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生活在現代，而現代所有的問題都可以追溯到「近代」，某種程度上來說，近代是當代的構建，探尋近代化的演變也就意味著探尋現代何以成為現代。不同的國家也有著不同的近代化路徑，在2019年6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的這本《日本的「近代」是什麼——問題史的考察》中，三谷太一郎教授帶來了他的日本近代化問題研究成果。他以英國經濟學家白芝浩的理論為基礎探究日本為何在東亞地區最早創造出「基於討論的政治」，構築自己的「資本主義」，建立殖民帝國，以及對日本來說天皇制是什麼，可以說這是以歐洲方法解決日本問題的一次嘗試。
本書作者三谷太一郎，1960年畢業於東京大學法學部，現為東京大學名譽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日本政治外交史，代表作有《近代日本的戰爭與政治》、《日本政黨政治的形成》。曾獲得第九屆吉野作造獎。作者對於日本的政治史研究有著獨特的看法，在本書當中展現的尤為明顯。翻譯者曹永潔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院，可以說是日本方面的研究學者，在翻譯的過程中既能夠把握作者的主要思想，同時語句通順流暢。
全書主要分為四個章節，三谷太一郎參照白芝浩的「近代」概念，以「基於討論的統治」為中心，以「貿易」和「殖民」為系列概念，探討日本的政治、經濟近代化以及殖民、天皇問題。第一部分內容說明日本政黨政治的形成，早在幕藩體制下就有權力制衡的傳統，在幕末危機，《明治憲法》頒布之後形成了完整的政黨體系。第二部分說明日本為何會形成資本主義，日本最先走向自立的資本主義道路，政府主導「殖產興業」政策，確立租稅制度，培養勞動力，確保對外和平。在日俄戰爭之後向國際資本主義轉變，最後變為國家資本主義。可以說日本的資本主義是一個由內部向外部擴張發展的一個過程。第三部分敘述了日本為何以及如何成為殖民帝國的，三谷太一郎強調了三國還遼對於日本的刺激，以及日本有志於加入歐洲列強行列的動機，殖民體系從租借地統治體制到地區主義。最後一部分內容概述了天皇制的意義和作用。作者把天皇比附於基督教的耶穌，起到一個精神領導的作用，但這又產生了天皇到底屬於人還是神的問題。、
副標題「問題史的考察」恰如其分點明了作者的歷史敘述方式，比如：作者在第一章內容中展開討論為什麼日本形成了政黨政治。首先提出問題20世紀60年代為何日本政黨制度會崩壞？如果往前追溯又產生了新的問題，日本的政黨制度是如何成立的？再往前追溯又會產生新的問題，日本為什麼能夠導入立憲主義？繼續深入追溯，又產生了日本立憲主義是什麼的問題。三谷太一郎用類似於這樣追本溯源的「問題史」敘述方式，立足於當下遇見的困境，不斷追問，如剝繭抽絲一般直至觸及問題發生的本源。這樣的研究方式最突出的特點在於根據不同事件對現在產生的影響來衡量過去發生事件的意義和價值，從而理出一條清晰的脈絡，貫穿近代與現代。將現實性問題作為組題加以理解，在必要的範圍內回顧過去，這種實用主義方法從很久以前就存在於小野武夫為代表的各類專業領域研究中。
20世紀後半期，日本經濟飛速增長，在現代化方面可以說取得了顯著的成效，甚至可以說是「亞洲典範」，進而催生了學術界關於近代化的熱切討論，三谷太一郎教授正是處於那個時代的浪潮之中。他進步一詮釋了白芝浩的近代化理論，近代歷史的意義是把人類從這種習慣性統治下解放出來，即一種「基於討論統治」的確立。選擇「貿易」和「殖民」作為另兩條支線是因為，貿易把明顯具不同習慣的人們置於密切相關的近鄰關係之中，這些人們改變了他們原有的習慣和信念。而殖民時，殖民者們不得不對這些文化要素進行選擇。白志浩緊緊抓住貿易和殖民作為習慣性統治的變革要因，他把這些作為基於討論的統治，也就是近代化的促進要因來關注。
白芝浩應用達爾文在自然學領域創造的進化論，來解釋政治的進化，也就是近代化。在三谷太一郎看來，白芝浩的理論在日本也有相似的論調，根據丸山真男的研究，正是福澤諭吉將構成日本近代特徵的核心學科領域視為「數學的物理學」，並將之置於舊制度下的正統學科「倫理學」對立面。這也是本書最突出的一個特點，三谷太一郎放棄了傳統的從儒學中尋找近代化的精神動力，也沒有採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方式，吸取實證主義方法，以一種兼容模式探討日本的近代化問題。
作者在書中反覆強調的一個觀點就是：日本的近代化是以先進國家——歐洲列強為模板完成的。日本歐洲化的先導者們把作為歷史的歐洲看作是可引入各種功能性體系的綜合，通過引入其制度，技術機械及其他商品，把19世紀後半葉歐洲的先進國家所具有的各項功能導入日本，通過他們在日本的運作實現日本的歐洲化。
三谷太一郎認為這是因為日本帶有一種功能主義的思考方式。他試圖為日本的「近代」尋找一個總括性的系統闡釋，日本是循著歐洲模式完成近代化的，議會制度仿照歐洲，發展資本主義和建立殖民帝國沒有像英國那樣構建全球貿易網，而是根據本國的情況和戰爭形勢展開的。為了使日本實現近代化、形成並維持歐洲的功能體，需要有一種統合各種功能的事物，這就是宗教。但是佛教、儒教不具備這方面因素，只有把天皇神格化來承擔這部分內容。
所謂的「作為方法的歐洲」即是把歐洲日本作為現代化模板來參照，三谷太一郎具體到選擇英國白芝浩的「政治、貿易、殖民」體系理論，並且作者在書中將日本的議會制度和美國相比較，天皇制度與德國的皇帝相比較。如果說三谷太一郎眼中的日本近代化即是把歐洲各項制度的運作導入日本，那麼功能主義思考方式就是把個人放入各項制度當中，將其完善，只有這樣才能凸顯個人的最大價值。
日本中國史研究專家溝口雄三曾在《作為方法的中國》中提到：真正自由的中國學的目的不應該被消解於中國或自己的內部，而應該超越中國，這即是以中國為方法的中國學。以中國為方法的世界，就是把中國作為構成要素之一，把歐洲也作為構成要素之一的多元的世界。126—131三谷太一郎同樣把歐洲作為研究日本近代化問題的一個視角，但是他並沒有超越歐洲，也沒有很好的整合日本與世界的關係。
三谷太一郎教授不同於傳統的史學家，而是另闢蹊徑，致力於探究政治主導的近代化與歐洲化，這固然有其創新的一面，但也有不可克服的缺陷。任何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都要解決「東」與「西」、「內」與「外」的問題 。「東」與「西」代表著東方倫理傳統與西方科學思想的碰撞，「內」與「外」意味著內部動力的轉化與外部衝突的調和。三谷太一郎偏重西方式的、外部式的研究，以白芝浩的理論為基礎，分別敘述日本政黨政治、資本主義、殖民帝國的形成，以及天皇制的意義。事實上影響歷史變化的因素多種多樣，這樣就無法看見多種因素交織在一起，在特定的時間與背景之下，對日本近代化道路的影響。
這種變化不是單純使日本文化西方化,也不是單純將西方文化的特質日本化，而是將兩種文化結構自我分解、化合,然後重新整合,建立一個新的文化實體。日本學者千葉宣一將這一文化實體稱為「日本近代文化的第二傳統」。他說：「從宏觀來看,日本現代化的史的結構,是以從外從上而來的西歐文明的衝擊,與從內從下保持傳統文化的調和形式展開的。」首先「在日本文化思想的現代化的變動過程中,洋學是有其歷史任務和意義的,應該將其放在客觀的位置上」。他並且概括「其受容方式是:順應——並存——排斥——結合等相位差。
日本通過學習歐洲的先進經驗，並將其功能體系引入日本，進而實現現代化。這說明西方的近代化進程當中，有全世界可以普遍共享的經驗。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也隱含著西方中心論的觀點，西方是先進文明的象徵，而以倫理學為主的東方則是落後的代名詞。西方開創了近代化的道路，成為近代化的楷模，如此說來，照西方學習邁入近代的日本，豈不是歐洲的另一個翻版？那麼日本與歐洲有何本質上的不同？日本何以成為日本？三谷太一郎的日本近代化進程研究過於關注歐洲的經驗，卻割裂了與過去的聯繫。他無法從傳統層面，續接歷史與近代化。其實可以從思想層面為日本的近代化尋找歷史依據，它主要是來自儒家學說的「異端」——祖徠學的「政治人為製作說」。而這種否定傳統君權神授觀念的學說被有些學者認為並非傳統儒學，而是新興的「法家」學說。
歷史的斷裂處自有其特殊性，歷史的連續處則可能會發現普遍的規律性，如何續接斷裂和傳統，則成為歷史學者的另一個任務。三谷太一郎教授藉助白芝浩的理論統合了日本近代化幾個關鍵節點，議會制、資本主義以及殖民問題，甚至觸及到以往未包含在內的天皇制問題。但繼續使用西方的理論卻無法解釋日本的「傳統」與「近代」接續問題，這在某種程度又留下一個思考的空間，沒有一本萬利的理論，也沒有被孤立的「近代」，還應該從本國的實際出發去思考近代化問題。
參考資料
韓東育：《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葉渭渠：《「衝突·並存融合」的文化模式——再論日本的傳統與現代化》，《日本問題》1990年第2期，第6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