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北朝儒學，自來學者多因循《北史·儒林傳序》的說法。其言曰：「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北學深蕪，窮其枝葉。」然而《北史》之言過於簡略籠統，北朝儒學名家之經疏，唯熊安生之說見採於《禮記》疏，其餘書皆亡佚。北朝儒學之真面目，遂日益模糊，後世學者之論北朝儒學，遂日顯皮相。清儒皮錫瑞云：「北人俗尚樸純，未染清言之風、浮華之習。」（註：《經學歷史》之六《經學分立時代》。）近人劉師培云：「北儒學崇實際，喜以訓詁章句說經。」（註：《南北經學不同論》。）蒙文通先生云：「是北學者悉康成之術也。」（註：《經學抉原·南學北學第六》。）錢穆先生云：「南渡以還，士大夫淪陷北方者，不得不隱忍與諸胡合作，而彼輩學術途轍，亦多守舊，絕無南渡衣冠清玄之習。」（註：《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279～280頁。）上列諸家，皆有清以來國學大師，其見解深深影響學人，不止一二代焉。但揆之史實，這些權威之論，皆不全面。筆者潛研北朝史數年，竊以為北朝儒學，實受當時盛極之佛教較大影響，其面貌與漢儒之學實已不同，所謂俗尚樸純、亦多守舊云云，已非北朝儒學之主潮。呂思勉先生在論及北朝儒林中人時曾指出：「釋老之震撼一世，儒家非極專固者，皆不容故步自封矣。」（註：《兩晉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380頁。）已揭著當時之大勢所趨。牟潤孫先生《論儒釋兩家之講經與義疏》一文，對上述問題已有所論述。（註：載《注史齋叢稿》，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239～302頁。）由於牟先生之大作非專門討論北朝儒學與佛教之關係者，筆者不揣譾陋，撰成本文，狗尾續貂，冀申述呂、牟二先生之說，其間若有學術界難以認同之言，則為筆者識見如此而已，自與呂、牟二先生無關。
一
北朝為佛教極盛之時期，帝王朝臣罕有如崔浩不心儀佛法者。拓跋燾禁毀佛法前，曾「歸宗佛法，敬重沙門」（註：《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宇文邕廢毀佛教前，亦循例事佛，建造功德。佛教之影響無所不至，北朝儒林人士與佛教之因緣，亦不為淺。
論及北朝儒林人士與佛教之因緣，有兩個問題須先行交待。其一：北魏高祖、世宗等甚重佛學。「沙門道登，雅有義業，為高祖眷賞，恆待講論。」（註：《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釋曇度備貫眾典，精通《成實論》，獨步當時。「魏主元宏聞風餐挹，遣使徵請。即達平城，大開講席。宏致敬下筵，親管理味。於是停止魏都，法化相續，學徒自遠而至，千有餘人。」（註：《高僧傳》卷八《曇度傳》。）北魏世宗則「尤長釋氏之義，每至講論，連夜忘疲」（註：《魏書》卷八《世宗紀》。）。此期間內，亦為儒學受到重視之時，涼土儒士、南朝儒臣亦多來奔。儒林人士受帝王好尚之影響而與佛教再生因緣，乃勢在必行。其二：北魏貴族達官多崇佛教，勢必影響一般儒臣。自北魏前期起，貴族達官即有援沙門為門師之風氣，如拓跋晃以玄高為師，尚書韓萬德以慧崇為門師。名臣崔光「崇信佛法，禮拜誦讀，老而逾甚」，「每為沙門朝貴請講《維摩》、《十地經》，聽者常數百人」（註：《魏書》卷六七《崔光傳》。）。這些貴族達官，與當時名儒多有周旋，那些名儒焉有不受浸染之理。僅此兩端，已可想見北朝儒林人士生活之氛圍。
北朝儒林人士與佛教之因緣，史籍所載，可謂夥矣！
高允，為北魏最著名的儒臣之一，撰《左氏、公羊釋》、《毛詩拾遺》等，魏收稱道他「依仁遊藝，執義守哲」（註：《魏書》卷四八《高允傳》。）。而高允一生，竟與佛教結下不解之因緣。《魏書》本傳稱高允「年十餘，奉祖父喪還本郡，推財與二弟，而為沙門，名法淨，未久而罷」。高允之弟，小名檀越，梵語檀越，華言施主，蓋高允闔家皆奉佛法。高允顯達後，曾為八角寺沙門惠始撰傳，「頌其德跡」（註：《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本傳又說他：「雅信佛道，時設齋講，好生惡殺。」
不僅高允與佛教有如上因緣，北朝傳經授業的大儒，亦多如此。劉獻之，《魏書》本傳云：「魏承喪亂之後，《五經》大義，雖有師說，而海內諸生，多有疑滯，鹹決於獻之。」又云：「時中山張吾貴與獻之齊名，四海皆曰儒宗。」張吾貴所受佛教之影響，後文將有所述。劉獻之則曾「注《涅磐經》，未就而卒」。孫惠蔚，「周流儒肆，有名於冀方」。惠蔚「先單名蔚，正始中，侍講禁內，夜論佛經，有愜帝旨，詔使加『惠』，號惠蔚法師焉」（註：《魏書》卷八四《儒林·孫惠蔚傳》。）。徐遵明，北魏後期大儒，當時儒生傳《周易》、《尚書》及《三禮》，幾乎皆出遵明之門。遵明雖為一代大儒，卻曾與弟子李鉉同受菩薩戒法於僧範，其事載《續高僧傳》，牟潤孫先生認為：「遵明早與僧遊，晚始受戒，事本可能。」（註：《注史齋叢稿》第291頁。）除李鉉外，傳遵明之業而能卓有建樹者，當推盧景裕與李業興。《魏書·儒林傳》本傳載景裕與佛教之因緣尤詳，今節錄於下：
好釋氏，通其大義。天竺胡沙門道xī＠①每論諸經論，輒託景裕為之序。景裕之敗也，系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是時又有人負罪當死，夢沙門教講經，覺時如所夢默誦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於世，號曰《高王觀世音》。傳中故事雖涉荒謬，但有兩點頗堪注意：其一，道xī＠①每託景裕為其撰序，說明景裕佛學造詣非一般儒士可及，而景裕在儒林及佛教界皆有高名，託其為序，自可抬高道xī＠①聲價。其二，所謂《高王觀世音》，突然出現於景裕脫獄之後，大有景裕偽造之可能（註：關於《高王觀世音》之名義，相傳以為由高歡而得。俞樾《春在堂隨筆》十已指出其非。俞氏謂：「佛家稱謂，凡尊之，則曰王，如鹿曰鹿王，象曰象王，須彌山則曰須彌王，皆是也。王而再加以尊稱，則曰高王。《大藏聖教法寶》標目有《一切法高王經》一捲雲，《與諸法最上王經》本同。然則一切法即諸法，高王即最上王矣。《高王觀世音經》，言此觀世音經，於諸經中為最上也，非由高歡得名也。」說甚是。）。《洛陽伽藍記》所載慧凝還活故事，與此相類，皆可見當時風氣。李業興受遵明之學，同時博涉百家，對於中亞學說，頗多接觸，並大力傳播中亞傳來之七曜歷術（註：參見拙稿《北朝自然科學中的中亞因子》，《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4期）。其與佛教之因緣，當亦不淺。李同軌，中稱其「學綜諸經，多所治誦，兼讀釋氏，又好醫術」。北魏末年，「出帝幸平等寺，僧徒講法，敕同軌論難，音韻閒朗，往復可觀」。後出使梁朝，蕭衍「集名僧於其愛敬、同泰二寺，講《涅磐大品經》，引同軌預席。衍兼遣其朝臣並共觀聽。同軌論難久之，道俗鹹以為善」（註：《魏書》卷八四《儒林·李同軌傳》。）。是同軌之佛學造詣，似尚在景裕之上。以上並為北魏碩儒，皆為儒釋兼修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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