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美的富士山下，隱藏著噴湧的巖漿。美麗的北海道沿岸，處在太平洋地震帶範圍。獨特的地理環境，和相對於其他大中華文化圈裡的東亞各國，千百年來「獨懸海外」的日本民族，形成了其積極中帶著憂鬱，從容裡蘊含極端的特殊民族氣質。
「向死而生」的武士道精神，就是這種特殊民族氣質的突出表現，而武士道精神之中對於名譽的重視，和對於死亡近乎於追求的執著，則是武士道精神的核心。
然而任何一種精神的形成和流傳，都有其特地的歷史背景和現實推動，日本武士道精神中輕生死重名譽的價值觀念，也是在古代特定的時代背景下形成的。
獨特的地理環境和特殊的歷史背景，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起源，武士興起發展的歷史，就是士兵從國家的保衛者轉向家族私兵的過程
中國古代詩人李白在《俠客行》中曾寫出這句十分盪氣迴腸的詩文：
「三杯吐然諾，五嶽倒為輕。」
日本武士道精神在現代人的眼中，似乎也具有這種極度浪漫的詩人氣息。然而實際上，詩畢竟只是藝術作品，包含著詩人的寄託與想像，武士道精神也是如此。現代人眼中的武士道精神，不過是在經歷了漫長的歷史歲月之後，從歷史的隻字片語之中拾起，再加以現代人個體的想像，升華而成的一種嚮往。
真正的武士道精神，非但談不上任何浪漫，反而隱藏著人作為獨立個體的悲哀。正如前文中所說的日本民族的整體氣質，看似的積極之中，帶著無可奈何的悲哀，從容赴死的選擇下，體現的是沒有退路的極端情緒。
正如同日本武士道經典《葉隱》之中的那句話：
「所謂武士道，即死而已。」
武士首先還是人，是人就有求生的欲望，這世間也很少有一種精神是鼓勵人「去死」，而且還能源遠流長，深入到一個民族的血液裡的。這裡的「即死而已」是一種選擇，更是一種無奈。
從日本武士道的起源來看，武士道興起於藤原氏專權政治背景下的日本，其形成與發展，實質上類似於中國漢朝時期大一統王朝的瓦解和門閥制度的興起。事實上也正是如此，武士道精神繁榮的中世紀，正是日本戰亂不止，大名們混戰不休的戰國年代。
換句話說，在以天皇為代表的日本中央集權逐漸瓦解以後，生活在底層的日本百姓和小貴族，為了在戰亂的年代裡存活下去，不得不向大貴族們投靠效忠。武士的起源實質，是士兵從國家的保衛者轉向家族私兵的過程。
藤原氏
所以說，武士道精神的興起，其實是在日本大一統的天皇統治瓦解後，位於上層的大名們，和位於下層的武士階層之間，形成的一個約定俗稱的契約，即大名為武士提供地位和土地等賴以生存的資源，而武士則為大名付出自己的生命。
這種契約因為沒有法律的效力，只是道德和人格上的約束，上位者為了武士們的忠誠，只能不斷推動強化武士道精神裡的名譽觀念，藉以綁定武士們。
重名譽輕生死的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形成，是作為上位者的大名們為了保障武士的忠誠，推動形成的武士階層的劃分標誌
如果說日本武士道精神之中重視名譽勝過生命的名譽觀，只是一種武士階層與上位者的契約的話，那麼在面臨真正生死抉擇的時候，是什麼支撐著武士們不會「違約」呢？是武士們本身的道德高尚嗎？
是，也不是。武士階層跟日本社會的任何一個階層一樣，劃分的依據是個人的武力和地位，而不是道德。武士階層之中固然有真正的珍惜自己名譽勝過生命的人，也一樣有面對生死抉擇時貪生怕死的人，所以單純的道德，不足以構成武士階層整體對名譽觀念的看重。
馬克思曾經在《資本論》之中說：
「只有背叛階級的個人，沒有背叛利益的階級。」
武士道精神之中重名譽輕生死的價值選擇，其實是武士階級本身的利益所在。
日本毫無疑問的也是大中華文化圈的一部分，其起源哲學深受孔孟之道的影響，「仁義禮智信」和「忠君」的思想深入人心。在這一現實之下，那些以家族為核心崛起的大名們，本身就是天皇的「叛逆」，自然不可能宣揚大一統的忠君，或者說「忠於國」的思想，轉而強調「忠於小家」，忠於自身的報恩思想。
從這個角度上講，大名們為武士提供生活所需和穩定的家庭環境，而武士們則出於「報恩」的思想，忠誠於大名，強調的不是國與家，而是人與人之間的從屬關係。
這就催生了「武士道」精神輕生死，重名義的需求。在這種人與人之間的從屬關係的模式下，日本的大名與武士之間，無法像古代中國那樣，以國家法律的形式將「忠君」的思想打入人心，大名作為「主君」，本身就名不正言不順。
那麼武士對於大名的忠誠，就只能靠武士本身的自覺和道德水準，這顯然是不利於上位者的。在此基礎之上，崇尚名節，重視名譽勝過本身生命的武士道精神，就在當時實際的統治者大名和武士們的雙重認可下，迅速的推廣，直至成為武士階層的一條劃分標誌。
等這種認知成為整個武士階層的一種精神，那些不這麼做的人，就會被排擠出武士隊伍，會失去藉以生存的土地和地位，也就倒逼武士們，明知道成為武士就要為上位者拼命，也不得不去「向死而生」了。
所以說，日本武士道精神之中重視名譽，輕視生命的理念形成，實際上是在作為上位者的大名們的推動下，武士階層保有自己階層利益的內在需求，誰要是違背這種精神，失去的不僅是名譽上的損失，同時也就失去了武士的身份，以及在這個身份之下所包含的利益。
武士道精神中重名譽輕生死的價值觀念，也是作為古代日本社會的中層，武士們自發的個人價值追求
從武士個人的角度去看，重名譽勝過生命的武士道精神，也是他們的個人追求。
日本學者中村通夫在《雜兵物語》之中說：
「為武士者，為主君之大事捨棄性命是應當，而為自身不受恥辱也是應當。」
由此可以看出，武士重名譽輕生死，不僅是其社會屬性的需要，也是武士自身的個人追求。
從武士的來源看，日本武士主要是指：具有較強武裝勢力，需要帶領「家」參與更有力的領主組成的武裝集團的小貴族。其突出的特點是擁有領土，經濟上相對獨立。
很明顯，放在中國古代的春秋時期，這就是典型的天子與諸侯之下的「士大夫」階層，屬於社會的中層，擁有一定的地位和經濟實力，放在現代，就是典型的中產階級。
而中產階級，是最容易出現「小資」「公知」等身份追求的，核心就在於相對於無產或者是大貴族，他們要追求更高的權利和地位不現實，要沉淪下僚，與普通小民呆在一起，不願意。
更直白一點，就是武士階層需要找到自己與貧民，與普通人之間的區分，這種區分不僅是經濟上的，更是精神上的。
《管子·牧民》中說：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人吃飽飯的時候，很自然的就會誕生精神需求。那麼日本的武士們，他們能追求的精神需求有哪些呢？
同時期的中國士人們，也即是社會中層，追求的是「文能提筆安天下，武能上馬定乾坤」。可是這一點在當時的日本不現實。
第一武士階層普遍沒有治國安民的本領，畢竟他們是以武力著稱的；第二沒有社會現實，陷入戰亂之中的日本從國家上也沒有定乾坤的需求，類似於中國古代的春秋無義戰，打來打去也不過是大名們之間的兼併戰爭。
這個時候，強調個人名譽的武士道精神出現，就恰如其分的滿足了武士階層的這種精神需求。
所以說，日本古代武士道精神之中重名譽輕生死的價值觀念，也是作為社會中層的武士們自身的追求體現。
結語
綜上，日本獨特的地理環境決定了其民族溫和之中帶著極端的氣質，武士道精神正是這種氣質一個表現。
而重名譽，輕生死的武士道價值觀，不僅是在統一的天皇政權被割據的大名統治替代後，作為上位者的大名們，為了保障武士的忠誠，推動形成的一種新的階級劃分標誌，也是佔據古代日本社會中層的武士階層本身的價值追求。
「向死而生」的武士道精神之所以能在日本流傳，源於其既符合了日本民族本身的民族氣質，更是在上層推動的武士階層劃分標誌下，武士們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做出這樣的選擇。
參考文獻：
《資本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