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了古稀老人王幹卿先生《深切的懷念、困惑與無助》一文，我內心真感到痛心、酸楚和嘆息。我既為世界兒童文學名著《愛的教育》，竟然在作者阿米琪斯逝世百年之際的中國譯壇，受到如此的糟蹋而感到痛心；也為包天笑、夏丐尊、王幹卿等嚴謹、負責任的前輩譯者，深受文抄公之害而又無奈不勝酸楚；更為我自己近年雖多方吶喊，致力翻譯打假，但見效甚微而備感嘆息。
翻譯出版抄襲剽竊之歪風，近幾年不僅未見遏制，某種程度上甚至有加劇之勢。其主要表現是：（1）抄襲手法更加多樣、隱蔽，加大了取證追究的困難。以往抄襲靠「剪刀加糨糊」，如今有了電腦和網際網路檢索，不僅文字改動、拼湊大大方便，要檢索已有的譯本也十分方便。加上翻譯不同於原創，一句原文，可以有不同的中文表述，有時只要稍作文字變動，就很難成為抄襲的物證。（2）文抄公鑽了翻譯沒有明確標準的空子，侵權更加有恃無恐。那些翻譯小偷，憑藉「編譯」、「摘譯」、乃至自己發明的所謂「譯寫」等等「保護傘」，縱然任意猜測取捨原文，牽強附會編造譯文，仍能高枕無憂地逃脫抄襲侵權的追究。（3）從個體抄襲發展為團隊造假。早期的文抄公，多為草根無名之輩和個體書商，而時下的文抄公，有不少是公營出版者或有點身份的人，其特徵就是有組織的團隊抄襲造假。諸如媒體已曝光過的《諾貝爾文學獎文集》的署名譯者李斯；4年內出版23種譯著、被揶揄為「史上最牛譯者」的龍婧；以及《光明日報》日前新曝光的、3年內出書20種的武漢大學出版社北京中心總經理梅朝榮等等，都被質疑是僱人抄襲、團隊造假，而這些人一直不敢吭聲。
翻譯出版抄襲、盜版屢禁不止，本已眾人皆知，讀了王幹卿求助無門之文，更是令人觸目驚心。若再任其愈演愈烈，必將招來更大的危害。
一害和諧的文化生態。劣質翻譯抄襲，毒化了跨文化的交流環境，褻瀆了世界名著的文學魅力，破壞了先進文化的有序傳播。日本著名作家渡邊淳一，日前在上海舉行新書籤售的同時，已向上海中院狀告文化藝術出版社等4家單位侵權出版他的《最後的愛戀》等多部作品，法院已經受理。渡邊還說，日本作家都知道中國市場盜版嚴重，很多人所以不願意把作品版權授給中國。當代世界名著《百年孤獨》的作者，也是因為怕被盜版，至今拒絕授權給我國。倘若更多的外國作家也持這種態度，那麼將對中外文化交流造成多麼大的傷害。
二害求真務實的學術風氣。劣質翻譯抄襲，顛倒了優勝劣態的科學規律，造成認真做學問的人吃虧、不學無術的投機者反佔便宜的反常假象。現在有些人自以為，懂點外文語法，手持外文詞典就能搞翻譯了。那些出翻譯書的出版單位，有不少根本沒有外文編輯。在他們看來，讀者不懂外文，又缺乏原文版本，只要忽弄出來的中文，能好賣就行。你王幹卿那麼認真查資料，仔細斟酌譯文，沒用！我東抄西湊，包裝好，上市快，賺錢的還是我。聽任這種風氣滋長，勢必讓變種的「讀書無用論」再度回潮。連搞學問都「劣勝優態」，那該有多可怕。
三害法治社會的公信力。劣質翻譯抄襲，造成個人智慧財產權得不到合法保護，屢遭侵權又維權無門，長久以往，勢必動搖人們對法規權威和執法威懾力的信賴。現在年年都在掃黃打非，不能說主管部門不重視。可往往是那些涉黑、涉黃、涉宗教的非法出版才是打擊重點，而翻譯書的抄襲、剽竊、盜版，大多是「不告不理」，至於屬於粗製濫造的劣質翻譯，更是無人監管。受害人並非不想維權，但因取證難，訴訟程序繁瑣，維權成本太高，又有地方或部門保護主義阻撓，因此受害人往往無奈地放棄追究，以致至今翻譯出版維權的效果很有限。這當然不是好現象，因為人們對維權失去熱情和信心，勢必削弱法規乃至法治社會的公信力。
翻譯侵權濫造的害處遠不止這些。許多人對它簡直已到了司空見慣、見怪不怪，以至麻木不仁、徒喚奈何的地步。為了反映和解決這個問題，我寫過幾十篇文章，並聯絡過譯界名人，發表倡議，呼喚譯德；譴責造假，提倡自律；通過政協委員，向政協大會遞提案；還替季羨林等16位翻譯家，打贏過一場維權官司。遺憾的是，如王幹卿文章所述，翻譯侵權濫造亂象依然存在，甚至在蔓延。儘管信心不大，我還是要呼籲：務請主管部門下決心認真管一管翻譯出版的亂象問題。相關建議已提過不少了，這次只提一條：希望建立翻譯侵權濫造「實名問責制」。現在連饅頭、粽子都有質量標準，能不能也拿出一點點精力，對某些精神產品也訂出相應的質量監督標準？譬如，規定所有翻譯作品，包括什麼「編譯」、「摘譯」、「譯寫」等等，都必須標出所據的外文版本，並署譯者真實姓名。這樣出了問題，至少可以找到問責的對象。我知道這並不能解決問題，但倘能真實現了這一條，我可要額手稱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