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末到西漢初是中原騎兵發展的第一階段，在此期間中原騎兵照搬了遊牧族的「騎射」戰術，同時結合中原以步兵為主力的特點，由騎兵承擔偵察、警戒、破襲軟目標等輔助性任務，形成步兵為主、騎兵為輔的格局。但在西漢對匈奴的遠徵中，漢軍步兵難以派上用場，只能以騎兵為主力。為對抗騎射技術高超的匈奴騎兵，漢軍騎兵開始嘗試進行衝擊作戰，由此開始了騎兵戰術的重大轉型。
常彧已注意到，漢代畫像石中有衝擊、騎射兩種職能的騎兵並存，他結合西方戰史研究了兩種騎兵的特點。
從戰國到漢初的戰爭主體都是中原政權，作戰雙方的兵種、戰術手段、作戰思想、後勤保障和戰爭動員形式都基本相同。本書將這種戰爭統稱為「同態戰爭」，此時「同態戰爭」的基本特點是：
（一）兵種戰術方面：以步兵為主力、車騎兵為輔助。
（二）後勤與動員方面：在後方向編戶農民徵收糧賦，轉運到前線維持戰爭。
（三）作戰思想方面：徹底消滅敵方兵力、統帥及政權，佔有其土地和民眾。
《六韜》全書反映的正是這種同態戰爭模式。西漢建立後，中原地區實現了統一與和平，這種「同態戰爭」趨於消失。但幾乎同時，北方草原的匈奴族崛起。秦王朝時蒙恬北徵佔領河南地（河套地區），導致當時的匈奴族單于頭曼「不勝秦，北徙」，後又乘秦末戰亂、邊防內斂之機南遷到河套內。其時正當劉邦項羽戰爭方酣，中原無暇北顧，頭曼之子冒頓殺父奪權，四出徵伐，迅速控制了從遼東綿延到河西、西域的廣大地域，中原周邊的遊牧族、半遊牧族如東胡、林胡、樓煩、白羊、西戎等都融匯到匈奴人當中，個別民族如大月氏、烏孫則被迫遷徙遠遁。這是中國北方草原的第一個統一的遊牧族王朝，幾乎與劉邦漢王朝同步建立。
中原與草原王朝的初次相識以戰爭為開端。漢朝的開創者們能參照的，還是戰國末期、秦王朝對遊牧族攘外開邊、分而治之的局面；冒頓單于靠騎射吞併諸多遊牧族之後，也在想用同樣的方式佔領漢地。
雙方間首次大戰由韓王信叛漢投靠匈奴引發。首先，匈奴騎兵在晉陽城下與灌嬰、公孫賀率領的漢車騎部隊遭遇，在汾河谷地遭受了一系列挫敗，遂撤回代北草地（也可能是遊牧族傳統的佯敗和誘敵深入戰術）。劉邦率車騎兵快速追擊到平城，卻被匈奴騎兵主力圍困在白登山長達七天之久，但匈奴也未貿然進攻，雙方最終通過外交手段罷兵。此戰之中，匈奴騎兵極大的機動性和不可捉摸性，給漢軍帶來了全新的觀念衝擊：敵一旦撤退就難以捕捉；漢軍正在追擊搜尋之際，敵主力卻突然出現實施合圍。另外，代北嚴寒的冬天漢軍也難以適應，追擊過程中有二三成士兵被凍掉了手指、腳趾。
但對匈奴來說，漢軍也是一個全新的、棘手的敵人。以往史家多站在劉邦漢朝的角度，認為白登被圍、斷糧七天已經是不可忍受的挫敗，卻未能從匈奴人的角度設身處地考慮：在已經合圍漢軍的情況下，為何不能順勢將其全殲？答案可能在於漢軍習慣的密集步兵戰術：即使劉邦身邊的漢軍大多是車騎部隊，但面臨匈奴合圍時，他們也會採用步兵紮營、構築壁壘的做法防範敵軍突擊，用陣地戰抵消敵騎兵的機動優勢。習慣於馬上射箭的匈奴騎兵無法強攻漢軍的壁壘，加之漢步兵主力正在趕來救援。擅長騎兵偵察的匈奴人肯定掌握了漢援軍的動向，所以冒頓單于最終決定放劉邦等與其主力匯合，實有其不得已的原因。對匈奴騎兵來說，以步兵為主力的漢軍是看得見、追得上、圍得住，但就是咬不動、吃不下。雙方都遇到了缺乏前例可循的「異態戰爭」，都在尋求解決之道。
在戰術層面，中原的軍事家對於匈奴「非正規」的騎兵遊擊戰術並不陌生，因為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改革已是學習遊牧族戰術。劉邦等漢初君臣面臨的新問題，是冒頓單于剛剛建立了大一統的草原帝國，以往各遊牧族互相劫掠混戰的力量被整合起來，對中原形成強大的軍事威脅。要理解這一威脅，就不能只看到來自草原的胡人騎兵，還要深入了解遊牧民族的經濟形態、生活方式。
匈奴人兼營遊牧和狩獵以維持生計，「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每個壯年男子都是天生的騎射戰士，所以草原地區雖然地廣人稀，總人口比農業地區少得多，但冒頓的匈奴帝國仍有「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在劉邦的白登之圍中，冒頓甚至集中了四十萬騎兵。但在這種「全民皆兵」盛況的另一面是，匈奴人並不能一直維持這樣龐大的戰鬥力。莊稼生長規律造成了農業社會季節性的農忙、農閒生產周期。草原畜牧業也有自身的季節性周期：每年冬末到春季是馬、牛、羊等各種牲畜集中產仔的季節，此時牧戶都忙於為生產中的母畜接羔，還要將畜群從越冬地趕往春夏季牧場，讓剛剛經歷過嚴冬、變得瘦弱的牲畜吃到新草。這時多數牧民勞動力都要在牧場勞作，無法從軍形成戰鬥力。只有到秋季之後，牲畜已經吃得肥壯，幼畜也基本長大，青壯年勞動力才能從牧場中脫身，集中起來聽從首領召喚。所以匈奴人舉兵的季節都在秋冬。《史記·匈奴列傳》載匈奴習俗：「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蘢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蹛林，課校人畜。」參加正月和五月集會的都是「諸長」即部族首領，但秋天的大會就是所有牧戶都參加的盛大節日了。《集解》引《漢書音義》曰：「匈奴秋社八月中皆會祭處。」從這時到翌年初春才是真正的「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草原帝國處在動員程度最高、對外威脅最強的階段。
《史記·匈奴列傳》又云：「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這個習俗寬急的背後，也是草原畜群的季節周期律。在秋冬季節集中起來的牧民會進行集體狩獵，這時的野獸和家畜一樣正處在準備越冬階段，肥壯且毛皮厚實，最有價值。有時，這種狩獵會集中數萬騎士，圍攏數百萬獵物，規模之宏大不亞於一場白登之戰。冒頓統一草原之後，這種大規模狩獵隨時可以轉變成對漢地的劫掠。漢文帝時，晁錯向朝廷獻守邊備塞之計，他提到，遊牧族經常流動到漢朝邊境狩獵，一旦發現漢軍戍卒不多，就立刻把狩獵變成侵略：
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漢初文帝、景帝時曾多次集結重兵防禦匈奴，但每次主力趕到時，匈奴人早已飽掠而去。經過戰國兼併戰爭、楚漢戰爭等等，中原王朝的戰爭機器已經習慣了對抗和自己兵種、戰術完全相同的敵人，對這種狩獵和劫掠隨時切換的生活—戰爭模式幾乎無暇應對。晁錯說：「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正反映了這種無奈局面。但對於匈奴人活動的基本季節性，當時漢人也有所了解。比如此後不久晁錯的另一個上書就說，由於漢文帝剛拒絕了與匈奴和親的提議，這個秋天到冬天匈奴肯定會來進犯，應提前準備加以防範：
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注引蘇林曰：「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為候而出軍。」）對於遊牧族在秋冬季發起戰爭的習慣，中原人越來越有深刻的認識。漢武帝時調任李廣為右北平太守防禦匈奴，詔書稱：「將軍其率師東轅……以臨右北平盛秋。」就是防範匈奴人在秋季發動襲擊。到天漢二年（前99年），漢武帝派李廣利、李陵分路出擊匈奴，強弩都尉路博德負責接應李陵部。路博德不願執行這個任務，遂上書稱「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待來春再行出擊。但漢武帝否決了這個意見，命李陵部九月出發。這恰恰是匈奴人已經集中兵力的季節。李陵等行軍一個月深入匈奴，果然被合圍而全軍覆沒。漢宣帝時，西部羌人與匈奴聯絡，準備起兵反漢，老將趙充國也向朝廷建言防備，不然「到秋馬肥，變必起矣」。伴隨著對匈奴人戰術熟悉的過程，漢軍也在總結應對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