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於中國的一場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儘管已在中國受到遏制，而在中國之外卻是愈演愈烈。
中國內外之所以形勢迥異，固然有時間差的原因，應該也有防控方法和力度不同的原因。
但是對於在中國已經被證明行之有效的做法，在一些西方觀察者的視野裡依然是「錯誤的示範」，然而如果其他西方國家也採取了類似手法，則又是一種觀感。
近日，美國《紐約時報》就在不經意間將這種「雙重標準」展現了出來。
當地時間3月8日，《紐約時報》官方推特連發兩條推文，一條批評中國對疫情的防控稱：
「為了抗擊冠狀病毒，中國將近6,000萬人置於封鎖之下，並對數億人實施了嚴格的檢疫和旅行限制。這場行動給人們的生計和自由帶來了沉重的代價。」
稍後又發一條報導義大利對疫情的防控稱：
「突發新聞：義大利正在封鎖米蘭、威尼斯及其北部大部分地區，為遏制歐洲最嚴重的冠狀病毒爆發而甘冒經濟風險。」
這兩條推特都在報導和評論為防控疫情而採取的區域封鎖手段，但是為什麼報導方式會有如何大的差異？
值得一提的是，在2020年1月23日中國武漢「封城」後，《紐約時報》曾有文章《專家稱武漢「封城」規模史無前例》稱：
「封閉城市幾乎肯定會導致侵犯人權，而且在美國顯然是違反憲法的。」
在該報後來夾雜著很多主觀評論的報導中，多次以多種方式從多種角度指示對「人權」的侵犯。
那麼，義大利封鎖本國北方大部分地區，是否也會導致侵犯「人權」的結果呢？是否會將數百千萬人置於封鎖之下，並給他們的生計和個人自由帶來了沉重的代價呢？
在3月10日網絡中傳出的一個視頻裡，義大利那不勒斯一名健身教練Luca Franzese自拍發出求救，哭訴自己47歲姊姊Teresa Franzese很可能因感染新冠病毒死於家中，急救中心一度拒絕給他檢測，自己被關在家中24小時，他還控訴：
「沒有任何人在乎我們，沒有任何政府部門給我打電話，義大利拋棄我們了」。
與《紐約時報》描述中國時所講的模糊信息相比，這段視頻顯然更接近現實，而且似乎更有分量作出侵犯和傷害「人權」的指稱。
但《紐約時報》仍然有些刻意地強調中國與義大利之間的差異。例如在報導義大利「封城」的文章中表示：
「一些居民對該法令表示歡迎，26歲的女服務員Miriam Ben Cheikh Amor說：『在中國，他們更加僵化』『也許我們也需要一些。』」
總之，在對中國和義大利封鎖區域以防控疫情做法的報導中，《紐約時報》的主觀傾向性比較明顯，對兩國似有兩套不一樣的報導基調，稱之為「雙重標準」不足為過。
這種「雙重標準」其實是基於一種特定的價值觀，延續對蘇聯「冷戰」勝利後的思維慣性，也就是肯定西方式「自由」「民主」、「選舉」等因素為特徵的理論邏輯和制度實踐，不然就是落後、不正確、有問題的，需要向西方學習。
這種似乎無法祛除的意識形態偏見，已經讓不少自詡客觀獨立的西方媒體，失去了客觀獨立而不自知。
尤其是在對國際新聞的報導中，很多西方媒體甚至賦予自身一種價值審判員的角色，對中國等政治形態差異巨大的國家採取居高臨下挑剔批評的態度。
不否認中國仍然存在很多問題，但是往往會被輕易地歸於政治體制；如果中國做對了一些事情，或者比西方做的更好，首先會採取懷疑的態度；即使勉為其難地承認中國的一些治理效果和優點，也要側重於其消極的方面，甚至試圖從雞蛋裡挑出幾根骨頭來。
至於新聞的客觀、中立、理性，似乎都被拋到一邊去了。
即使是美國《紐約時報》這樣擁有很多知名度、很大話語權的大報也沒有免俗。
在對中國的報導中，就展現了該報在涉及中國報導時的傾向性，而在與對義大利相同做法的報導形成鮮明差異後，呈現出一種令人啼笑皆非的觀感。
來自亞洲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