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繇、王羲之、王獻之的行書是其各自的所處時代的巔峰。二王行書在整個行書史上都享有典範地位。王羲之的行書是在鍾慈基礎上的新體，王獻之又在羲之基礎上有所發展，有所謂「破體」。每個變革都是一次由「古」向「今」的遞進。元代人分析鍾繇、王羲之、王獻之行書的用筆、字勢的差異說：「鍾爵每筆為圓，猶近楷法，真扁而行長；王羲之筆方字圓，一變楷法：獻之筆圓字方。」本文也做一些比較。
首先將鍾繇、王羲之行書進行比較。
西晉衛恆和南朝羊欣對鍾繇的行書有所記述。羊欣說，鍾爵、胡昭「俱學之於劉德升，而鍾氏小異。」就是說鍾繇對劉德升的行書有所變化，但只是「小異」,變化不大。衛恆把這種變化說成是向瘦健的發展：「二子俱學於德升，而胡書肥，鍾書瘦。」衛恆、羊欣距三國頗近，應該能夠見到鍾、胡二人的一些書跡。衛恆距劉德升時代約百年，祖衛凱、父衛灌並擅書，且衛凱與鍾薪同為魏初重臣，所以衛恆對劉德升的書法也應該能夠有相當的了解。可惜他們對劉德升、鍾繇的行書都沒有更詳細的描述。羊欣另外對鍾爵各體的不同用途作了說明：鐘有三體，「一曰銘石之書，最妙者也；二曰章程書，傳秘書教小學者也；三曰行押書者，相聞者也。」就是說，在鍾繇手中，行書被用於簡札書啟往來。而碑刻和章奏則不用行書。
已經沒有材料可以顯示鐘繇行書的原始面目，但也不是完全沒有蛛跡可尋。
《淳化閣帖》卷二將《白騎帖》、《常患帖》、《雪寒帖》及《長風帖》皆列鍾矯名下，其真偽引起很多討論。
黃伯思認為：「《長風帖》乃逸少早年書」,「《白騎遂》帖乃王大令臨。」那麼都不是原來面目的忠實反映。
所謂「楚音習夏，不能無楚」,王獻之臨寫鍾繇固然會參入己意，很難說存留幾分真面；但既然是「臨」,就不會與原作毫無關係。《長風帖》是數帖中尤其疏放妍妙的，宛如東晉南朝人所為，所以米莆判為南朝齊、梁人所書。單從結論上看，黃伯思與之近似。但是黃伯思分析《閣帖》把王羲之《長風帖》誤系鍾爵名下的原因時，又把《長風帖》與鍾慈扯上了一定關係。他說：
((長風帖》乃逸少早年書，殊未變鐘體，故亦誤置。此`長風，、`範母子』等語，二王帖間多有。米雲`齊、梁人書』,非也。』
如果誤置的原因真的是「殊未變鐘體」,則它與鍾矯行書就應該很接近。
王世貞認為黃伯思言之有據：「然長睿引證，各有據依，不若元章之孟浪也。如，謂鐘太傅《尚書宣示》為右軍臨、《白騎遂帖》為大令臨，蓋不唯太傅《宣示》己殉王修葬，而開元中滑臺人家用右軍扇書臨《宣示》、大令臨《白騎》二帖應募入內府，其事甚明。謂《長風帖》為逸少少年未變體書，蓋以右軍別帖有`長風範母子』語可證也。」但是，這些只有助於證明《長風帖》是王羲之自書。說它「殊未變鐘體」只是推測，說「早年書」是在此基礎上的進一步推測。這樣的推測似乎不無道理，因為《淳化閣帖》的誤置往往是有傳承關係、風格接近或者同宗的。比如，將唐高宗《江叔帖》、《東都帖》隸唐太宗，將羊欣《疾得損帖》、《都陽帖》隸王獻之。
所以，不能說《閣帖》中鍾繇名下四行書帖與鍾繇毫無關係。有人曾經對鍾繇名下的遺蹟提出疑問：「竊怪其用筆各不相類，何哉？《宣示表》、《還示帖》,字形猶算子，匾而肥；《力命帖》瘦勁而長；《墓田丙舍帖》行書流麗；《賀捷表》敬側太甚；至於《白騎遂內書》、《常患常贏》、《雪寒想勝》、《得長風書》四帖，古意蕩然矣。大抵返刻多而故步頓失，歲月久而膺作橫行。」我認為返刻和鷹作固然是各不相類的原因，但是都有一定依據，鍾慈也好，王羲之也好，書法本來就是面目多樣的。但《閣帖》的這些書啟是已經相當嫻熟的行書，與劉德升時代的行書己經不是「小異」,而是差別很大。除了不如王羲之精神畢露，不如王獻之奔放之外，大體近似。`顯然不會是原來的面目。
《墓田丙舍帖》可能更與後人心目中的鐘繇行書合拍。不僅顧復稱其「行書流麗」,元趙孟順也謂其與《蘭亭序》有相似之絕妙，元盛熙明把它與上面的《雪寒》、《長風》以及王羲之《蘭亭序》、《快雪時晴帖》等歸為一類，明確說：「右行書」——以上都是行書。 當今裘錫圭也認為 《墓田丙舍帖》能夠體現鍾繇行書，理由大致有：就內容的體裁論，《墓田丙舍帖》屬於書啟一類「相聞」的文字，循例當以行書書之；而且其總的書法風格也與那些「早期行書」比較一致： 可見傳本或有臨摹失真之處，但基本還是可以反映出鍾繇行書的大體面目的。
鍾繇《墓田丙舍帖》今存王羲之臨本的摹刻，潑眼乍看，它與鍾繇楷書《宣示表》、《薦季直表》並沒有判若涇渭的差異。因為當時楷法尚未完全建立，鍾繇的書跡都有些楷不楷、行不行的感覺，《墓田丙舍帖》不象人們對行書所希望的那樣生動流轉，《宣示表》、《薦季直表》字勢時時傾側，筆畫常有行書意味(如《宣示表》中「曲折得宜"的「得」、「能有增益」之「益」、「以為今者」之「為」「恐不可採」之「恐」，《薦季直表》「委任得人」之「得」、「授以劇郡」之「授」「望聖德錄其舊勳」之「望」、「勳」，等等。原因在於，此時的行書、楷書都距篳路藍縷之時不遠。
而仔細分辨也能發現，相對於《宣示表》、《薦季直表》來說，《墓田丙舍帖》字距較疏朗，字型長、扁參錯，用筆閒雅。但是，三者沒有徹頭徹尾的分別。
鍾繇行書的另一個視角是，從王羲之的行書去推想。有一種推斷認為：「或許《姨母帖》就是羲之行書中最接近鍾繇行書的一件作品。」理由是：鍾繇時代，「行書作為新興的書體，筆法規範當然未遑建立，在這種情況下，對於當時行書權威的鐘繇來說，既然八分書最妙，隸書筆法自當精熟，作行書，勢必取資隸書筆法。即使鍾繇欲立行書筆法，亦難擺脫隸書筆法在書寫習慣上的束縛。」而《姨母帖》也正是隸意畢現的行書。《姨母帖》的結體似乎也比較吻合古人對於鍾繇行書的描述：「杜度乃作稿書，鍾繇更加精麗，謂之行書。其法以筋血為主，骨藏肉中，八面拱心。大忌橫畫，凡遇橫畫，皆變化使圓之。」所謂「八面拱心」就是說字勢平整而不外張，橫畫收斂，「變化使圓之」，這是保證字形內斂的一一種手段。
此外，還有一個辦法，就是從繼承鍾繇衣缽者的書法去推想鍾繇。蕭衍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蕭衍是鍾繇的追隨者，前文以及。而張懷瓘《書斷》評蕭衍書「狀貌奇古，乏於筋力」，「無奇姿異態」。王世貞指出導致這種結果的原因，「實以學元常之故也。」他還說學習方法也是個問題，「不得柔中之骨，不究拙中之趣，則鍾降而笨矣。」國那麼，鍾繇行書也都與「拙」、「笨」、「狀貌奇古」、「無奇姿異態」沾些邊。
通過上面的研究，可以對鍾繇的行書有個模糊的印象。
王羲之書法與鍾繇有顯著的區別。就楷書來說，王羲之《黃庭經》比鍾繇《宣示表》更顯得主筆明確：鍾繇《賀捷表》中有行書意味的翻飛筆勢，王羲之《黃庭經》則完全泯為斂勢。鍾繇楷書的縱向筆畫短促，字勢橫扁；而羲之引長縱畫，使其挺直，字勢縱立。這樣，王羲之在鍾繇努力建立楷法的基礎上更進了一步，楷法的進一步建立導致了 楷書、行書的更顯著的獨立，也就是字體特徵也成熟了。將上面分析的鐘繇行書特點與王羲之比較，可以認為：鍾繇行書體勢平正，字的各部分組成結構之間的主次關係不明確：王羲之行書的體態欹側放縱，主次、朝揖、避就關係更明確。
另外，鍾繇、胡昭行書的一個差別是「胡肥鍾瘦」，而且瘦勁是鍾繇行書比胡昭佔優勢的原因，「 昭用筆肥重，不若繇之瘦勁，故昭卒於無聞，而繇獨得以行書顯。」而南朝人對鍾繇、王獻之書法的結論是「元常謂之古肥，子敬謂之今瘦」。在新的形勢下，與二王行書相比，鍾繇行書轉而顯得肥重，以致喪失了典範地位。雖然蕭衍對宋、齊間人的認識不以為然田，但「今古既殊，肥瘦頗反」的確概括出當時的趨勢。
唐代張懷瓘《文字論》比較鍾繇、王羲之兩家的行楷(張懷瓘謂之「真行」)說：「夫鍾、王真行，一古一今，各有自然天骨。」他說鍾繇行楷「古」、王羲之行楷「今」。南朝虞穌《論書表》謂：「夫古質而今妍，數之常也：愛妍而薄質，人之情也。」似乎能夠幫助理解張懷瑾所說的「古」、「今」「古」就是「質」，「今」就是「妍」。張懷灌本人在《書估》中有這樣的表述：「今妍古雅，漸次陵夷，自漢及今，降殺百等。貴遠賤今，淳漓之謂也。」「今」是「妍」「古」是「雅」。大意近似，無非說鍾、王行書一淳樸厚重，一輕纖明豔。
總之，鍾繇的行書比較平正天然，為行書立下了基本的範式，風格比較樸拙敦厚：王羲之行書飛揚豔溢。又如《平生壯觀》卷一所云：「上古書譬諸光音天人，未食得肥。至元常為清真雅正主，出規入矩，標舉書之眉目：逸少為廣大教化主，破觚琢雕，洗髮書之精神。」而站在保守的立場上看，「工妙之至，至於如不能工，方入神解。此元常之所以勝右軍、魏晉之所以勝唐宋也。」
鍾繇行書發乎自然的天真爛漫，是後世無法企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