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當今萬花筒式的社會文化形態, 凸顯了不少國家和地區混雜的「種族與族性」, 催生了跨文化詩學。「跨文化詩學」作為傘狀概念, 不僅給我們提供了跨語境的理論視野, 而且它還可以把原來分屬不同領域, 甚至互不相干的一些理論圖式統轄麾下, 包括奇卡娜詩學的「新美斯蒂莎」圖式、傳播學的「周邊傳播」圖式、居間哲思的「林菩獄」圖式和少數族文學圖式, 以及鑲嵌型的「唐人街」和「那」文化圖式等。跨文化詩學聚焦於文化、族群和身份的混雜性, 關注邊界、荒界與跨界問題, 開啟了特殊的學術空間, 豐富了後殖民批評、女性主義和帝國研究的思想視野, 尤其對族群混雜、身份跨界的文學研究和文化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
關鍵詞：跨文化詩學；族群混雜；跨界研究
作者簡介：麥永雄, 廣西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基金：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改革開放40年文學批澤學術史研究」(項目號18ZDA276)；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東方美學的當代化與國際化會通研究」(項目號18XWW003)；廣西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研究中心資助重大項目培育基金「跨語境理論與文字闡釋」(項目號ZD201608) 的階段性成果。
學術研究在前沿領域和尖端領域的突破, 需要不同學科知識的融合。20世紀以來, 不同學科和領域之間的交叉滲透日益增多, 學科互涉和邊界跨越逐漸成為一種明確的時代特徵。眾多強有力的新概念、新範式的交疊互滲具有搭橋與重構的功能, 既有可能性又有局限性。美國學者克萊恩在《跨越邊界:知識、學科、學科互涉》一書中指出:邊界跨越已經成為知識生產過程的一部分。「學科互涉呼籲降低學科圍牆, 打開不同學科領域的大門, 消除心靈的壁壘。」人們以新興趣挑戰邊界、重構邊界。「當一個新的焦點領域形成之後, 它也逃避不了邊界問題」。學科互涉的滑動軌跡是「交叉的、疊加的、交錯的、交織的聯繫、聯合和聯盟」。「文化研究」是大量學術、社會和政治興趣的傘狀標籤 (umbrella label) , 文學理論是最富成效的互動區之一, 文學研究邊界「可跨越、可混合、可強化、可摧毀, 也可被修正、被重新思考、被重新設計、被取而代之。1「跨文化詩學」就是這樣一個學科互涉融合的跨語境開放空間, 富於思想的增殖性。
在當今全球化進程和文化圈互滲空前加速的語境中, 不少國家和地區存在的「種族與族性」混雜的社會文化形態, 催生了跨文化詩學。所謂的跨文化詩學 (cross-cultural poetics) , 是我們採借於加勒比文化理論家愛德華·格裡桑的關鍵概念。這是一種以「種族與族性研究」為核心的理論範式, 聚焦於異質文化與族群的「混雜性」 (métissage) 問題。2本文把格裡桑的這種局域性的理論話語拓展為一種傘狀概念, 賦予其當代跨語境學術意識, 涵括出幾種主要理論圖式, 以側重探討文藝美學意義上具有多元混雜屬性的族群、身份、文學與文化跨界研究問題。
一、跨文化詩學:種族與族性研究的前沿發展
追溯「跨文化詩學」原初的理論關注, 可以看到加勒比文化理論家愛德華·格裡桑的研究旨趣是「克裡奧耳化」 (creolization) 和加勒比性 (antillanité) 問題。「克裡奧耳」指出身於美洲的歐洲人及其後裔, 也指這些人與黑人的混血兒。加勒比人則混雜了非洲人、法國人、英國人、西班牙人、土著和南亞族群, 加勒比文化將分離的諸族群歷史相互合併, 形成了動態的混雜性, 遠非傳統歐洲靜態的身份模式所能描述與界說。因此, 克裡奧耳 (克裡奧耳化) 是加勒比語言與文學的標識。據此, 愛德華·格裡桑認為加勒比性與混雜性代表了一種「關係詩學」 (poétique de la relation) , 它可以用英文表述為「跨文化詩學」 (cross-cultural poetics) 。2類似的是, 美國著名文藝理論史家雷奇主編的《諾頓理論與批評選集》 (2010) 設置的「種族與族性研究」 (race and ethnicity studies) 欄目, 精選了杜波依斯、赫斯頓、休斯、艾倫、安沙杜娃、克裡斯蒂安、小蓋茨、芭芭拉·史密斯、貝爾·胡克斯、麗莎·洛維、保羅·吉爾羅伊等代表人物。3這些文藝理論名家大多具有混雜 (混血) 或有色族群的文化身份, 他們重視邊緣文化、有色人種、特殊族群的審美體驗和文學表達, 理論關注迥異於歐美白人視野。
美國墨西哥裔女作家安沙杜娃以「邊界」話語開啟「新美斯蒂莎」空間, 從政治與藝術上推進和引導了種族混雜性研究的前沿發展, 尤其是拉丁娜/拉丁諾與奇卡娜/奇卡諾研究。亞裔美國文化研究傑出人物麗莎·洛維注意到1980年代以來, 全球化帶來了重大的變化, 家庭、工廠、學校、社區、政治、傳媒和法律出現了很多問題。她將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分析與後現代理論框架結合, 在社會經濟和政治語境中探討作為非白人的亞洲移民的種族化問題, 質疑鐵板一塊的亞裔美國人同質化範疇, 重視異質性的多元身份, 促使民族性研究超越傳統的黑人與白人的二元對立, 倡導實用主義政治學, 建構內部、外部和跨越民族國家的聯盟。保羅·吉爾羅伊在其最具影響力的著作《黑色大西洋:現代性與雙重意識》 (1993) 將「黑色大西洋」 (Black Atlantic) 概念引入跨種族、跨國別、跨文化的範疇, 認為「有一種文化, 它並非特別是非洲、美洲、加勒比或不列顛文化, 而是同時是它們;黑色大西洋文化迄今未受注意, 其主題和技術超越民族和國家性質, 一直在創造某種新東西。」3吉爾羅伊的理念, 暗合於新加坡統一的政治治理和多元文化融合的社會。新加坡政治上踐行多元民族、多元語言、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的「四M原則」, 魚尾獅形象則集中體現了新加坡英語文學、華人文學、馬來文學等不同實體和諧並存的情境。美國印第安裔作家傑拉爾德·維茲諾提供了類似的學術範式。他致力於暗中破壞鐵板一塊的種族純潔觀念或固定刻板印第安文學套話, 如恬淡寡慾的森林印第安人、戴著羽毛頭飾的野蠻戰士、羅曼蒂克的印第安公主、天然的生態主義者, 等等。4維茲諾把諸如此類的關於印第安人的信念視為「垂危的教條」, 倡導「混血與雜交」 (mixedblood and crossblood) 等跨界概念, 敘事策略上採用原始民間故事、神話傳說中常見的「惡作劇精靈」 (trickster) 作為文學形象, 講述他們詼諧幽默、詭計多端的部落故事, 具有滑稽嘲諷的嬉戲風格, 從而挑戰和改變了殖民主義者關於印第安種族的「他者」文化想像。
基於關係詩學原理的「跨文化詩學」, 尤其適合於論析族群混雜與身份跨界的社會文化現象。我們認為還可以把它拓展為一種傘狀概念, 容納若干重要的理論圖式, 包括奇卡娜詩學的「新美斯蒂莎」 (種族混血) 、文化傳播學的「周邊傳播」、居間哲思的「林菩獄」圖式和少數族文學圖式, 以及鑲嵌型的「唐人街」和「那」文化圖式等, 以期在更為宏闊的空間討論聚焦於文藝美學的族群混雜與身份跨界題旨。
二、奇卡娜詩學:「新美斯蒂莎」圖式
「奇卡娜」詩學是基於美國西南部「墨西哥/美國」混雜族裔審美經驗的文藝理論圖式, 是當代文藝美學「批判性種族跨界研究」的重要分支。奇卡娜 (Chicana) 一詞特指墨美邊界混雜而居的女性住民, 男性則稱為奇卡諾 (Chicano) , 尤其是墨裔美國人。奇卡娜詩學倡導邊緣文化語境中後殖民批評、女性主義, 乃至酷兒亞文化群體的混血意識, 提供了迥異於西方本質主義主流理論的視野, 豐富了文學闡釋的空間。當代墨西哥裔美國女性學者葛洛莉亞·安莎杜娃 (Gloria Anzaldua) 是第三波女性主義理論代表人物, 5她的《邊境/荒界:新美斯蒂莎》 (Borderlands/La Frontera, The New Mestiza, 一譯《新混血邊界》, 1987) 是奇卡娜詩學的標誌性著作。該書以後殖民批評、性別研究、奇卡娜的跨界問題研究為題旨, 書名的微妙斜線, 既分割也連接英文Borderlands與西班牙文Frontera。而Frontera是待屯墾或開拓的交界區域, 類似於中文「北大荒」之意, 指涉墨美作家「墾荒」的邊界話語。西班牙語「美斯蒂莎」 (Mestiza, 類似於英語mixed or hybrid) 指稱墨美族裔女性血統及文化的混雜 (mestiza為陰性;mestizo為陽性) , 折射原住民、西班牙、墨西哥以及盎格魯·撒克遜諸多族裔的新混雜。6這種陰性語彙凸顯了混血女性多元、含混的血統、語言與文化意蘊。安沙杜拉探索多元文化身份的困境、矛盾與出路, 激活後殖民批評、性別研究、亞文化酷兒話語的思考與靈感, 具有廣泛而重要的影響。7安莎杜娃說自己是一個美斯蒂莎 (混血兒) , 「以一種文化為搖籃, 三明治般地居於兩種文化之間, 騎跨於三種文化及其價值系統, 美斯媞莎經歷了一場肉體戰爭, 邊界戰爭, 內心鬥爭。」3安沙杜拉是一個多元論者, 她擯棄關於族群、性別、性向、身份的二元對立的形而上模式, 強調多元接觸與互動因素的決定意義。
R.D.帕克指出:「當代種族、區域和族性研究, 像女性主義和酷兒研究那樣, 往往與後殖民批評相互結合, 反思關於身份、歷史、政治和文學的基要主義假設。在美國的拉丁娜/拉丁諾與奇卡娜/奇卡諾研究 (更傳統地是以男性標準方式稱為拉丁諾、奇卡諾、拉丁諾/拉丁娜與奇卡諾/奇卡娜研究) 中, 墨西哥與美國之間的政治與文化邊界成為了一種徵候, 表徵著拉丁娜/拉丁諾民眾與文化壓抑不住卻又有爭議的移動性。安莎杜娃在頗具影響的《邊境/荒界:新美斯蒂莎》以雙語標題召喚邊界, 通過女性主義與酷兒批評, 將自傳、歷史和辯護融為一體, 以詩文雜糅的方式寫成。採用英語、西班牙語、西班牙式英語和墨美印第安人的納瓦特爾語, 安莎杜娃堅持將國家、民族、性別, 以及社會性別與文化身份混雜在一起, 包括墨西哥、奇卡娜、印第安、美斯蒂莎 (種族『混血』) 、蕾絲邊、工人階級等。她認為殖民主義與父權制的假設……試圖用邊界壓制身份的混雜性。…… (安莎杜娃) 呼籲跨越多元身份的邊界。」4邊界不再被視為鐵板一塊的實體, 而是縫隙叢生的多孔空間, 兼容了身份的混雜性。由此, 奇卡娜詩學等理論話語走向了前景。
三、文化圈與文化層:「周邊傳播」理論圖式
歐洲文化傳播學派的奠基者、德國學者格雷布納 (F.Graebner) 在《大洋洲的文化圈與文化層》 (1905) 提出了文化圈與文化層的理論圖式。他認為, 文化圈 (Kulturkreise) 是由某種文明「強大的文化中心」、「對周圍地區的強大輻射力」、「文化擴散」等要素構成;文化層 (Kulturschichte) 「主要有中心層、次中心層和邊緣層」, 是由「文化擴散的強度」所決定的文化圈內部層級結構。8文化圈有自己的邊界, 而不同文化圈的文化層則意味著跨界關係。中國東方文學與文化研究領域曾經得益於歐洲傳播學原理和方法。東方文學界頗為熟悉格雷布納的文化圈與文化層的理論圖式, 國內幾乎所有的《東方文學史》都藉助其基本概念來論述中古東方三大文化圈的文學問題。新世紀伊始, 西方傳統的文化圈與文化層概念遇到了思想挑戰, 美國和義大利左翼政治學者哈特與奈格裡的合著《帝國》 (2000) 討論了傳統「主權」帝國與當代「解轄域化」的無形帝國等新型全球政治秩序, 開啟了當代「帝國研究」的領域, 人們開始以全球化與數位化視野重新思考文化圈之間多元互滲、邊界消弭的複雜關係問題。
中國學者也另闢蹊徑, 提出「周邊傳播理論」。北京大學陸地教授是「周邊傳播理論」的主要倡導者。他反思中國與周邊「近而不親, 親而不近」的關係, 研究中國傳播話語體系的國際化和周邊傳播問題及策略。在他看來:周邊傳播與國內傳播、區域傳播、跨文化傳播等不同, 是在「有效的主權轄區邊界兩側進行的、介於國內傳播和國際傳播之間的一種綜合性信息傳播活動。周邊傳播是國內傳播的延伸、國際傳播的先導, 是一種有著自身特點和發展規律的特殊傳播活動」。9周邊傳播具有傳播主題多樣性、傳播渠道立體性、傳播效果直接性和傳播內容不可控性四大基本特性。周邊理論有三個要點, 一是任何事物都有周邊, 具有「中心強、周邊弱」的信息傳播特點。二是周邊中心的事物容易受到周邊的影響。三是事物的周邊是剛性與彈性、確定性與不確定性的統一。以國家的周邊、動物的領地為例, 周邊是可以移動的, 利益在哪裡, 周邊就在哪裡。因此, 周邊理論在對港澳臺傳播、一帶一路傳播、地方主體傳播、海外機構與項目傳播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廣泛的應用前景。10國家廣播電視總局國際合作司司長馬黎的《實施友鄰傳播助力周邊外交》指出:中國是世界上鄰國最多的國家, 有14個陸路相連和6個隔海相望的國家。包括東北亞4國 (日本、韓國、朝鮮、蒙古國) , 東南亞10國和東帝汶, 中亞地區5國和最大的鄰國俄羅斯。這些周邊國家各具特色, 充滿著文化的多樣性。「周邊國家是搬不走的鄰居」, 睦鄰、安鄰、富鄰, 是「爭取更好的外部環境, 延長戰略機遇期的必然要求」。周邊傳播與地緣政治經濟密切相關, 張振華認為:「周邊地區在整個世界政治版圖、經濟版圖上的地位越來越重要, 大國及不同利益集體在這一地區的博弈越來越激烈」, 因此, 周邊傳播具有重要性、複雜性和迫切性。11在對俄傳播、對東協傳播和南海周邊傳播策略上, 我們需要發揮區域媒體優勢, 探索「以我為主, 融通中外」的周邊傳播新理念, 踐行「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理念, 「立體化」講好中國故事, 官產學研同心協力, 大力推進一帶一路倡議, 加強文化交流與媒體合作, 促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12中國學者所倡導的傳播學的「周邊傳播」理論, 刷新了格雷布納的文化傳播理論, 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思想創新, 兼具重要的實踐意義。
四、文化混雜與居間思維:「林菩獄」理論圖式
在跨文化詩學的意義上, 周邊傳播理論針對「近而不親, 親而不近」的弊端, 強調利益決定周邊的博弈, 探討交往行動合理化的可能性, 有助於西方傳統的文化圈與文化層理論話語的中國化、當代化。而文化混雜與居間思維衍生的「林菩獄」理論圖式, 則體現了混雜與跨界的另一種旨趣。
在西方文化、神學、哲學、文學史和文藝思想史領域, 「林菩」 (limbo, 又譯為「侯判所」「林勃」「靈菩獄」「靈薄獄」「靈泊」「幽域」等) 作為關鍵詞頻現, 因而是一個特殊的研究對象。「林菩」的拉丁語詞源limbus本意是「邊緣或者界限」, 意味著一種既受限又穿越的可能性空間, 因此它可以被界說為一種「間性」語境, 具有即此即彼、非此非彼的跨界屬性。在英文文獻中, 經常可以看到「林菩」一詞作為標題關鍵詞出現。如根據《阿甘本辭典》「limbo」辭條:「林菩」的表達式在阿甘本的全部著述中一再出現, 他喜歡在神學與哲學的意義上使用這個概念, 以描述一種既超越奴役又超越判罰的中性情境。阿甘本在《即將到來的共同體》 (The Coming Community) 的「來自林菩」章節裡, 闡發了聖託馬斯的觀點:死於受洗之前的嬰兒除了原罪外並無過錯, 因此被判罰居於林菩獄以待永恆。麥爾維爾和卡夫卡的小說, 都有無辜的文學形象處於這樣的「林菩狀態」。13在文學領域, 中世紀但丁《神曲·地獄篇》的「侯判所」、20世紀法國小說家圖爾尼埃的《禮拜五或太平洋上的林菩獄》 (1967) 、愛爾蘭裔的法國作家貝克特富於先鋒實驗精神的小說三部曲《莫洛伊》《馬龍之死》和《無法稱呼的人》, 都有「林菩」的字樣出現或適合用這種「林菩」理論圖式予以文學闡釋。
當代西方文論領域關於文化混雜、民族跨界的理論方法通常與後殖民批評密切相關。後殖民批評經歷了三波浪潮:第一波浪潮以法儂和梅米為代表;第二波浪潮以賽義德為代表;第三波浪潮以霍米·巴巴和斯皮瓦克為代表。14在當代文藝美學領域, 前國際美學協會主席的海因茨·佩茨沃德、著名文論家克裡斯蒂娃、現象學家胡塞爾、德國法蘭克福學派思想家哈貝馬斯、法國著名比較文學研究者艾金伯勒教授、蘇聯文藝理論家巴赫金, 都表徵了一種居間思維特徵, 尤其是後殖民批評理論家霍米·巴巴的文化混雜理論、德勒茲和加塔利的「千高原」、「門檻敘事」等概念, 堪稱「林菩」理論圖式的重要標識。
當代全球化促使國際和區域交往空前頻繁, 霍米·巴巴認為我們的理論關注應當以文化混雜的描述與闡釋為基礎。邊界意味著「間性」 (in-between) , 凸顯文化混雜形態, 是新生事物、創新空間嶄露頭角的場域。霍米·巴巴的名著《文化的定位》針對文化混雜的情境, 強調跨越邊界 (國別、種族、階級、性別、世代等邊界) 的「第三空間」, 被譽為「文學領域與文化批判領域最富於增殖性的著述」。15文化混雜理論的關鍵詞「混雜性」 (hybridity) 具有混合祖先或者異質之源的含義, 16因此對闡發雜糅了同質文化與異質文化的文學形態具有特殊意義。
德勒茲和加塔利著名的文化哲學概念「千高原」和貝克特小說三部曲都有一種「居間」 (in-between) 特質。貝克特的小說不僅屬於文學, 還是一種強有力的思想觸媒與美學範式。德勒茲十分喜愛貝克特的作品, 認為貝克特小說三部曲中有一種「居間」敘事或門檻敘事, 即敘事者猶如倚門而站, 可進可出, 聲音飄忽遊移, 難以捉摸, 無法確定。例如, 「無法稱呼的人」居於沉默與語音、同一與他者、內在與外在之間:
或許這是我的感覺, 一個外在, 一個內在, 而我在中間, 或許這就是我, 是把世界一分為二的東西。一邊在外, 一邊在內, 可以薄如蟬翼, 我既不是這一邊, 也不是另一邊, 我在中間, 我是間隔, 我有兩副面孔而沒有厚度, 或許這是我的感覺, 我自己在悸動, 我是鼓膜, 一面是心靈, 一面是世界, 我不屬於任何一邊。17
烏爾曼則借貝克特的居間敘事與德勒茲哲學思維特徵進一步提出了「領袖敘事」 (the narrative of the leader) 與「譯者敘事」 (the narrative of the translator) 的對位概念:領袖敘事以總體化、確定性、同質性為特徵, 具有強加的形式與內容, 是一種宏大敘事。譯者敘事則以非確定性、異質性、居間性為特徵, 是一種反敘事。譯者的居間性使其成為一種無結構的結構, 虛而實有, 「空納萬境」, 是一種去中心的主體。譯者涉獵並超越兩種聲音, 因此是一種可以傳輸任何信息的頻道而非源泉。18可以說, 貝克特的小說三部曲飽含了德勒茲哲性詩學的旨趣。
五、解轄域化的哲思:「少數族文學」圖式
當代西方哲學睿智與文學闡釋的結合,催生了一種跨界民族研究的特殊理論圖式——「少數族文學」。追溯其根源,「少數族文學」見於德勒茲與加塔利合著的文學批評著作《卡夫卡:走向少數族文學》 (Kafka: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1975) 。他們運用後結構主義詩學觀念和解轄域化的哲思, 論析著名作家卡夫卡的小說世界, 提出了這一意義非凡的概念, 建構了文化雜糅和跨界研究語境的世界文學特殊範式。德勒茲與加塔利把「少數族文學」界說為「少數族裔採用主流語言同時又從內部顛覆這種語言文化的文學」, 歸納了少數族文學的三大特徵:語言的解轄域化;折射政治性;蘊含群體價值。猶太作家卡夫卡屬於少數族裔, 他採用當時奧匈帝國的主流語言德語進行創作, 因而是少數族文學的典型例證。
少數族文學的第一個特徵是語言的解轄域化。德勒茲著名的差異哲學概念「轄域化-解轄域化-再轄域化和逃逸線」體現了一種特殊的理論範式, 其核心是解轄域化。德勒茲借用了法國社會語言學家高拔爾的四種語言學模式, 對卡夫卡文學既有的「轄域化」世界進行「解轄域化」和「再轄域化」。這四種語言學模式形成微妙的聯繫:本土型語言在這兒;媒介型語言無處不在;對象型語言在那兒;神話型語言在世外。19卡夫卡的「本土型語言」 (方言或轄域化語言) 是捷克語;「媒介語型語言」 (政府、商務語或解轄域化語言) 是德語;「對象型語言」 (文化再轄域化的語言) 是意第緒語;「神話型語言」 (精神或宗教再轄域化的語言) 是希伯來語。猶太少數族作家卡夫卡採用當時奧匈帝國的媒介語或主流語言德語進行創作, 而其他三種語言雜糅於其中, 由此暗中以少數族性解構了主流德語文化。德勒茲稱他是「從搖籃裡偷走德國嬰兒的吉普賽人」。
少數族文學的第二個特徵是文學折射政治。卡夫卡小說折射出明顯的政治性特徵, 它們對原父權威 (《變形記》) 進行拆解, 把技術、法律、官僚機器 (《美國》《審判》《城堡》) 加以荒誕化。卡夫卡特意用表現主義手法講述動物 (大甲蟲、耗子等) 故事, 實現了他作為陌生人的快樂「逃逸線之旅」, 從而顛覆了歐洲主流文化與文學傳統。
少數族文學的第三個特徵是蘊含著群體價值。這個特徵與美國著名學者詹姆遜關於一切第三世界文學都是民族寓言的說法異曲同工。少數族作家的稱謂往往意味著一個集體或族群。少數族文學大多不是一種審美選擇, 而是少數族作家窘迫的存在境況的反映。他們「不幸生於某一重要文學的國度, 就不得不使用該文學的語言, 例如捷克猶太人必須用德語寫作, 烏茲別克人必須用俄語寫作, 像一條刨坑的狗似的寫作, 像一隻打洞的耗子似的寫作。」19德勒茲破除對卡夫卡的傳統閱 (誤) 讀, 認為卡夫卡文學是弱勢的、少數族裔「集體」聲音的裝配。卡夫卡並非是孤獨的個體和受折磨的藝術家, 而是一個表達集體價值的政治作家。
在跨語境詩學的意義上, 這種少數族文學理論範式可以用來重新審視世界文學中身處多重語言文化環境的作家, 譬如說, 東協華人作家及其文學。不同於德勒茲關於少數族文學採用主流語言的界定, 東協華人文學以採用華語創作為標識。當然, 東協華人作家的漢語言文化經驗混雜了所在國的異域元素, 呈現出解轄域化與再轄域化的過程與特徵。轄域化可以理解為東協華人家鄉慣常的生活轄域, 解轄域化意味著離開自己熟悉的祖國家園, 改變生活習慣, 進入新的東協語言文化世界, 而再轄域化則意指來自異國他鄉的華人作家適應新環境, 成為東協國家的公民。這並非是固定不變和不可逆的過程, 「逃逸線」就是充盈著各種可能性的動態通道, 如馬來西亞重要華人作家黃錦樹祖籍中國大陸泉州, 生於馬來西亞南部, 後來移居臺灣, 現為臺灣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文系教授。他的居住地和身份並非是固定不變的, 而是可以選擇「逸出」原有轄域的。保羅·吉爾羅伊以「黑色大西洋」隱喻批判堅持民族純潔性的英美文化研究窠臼, 他採用航船行使的意象來表達跨越歐洲、美國、非洲、加勒比邊界的動態空間。3航船並不固守一個地方 (轄域化) , 而是不斷地巡遊, 打破了原來區別種族和國家的分野 (解轄域化) , 把不同地域聯繫在一起 (再轄域化) 。類似的是, 東協華人大多不屬於主流族群, 往往處於弱勢地位, 作為語言文化的共同體, 他們的文化生產———華人文學或隱或現地蘊含著集體的政治訴求。在文化多元共生時代, 少數族文學是與雙語或多語言生存狀況相關的一種特殊現象。無論是在漫長的歷史上, 還是在當今世界, 許多人都生活在並非屬於他們自己的語言與文化中, 卡夫卡文學、海外華人文學、美國黑人文學、拉丁娜/拉丁諾與奇卡娜/奇卡諾文學, 大都是這種情境的產物。
六、當代文化萬花筒:鑲嵌型的「唐人街」和「那」文化圖式
古往今來, 人們出於各種因由遠赴他鄉, 海外漂泊。巴勒斯坦裔美國學者賽義德對文化混雜與雙重視野體驗頗深, 他曾在《寒冬心靈》中說, 大多數人主要知道一個文化、一個環境, 一個家, 而異鄉漂泊者、流亡者至少知道兩個;「這個多重視野產生一種覺知……它是遊牧的、去中心的、對位的;但每當一習慣了這種生活, 它撼動的力量就再度爆發出來。」20當代世界範圍內人員流動、文化交往、商品交易、文藝互動等活動空前活躍, 越來越多的人走出邊境與國界, 在異邦情調的國度生活繁衍, 或把異鄉作為家鄉, 在雙重乃至多重社會文化背景下進行跨界文學創作。
國際著名美學家約斯·德·穆爾教授認為:全球化作為人員、觀念、習慣與商品的世界性流通和交流與人類歷史同樣古老。200萬年前人類作為直立人走出東非大平原, 3000年前的「絲綢之路」, 都是全球化的標誌性節點。「在後現代的全球化時代, 個人與文化的視界日益變成萬花筒式的視界。」溯古思今, 前現代文化通常是視界拓展的「獨白型文化」, 現代文化主要是視界融合的「多元文化」, 而後現代文化則主要是視界播撒的「交互文化」。當今世界處於全球化的後現代階段, 社會文化呈現出萬花筒式的特徵:全球範圍的人員、觀念、習慣與商品的流通和交流的勢頭洶湧, 成千上萬的移民、打工者、學生和旅遊者在不同的文化中移動。土特產正在全球配送。思想觀念通過全球電腦網際網路流轉。世界居民日益增長的數量正在生成混雜的、屬於多種不同視界的主體。21這種「真正的混雜」的主體性是後現代全球化的典型表徵。
當今文化萬花筒式的時代特徵, 促使族群混雜與身份跨界的形態空前複雜, 不同的語言文化關係和現實生存方式日益豐富多彩。前述少數族文學圖式以「採用主流語言同時又從內部顛覆」為標識, 美國華人的英語文學可以歸入這種類型, 但同時海外華人文學也不乏採用漢語創作的作品, 這就逸出了德勒茲「少數族文學」的藩籬。希伯來-猶太人的歷史現實狀態, 導致了流散文化和散居族裔文學批評的圖式, 而飛島式群居的歐美唐人街社會文化, 則生成了鑲嵌型的「唐人街」圖式。一些中國學者嘗試歸納「民族互嵌」關係的四種類型:區隔型、接觸型、融洽型和交融型。交融型是最高境界。他們探討各族群的「相互嵌入」、空間的「交錯居住」, 行為的「交往互動」, 情感的「交流融合」問題, 嵌入涉及居住空間、組織網絡、文化接入和心理認同四個維度。22這些類型劃分, 在不同程度上可以適用於審視「唐人街」圖式, 也適合闡發中國-東協社會文化關係, 尤其是「那」文化範疇。「唐人街」主要是鑲嵌型的, 而「那」文化更多的是互嵌型圖式。
中國與東協各國之間山水相連, 唇齒相依, 文化、語言呈現出豐富多彩的族群混雜與身份跨界形態, 彼此穿梭往來的活動不絕如縷, 於今尤甚。在中國美麗南方廣西, 駱越文化研究者發現東亞與南亞文化圈之間存在著一個「那」文化 (圈) 層。它與中國-東南亞地區稻作文化密切相關, 具有人類學、民俗學的豐富蘊涵。「那」是古壯語, 意為水稻田。「那」文化圈是「那」地名廣泛分布的地區。廣西左右江、紅水河、邕江流域「那」地名最為密集, 是「那」文化圈的中心。在越南北部、寮國、泰國、緬甸和印度的阿薩姆邦等東南亞、南亞地區, 也廣泛分布著冠「那」的地名。「那」文化圈實際涵蓋地域包括中國的廣西、海南, 雲南的大部, 廣東、湖南、貴州的一部分, 東南亞中南半島5國, 涉及人口約一億人。壯族先民以稻作維繫生存, 「那」文化融入了他們的生產、生活, 是生命和靈魂, 形成獨特的民俗風情……形成了一個橫跨桂、粵、滇、黔和東南亞的「那」文化圈。大石鏟遺存、花山壁畫、龍脊梯田、雷神、稻神、鳥圖騰、蛇圖騰、蛙圖騰、牛圖騰、浪漫定情拋繡球等及其相關節慶, 都是生息於這一地區的人們共同體的「那」文化鮮明標誌和歷史印記。「那」文化是壯族等駱越後裔民族文化的根。2015年隆安壯族「那文化」稻作文化系統入圍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23「那」文化圈的歷史與現狀, 凸顯了周邊傳播理論的人類學、民俗學基礎, 具有霍米·巴巴的文化「混雜性」特徵, 當代文化萬花筒的屬性則將「交互文化」的問題提上議程, 有利於推進中國「一帶一路」的全球化倡議。
總括而言, 我們將當代西方文論領域的「跨文化詩學」拓展為重要的傘狀概念或理論視野, 對於審視文化混雜、族群混居、身份跨界、遊牧美學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思想啟迪意義。奇卡娜詩學聚焦於美國-墨西哥邊境的「新美斯蒂莎」 (種族混血) 社會文化形態, 豐富了當代西方文論領域的種族與性別研究空間。文化傳播學的「周邊傳播」關注亞洲三大文化圈和文化層之間的族群混雜與文化傳播機制, 啟迪我們對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的新思考。後結構主義哲思的「少數族文學」圖式, 探討猶太作家卡夫卡文學世界的四種語言關係, 揭示少數族文學的弔詭屬性、三大特徵和理論意義, 深化了後殖民批評家霍米·巴巴的文化混雜論。文化鑲嵌型的「唐人街」和「那」文化不同類別的圖式, 則啟迪我們以經濟全球化和文化數位化的眼光看待當今日益互滲互動的族群混雜與身份跨界的文藝美學問題。
注釋
1 [美]克萊恩:《跨越邊界:知識、學科、學科互涉》, 姜智芹譯, 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2005年, 第71、102、162、204、226頁。
2 (3) R.D.Park, How to Interpret Literature:Critical Theory for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313.
3 (4) (5) (10) (25) V.B.Leitch ed.,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 New York:Norton﹠Company, Inc., 2010, pp.2553, 2099-2101, 2554.
4 (6) (11) R.D.Park, How to Interpret Literature:Critical Theory for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314, 312.
5 (7) Cf.G.Castle, The Blackwell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 Ma:Blackwell Publishing, 2007, pp.94-100.
6 (8) 黃心雅:《同志論述的奇哥那想像:安莎杜娃的美斯媞莎酷兒》, 臺北:《中外文學》第32卷, 2003年第3期, 第35~62頁。
7 (9) 麥永雄:《奇卡娜詩學與〈黃色女人〉的文學闡釋》, 北京:《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 2016年1期。
8 (12) 侯傳文:《東方文化通論》, 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 2002年, 第122頁。
9 (13) 孔德明:《發揮區域媒體優勢做好南海周邊傳播》, 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學刊》, 2018年第6期, 第9頁。
10 (14) 福建師範大學傳播學院:《北大博導陸地教授來我院講述「周邊傳播理論「》, http://cbxy.fjnu.edu.cn/78/41/c4759a96321/page.htm。陸地教授在廣西師範大學雁山校區舉行題為「周邊傳播理論的創新與應用」的講座, http://www.cllc.gxnu.edu.cn/?p=6654。
11 (15) 張振華:《周邊傳播的重要性、複雜性、迫切性》, 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學刊》, 2018年第6期, 第4頁。
12 (16) 楊晶、楊玥、姚瑩:《周邊傳播的融通策略——黑龍江廣播電視臺對俄傳播的探索之路》;孔德明:《發揮區域媒體優勢做好南海周邊傳播》;顏兵、覃彤:《「一帶一路」倡議下廣西電視臺對東協傳播策略研究》, 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學刊》, 2018年第6期, 第6、9、16頁。
13 (17) A.Murray and J.Whyte ed., The Agamben Dictionary, 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1, p.126.
14 (18) G.Castle, The Blackwell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 Ma:Blackwell Publishing, 2007, pp.135-139.
15 (19) Homi K.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New York:Routledge, 1994, title page.
16 (20) J.Wolfreys, R.Robbins and K.Womack, Key Concepts of Literary Theory, 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Ltd., 2001, p.43.
17 (21) Anthony Uhlmann, Beckett and Poststructur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76.
18 (22) Anthony Uhlmann, Beckett and Poststructuralis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137-155.
19 (23) (24) [法]吉爾·德勒茲、菲力克斯·加塔利:《什麼是哲學》, 張祖建譯, 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 2007年, 第51、38頁。該中譯本把「少數族文學」譯為「弱勢文學」;把「解轄域化、再轄域化」譯為「脫離領土、另建領土」。
20 (26) [美]愛德華·薩義德:《知識分子論》, 單德興譯, 北京:三聯書店, 2002年, 第1頁。
21 (27) [荷蘭]約斯·德·穆爾:《闡釋學視界——全球化世界的文化間性闡釋學》, 汝信主編:《外國美學》第20輯, 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2012年, 第312~336頁。
22 (28) 烏小花:《學界關於「民族互嵌」理論的探討》, 北京:《中國民族報》, 2015年10月26日。
23 (29) 駱越文化網·廣西駱越文化研究會:《「那」文化——廣西壯族歷史文化的最亮點》, http://www.luoyue.org/show.aspx?tid=271c4382-8ec4-4acc-86a9-8ac0e3c8f21b。2018-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