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廣網北京8月11日消息（記者丁飛 實習記者於子卉）據中國之聲《新聞晚高峰》報導，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近日通過日本駐華大使木寺昌人，致函日本天皇明仁和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歸還所掠奪中國文物「中華唐鴻臚井刻石」。這是中國民間首次向日本皇室追討文物。
據不完全統計，我國流失海外文物超過1000萬件，每一件文物的回家之路都將異常坎坷。民間追討，成功的機率會有多大？這又是不是最好的選擇呢？
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會長童增，被稱為「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第一人」，在對日本索賠這條道路上他已經走了24年。中國之聲記者丁飛和實習記者於子卉對童增進行了專訪。
國寶「中華唐鴻臚丼刻石」，重量超過90噸，單體10立方米有餘，駝形天然頑石，成碑於唐代，是唐冊封管轄東北的見證。甲午海戰後被日軍作為戰利品掠走，至今，沉睡在日本皇宮超過一個世紀。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近日致函日本天皇和政府，要求日本歸還「中華唐鴻臚丼刻石」，這是我國民間首次向日本皇室追討文物。
童增：上個星期四我們給日本大使館大使寫了一封信，要求他轉交給日皇明仁先生和日本國政府。日本大使館已籤收，我們從下周開始會向大使館詢問送給日本皇室沒有。曾經也有中國人到日本皇室去過，也發現了這塊碑。從我們和日本打交道二十多年的經驗來看，日本皇室跟日本政府還不太一樣。當他知道在自己家裡面有中國戰利品，他們一定會反思這個文物到底會怎麼樣。這個文物歸還的可能性是極大的。
被稱為「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第一人」的童增，在這條路上已經走了24年。選擇什麼樣的文物、向誰追討、有無證據，這一次他都做足了功課。歷史上，1970年，韓國民眾曾經強烈要求日本歸還日俄戰爭期間掠走的「北關大捷碑」，直到2005年韓國政府正式出面，要求日本歸還，同年日本將此碑歸還韓國。童增也坦言，最重要的不是「日本皇室的良心回歸」，而是社會推動力和政府出面追索。
童增：我們主要是邁了第一步，僅僅是把這個問題提出來了，向日本的皇室、向日本政府正式道出了我們的訴求，要能夠成功還需要社會的關注支持、海外華僑的團結一致，還有中國政府出面才能最終得到解決。
流失文物「回家」的方式，主要有三種：回購、捐贈和追討。目前，國際上海外文物流失回流超過90%主要是依靠回購，也就是拍賣。而對於回購這種方式，原國家文物局局長、現任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曾經公開表示反對。
單霽翔：我們不會用國家的錢來回購被掠奪的文物，道理很明顯，今天再在我們的創口上撒鹽，再叫我們用錢買回來，無疑是第二次的掠奪，我們不贊成國內的企業或個人去購買被掠奪的文物，應該通過法律追索，不應該幫助掠奪者銷贓。
我們再來說「追討」。追討，是追回文物中唯一不用花錢的方式。它主要有民間、法律和政府三種途徑。單霽翔提到的「法律」手段，也是不少民間律師團隊多年來一直在努力的。然而，由於訴訟主體性和各國對文物所有認定差異等問題，法律方面總是「使不上勁」。多年堅持通過法律途徑追索流失文物的律師劉洋告訴記者，他們其實也一直在思考，有沒有別的方法。
劉洋：我們想是不是能採取一些積極斡旋的辦法，一些非法律途徑使它另外一種方式回歸。比如交換，就是用收藏的歐洲文物把文物換過來。有時候我們考慮用支付保管費方式，以合適的價錢把它贖回。
民間追討，會是一個重要的補充嗎？據不完全統計，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有超過1000萬件中國文物流失到歐美、日本和東南亞。1931年到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被日本掠奪的文化財產共計1879箱，文物至少360萬件。文物的流失只在一時之間，文物的追索卻是步履維艱。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學院副院長霍政欣說，民間追索只能起到輿論和道義的支持作用，還需政府出面。
霍政欣：我們國家的文物法規定文物屬於國家所有，所以從法律上講只有國家，或者是政府是提起文物追索的主體，民間追索只能起到輿論和道義的支持作用，體現中國民眾的訴求。政府和民間形成一個良性互動的關係，為政府提供決策的基礎。今後要真正推動文物的追索，還需要中國政府出面，在中日兩國政府之間通過談判來解決問題。
20年前，吉林教授王仁富踏上國寶「唐鴻臚井刻石」的追討之路，也是希望通過民間力量，促成石碑回歸。如今，老人已經73歲，他在自己的墓碑上刻著「1941至2014」，是擔心有生之年再難見石碑，也是再向世界傳遞一個信念。今年，中日甲午海戰120年。那些身在海外的國寶，中國沒有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