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造成大明帝國面臨「北虜南倭」問題的，不在外部，而在帝國政策自身：東南沿海禁海，將海商造成海盜、倭寇，北方長城的修築及其和戰不定，將賴通商而活的北部邊民驅入敵陣，成為反叛者；將可敵可友的蒙古諸部落逼成「北虜」，使其走上政治整合之路，邊境由此處在永久的戰爭狀態。
思想史家葛兆光在《從「西域」到「東海」》一文中，曾引述過一個故事，說17世紀初，葡萄牙傳教士鄂本篤（1562-1607）曾試圖打通中亞到北京的陸路，儘管他最後抵達目的地，但其旅途留下的記錄卻令人氣短。他說「愈前行，危險與疲勞漸增」，一路上，他不得不「始終與盜賊、水災、山嶺、風雪相爭鬥」，缺少食物和水源的戈壁也令他吃盡了苦頭。
葛兆光從這則小事引出自己的結論性陳述：
道路暢通交流便繁榮，渠道壅塞來往就困難，鄭和七下西洋象徵著東海海路的逐漸興盛，而鄂本篤的經歷則象徵著西部交流的逐漸淡出。因此，西域作為亞洲歷史、文化和宗教交融中心的歷史，在蒙元時代以後差不多即告一段落。其實，自從唐宋兩代中國西北絲綢之路相繼被吐蕃、契丹、西夏、女真、蒙古遮斷，而「背海立國」的宋代逐漸把中心移向東南之後，儘管有蒙元時代橫跨歐亞，但毋庸置疑的是，或寬闊或狹窄或交錯或寧靜的「東海」，似乎逐漸取代「西域」，成為元明以後中國更重要的交流空間，同時也因為政治、經濟與文化上的種種原因，日本、朝鮮、琉球、越南以及中國等等，在這個空間上演了彼此交錯與互相分離的複雜歷史，這使得「東海」成為一個相當有意義的歷史世界。
這段話似乎在揭示某種全球史的大趨勢：隨著中亞區域政局的動蕩，中國歷史上聯繫歐洲的重要通道「西域」之歷史地位已經下降，天下大勢發生了根本性的陸海轉圜，這一「風水輪轉」從唐宋時代就已經啟動，元亡以後的大明時代，世界歷史已然轉移至海洋時代。
威尼斯製圖師弗拉·毛羅繪製的弗拉·毛羅地圖（1459年）。這幅地圖是第一批繪有歐洲、非洲與亞洲的地圖。
確實，從全球史角度看，隨著大航海時代的到來，中亞地區的戰略地位已經衰落，全球物流及信息流也轉移至東海，這一區域構成了此後全球化浪潮中的核心區。然而，問題是，大明帝國的決策者們似乎完全無視這一時勢轉圜，不僅「歷史性地」「倒退」至「背海立國」的老路，從而錯失機會，而且幾乎將全部力量集中於北部經略，這究竟是大明帝國官僚們的短視，還是別有原因在？
從朱元璋建國至大清垂亡的近500年，中華帝國的戰略重心幾乎都在北部，這是否僅一個「認知錯誤」就解釋清楚？
《明史·兵志·邊防》載：
元人北歸，屢謀興復。永樂遷都北平，三面近塞。正統以後，敵患日多。故終明之世，邊防甚重。東起鴨綠，西抵嘉峪，綿亙萬裡，分地守御。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繼設寧夏、甘肅、薊州三鎮，而太原總兵治偏頭、三邊制府駐固原，亦稱二鎮，是為九邊。
洪武九年，剛底定東南不久的朱元璋就下命湯和等赴北守邊，其敕令中有：「自古重於邊防，邊境安則中國無事。然虜人聚散無常，若邊防不嚴，即入為寇，待其入寇而後逐之，則塞上之民，必受其害。朕嘗敕邊將，嚴為守備，復恐久而懈惰，特命卿等率眾以往，眾至邊上，常存戒心，雖不見敵，常若臨敵，則不至有失矣。」
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給時為燕王的朱棣下達敕文，也說：
今雖海內無事，然天象示戒，夷狄之患豈可不防？朕之諸子，汝獨才智，克堪其任。……攘外安內，非汝而誰！已命楊文總北平都司，行都司等軍。郭英總遼東都司並遼府護衛，悉聽爾節制。爾其總率諸王，相機度勢，用防邊患，乂安黎民，以答上天之心，以副朕託付之意（《明太祖實錄》三十一年五月乙亥二十九日）。
在給其他部將的命令中，朱元璋還具體部署了北部防守兵力：「步兵須十五萬，布陣而待。令武定侯、劉都督、宋都督翼於左，莊德、張文杰、都指揮陳用翼於右。爾於代、遼、寧、谷五王居其中，彼此相護，首尾相救，使彼胡虜莫知端倪，則無不勝矣。」（《明太祖實錄》三十一年四月乙酉九日，儘管這些文獻曾被認為是成祖朱棣奪位後偽造，但依據南炳文先生的考證，認為屬實。）
朱元璋畫像
這些史料說明朱元璋對於北邊防務的重視，這一點在朱元璋治下可謂始終一貫。其戰略也為此後的成祖朱棣所繼承，他在繼統之後舉全國之力修築長城、規劃九邊防衛體系，並一再發動徵剿元蒙遺族的戰爭，史籍說他「五出沙漠、三犁虜」，歷史上的帝皇無出其右者，可見其對北部戰略的重視。
日本學者指出，明初皇帝們苦心積慮的就是如何控制北鄰的勁敵元朝的殘餘勢力，太祖、太宗（成祖）的方略是：從東、西、南三面進行包圍、壓制，發動連續性的戰役。如洪武三年、洪武五年、洪武二十年和二十一年、洪武二十三年之後的五次戰役、洪武二十四年的戰爭；永樂七年、八年、永樂十二年、永樂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三年等一系列大規模戰役。戰爭所動用的兵力，洪武五年是十五萬，二十年是二十萬，二十一年是十五萬；成祖永樂七年是十餘萬，八年和十二年成祖親徵時的兵力達五十餘萬，此後因國力不繼，兵力減少，但每戰軍力動員也在幾十萬。
但這些密集的戰爭打擊並未解決蒙古問題，一定程度上還加深了邊患危機，使得終明之世，大明帝國都被牽制在北部邊防，原因何在？
谷應泰在《明史紀事本末》一書中曾對朱元璋的戰略有過指責，說徐達在攻佔元大都（北京）之後，並未一鼓作氣，將元勢力剿滅，而是按照朱元璋「不煩窮兵」的訓令（朱元璋要徐達在蒙元力量「出塞之後，固守封疆，防其侵可也」），屯兵塞上，結果，「元亡而實始未亡」，不僅仍舊有百萬「引弓之士」、土地數千裡，且「駝馬牛羊，尚全而有也」，這樣，就造成了明史上史不絕書的「北虜寇邊」。
谷應泰的春秋筆法看來嚴正，但卻並非平情之論，從「以武力有天下」的朱元璋而言，其意圖何嘗不想一舉而徵服蒙元遺族，但常年徵戰早已弄得東南一帶民不聊生，何況元末以來北部荒涼至於數百裡無人煙，全靠江南支持。其時其勢，朱元璋想要「一舉殲滅」蒙元殘餘勢力，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了，就算有「宜將剩勇追窮寇」的豪氣，也無實現其南徵北戰的財力與意志。所以，終明之世，帝國北部的威脅一直沒有解除，因而有所謂「重兵之鎮，惟在北邊」一說。
事實上，這種國力強弱決定性地影響著大明帝國的對外戰略，其與蒙元諸部落之間的戰和不定局勢，多少與此有關。僅以俺答封貢而言，嘉靖八年（1529年）俺答「寇邊」，此後於九年、十年、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三年、二十四年等多次犯榆林、大同、宣府、陝西等地，二十一年（1541年）且由大同經太原南下，自六月至七月，大掠十餘衛所，三十八州縣，「殺男女二十餘萬，牛馬羊豕二百萬」，「焚公私廬舍八萬區」，帝國士兵竟然無法阻擋，使其如入無人之境。
但俺答的戰略意圖並非徵服，而是求通貢互市，因此，多次提出啟動雙邊貿易的要求，直至二十六年（1547），總督宣（府）、大（同）侍郎翁萬達上書轉達，說「俺答請求入貢，乞參酌其可否」，但這次請求被巡按御史黃汝桂以「貢亦寇，不貢亦寇，外寇之故習」加以否決。二十七年（1548）、二十八年、二十九年，俺答接連犯邊，其中二十九年且兵鋒由古北口長驅直入，抵通州、密雲、昌平等處，主力直指京師。俺答部鋒逼近京師，令朝野震動，但他畢竟無意徵服，故於這種警告性的擄掠過後仍舊請求入貢，三十年（1551年）春三月，朝廷才最終將通貢之事交付廷議。
《明史紀事本末》載：初，俺答投書宣、大總督蘇佑，請求通市，而鹹寧侯力倡北伐，皇上畏怯，只好秘密派遣使臣聯繫俺答之子，暗示由他們提出互市請求。蘇佑傳報朝廷後，帝命群臣集議，但因鹹寧侯力主徵戰，群臣不敢反對，嘉靖也只能表面聽從，而暗中派兵部侍郎前往大同總理互市。不過此舉卻遭到兵部員外楊繼盛的反對，他上疏抗議，提出「十不可」「五謬論」的強大理由，說互市即和親，「忘天下之大仇，其不可一」；北伐之詔已下，天下日輸兵糧以助京師，此時和議則「失天下之大信」，二不可；「以堂堂天朝而下與邊臣互市，冠履倒置，損國家之重威，其不可者三」云云，此外還有俺答狡黠，不可輕信等等說辭，以及對五種「謬論」的批駁。「疏奏，帝連閱，頗然之」——本來傾向通市的君主也被說動，但他還是將楊繼盛的奏章下發內閣及禮、兵部討論，召會大臣集議，嚴嵩等「唯唯莫敢以為是」——儘管不敢苟同，但也不敢反對，而鹹寧侯則改變態度，怒曰：「豎子目不識兵，宜其易之」，結果是「帝意中變」——君主之意志又動搖了。他將楊繼盛下獄拷問，並貶官懲治之。
《榖山筆麈》還有一則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有趣史料，抄錄如下：
萬曆辛卯，西虜火羅赤據有捏工、莽喇二川，侵擾河、湟，西邊震動。朝廷遣安肅鄭公洛率兵經略，而以涇原魏公學曾總督三邊軍務。鄭公主和，魏公主戰，廟堂主鄭（和），臺諫主魏（戰），乃下九卿集議，予從諸公入，諸公皆有成畫，不過借廷議為名以塞臺諫之口，而予不知也。
作者于慎行（隆慶進士，1545-1608），時為禮部尚書，他的發言是：
虜若入犯，無縱敵不擊之理，虜若不入，無出塞追捕之理。況此等小夷，鞭笞可使也，如許其納款，請無曰「和」，以「撫」字代之；如許用兵追剿，請無曰「戰」，以「剿」字代之。王者之師，有徵無戰，「戰」字且不可輕下，況招納犬羊就我豢哺，安得以「和」字為言。
于慎行自以為此論嚴謹方正，不偏袒一方，故具有「殺傷力」。他在筆記中說，此後朝廷的政策，多少採納了他的這種「義正辭嚴」的主張。
明朝後期的明蒙局勢
這就將和戰之生死抉擇問題轉換成一種「名正言順」之類的言詞修飾，但這樣的「以文字為戰略」的名教行為，卻多少主導著帝國最高層的決策思想。
廷議於是變成了純粹的虛應故事，而最後的拍板權當然在乾綱獨斷的君上，好在打怕了的皇上最後做出了和議的裁決，也即接受其互市請求，儘管歷代皇帝都在這樣的搖擺不定之中。直到1571年歷史上所謂的「隆慶議和」之時，大明才最終確定了基本國策，實施雙邊互市，在遼東西部的寧遠開通了「木市」，加上1478年開通的廣寧、開原和撫順的三處「馬市」，以及此後的1576年遼東東部開放的寬甸、璦陽和清河的互市，這些多是與建州女真的互市，但其背景卻是國力的衰弱，因此，政策仍舊處在搖擺之中（此後取代大明政權的女真部落，也因為貿易爭端而發生爭戰，可以說，終明之世，和戰問題並未最終解決）。
對於明王朝而言，「北虜是心腹之患，而南倭畢竟對新王朝沒有致命之虞。權衡輕重，這決定了明王朝關注的焦點放在內陸」（萬明：《中國融入世界的步履》）。大約，這樣的認知算是史家的持平之論了。
然而，解決這種「心腹之患」的強烈焦慮，幾乎將大明帝國的全副精力鎖定在北部，並由此拖垮了這個巨大的帝國。
《典故紀聞》載：隆慶時，穆宗問戶部的情況，戶部尚書劉體乾回答說：「國家邊制祖宗朝止遼東、大同、宣府、延綏四鎮，繼以寧夏、甘肅、薊州為七，又繼以固原、山西為九，今密雲、昌平、永平、易州俱列戍矣。其防守士馬各鎮原自有主兵，一鎮之兵足以守一鎮之地，後主兵不可守，增至募兵，募兵不己，增以客兵，調集多於往時，而坐食者愈眾矣。」
劉體乾的警告是：「府庫空而國計日拙，田野耗而民力不支，今日缺乏司之故，供邊之費固其大者。」也就是說，現在國庫空虛，民力凋敝，根本原因在於帝國的財力全耗在這種邊防之上。
《典故紀聞》還記載了同一時期薊遼總督譚綸的上疏：「國家眾建衛所，棋列中外，除錦衣等衛、其在外衛所，通計領軍三百一十三萬八千三百名，而武官之數不與焉。」
譚綸公布的帝國建制軍隊人數為3138300，且強調錦衣衛、武官以及「在外衛所」的軍士還未納入統計，也就是說，大明帝國的建制軍力已經遠遠突破三百萬之眾（明初朱元璋設置都司衛所時總額約190萬人）。
僅以長城沿線的軍力計算，其十三邊鎮駐軍，嘉靖十年（1531）為37.1萬人，嘉靖十八年（1539）增至61.9萬人，萬曆十年（1582）增至68.6萬人。故帝國總兵額的增長乃題中之義，而這支世界上最龐大的帝國部隊造成了帝國政府財政的巨大負擔。據軍事史家們的分析，明軍開支從嘉靖十年的三百三十六萬餘兩白銀，增至萬曆十年的八百二十七萬餘兩，而後者是萬曆六年太倉銀庫年收入的2.25倍（共三百六十七萬兩）。
依據歷史學家黃仁宇的說法，就當時明帝國的國家實力言，其軍事人員最高員額的承受力在一百五十萬左右，但隆慶時其正規軍力就已經突破三百萬之數。僅憑這一項，大明帝國的財政就被壓垮，大明帝國的國運其實也已經在這種常備軍的膨脹之上註定了其命運，也難怪其最後的結果是：「衛所之兵疲於番上，京師之旅困於佔役，馴至末造，尺籍久虛，行伍衰耗，流盜蜂起，海內土崩。」
這種將攻防重心置於北部的戰略，並沒有解決帝國的安全問題，反而強化其隱憂，造成帝國的「心腹之患」。帝國並沒有因其連續打擊而徵服蒙元舊部，反而一再失財失地，其邊疆儘管花費巨資修建長城，但卻一步一步向內撤退。從最初的四鎮到此後的九鎮、十三鎮，表面看是控制區域的擴張，事實上，卻是帝國防禦線的內縮。松亭關（山海關）撤至喜峰口，原來在長城內圈的大同貓兒莊被棄至塞外，遼河套地的放棄，及黃河套地（鄂爾多斯）的丟失等（弘治末年火篩入據，此後即成為「北虜」的根據地，至萬曆中葉才收回），甚至離北京不到五十公裡的昌平都已經成為長城邊防中的一處要地，可見大明帝國的攻守之失策。
何以越是重視北部邊防，卻一再丟失北部邊地？原因除連年徵戰導致的國力衰弱外（這也是一般史家所關注的），歷史學家可能很少關注這種徵戰與互市的交錯實施（從大明帝國角度看可以說是攻守兩難）造成的多樣性歷史後果，其中之一是：原本分散且互不依屬的遊牧部落，在這種帝國的打擊及其互市政策的引導下，不得不集結部族，以「準國家」的模式應對大明的「帝國」模式——長城防線的封鎖及帝國限定的雙邊互市，將分散的個人間的貿易「逼向」組織化貿易——從而促使遊牧部落走上政治整合之道，並構成對大明帝國越來越嚴重的壓力；
其次，經過蒙元以來的大一統，邊地民族在經濟上已然融為一體，而明初的這種嚴限華夷之界（《明史·兵志》說成祖「於邊備甚謹，自宣府迤西迆山西緣邊，皆峻垣深邃，烽堠相接。隘口通車騎者百戶守之，通樵牧者甲士十人守之。」）不僅限制了遊牧部落獲取資源，從而逼使其採取掠擄的方式，也使內地百姓大規模脫離本土，加入敵對陣營，「歸化」為「胡人」，甚至一些守軍也相繼叛逃，加入北軍，成為他們的斥候或先鋒。《明史紀事本末》記載，嘉靖三年（1524）大同五堡軍叛（五堡軍共轄五百堡、軍徒二千五百家），嘉靖十九年（1540）俺答入侵大同時，「諸叛卒多亡出塞，北走俺答諸部，俺答擇其黠桀者，多予牛羊帳幕，令入為僧道丐人偵諸邊，或入京師，凡中國虛實，盡走告俺答。」
《五雜俎》還有一則重要史料可以說明這種「漢人胡化」的趨勢是如何形成的：
臨邊幸民，往往逃入虜地，蓋其飲食語言既已相通，而中國賦役之繁，文網之密，不及虜中簡便也。虜法雖有君臣上下，然勞逸起居，甘苦與共，每遇徙落移帳，則胡王及其妻妾子女皆親力作，故其人亦自合心勇往，敢死不顧。幹戈之暇，任其逐水草畜牧自便耳，真有上古結繩之意。一入中國，裡胥執策而侵漁之矣。王荊公所謂「漢恩自淺胡恩深」者，此類是也。
造成大明帝國面臨「北虜南倭」問題的，不在外部，而在帝國政策自身：東南沿海禁海，將海商造成海盜、倭寇，北方長城的修築及其和戰不定，將賴通商而活的北部邊民驅入敵陣，成為反叛者；將可敵可友的蒙古諸部落逼成「北虜」，使其走上政治整合之路，邊境由此處在永久的戰爭狀態。日本史家說，大明帝國「與日本與蒙古的朝貢貿易都斷絕了，這使得日本人與華人走私者，蒙古人與逃亡的漢人一體化，更進一步激發了『北虜南倭』。」
大明帝國的「敵國外患」，確實是無藥可救的「心腹之患」。
（本文為鄧文初副教授談「中華帝國的對外戰略」系列專欄文章，文章版權歸屬本帳號。標題為編者所加，圖片源於網絡與相關圖書。合作、轉載請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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