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說，漢武帝有一次帶著衛青等人到清涼山打獵，突然遇到一頭碩大無比的黑熊，衛青一箭射出，結果黑熊並未致命，猛向漢武帝撲來。情急之下，漢武帝躍下駿馬與黑熊展開了搏鬥，後來在衛青等人的幫助下，把黑熊活捉。
雖然這只是一則傳說，但卻反映了西漢時期長安城內人與熊鬥的風尚。特別是漢武帝在建章宮建了虎圈、獅圈等，飼養著各種各樣的猛獸。史書上說：「上幸虎圈鬥獸，後宮皆坐。」《漢書》還有漢武帝「手格熊」的記載。
在西漢流傳至今的各種文物遺存中，也有大量體現人與獸較量的元素，比如霍去病墓就有一組「野人抱熊」石刻，以人與熊格鬥為題材，石人體形粗壯，高額深目，隆鼻大嘴，牙齒外露，聳起雙肩，用一雙巨大的手，用力緊抱住一隻熊，熊則狠咬此人的下唇，做不甘示弱狀，鬥得難解難分。
從造型藝術形式本身而言，「野人抱熊」石雕和霍去病墓其他石刻一樣，都是採取循石造型的藝術手法，保持石材原有的體積感，不做鏤空的處理，主要以簡要明快的線刻和浮雕技法，局部結合圓雕刀法，因材施藝，使作品在寫實中帶有抽象、誇張的藝術韻味。
野人抱熊石刻中，可以說在藝術效果上，小熊負責「寫實」，野人負責「誇張」。從正面看小熊比例真實，兩腿踩著人的身體用力外蹬，企圖逃離野人的禁錮，從小熊的背脊往下至腳跟，雖然它的右腳被自己的身體壓住，但通過透視壓縮是舒適的。小熊比例協調，大腿，小腿到腳趾真實可辨。
在保持石材原有的體積感的同時，通過對野人細節上微妙的處理，達到了誇張的藝術效果。比如石刻熊的體型比例非常嚴謹，但極度誇張了人的手，使人與熊的大小比例產生了強烈的反差衝突。
在具體處理上，整個作品外輪廓取原石之形稍加雕鑿後採用通體減地凸雕的手法，野人的右手手臂被用一層約0.4釐米的厚度塑造出來，從肩膀一直延伸到手指頭，雖然比真實的胳膊要薄，但卻通過不合比例的處理把人手凸顯出來，讓觀賞者感受到抱熊的野人的稚拙卻有力的雙手。
野人的臉部，也大有文章，頭部顏面部分以圓雕的形式表現出來，石人被咬的表情，通過裂開的大嘴生動地表現出來，顯得栩栩如生。而野人抱熊的形態邊界是模糊的，從正面可以觀察到的野人歪曲鼻梁，換個角度看卻成了眼眶。人手的擺動線條從不同角度看，似乎在往不同的方向擺動，也造成了奇妙的觀賞效果。
野人抱熊石雕也不失為早期大形石雕寫實雕刻典範，但相比後期的石刻作品，仍給人以質樸乃至粗糙的感覺，遠不如同時期的青銅器工藝品製作那麼精美。有的人說，這是限於西漢時期鋼製工具仍不夠普及，無法深度加工高硬度的花崗巖所致，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霍去病墓的石刻一定要採用硬度最高的花崗巖作為石材呢？
要知道，石雕中常用的石材按硬度種類大致分為花崗石、大理石、青石、砂石，四種石材均質量堅硬、耐風化，是大型紀念性石雕雕塑的重要材料。其中的花崗石屬巖漿巖，硬度最堅，也是霍去病墓石刻的主要石材；大理石、青石屬石灰巖次之；砂石屬沉積巖，硬度最低。
但即便硬度最低的砂巖，也具有良好的硬度和穩定的化學性質，巴黎聖母院、法國羅浮宮等都是幾百年前用砂巖裝飾而成的建築。而硬度稍弱卻在中國分布廣泛的青巖，在中國古代都有應用於建築的記載。
那為什麼西漢時要選擇最難加工的花崗巖、而不選擇加工難度小一些的青巖或砂巖作為原料呢？小編認為，這並不是不能，而是不願。
霍去病死後，漢武帝痛惜不已，提出要「為冢象祁連山」，就是將其墓冢的形狀塑造成他西通西域、北擊匈奴途中的名山祁連山, 而祁連山的主要石料材質，就是花崗巖。選擇堅硬的花崗巖作為石材，更能紀念霍去病一生戰鬥於祁連山脈的漢馬功勞。
其次，霍去病墓循石造型的藝術表現形式，並不是加工能力不足的表現，而是一種有意識的藝術表現手法，深受巴比倫斯基泰藝術的影響，比如霍去病墓的馬踏匈奴石雕和新巴比倫王國期的「猛獅撲人」石雕在手法、風格上都是極其相似的。
而另一個影響因素——斯基泰文化，其部落是史載的最早的遊牧民族，漢王朝與周邊遊牧民族雖長期處於軍事衝突當中，但同時也互通關市、多次和親，因此也在文化上產生相互的影響和交流，最具典型風格的是斯基泰野獸紋在春秋戰國的青銅器紋飾上非常流行。
由此可見，文化的開放和交流一直是歷史發展的主旋律，也是推動人類文明不斷向前發展的動力之一。霍去病石刻，不僅見證了霍去病將軍戎馬一生、南徵北戰的不朽功績，也為人類文明的深度交流互促留下了具體而生動的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