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忠海，本刊專欄作家、文史學者，長期從事金融工作，近年來專注經濟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歷史人物傳記8部，《套牢中國：大清國亡於經濟戰》《解套中國：民國金融戰》等歷史隨筆集6部，發表各類專欄文章數百篇。
官箴指的是有關做官的箴言，官戒是對官員提出的警示或誡勉。在中國古代，官箴和官戒是一種專門的文體， 《四庫全書》將其歸入史部職官類官箴屬，這是一個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文體門類，構成了中國古代的官箴文化。
為官之道
官箴和官戒的具體形式不僅有箴言、戒言一類的文章和著作，還有誥命、誓言、訓、銘、誡、規、諭等，甚至還有相關的碑銘、堂聯等。最早的官箴可以追溯至上古時期，相傳黃帝曾經給自己立過箴言，稱「悔己」， 內容是告誡自己不要殘害老百姓、倒行逆施。周武王時期出現了《虞箴》，內容是：「茫茫禹跡禹跡，畫為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 獸有茂草； 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於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 武不可重，用不恢於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人是當時掌管田獵的官員，《虞箴》是虞人為勸戒田獵而作的箴諫之辭。
早期的官箴，有許多帶有自勉和「諫君」的含義。春秋戰國以後，官箴的內容逐漸集中於對官吏的誡勉和規範，如出現在戰國時期秦國的《為吏之道》，就是用儒、道等思想對官吏提出要求和準則，比如乘馬車不能太匆忙， 而要「 與民有期， 安騶而步，毋使民懼」，意思是路上遇到百姓，要讓開道的騶騎慢慢在前邊走，不要驚嚇到百姓。再如「將發令，索其政，毋發可異使煩請」，意思是下達命令時務必要準確， 不能讓下屬反覆來請示。
不過，總體而言，早期的官箴著眼點並不在官員們具體的行為規範上， 而更著眼於對官員們提出一些原則性要求。《論語》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說的就是為官之道，強調的是忠君。《論語》裡還說做官「譬如北辰」，原因是「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強調的是為官者要愛民，只有愛民才能得到百姓擁戴。《孟子》講為官之道時說「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強調「恭」和「敬」，強調「規矩」 是實現仁政的基礎，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只有懂規矩、守規矩才能上下有序。
秦漢之前官箴的形式雖然較為簡單，有些官箴尚不是以獨立文體的形式出現，而是雜糅在儒家、道家等典籍裡，但它們已涉及了做官的基本要求問題，即為官之道，認為敬畏、忠君、愛民等是為官者的基本準則。
為官之德
漢唐時期，官箴文化得到了較大發展。如漢代的官箴就有很多， 《後漢書》說： 「 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闕。後涿郡崔駰及子瑗， 又臨邑侯劉騊駼增補十六篇，胡廣復繼作四篇，文甚典美， 乃悉撰次首目， 為之解釋，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僅這裡提到的官箴，就有近百篇之多。官箴的大量出現， 與大一統王朝逐漸鞏固、官僚體系日趨成熟有關，由於官吏人數越來越多，對他們提出要求和勸誡的文章也就大量出現了。
漢末到魏晉南北朝， 繼續保持了官箴文化不斷發展的勢頭。這一時期著名的官箴有潘勖的《符節箴》、王濟的《國子箴》、溫嶠的《侍臣箴》、潘尼的《乘輿箴》、王褒的《皇太子箴》以及梁武帝蕭衍的《凡百箴》等。漢代以後出現的官箴， 較之前同類文章相比更多地強調了各級各類官員應當保持怎樣的道德操守，如揚雄的《二十五官箴》，主要就是針對各類具體官職提出履行職權的官德要求，如其中的《尚書箴》是針對「王之喉舌」 的尚書們而言的， 強調他們應「 獻善宣美， 而讒說是折」，也就是品格必須正直，同時還要具備「我視雲明，我聽雲聰」的能力和「載夙載夜，惟允惟恭」的工作態度。
到了唐朝，官箴繼續發展， 出現了韓愈的《五箴》、柳宗元的《誡懼箴》《憂箴》、李翱的《行己箴》、元結的《自箴》等。唐代官箴的高峰是《臣軌》的出現，它是官箴的集大成者， 由武則天命人所撰，分為10篇， 分別是同體、至忠、守道、公正、匡諫、誠信、慎密、廉潔、良將、利人等，除強調愛民、愛國、忠君這些傳統的為官之道， 還用更多篇幅強調了官員的道德操守問題， 是官箴文化的新發展。
《臣軌》提出「 夫修身正行， 不可以不慎」「 事不慎者， 取敗之道也」，指出「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謀者謀於未成。不困在於早慮，不窮在於早豫」 ， 強調的是官員應加強自身修養， 同時做到「 慎」 與「明」。《臣軌》還提出「理人之道萬端，所以行之在一。一者何？公而已矣」，指出「理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德， 吏之寶也。非其路而行之，雖勞不至； 非其有而求之， 雖強不得。故智者不為非其事， 廉者不求非其有， 是以遠害而名彰也」，上面兩段話的大意是，處理公務最好的辦法是公平，處理財務最好的辦法是廉潔，公平、廉潔是為官者的法寶，能做到這兩點，就可以遠離禍害而使自己的美名彰顯。
在為官之德中，《臣軌》一再強調官員不能有私心，要做到清正廉潔。《臣軌》還指出「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燭，四時無私為。忍所私而行大義，可謂公矣」，提出「人臣之公者，理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門則不言貨利， 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讎」，這兩段話都強調要把「大公無私」作為為官者最基本的道德準則。
《臣軌》出現之前，唐太宗也為臣僚寫過《百字箴》，唐玄宗寫過《令長新戒》，其中也都談到了官員清廉的道德操守問題， 如《百字箴》強調官員應「取本分之財，戒無名之酒。常懷克己之心，閉卻是非之口」， 也就是要努力做到修身克己，始終保持為官之德。
為官之術
宋朝至明清是古代官箴文化的繁榮期， 重要的官箴類著作有陳襄的《州縣提綱》、李元弼的《作邑自箴》、呂本中的《官箴》、朱熹的《朱文正公政訓》、真德秀的《西山政訓》、葉留的《為政善報事類》、張養浩的《為政忠告》、何文淵《牧民備用書》、薛暄的《從政錄》、許堂的《居官格言》、汪天賜的《官箴集要》、吳遵的《初仕錄》、呂坤的《實政錄》、劉時俊的《居官水鏡》、佘自強的《治譜》、王世茂的《仕途懸鏡》、袁黃的《當官功過格》、顏茂獻的《官鑑》、沈大德的《當官日鏡》等，不僅數量多，且質量也更高。
討論為官之道、為官之德仍是宋朝以後官箴的主題之一，如關於忠君，呂本中在《官箴》中強調「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群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 然後能為能盡吾之心， 如有毫末不至， 皆吾心有所未盡也」；關於清廉，陳襄在《州縣提綱》中強調「居官不言廉，廉蓋居官者分內事，孰不知廉可以服人」 ； 關於勤政， 呂本中在《官箴》中強調「當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 還強調「 蒞官之要， 日廉與勤」，陳襄在《州縣提綱》中也說「公事隨日而生，前者未決， 後者繼至，則所積日多」。
不過，宋朝以後的官箴至少又有兩個方面的新發展：一是官箴的篇幅不斷擴大，單獨成書的官箴越來越多，其中不乏「大部頭著作」；二是許多有實踐經驗的官員加入到官箴創作中，把他們的為官實踐、經驗記錄下來供其他官員借鑑參考。 有學者將中國古代的官箴著作分為「 行為類」 和「 技巧類」 兩種， 所謂「 技巧類」 ， 主要講的是「 為官之術」，即如何做官、如何處理政務、如何協調上下級關係，這一類官箴多出現在宋朝以後。
陳襄在《州縣提綱》提醒官員「盛怒必忍」，他認為約有八九成的官員無法令人滿意地控制好自己的情緒，無論面對公事還是私事，經常容易發怒，他提醒這些官員「怒不可遷」，也就是不能把自己的情緒發洩到其他無關的人身上，正確的做法是「持之以寬」「 心平氣和」 。為了把這個問題說透，《州縣提綱》還舉了一些實例，比如在審判案件時遇到當事人情緒不穩定，這時無論如何不能「一時乘其暴怒而痛加捶楚」，應該把當事人押回牢房，自己也冷靜下，等到「優遊和緩」時再「處之以法」。
宋朝以後的許多官箴屬於「入門攻略」型的從政指南，是寫給那些初入仕途官員們看的，這一類官箴講述得更為細緻。如佘自強在《治譜》中對剛上任官員提出的建議是：「授官後，自朝祭公服外， 止可做要緊屯絹圓領二三套，彩吉服不必多，有等少年，各色衣服， 俱自京中做去，不知借債做衣，一件可當外面兩件矣。」不知著者何人的《居官必要為政便覽》中也有類似內容：「授官後，自朝服祭服公服之外，止可做黃石絹圓領一二套，彩服不必多制，如夏天用紗一套，秋冬吉服用紅縐紗一套便可。冬天必用貂鼠帽套一個，價廉者三兩，風領一條，價又次之。」表面看起來有些瑣碎，但其中包含著許多為官的經驗，融入的是清廉、低調、務實等理念。
類似的官箴還包括官員到任後如何選擇住宅等問題，明代不知著者何人的《居官格言》指出「新官到任，除遵依儀注外，到時須投公館安歇，如無公館，寺觀廟亦是。不可落富民之家，有乖體面」， 強調官員初到任上， 在沒有弄清情況之前不可貿然為自己選擇官宅， 以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煩。佘自強在《治譜》中也指出「 若禮房有中火，便問所從來。若出自佐貳裡甲，不可用。若已辦下，吩咐到任照數補價」，強調的是官員不僅住宿費要自理，飲食費用等也要自己負擔。官箴的著者強調這些「小問題」，不僅因為它涉及為官者的清廉，也為的是避免日後給為官者帶來麻煩，都是為官的經驗之談。
文章來源：《中國發展觀察》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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