長大，用英語為母語表達他們的想法。他們認同大多數美國人尊重人權，積極爭取種族正義，但是由於近年來選舉政治使得美國的族群問題變得空前緊張，他們開始親身感受到了自身的身份認同受到威脅，在心痛父母一代的漠視與偏見之餘，他們呼籲所有的美國華人觀看紀錄片《亞裔美國人》，並倡議為非裔社會活動組織捐款。
PBS的最新紀錄片《亞裔美國人》播出後，有人約黃艾琳就美國華裔歷史寫一篇觀後感或一首詩。「可是，我發現在這個時候很難作詩。我不想只關注我自己族裔的歷史和故事，而不去了解和認識所有被邊緣化的少數族群經歷的挑戰、痛苦和創傷（其中也包括我們自己族裔的遭遇）。」
黃艾琳描述了亞裔美國人中長期以來普遍存在著敵視（或歧視）黑人的言論和成見，例如，她從小聽到的嘮叨總是說，「他們在不好的社區長大；他們造成了太多的犯罪；我希望你千萬不要跟黑人交朋友，不要捲入黑人運動中。」
她寫道：亞裔自詡為「模範少數族裔——醫生、律師，聽話，安分守已，有成就。我們跟其他有色人種不相干；我們甚至會站在美國白人一邊貶低那些人。」即使當「敵視黑人」的現實與亞裔自身所遭受「系統性種族主義」如此緊密地關聯在一起的時候，許多亞裔美國人（包括她自己）都不願意，有時甚至拒絕參加有關非裔美國人所面臨的種族暴力的討論。
反諷的是，在美國「土生土長」的華人二代發覺，其實「我們在這個國家的生存一直是有條件的。」從十九世紀當中國勞工初來美國時被私刑處死，《排華法案》禁止他們參與政治和社會活動，到被剝奪了法律人格權，而當珍珠港被炸時，日裔美國人被圍捕、拷打並拘禁在集中營。
在冷戰頂峰時期，被懷疑是共產主義者的美國華人受到聯邦特工的恐嚇，很多家庭失去了生計。當新冠病毒襲擊美國時，亞裔美國人遭到攻擊和騷擾，被指責為「病毒攜帶者」。當黃艾琳被指為是「吃蝙蝠的人」，她警醒到，作為亞裔，「我們永遠不會真正屬於這裡。」
她寫道：「雖然我們無法將亞裔美國人面臨的挑戰與非裔美國人遭受的野蠻暴行相比，但我們今天擁有的一切都歸功於他們。」但是，面對非裔喬治·弗洛伊德被指控在明尼阿波利斯的一家雜貨店因使用20美元假鈔購買香菸而被白人警官「跪殺」，黃艾琳對華裔社區「置身事外」的沉默感到震驚和失望。
黃艾琳在耶魯選擇的專業是所謂「白左」集中的文科，這不是典型華人家長希望子女從事的行業。但是黃艾琳認為，「我們華裔的歷史不只有一大串聽話的醫生、律師和工程師；我們的歷史中更有革命者、活動家、鬥士，尤其是倖存者我拒絕以犧牲他人為代價來呼籲對我們自己社區的種族公正。貶低或壓制其他少數群體的正義根本不是正義。白人至上主義幾百年來一直在威脅我們所有社區。在這個許多享有特權的少數族裔都站在白人至上立場上的時候，我要問：你和誰站在一起？」
在哈佛主修英文專業的19歲華人二代朱錕寫了一篇題為《響應耶魯女孩，哈佛大學生也有話說》的微信文章，他認為，「雖然華裔非常努力，但是我認為將努力工作看作是華人獨有的文化是一種自負的看法是的，移民很艱難。我的父母不得不克服許多經濟、社會和文化的障礙，我永遠也無法體會到他們為讓我成為今天的我而承受的艱辛自力更生是一種崇高的信念，但數百年歧視黑人的社會態度和制度讓他們的自力更生變得比華人要困難得多。」
2018年10月15日，在美國麻薩諸塞州波士頓，反對哈佛大學歧視亞裔學生的抗議者在美國聯邦地區法院前展示標語牌。圖/新華
為什麼華人一代要「和美國民眾站在一起」
然而，在許多華一代的父母眼中，黃艾琳和朱錕代表了「美國公校的左派歷史教育對華人二代的惡劣後果」。一名署名「吹號角的凌飛」的作者寫道，「特別是關於民權抗爭方面，不是去告訴學生在歷史的進程中，各族群都在為更文明更進步一起努力，而是幾乎只介紹非裔，隻字不提其他族群，特別是，從來沒有提到華裔在美國的民權抗爭中的作用。」
這名作者認為在這樣片面到偏頗的教育環境下，形成了一個在美國的學生中很常見的一個片面認知：「美國的民權抗爭，全靠非裔，華人要感謝非裔。」
「吹號角的凌飛」在另一篇文章中問道：「孩子，你有沒有為你的父母想過，他們當年是如何從這種沉重的困境中，一步一步地走出來，他們有沒有哭天搶地，指責別人？他們有沒有把自己的不富足歸咎於別人身上？他們默默地工作，也默默地為你——他們的下一代購置了良好學區的房子，為你——他們的下一代創造了良好的學習環境。孩子，在你脫口而出的『富裕的社區』『頂尖的大學』『舒適的專業工作』時，摸著你的良心，跪在你的父母面前，先去反思一下，這是從天而降的？還是因為你的父母們篳路藍縷，一點一點打拼出來的？」
這些指責，是不是很像傳統中國父母的經典用詞？這名家長「強烈建議家長們對自己的子女的這種自我貶低的種族主義想法提高警覺，特別是在當下，整個美國的學校系統都瀰漫著極左思想的情況下，我們要堅決反對這種似是而非的種族主義，反對這種身份政治。」
在「吹號角的凌飛」看來，種族主義的根本是用某種人的努力所無法改變的東西，來作為認同的根本基礎。「你可以改變你的思想，改變你的語言，但你無法改變你的種族，而『身份政治』恰恰就是以你的種族來進行劃分與站隊。」
他反問，在400年的美國歷史中，為什麼非裔始終在「哀嚎」中無法走出？「一個族群一次走不出，也許是打壓，兩次走不出，也許是巧合，但一而再，再而三地走不出，就不能不說自身一定存在什麼走不出的原因了。」
他問黃艾琳，「孩子，在你的公開信中，我沒有看到你有一點點的對你父母的感恩。你甚至對美國這個國家都沒有任何的感恩的心。」因此他提出反對「身份政治」，而是「選擇和美國民眾站在一起，而不是把非裔與其他族群相剝離開來因為我們相信建設，我們相信法治。」
教育平權分裂華人和亞裔族群利益
對比華人二代和華人一代對美國種族問題認知的差異，他們的用詞和邏輯反映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思維模式，而潛伏在這底下的暗流，是華人和非裔/拉丁裔在某些議題上利害衝突的現實。
以種族平權議題為例，近年來以華人新移民為代表的組織，在反高校教育平權的訴訟中扮演了主導的角色。在他們訴訟提出的數據中，指向非裔和拉丁裔學生受惠於平權政策，而犧牲了華裔/亞裔學生的權益。
美國亞裔群體對高校平權政策的看法，也暴露了從中國來的新移民，和相對已經融入「亞裔族群意識」的老移民之間的衝突。
華人一代新移民傾向於認為平權政策限制了亞裔學生的數量，跟白人、拉丁裔和非洲裔的學生比較起來，亞洲學生在入學標準考試必須要高出30％至50％才有同樣的入學機會。亞裔老移民則認為，平權政策曾經提高亞裔的大學入學率，讓早期的亞裔人口有上大學的機會。
華人一代和華人二代的認知差別，也凸顯了在新華人移民與其他亞裔族群之間的差異。亞裔內部利害衝突不但反映了代際的區別，也因為這個群體的多樣性，由於大量原籍國（49個原籍國）、語言文化及教育、經濟背景的差異，他們往往有不同的政治信仰與身份認同，造成認知和利益上的衝突。
美國人口調查局的數據顯示，美國約有2000萬居民是亞裔，佔美國總人口約6％。截止到2019年，在美華人大約550萬，佔全美人口約1.7％。因此在傳統的政治運作中，華人自然必須靠著與亞裔抱團才能形成氣勢。中國新移民的熱潮，正好趕上美國亞裔企圖擺脫傳統不吭聲的「模範少數」刻板印象，但是隨著這些社區團體整合資源，他們之間的分歧也越來越尖銳。亞裔學生在標準化測試中有不同的表現，在選擇性入學申請過程中具有不同程度的競爭力。
「亞裔都是模範生」的刻板印象，恐怕在華人中也未必全真。從一個角度來說，華人移民受教育的程度呈現高低兩極分化：25歲以上的華人持大學文憑比率為54％，遠高於美國30％平均水平；但同時，華人移民中高中以下學歷者佔36％，高於全部亞洲移民的29％。
因此，美國亞裔和華人之中事實上沒有一致的利益或聲音。反對種族教育平權發言聲浪最高的是中國來的「新移民」，他們有不少人有經濟能力把孩子送到美國讀高中或本科，或是以投資移民的方式來到美國，和老移民以及一些其他亞裔國家來的「經濟弱勢群體」有別。
在新冠疫情暴發後對華裔和亞裔的種族歧視言論與暴力，更形成華裔與亞裔之間關係的張力。一方面兩者都是種族主義的受害者，另一方面某些亞裔感受到受中國疫情和華人待遇的「牽連」。在亞裔族群裡，也有類似華人一代和華人二代之間的辯論：更積極地融入「美國主流」，或是加入種族抗爭？
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前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美國華人楊安澤4月1日在《華盛頓郵報》發表的一則評論，標題是「我們亞裔美國人不是病毒，但我們可以成為治癒的一部分」。針對近期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中仇恨犯罪和種族主義激增的趨勢，楊安澤認為，亞裔美國人應該通過行為表現出作為美國人的愛國主義和社區關懷。也就是說，亞裔族群可以借著成為「最佳公民，從而幫助遏制種族主義」。
但是很多人不同意亞裔必須先證明自己才能獲得平等對待，他們更不同意作出社會貢獻是應對偏見行為的最佳方法。
這些論戰顯示了新冠疫情再度激發了亞裔的身份認同危機，而在中美緊張關係下的華人一代和華人二代更面臨了危機的迫切性。我認為，作為家長的華人一代，不能把華人二代的訴求完全看成是美國「白左」洗腦的結果，因為華人一代可能接受自己是外國人，華人二代卻不能接受成為「永遠的外國人」。
旅美學者徐德清博士認為，華人內部的分裂反映了思維傾向上的兩個極端：以中國背景為主的華人一代的特徵是大多來美時必須求生存，無法系統地了解美國的國情和文化，只能儘量在現有的體制下自強不息，找到自己最大的生存空間。而受到美國教育和文化洗禮的華人二代，對於社會參與和種族關係自然有不同的體驗和看法，更希望去改善社會大環境，這樣才能有更大的作為。
一些華人家長雖然身在美國的環境，對於子女仍然傾向於採取由上而下的權威溝通方式。徐德清認為，同樣地，華人社區內部也要有交流溝通的機制，華人不但要團結，也要與其他亞裔尋求和產生共同點，不要把自己的利益與其他亞裔的利益截然劃分，美國華人只有與亞裔團結，才能在美國社會中產生更大的影響力。
編輯：王嘉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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