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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吳三桂為何前期能夠迅速佔領南方六省
三藩之亂初期，雲南、貴州、四川、湖南、廣西、福建、陝西、廣東相繼失陷,「東西南北，在在鼎沸」,「自古藩鎮之亂未有甚於此時」，「天下事幾不可問矣」。對於吳三桂反清後所形成的號召力，就連清朝統治者也不諱忌。康熙皇帝就曾說過：「吳三桂背恩反叛，天下騷動，偽檄一傳，四方響應。」法國傳教士白晉在《康熙帝傳》一書中也從一個旁觀者的角度指出:「這一叛亂的危險性是如此之大，因為它為其他的叛亂提供了機會 」。
1、三藩之亂初期的形勢
事實的確如此，在三藩的帶動下，反清鬥爭已然星火燎原之勢，它幾乎匯集起社會上所有的反清力量。
首先，叛軍所到之處，朝廷命官，主要是原明降官降將，率先從叛。據初步統計，吳三桂反清後，除耿精忠、尚之信外，從叛的封疆大吏：將軍1人；總督 1 人；巡撫 5 人；提督 8 人；總兵約達 20 餘人。
其次，鄭經及部分前明遺老積極響應叛亂。鄭氏退守臺灣後，一直奉南明永曆為正朔，堅持抗清立場。故吳三桂甫舉叛旗，鄭經便於康熙十三年（1674 年）四月，應吳三桂、耿精忠之約，率軍由臺灣奔廈門，準備與之同心協力，率軍北上，一舉推翻清王朝的統治。雖然其未能實現北伐的願望，卻一度「復猖獗海上」,佔據漳州、泉州、潮州、惠豐等地，為反叛勢力之大援。
此外，前明遺老亦多趁機舉事反清。福建、江西一帶，有朱統錩「以前明宗室名號，糾集黨羽，盤踞山谷」，與耿精忠軍唱和；江西、浙江有眾多的「土寇」、「義旅」。
第三，軍隊譁變，加入反清行列。三藩反清的主力，主要是漢人官兵，因而其向背對綠營官兵震動很大。史載：湖南被攻陷後,「綠旗官兵降賊者眾」。而以精銳著稱的陝甘綠營,曾接連三次兵變。第一次是康熙十三年（1674 年）七月，總兵王懷忠標下4 000人逃散。十二月，又有「王輔臣標兵猝叛攻營」。第三次，發生在「康熙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寧夏提標兵變,提督陳福遇害」。此外，其他各地的兵變也相繼發生。
第四，蒙古等諸部騷擾邊疆。康熙十四年（1675年）三月，察哈爾蒙古布爾尼反叛後，製造流言，轉相煽惑，察哈爾左翼四旗遂怵於其說,「眾噪毀邊牆私遁」,「意欲仍歸故地」。五月,甘肅叛軍竊據洮州、河州二府,「番人乘隙肆掠」。至康熙十五年（1676年）初，又有寧夏北部的鄂爾多斯蒙古「乘內地有事，入邊侵掠寧花寨、平羌等堡」。八月,「彝人滾布窺我兵調徵河東，乘隙入內地，收掠番族人畜。」此外，還有「達賴臺吉諸部落入邊侵擾」。此類事端，不勝枚舉。
第五，農民、流民組成義軍，從事抗清活動。如「精忠兵逼袁州，山民棚居與相結，謂之棚寇」。「福建逆賊率兵一萬四五千人人犯遂安（浙江)。復有遂安土寇王應茂等率兵四千，沿山傍海，遙為犄角。」廣東有「李三官七乘機竊發，雖旋即掃蕩，而尚有黨羽潛伏於山陬海陬之間」。吉安「民蓄髮者眾」。「河南土寇張成武侵擾永寧縣境」。川楚陝尚有「茅麓山賊」活動,甚至毗鄰東北的朝鮮也紛紛然。
總之，吳三桂反清後所產生的社會影響，正如清人蒼弁山樵在《吳逆取亡錄》中指出的那樣:「偽檄所至，叛者四起，勢如鼎沸。」
2、導致吳三桂攻勢凌厲的原因
其原因大致有如下幾點:
第一，吳三桂起兵之時，清王朝入主中原剛過而立之年。大規模的攻戰徵伐方停止 10 餘年。清朝統治者尚未來得及整飭戰爭的瘡痍和種種落後政策所帶來的後果，社會矛盾依然十分尖銳。
當三藩舉起反對民族壓迫的旗幟時，漢民族被壓抑的反抗情緒藉機得以抒發,「這些群眾在和平時期忍氣吞聲地受人掠奪,而在動蕩時期，整個危機形勢和上層『本身』都迫使他們去進行獨立的歷史性的發動」。
所以，吳三桂以民族矛盾相號召，「叛者四起」，是清初階級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在整個危機形勢下的總爆發，只是由於它以漢人為主體的反滿形式，使這場鬥爭披上了民族矛盾的外衣。然而，在這些「叛者」當中，如體現了不同階級、不同集閉的利益要求。
第二，除了耿精忠、尚之信及孫延齡等少數人因權力和利益與清廷存在著矛盾衝突外，漢官漢將的紛起從叛，其原因、日的也不盡相同。其中相當一部分為吳三桂的舊部將或相識者。這些人同吳三桂與平南、靖南二藩一樣，皆有隸明降清的歷史。
因而，無論從感情上或情誼上，還是從貳臣地位的共同命運與感受上，都客觀地促成這些漢官漢將響應叛亂，加入反清的行列此外，更多的人則因吳三桂及各藩兵強勢眾，被迫從叛。清代史學家趙翼認為:「是時，三桂蓄力已久，天下皆震其威，白首舉事，親至常、澧督戰，兵鋒其銳，是以四方響應"。
事實證明，這一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對於被陷地區的地方官員來說,在毫無準備又抵抗無力的情況下，只能是或降或遁，除此別無生路。對此，康熙皇帝分析說：「逆賊吳三桂反叛，所在地方文武各官，因兵單力微，不能拒敵，欲棄城來奔，又懼國法難逭，迫於不得已而附從者有之；或為奸計訛言搖惑，無知而服從者有之,」其皆為「一時迷惑，情非得已」。
因而康熙帝令兵部通行曉諭，廣為招撫。由此可見，相當一部分漢官漢將被迫捲入了反清陣營，由於「抗賊者立見屠戮，歸正者納款無門」，他們「不得已而苟且偷生，冀延旦夕」。他們的從叛，雖客觀上壯大了三藩反清的聲勢，卻不應將其視為反清的主要力量。
二、康熙勝利的原因分析
康熙帝平定三藩戰爭的勝利，主要取決於社會歷史條件的成熟和正確的戰爭指導。
(一) 平叛戰爭符合中國社會走向統一的要求
三藩分裂割據，破壞了國家的進一步鞏固統一，違背了廣大人民群眾要求恢復生產、安定生活、發展經濟的願望。他們打著「反清復明」的口號，企圖煽動和利用滿漢之間的民族矛盾以達到分裂割據的目的。可是，當時的民族矛盾已經下降到次要地位，人心思安，不願再使這一矛盾激化。
特別是， 人們對吳三桂充當鎮壓農民軍和消滅南明政權劊子手的形象記憶猶新, 對他忽而叛明，忽而叛清的行徑非常鄙視，所以他那「反清復明」的口號並沒有什麼號召力，相反卻受到道義上的譴責。各族人民對叛亂者是深惡痛絕的，連以反清著稱的明朝遺老王夫之也寧願隱居深山，不肯為三藩做事。由此可見，三藩作亂是違背人民渴望和平安定的願望的。
相反，清朝平定三藩，則符合國家和各族人民的利益。曾親身經歷當時情景的法國人白晉說:「吳三桂之亂的最大危險性,就在於它有可能導致其他叛亂事件的爆發。」 毫無疑問，如不及時鎮壓這場叛亂，中國將陷入更為嚴重的分裂割據狀態，各族人民必將大受其害。
因此, 在戰爭過程中，不僅滿族人民，其他各族人民也積極支持清政府的平叛戰爭。清軍入滇時,「所在猓苗（彝族）皆仰慕皇仁」, 紛紛下山，「或輸饋糧糗，以資我軍,或鄉（向）導前驅，並力殺賊」，就是明證。人心的向背，是清朝必勝、三藩必敗的根本原因。
（二）正確的戰略決策和作戰指導
1、正確及時地作出平定三藩的戰略決策，是戰爭勝利的重要前提
康熙帝縝密觀察分析形勢，堅決撤藩，是與其「習知中外利害與前代方鎮得失」 密不可分的。他深知走向統一和安定是歷史發展的趨勢，也是社會發展和人民的要求，而三藩割據則是阻礙時代前進的逆流。他看重秦始皇統一中國，集權中央的進步作用，指出漢朝分封制和唐代藩鎮割據則成為國家分裂、地方割據之亂的根源，吳三桂「乃唐藩鎮之流」，必須裁撤。
歷史的借鑑，使他更加清醒而堅決，對撤藩一事堅定不移。清廷內部對此多次進行討論，意見分歧，在戰爭進程中又出現過反覆，吳三桂、達賴喇嘛也提出過裂土議和、劃江而治的要求，康熙帝都不為所動。他的戰略目標就是建立一個大一統、高度集權的國家。
如果不是康熙帝正確及時地作出撤藩的戰略決策，並為此做了堅持不懈的努力，平叛戰爭的勝利是不可能的。
2、周密的戰爭準備，是平叛戰爭取得勝利的根本保證
三藩亂起，各地突變，人心浮動。康熙帝首先批駁了反對撤藩的種種論調，明顯地支持主張撤藩大臣的意見，統一思想和行動，又及時地鎮壓了北京城內楊起隆的反清活動，繼而迅速地平定了察哈爾部布爾尼的叛亂，以解除後顧之憂，穩定後方。
事發後，迅速調兵控制諸戰略要地，攔阻叛軍；詔削藩王官爵，發布平叛檄文，宣諭各地文武官員軍民人等，以穩定軍心民心；開通通往前線的運輸及通訊線路，保證了兵員、後勤補給，以及軍情的送達。在作戰物資準備方面，令專職官員籌辦糧餉，調配馬匹，製造火器兵器，修造戰船。這對戰爭的勝利進行也都起了重要作用。
3、審時度勢地進行戰略指導，是戰爭不斷取得勝利的重要關鍵
在戰爭全過程中，康熙帝始終統籌全局，駕馭全局，指導全局。戰爭開始不久，吳三桂很快佔領了滇、黔、川、湘等廣大地區，並一度親赴松滋前線督戰，大有渡江席捲中原之勢。不少地方的清軍守將，不是投降，就是逃跑，軍事上陷於被動。不久,福建的耿精忠、廣東的尚之信、廣西的孫延齡亦叛，對清軍更加不利。
在此緊急時刻，康熙帝急速調兵遣將，控扼戰略要地，暫停耿、尚二藩的裁撤，在戰略上變被動為主動。接著，康熙帝抓住主要矛盾，在已形成東、西和正面湖南三大戰場的情況下，始終把湖南戰場作為主戰場，在平定了陝甘王輔臣和福建耿精忠、廣東尚之信的叛亂之後，客觀上改變了清軍所面臨的分散兵力、多面作戰的不利態勢，置吳三桂於孤立無授、三面被圍的不利地位，使清軍能夠最後集中更大的兵力、正面突破湖南戰場，奪取戰爭的全勝。
4、靈活地採取「剿撫並用」、「恩威兼施」的政策和策略,是分化瓦解敵人，壯大自己的重要手段
在平叛戰爭中，除用武力殲滅叛軍外，康熙帝還靈活地採取一些政策和策略，使軍事鬥爭和政治鬥爭相結合，分化瓦解敵人，且收到較好效果。王輔臣、耿精忠、尚之信等，都是這樣爭取他們投降的。「剿撫並用」、「恩威兼施」的策略，之所以收到成效，主要是由於能區別對待，政策落實：對藩王統治區的人民，勸其安分自保，毋聽誘脅；對投誠官弁，量材錄用；對士卒，尊重本人意願，或編入清軍或回故籍歸農；對叛亂頭目，一般也可將功贖罪。
事實證明，康熙帝這一政策和策略的運用，既分化瓦解了敵人，又減少了自己的損失，大大縮短了戰爭的進程。
5、重用漢兵漢將，是戰爭取得勝利的重要條件
清朝的漢兵，即綠營兵，本來地位低下，作戰時又擔負最艱險的任務；漢將亦往往不受重視，受制於滿將。但平叛戰爭以來，八旗兵、滿將的弱點和綠營兵、漢將的重要性越來越明顯地表現出來。
戰爭初期，勒爾錦等率八旗兵南下，竟屯兵江北，畏葸不前。這說明，入關後 30 多年的八旗兵，在優裕的生活中磨損了銳氣，已失掉了當初勇敢善戰，凌厲無前的氣概。到了戰爭中後期，在多山林沼澤的南方作戰，八旗騎兵更失去其優勢。
相反，綠營兵不僅數量多，而且以步兵為主，適合山地作戰。尤其陝、甘綠營兵，更是驍勇善戰，為康熙帝所倚重。在所有派出的滿旗將領中，只有圖海在西北、嶽樂在閩浙、彰泰在雲貴獲得些戰績，其他如勒爾錦、察尼、尚善、珠滿、喇布、鄂鼐等皆「退縮不前」、「老師糜餉」、「坐失事機」，康熙帝提拔的漢軍綠營將領，如張勇、趙良棟、王進寶、孫思克，以及浙江的李之芳、福建的姚啟聖、廣西的傅弘烈等，在平叛戰爭中都發揮了遠比滿將更為重要的作用。
三、吳三桂失敗原因分析
以吳三桂為代表的三藩叛亂一時佔據了半個中國，但經過 8 年的戰爭，最終以失敗告終。
其所以失敗，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一）苟安保守，戰略失誤
吳三桂用兵，一向持重謹慎，不貿然從事。他在雲南舉兵叛亂時,「年老更事多，欲出萬全，不肯棄滇、黔根本」。政治上的苟安保守，導致其缺乏戰略頭腦和戰略眼光，軍事上陷入保守主義。
吳三桂進軍湖南飲馬長江之時，兵強馬壯，士氣旺盛，清軍倉促應戰，尚未部署就緒，且將領畏怯，行動遲緩，如果吳三桂乘勝進取，渡江北進，可直指北京。沿江東下，既可奪佔南京，控扼江淮，又可迂迴北上。當時吳三桂召集將領研究戰略計劃，這幾種方案都有人提出過，但吳三桂為保住既得利益，抱著「事縱不成，可畫長江而國」的目的，對北上東下的意見都予以否定，嚴令部隊「毋得渡江」，準備長期與清軍對峙，從而貽誤了戰機，由戰略進攻逐漸轉為戰略防禦。
當王輔臣起兵響應時,吳三桂本可派重兵助王輔臣，以取道四川，迂迴陝、甘，進取北京。但吳三桂只令四川王之茂、王屏藩出蜀騷擾, 由於兵力不多，措施無力，只有很少的兵力進入陝、甘。吳三桂這兩次戰略上的重大失誤，使康熙帝贏得了調兵遣將的寶貴時間，於湖南正面戰場部署了嚴密的防禦體系，擋住了吳軍前進的勢頭；於西線用有豐富經驗的圖海經略西北，迅速解決了王輔臣的叛亂。
所以，吳三桂的失敗，雖由康熙帝運籌決策之高明所決定，但也與吳三桂在戰略上保守、作戰指導上的猶豫觀望、坐失事機等有直接關係。吳三桂死後，其親信爭權奪利，各有所圖，但在苟安保守上倒是與吳三桂相一致，他們不肯捨棄滇、黔根本，所以否定了吳國貴北向以爭天下的戰略，最後只好株守一隅，坐等失敗。
（二）未形成統一的軍事力量，更缺乏統一指揮
在叛亂前，吳、耿、尚三藩王本來就割據一方，矛盾重重。三藩之間也是同床異夢，各懷鬼胎。吳三桂雖曾造兵東出江西,西上陝、甘，但耿、王為保存各自的實力，並不與吳認真配合作戰。尚之信、孫延齡對吳的號令也是能推則推。
例如，吳三桂多次催促尚之信出兵發起攻勢，尚之信卻不服從調遣，反密派心腹到清軍中謀求反正，為自己留條後路。當時臺灣的鄭氏勢力也是一支與清王朝敵對的重要力量，但三藩並未能很好利用。相反,耿、鄭聯合不久，即翻臉鬧矛盾，致鄭軍乘虛佔了半個福建，給清軍以可乘之機。
在康熙帝「剿撫並用」策略下，各叛軍大小頭目紛紛叛吳降清，最後吳三桂成了孤家寡人。總之，儘管三藩軍事實力的總和並不小，並已佔領江南半壁江山，但由於分散作戰，未形成統一的軍事力量，更未能實行統一指揮和密切協同,失敗是必然的。
（三）繼續在佔領區推行暴政，遭到人民的強烈反對
三藩為了應付龐大的軍費開支，變本加厲地搜括人民。吳三桂的後方基地雲、貴、川，屢年歉收，米價昂貴，為應付繁重的軍需，又加稅田畝，地丁額徵達每畝五六錢，致使百姓怨聲四起。吳三桂死後，叛軍向雲貴敗退時，又是沿村搶掠，蹂躪百姓，致民受塗炭。叛軍橫徵暴斂，巧取豪奪，「每徵糧二石米,只算一石，民最為苦」。失去人民擁護的叛軍，所破州縣，旋得旋失，最後失敗也就不足為怪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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