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成功的創始人，需要兩條船，一條船叫entrepreneurship（創業精神），一條船叫leadership（領導力）。
好的創始人、企業家就如同鑽石一樣，是在特殊地理和地質條件下才能生成的一種物質。
今天的文章，我們想來聊一聊：教育與企業成就之間的關係，為什麼我們的教育體系很難培養出具有創業精神和領導力的人。
致極學院 | 來源
肖知興 | 作者
本文略有刪減
我從事中國企業家領導力教練的這十幾年，大量接觸各種類型的創始人，最讓我深思的一點是創始人接受的正式教育的水平與企業成就之間的關係。
我認為，比較好的可能性是不相關，更大的可能性是負相關。
中國企業的創始人，基本可以分三撥：第一撥是80年代，改革開放政策確立之後湧現的；第二撥是92年下海潮階段湧現的；第三撥是2000年前後，網際網路崛起之後湧現的。
第一撥民營企業，很多都是鄉鎮企業、街道企業，創始人來自體制的邊緣，很多甚至屬於社會邊緣人群，正式教育背景偏低，是很自然的事情。值得深思的是，第二撥和第三撥的創始人，正式教育背景和企業成就之間的關係也很不明顯。
Part 1
IT業的「名校詛咒症」
以最為智力密集型、對正式教育要求最高的IT和網際網路行業為例。美國排名前五名的公司，創始人的教育背景非常靚麗，創立微軟的蓋茨哈佛輟學，創立亞馬遜的貝索斯普林斯頓畢業，創立臉譜的扎克伯格哈佛輟學，創立谷歌的兩個創始人都是斯坦福畢業，創立特斯拉的馬斯克賓夕法尼亞大學畢業，都是一線名校。
中國排名前五名的公司創始人中，馬雲是杭州師範學院，馬化騰是深圳大學，都是典型「科以人名」（學校因為知名校友才被人所知）的例子。排名第三、四、五的劉強東、雷軍、丁磊的出身也都算不上是什麼頂尖名校。
為人豔羨的北大和清華，在網際網路行業收成非常可憐。北大清華背景，甚至幾乎成為了一種魔咒。新浪創始人王志東北大畢業，創業第三年被董事會驅逐；百度創始人李彥宏北大畢業，曾經的BAT之首，眼睜睜看著百度的市值成為了一個度量單位（例如，阿里市值大致相當於17個百度）。
清華畢業的張朝陽，1998年創立搜狐，生生地錯過了幾乎所有的網際網路技術浪潮帶來的商機，把自己活成了一場尷尬。如果不是清華小字輩王興靠美團絕地回擊，偌大的一個清華，在中國網際網路行業幾乎顆粒無收。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有人統計過，上萬名清華畢業生，在矽谷打工。
如果加上北大、復旦、南大、浙大等學校，這個數字可能是十萬。而且在美國的職場，這些中國畢業生普遍不是印度人的對手，微軟、谷歌、思科、IBM、Adobe等公司現在的一把手都是印度人。
所以，相當於中國辛辛苦苦培養出十萬高材生，最後都跑到矽谷去為印度人打工。
Part 2
高材生創始人成長難
我輔導中國民營企業創始人時發現，一些小學畢業生、中學畢業生背景的創始人，尤其是江浙一帶的創始人，善於學習，善於反思、善於用人，從善如流，長袖善舞。手下良將如潮，個個枕戈待旦，嗷嗷叫地上戰場，企業每年增長20%-30%，是一件自然而然、輕輕鬆鬆的事情。
反倒是一些名校畢業的創始人，非常難輔導。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他們長期自我感覺良好，逐漸長出一層非常厚的「殼」，極難建立那種能夠穿透這層殼的自我覺察能力。
這種老闆一見下屬，脾氣好點的是指示，脾氣差點的是訓斥，動不動就劈頭蓋臉一頓痛罵也是常見的事。結果自然是，創始人一天到晚、一年到頭忙死、累死，高管和員工——雖然偶爾被罵——卻可以手插褲袋、晃晃蕩蕩混日子過。
最終導致企業發展長期停滯，有能力、有志向的人避之唯恐不及，逐漸形成惡性循環，成為長不大的小蘿蔔頭企業、侏儒企業。
我在商學院教授EMBA課程時也發現，班上很多背景很好的高材生，容易患上所謂的「後EMBA綜合症」，主要症狀是瞧不起班上的土豪老闆，覺得他們不僅英文不行，連中文都說不清，只是利用學校可以特批錄用一些大專畢業生的名額，才勉強夠資格上商學院，居然都能做出幾十億、十幾億的企業，自己如果下海，做個百億級公司，豈不小菜一碟？一創業，才知道，自己完全不是那塊料。
業內人士告訴我，最遺憾的是很多國家級人才計劃背景的創始人。他們在正式教育體系中走到了專業技術的頂峰，也有一腔報國的熱情，卻往往因為在管理和領導力方面的缺陷，白白地浪費了很多大好機會。
「他們自我感覺實在太良好了，很難吸引人才和凝聚團隊。」一個在該類企業擔任過很多年總經理的朋友告訴我。
Part 3
應試教育如何摧毀創業精神？
為什麼會有上述我講的這些情況？我的判斷是，與中國的應試教育傳統有關。
一個成功的創始人，需要兩條船(ship)，一條船叫entrepreneurship（創業精神），一條船叫leadership（領導力）。
一個創始人有了這兩條船，基本就能夠打遍整個行業無敵手。可惜，中國的應試教育，基本是系統地削弱了孩子們的這兩種能力，拿走孩子們的這兩條船。
應試教育拿走孩子們的創業精神這艘船的方式是高壓同儕競爭、標準答案心態和脫離實際的教育內容。
首先是高壓同儕競爭。
永遠做不完的作業、永遠上不完的輔導班、永遠排不上隊的尖子班、超級學校……高壓之下是一張張面無血色、面無表情的孩子們的臉。更可怕的是所謂的「劇場效應」下的層層加碼，大家先是坐著看戲，然後坐著看戲變成了站著看戲，然後站著看戲又變成站在椅子上看戲……
這種囚徒困境式的多輸競爭的底子，是東亞社會的權力距離、等級秩序和狀元崇拜的集體無意識。
周邊是各類培訓機構的煽風點火、添油加醋販賣焦慮的嫻熟商業手段，核心是超級學校與教育主管部門各取所需的暗黑同盟，歷史負擔、商業化和權力尋租的合謀。
代價是孩子們探索世界、了解世界和改變世界的萬丈雄心。
「教育像一場慢性炎症，中小學時代服下的猛藥、抗生素、激素，到了大學時代，終於結下了漠然、無所謂、不思考、不主動的惡果。」作家黃燈在《我的二本學生》中沉痛地總結。
《高三》劇照
創業精神的第二個殺手是標準答案心態。
我在《中國人為什麼創新不起來》一書中總結，創新需要「不唯上，不唯眾，不唯書」的心態，需要一種打破窠臼、另闢蹊徑、特立獨行的思維和行為習慣。
應試教育對標準答案的強調，極大地破壞了孩子們「跳出盒子外思考」的能力。自然科學類科目可以有標準答案，社會科學類、人文學科類科目，怎能有標準答案？考試可能有標準答案，人生怎麼會有標準答案？
有報導稱，去美國留學的中國大學生，40%學的是金融類專業。生物學家施一公感慨，清華70-80%的高考狀元都進入了經管學院，連他最好的學生，畢業之後都想去金融公司工作，這些應試教育血海中衝出的佼佼者，也許是在尋求他們心目中的人生標準答案？
創業精神的第三個殺手是與現實脫節的教學內容。
民國教育家陶行知強調「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用相結合，教育要面向生存、生活與生命，以升學為目標的應試教育完全與之南轅北撤。
幼兒園教育的目標是升上最好的小學，小學教育的目標是升上最好的中學，中學教育目標是升上最好的大學，大學畢業後眼前一抹黑，像外星人被發射到地球上一樣，最基本的生存能力都沒有，談何創業？
教育體制的大一統進一步惡化了應試教育這個問題：與靈活的項目式教學相比，教科書式教學內容與現實脫節本來就嚴重；與自選教科書相比，指定教科書與現實的脫節就更嚴重。
很多不僅脫節，甚至是相反，以至於很多人說，畢業之後，要想在社會上立足，第一步是要把所接受的應試教育內容全部「嘔吐」出來。很多地方中學高考之後令人觸目驚心的「撕書」傳統，也許是這種「嘔吐」的方式之一？
撕書慶祝高考結束
我的老家江西有長期的應試和科舉傳統，「一等人忠臣孝子，兩件事讀書耕田」，明朝全盛時期，「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永樂二年（1404年），居然包攬當年全國進士考試的前七名。
江西是中國書院文化的發源地
然而成也科舉，敗也科舉。
先是西邊的湘軍靠實戰、靠戰功崛起，主導了晚清和民國政局，修築了一條繞過江西的京廣線，然後是東邊的浙江人靠實學、靠實業（現代工商業）逐漸主導了中國經濟的命脈，這一廂，一代一代江西的孩子們卻還在那裡耗儘自己的聰明才智刷題，繼續做著」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千秋大夢。
Part 4
應試教育如何摧毀領導力？
理論上，只要孩子足夠聰明，是可以通過提供各種考試所需要的標準答案，一方面以相對比較高的分數通過考試，獲得應試系統的認可；另一方面，儘量保護好自己的原生創業精神和創業能力。花開有時，等到可以綻放的時候，再把創業精神發揮出來就是。
但畢竟保護自己的創業精神、保護自己做白日夢的能力需要消耗一些認知資源，所以，從應試系統出來的比較成功的創始人，一般在應試系統內頂多是個中上水平，當然，這還需要考慮到，八、九十年代的應試系統不像現在這樣滴水不漏。
通過這個笨辦法，如果說創業精神這條船還能保留一個架子，龍骨、桅杆還在，領導力這條船幾乎就被應試教育摧毀得屍骨難尋了。
我的領導力理論很簡單，就「知己知彼，揚長避短」八個字。
就這簡簡單單八個字，蘊含著自我覺察、換位思考、建立關係等艱難挑戰，每一步都需要褪去三、四層的皮，才有可能做到，這個過程中，應試教育對於每一步都是巨大的障礙。
第一步是自我覺察，自我覺察的能力與心靈相關。
中式教育有大量道德教育的內容，卻幾乎沒有任何心靈教育的成分。絕大多數人從來不碰生死問題、靈魂問題，從來不問人生的意義、生命的價值，從來不思考自己的人生願景和人生使命。
為了培養孩子的自我覺察能力，西方很多國家都在小學階段就引入正念課程，通過覺察能力的培養，提高孩子的關注力、情緒調節能力、社交能力，使兒童在學習、健康和社會情緒方面獲得更好的發展，而在正念的發源地中國，這麼好的傳統文化的瑰寶，卻被棄如敝履。
在西方受歡迎的正念課程被中國教育界忽視
第二步是換位思考，換位思考的能力與文學相關。
理解他人思想和感情的最有效方式，是閱讀嚴肅文學名著，尤其是其中的大量心理描寫。所以，廣泛的閱讀、母語教育、文學教育的重要性，怎麼強調也不過分。毫不誇張地講，沒有閱讀，就沒有成長；沒有自由的閱讀，就沒有自由的成長。
應試教育的一個奇葩後果是，無論多好的作家，多好的名著，只要列入教科書，列入必讀書目，開始用中國語文考試的方法分析遣詞造句、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之類，這個作品和作家就會被孩子痛恨終生。
第三步是建立關係，建立關係的能力與實踐相關，需要大量目標導向下的密切人際互動。
西方靠項目式教學、體育運動和各類社會活動來提供了人際互動的機會，應試教育的孩子被作業、補課和輔導班包圍，首先是沒有時間參與這些密切的人際互動。
一個更大的問題是，應試教育系統地把孩子們全部變成了零和博弈的競爭對手，大家一個一個虎視眈眈，互相提防，互相之間很難建立領導力所需要的那種信任關係。
所以，今天中國的城市，越是高大上的小區，越是看不到我們小時候熟悉的一大群孩子在裡面大呼小叫滿場子瘋玩的場景了。
出國留學成為中上階層的選擇之後，在留學專業機構的策劃下，父母動用自己的社會資源給孩子安排各種看起來高大上的社會活動，到非洲去做公益之類，離真正的領導力更是不知有多遠。
中國教育系統出來的高材生到了矽谷，往往特別瞧不起印度裔經理人，說哪有什麼領導力，他們能夠往上爬，靠的不過是吹牛拍馬、拉幫結派而已。
我問管理過很多印度裔經理人的業內高層人士，他們告訴我，印度裔經理人，尤其是那些從千軍萬馬中突圍出來、移民到矽谷的高科技行業印度裔經理人，他們換位思考的能力，強大到你難以想像的地步。當期績效、未來發展，人際平衡，方方面面，全部提前為你周全地考慮，作為一個高層，你有這種下屬，實在是太舒服了，不重用他才怪。
微軟印度裔CEO納德拉帶領微軟公司重回巔峰，市值超過萬億美金，他自述他帶領微軟公司重新煥發生機的基點是同理心，也就是換位思考的能力。越是硬科技企業，這種帶有人際溫度的工作方式和領導方式，效果往往越好。
而我們中國的高材生們，居然認為這種能力是拍馬！
印度裔經理人的換位思考能力在管理下屬方面，就是他們組織團隊，發揮大家長處，共同完成一個項目的能力。他們自己技術上雖然未必是大牛，卻聽得懂大牛的話，能讓大牛們服氣，死心塌地或者至少心平氣和地把手上的活兒幹好。
項目完成，作為項目負責人，印度裔經理人在項目匯報會上侃侃而談，一個一個不無溢美的形容詞，把下屬個個表揚得心花怒放，Tom負責模塊1，做得很好；Peter負責模塊2，完美完成任務；John負責模塊3，簡直無懈可擊……所有人都很開心。
而我們中國的高材生們，居然認為這種能力就是吹牛！
不可否認，領導力之外，相比中國高材生工程師，印度裔經理人還有在語言優勢、種族優勢、文化優勢、普通法思維優勢和地緣政治優勢，這裡我不展開講，我想讓大家注意的是，為什麼我們的高材生們會對領導力有這麼深的誤解？
Indian Affairs Leadership Awards
甲午戰敗，清廷派五大臣出國尋求救國良方。傳伊藤博文傷於李鴻章的際遇，向他們感慨大清不是沒有人才，而是「舉國人才，一遇專制，俱為奴才」，這句話也許是理解上述這種奇異的現象的一把鑰匙。
從小長到大，一方面，鐵板一塊的體制（the establishment）幾乎控制了所有的資源和機會；另外一方面，規則下有「潛規則」，潛規則下還有「潛潛規則」。大家都是聰明人，都知道這個系統是怎麼運作的。選擇投靠、投機，還是選擇獨善其身？「道不行，乘桴浮於海」。過去二、三十年，從體制出來、出國的人，哪一類人多，自不待言。
出國留學，畢業後參加工作，高材生們面對一種新的體制，一種他們不太熟悉的體制，加上語言、文化、種族上的疏離感，中國的高材生很容易陷入一種糾結、擰巴、時空錯置（anachronic）的反對派、「清流派」情結，與印度裔經理人相比，很難找到那種平和、理性、職業化的工作態度的平衡點。
事業不順心，很多人身在曹營心在漢，回過頭來靠認同集體主義和民族主義來找存在感，成為他們當年下決心選擇告別的對象的最大擁躉（至少是嘴皮子上的擁躉）。
這裡面的辛酸苦辣、陰差陽錯，實在是讓人感慨萬千。
企業家是一個國家最寶貴的財富，如果我們的教育能夠保護孩子的創業精神和領導力，他們能走到他們前輩沒有能夠走到的地方，他們一代又一代的前輩，在沒有什麼新意的老路上，已經逡巡了太久，太久。
藍象資本｜資本共建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