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秦朝作為中國很多制度的起步期，對研究"我們為什麼會走到今天"比較重要。這篇文章有意思的地方，在對儒家與文官制度的分析。
中國，作為一個政治單元，能夠有長期的凝聚性，固然由於其地理環境自成格局，但也由於國家形態具備一定程度的穩定性。
秦漢帝國的結構並不是任何人設計的，而是經過戰國時代列國紛爭，一個一個國家個別嘗試，又互相模仿，方出現了秦漢帝國所承襲的國家形態。
戰國時代晚期，一個國家已是由君主與專業官吏治理，也已有了中央與地方的分層管理。秦始皇統一中國，將秦國已實行的制度施行於全國，漢承秦制，大體未改，但是經過三四代的逐漸改革，專業的文官構成統治機構的主體。
從此以後，中國的皇帝不得不與龐大的文官集團共治天下，內廷與外朝的區分，頗同今日企業組織董事會與公司抗衡相似。
外朝，即執行政務的政府，是一個龐大文官組織的高級主管，漢代的「外朝」由丞相主持，在權力結構上應是與皇帝的內廷分工的，但是皇帝的權力仍時時幹預外朝。
皇帝內廷的幕僚，包括宦官、外戚或寵臣，常常借君權奪取相權。從漢至清，只有宋朝的內廷沒有伸張勢力，侵奪文官組織的權力。終究皇帝是專制的君王，臣僚對皇權還是無可奈何的。
中國的文官系統，古代世界難見同類。
今日社會學上的官吏僚屬的定義，乃是一群以管理為業務的人員。這些官僚應是執行政策的工作人員，因此政策制定人對於執行人員應尊重其專業上的理性。
但是，中國的文官，自從漢代薦舉賢良方正、孝悌力田等作為官員入仕進階的條件，數千年來的士大夫都接收儒家理念教育。科舉制度考試用來測試舉子對儒家觀念的認識。於是，數千年來，中國的文官系統不僅以專業為其入仕資格，而且以實現儒家理念為其目的。這是一個有意識形態的文官群體，並不僅是管理系統中的工具。
許多宗教都有出世的理想，其樂土都不在人間。儒家則秉持入世的理想，要在人間締造一個符合其理想的社會秩序。於是以儒家士大夫為主體的中國文官系統，至少在理論上，認為政府不僅可以徵集資源，保持國力，更必須為生民主命，為萬世開太平。因此，中國的王朝至少在政治上，不是為了皇權而存在，而是為了天下生民而存在。
王朝有好有壞，大多數的王朝，完全背離這一理想。只是，有理想總比沒有理想好。兩千多年來，中國老百姓的生活，大體來說，比在歐洲貴族政治下的百姓的生活還是好些。至少，有了天災人禍之時，通常政府會有賑濟的措施。當然，在最近四百年內，歐洲政制已大非昔比，歐洲百姓的生活水平已超過中國百姓了。
中國的文官，正如任何權力結構中的人，大部分會為權力腐化，更多的人會依附權力，忘記了儒家理念。可是，只要以理想為鵠的，總有一些人，或在權力結構中力求匡正缺失，或在權力圈外抗爭。許多忠烈正直人士，即使在當時只是白費氣力，儒家的理想也會因有這些諤諤之士得以長存不墮。
中國的文官既以科舉為入仕途徑，過了關口的人數相對於讀書人的總數必然只是少數。讀書人中，包括尚未入仕及已經致仕的，有不少人士成為小區的領袖，即地方的縉紳。他們代表了社會力量，對國家既支持也制衡。在近代民主政治出現之前，許多歐洲國家並沒有類似的社會力量以制約國家的權力。
由於中國政治上的這些特點，兩千餘年來，「編戶齊民」支撐的皇帝—文官體制為中國百姓提供了比較安定的生活。是以，中國天災人禍並不少於歐洲，但是中國人口持續增殖，而且文化與經濟的整合也持續進行，致使這一龐大的「天下國家」延續了兩千年之久。
中國歷史上的王朝不斷更迭。一般言之，改朝換代乃是一種關節更新。
朝代初起時，懲於前朝覆亡，必有若干新制以匡救敝敗，而且新朝代其君臣中必有一些能幹的人才。因此，新朝之始，施政大致不差。
到了兩三代以後，制度日久生弊，再加上一代兩代的安定，人人好逸惡勞，莫說創業，甚至守成也不足。
再過兩三代，王朝若不振作，則會內亂外患，朝政敝壞，國事江河日下。此時王朝無力肆應，就難有重啟新運的機會了。
若是王朝垮了，另一批人乘時而起，重頭收拾，即是新的朝代。
這種周期，因每一個朝代的特定情形各有其歷史背景，還不能有一定的時間長度以預測其發生。
總之，中國的皇帝——文官制度，使中國歷史有比較長期的穩定，在近代的世界大變化以前，中國文化與經濟在這一種國家形態下，有相當長時期的涵泳與凝聚；於是，中國的政治體、文化體及經濟體，三者幾乎完全重疊，即使在三者擴大的過程中，新吸納的邊緣也往往逐步融入其中，成為巨大共同體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中國帝國體制也因為受此調節而陷入僵化的困境，以至不能在大變之時有所調適。
許倬云：美國匹茲堡大學教授，臺灣中研院院士。摘自《歷史大脈絡》之」中國秦漢帝國的形態「，題目為編者自加。全文見【閱讀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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