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電影《小丑》劇照
你若來紐約，如果想獲得除了地理知識之外的人文信息，那麼你可以參照的文本太多了，尤其電影文本，有無數影片在此取景。去年年底我有一次紐約之行，住在曼哈頓，那無數的參照文本成為一種引導，讓一個本來陌生的地方變成了文化上的故地。
對於任何人來說，在紐約的行走，都會是現實與文本交織的旅行，對我而言，此番更是電影之旅，是紐大電影系的朋友促成了此行。
一
在此行中，我看了近期最想看的幾部影片比如《愛爾蘭人》《小丑》。《好萊塢往事》是在美聯航飛機上看的，之前此片在國內的放映計劃被中止。紐約電影院以多元著稱，華盛頓公園廣場附近有一個IFCCenter，是美國最大的獨立電影放映中心，在此我看了諾亞·鮑姆巴赫的《婚姻故事》，售票口的廣告欄上顯示韓國的《寄生蟲》也正在放映。以上影片全都成了2020年奧斯卡最佳提名電影。此行對於我了解這些電影，尤其是了解兩個月後的奧斯卡頒獎禮提供了不少啟發。
中央公園是曼哈頓的綠肺，伍迪·艾倫的電影中總提到它，他的新片《紐約一個下雨天》也是圍繞中央公園拍攝。天氣預報說11月中旬有雨雪，所以要及早去看它最後的「秋景」。我看到中央公園壯麗無比，面積巨大，形狀方正，公園周邊是高聳的建築群。一般我們在公園中見到附近的現代樓群會覺得煞風景，但中央公園與周邊建築卻互相加持，公園內的大樹與巨大的裸露巖石，顯示了自然的雄壯。公園外的現代建築則象徵著人類的鼎盛。中央公園的魅力在於自然與人文的交相輝映。
在2019年的年底，紐約的街道上搭滿了整修老建築的腳手架，朋友曾向我講述紐約的破與舊，但我還是從中看到了它的強悍。你若從曼哈頓的一端走到另外一端，你會感覺城市建築群落如貝九的樂章，不是偶爾的高聳，而是持續地保持著高潮。
我想到了蝙蝠俠，想起了「哥譚市」。DC漫畫和蝙蝠俠系列影片裡有一個城市——哥譚，它是杜撰的美國東海岸城市，往往被認為指涉紐約，這系列電影也通常以紐約為外景地。《蝙蝠俠之黑暗騎士》裡的韋恩大廈讓人想起第五大道的TrumpTower，後者的確是這部影片的外景地之一。
電影裡的哥譚市黑暗無比，黑暗力量要讓哥譚市陷入恐懼而毀滅。蝙蝠俠小韋恩是哥譚市市民，他的父母親被城市的黑暗力量殺害，但是他繼承了父親的財富，他富有英俊，擁有高科技手段，他在哥譚市行俠仗義。黑暗力量說，你們活著也是折磨，這個城市已經無藥可救了，「當森林腐爛，野火會將它燒光」。但蝙蝠俠說：哥譚市還有救，這裡還有好人，請給我時間！
蝙蝠俠是義警，是哥譚市最後的安慰。這個城市雖然腐敗，但這個最終的拯救力量仍然不是來自於他處，而是生長於哥譚市內部。縱然有萬般不堪，哥譚市仍然有強大的內在力量。然而，2019年的《小丑》裡的哥譚市內涵卻不一樣了。
《小丑》是《蝙蝠俠》系列中的一部，是為「小丑」單一角色所拍攝的傳記。《小丑》取景地多在曼哈頓東北方向的布朗克斯區，網上說很多人去尋訪影片中的外景地，那是小丑母子住所附近一段具有標識性的漫長階梯，它的拍攝實景是在莎士比亞大街南端的兩座住宅樓之間。我也專門去尋訪過，去的那天下午遊客眾多，很多白人、亞洲人身著小丑服裝、戴著小丑面具拍照。
據說《小丑》在美國的整體票房不低，這有點出人意料，哥譚市的小丑擊中了美國觀眾內心的哪個部分呢？這究竟意味著什麼？
二
《小丑》的獨特在於它超越了蝙蝠俠系列一貫的超級英雄風格，而做了相對現實主義的處理，它敘述一名有精神病傾向的哥譚市民「黑化」的歷史——亞瑟在小丑公司提供服務，一生中遭遇了各種暴力。他開始報復世界，在地鐵裡將三個流氓擊斃。
我們通過亞瑟的話知道，那些年輕人是「華爾街人渣」。因此這部電影更直接提示了故事發生的空間，小丑的扭曲人格就是在「這裡」養成的。而故事時間也通過電影院燈箱廣告上的影片《兇線》進行了標記，那是1981年。那一年，共和黨裡根成為新一任總統，他和川普一樣來自於共和黨。
《小丑》的現實指涉是明顯的，而一部製作於1981年的電影也仍然是一部指涉當下的電影。顯然那段時光被評價為「黑暗歲月」。
布朗克斯區是紐約的貧民區，黑人居多，以犯罪多發而著稱。至少有兩條地鐵線從曼哈頓南端的華爾街往北跨越哈萊姆河，貫穿到布朗克斯區，莎士比亞大道就在布朗克斯區靠近曼哈頓的部位。現實地理以影片外景參與敘事，有時候它並未成為一種徹底無關的虛構，空間固有的權力關係往往影響著電影虛構的敘事編織。
亞瑟被哥譚市的暴力和不公平的環境所傷害，他的母親則寫信求助以前的僱主託馬斯·韋恩，母親幻想託馬斯·韋恩是亞瑟的父親，亞瑟信以為真。韋恩正在競選哥譚市市長一職，他視亞瑟為無賴。後來亞瑟也了解到，母親其實有幻想症，他自己是被收養的孤兒，養母曾經縱容養父對他進行殘酷虐待。他在悲觀和精神崩潰中悶死了病床上的養母，殺害了自己的前同事和在電視上利用他的節目主持人。
貧困市民站在兇手一邊。託馬斯·韋恩看不起這些市民，「那些沒有錢的市民仇富，如果他們不思進取，只能被看作小丑！」這激發了民憤。很多人公開聲稱自己就是小丑，他們反對貧富分化，帶著小丑面具去上街遊行。亞瑟則被當作了英雄。
一個戴著小丑面具的青年槍殺了韋恩夫婦，他們的兒子小韋恩倖存了下來。電影將小丑的鏡頭和小韋恩的鏡頭對切，我們看到小韋恩在父母的屍體中間孤獨地站著。這一幕，其實在DC的蝙蝠俠電影中多次出現過，這個時候觀眾會想起來，這個小韋恩正是未來的蝙蝠俠！由此可見，《小丑》仍然在蝙蝠俠系列影片的敘事架構裡。但《小丑》的主要視角已經由蝙蝠俠轉換到了小丑，韋恩主導的敘事轉換成了小丑主導的敘事。
在以往的吉姆·波頓版或諾蘭版裡，小丑是小韋恩的殺父仇人，但我們並不了解他內心黑暗的來源，他是一個符號。如今我們因為了解了他的成長史而開始理解他，這是一個產生同情的過程。
於是，《小丑》是對蝙蝠俠以往敘事的反轉。哥譚市以前的義警是蝙蝠俠，而現在的《哥譚時報》上則稱亞瑟為Clownvigilante。曾經的拯救者、高富帥蝙蝠俠在《小丑》當中變成了壓迫者的子孫，他出身的原罪被放大了，他在以前影片中展現的行俠仗義，一種價值相對分明的行動，如今不再分明，DC宇宙的精神坐標被撼動了。
雖然電影對小丑這個角色的定位費盡心機，小丑視角的敘事，也並非一個徹底洗白小丑的旅程。小丑殺掉養母和片尾殺掉醫生的行動，都讓人覺得他的瘋狂，而且電影設定了他的精神疾病，所以這並未讓人完全認同他的行動。而精神病患者和邪惡者的身份如何共存？這部影片以瘋狂之名，實施了它的激進反社會行動，而又讓評價者在這個方面難以置喙，只是讓觀眾感到百般困惑。
影片最後，街頭小丑們的遊行被表現成一種迷亂和狂歡的性質，這更證明了導演未必要讓你徹底認同。這一定位上的遊移可以看作是《小丑》敘事的不足之處，也可以看作是創作者設計上的左右平衡，他們仍然要兼顧DC宇宙價值上的自洽性，只是如今這個蝙蝠俠宇宙的價值系統已經變得更為複雜，它對應著現實的複雜和巨大的變化。
三
「殺掉富人」，這是小丑們直接打出的招牌，而電影中有個畫面可以看到《哥譚時報》的封面故事就是KillTheRich——ANewMovement。這樣一個極端階級仇恨的敘事的暢行，與當下生存感受的關係是什麼？我試圖去理解。
紐約這個帝國裡，你能看到很多乞討者和流浪漢。在流浪的黑人和老者中間，你偶爾也能看到有文化的中年人坐在冰冷的街邊看書，身邊就是他們流浪時的家當，箱包和簡易床。我數次見到遊行抗議，有一群建築工人喊著口號反對公司降低他們的報酬，認為公司提供的薪水與他們的勞動成果和當地生活方式不相匹配。有教授告訴我，在美國，一些大學講師的物質生活並不穩定，有人失去自己的住所，處於流浪狀態。我看到大學校園裡的確流行著關於社會主義的講座——「了解社會主義「「種族、階級和為社會主義而戰——美國即將到來的革命前景」。
我後來在曼哈頓北部哈萊姆區住過幾天，這裡是註明的黑人區，住處樓下有一個書店叫做「革命書店」，裡面有一個黑人店主和一個白人僱員，我進去後，店主問我來自何方，然後馬上將我拉到一個書架前欣賞滿架的關乎毛澤東的書籍。他十分討厭川普，說他簡直就是一頭豬，他問我對川普的看法。最後他還向我推薦了一本《鮑勃·阿瓦坎談話和著作概要》，我特意上網查詢了這位傳奇作者的生平。
這當然都是零碎的現象，但這仍然很容易令人遽然慷慨地下一番結論。其實一個外來旅行者並不能判斷這些表象在這個社會體所佔有的比重和位置，而且如果我們了解帶著缺憾感生存的哲學，更不會狂熱地做出判斷，因為「這就是生活」。我們可以繼續調查，走訪學者。對於我來說，這一切讓我的固有見解有所調整，但並未動搖我的根本信念。
在與紐約的朋友交流中，在獨立電影之外，經常會就社會主義觀念進行討論。我認為一些朋友所談的多是社會主義理想，而我談的更是社會主義的歷史實踐。有人問，你覺得你們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嗎？我的答案反而是肯定的——當然這是有前提的。這令他們感到詫異。但這的確需要漫長的思辨。而且我覺得僅僅談理念是不夠的，要看到它在具體現實中實踐的可能性，也要考察它在廣泛的歷史實踐當中最終的落實狀況。
朋友們談到私有制。徹底否決私有制必然是對於個體自由的取消，馬克思的思想資源之一聖西門主張廢除繼承法，但他仍然認為每個人有權處理自己的勞動所得。我談到上世紀90年代以來獨立電影的出現，恰好是因為中國私人資本的產生和發達，這一點人們很少談到。而且我仍然傾向於認為，如果將在紐約產生的政治激情不加分辨地用在談論中國社會問題上，將產生大量的誤會。
我戲稱這裡的思潮為紐約社會主義。我從閱讀中知道，紐約的確和社會主義有悠久的淵源。19世紀傅立葉主義者在美國建立共產主義公社，並以《紐約每日論壇》為輿論陣營。1851年到1862年，馬克思和恩格斯為《紐約每日論壇》撰寫文章和通訊一共465篇，傳遞歐洲的革命消息和社會主義理念。但是有學者告訴我，其實這種思潮並非僅僅屬於紐約，而屬於全美，不過，多停留在大學和知識分子那裡。
但《小丑》的票房成績似乎證明這種激進思潮不僅僅存在於大學，而擁有廣泛的民意基礎。而紐約視覺學院的朋友告訴我說，去年調查，美國年輕人60%支持社會主義。這個數據有待查證。
在美國，他們更多的談到基於資本家利益的共享空間削減、工會組織的空間被關閉。2020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獲得者《美國工廠》恰好談論過美國工會的問題，我們可以看到美國某些地區中產階級的嚴重下滑，片子中，有工人說，他十年前時薪是每小時29美元，現在才12.84美元。
只是這部紀錄片讓我們對中國工人和美國工人的工作態度，以及中美根本經濟制度進行了對比，卻沒有提供更深層的材料。比如中國工會的深層含義——《美國工廠》裡曹德旺的妹夫是工會主席加書記，這意味著什麼？中國人的艱苦和隱忍究竟發生在怎樣的歷史背景之下？其實，《美國工廠》通過鏡頭運動和鏡頭之間的組接，顯示了微妙的傾向性和評價性，我覺得它對於中國工人的工作場景和工作觀念有輕微的諷刺，它沒有給出一個明晰的結論，但是我們可以看到一些隱微的提示和不解，因為工人的不覺醒。
四
電影在多個層面成為我們觀察這個世界的窗口。在2020年奧斯卡的獲獎名單中，《小丑》《美國工廠》和《寄生蟲》佐證著一個共同的傾向，雖然有的使用虛構手段，有的是紀實，這幾乎是前所未見。
而去年獲得最佳國際影片和最佳影片的《寄生蟲》，更是直接描寫了激烈的階層衝突。《寄生蟲》是東亞人性和社會的摹寫，但奧斯卡讓一部韓國電影變成了一個美國事件和全球事件。它在奧斯卡獲得的無上榮譽，意味著它在美國獲得了強烈的認同。須知奧斯卡的評獎並非偶然，是數千位乃至上萬評委共同評選的結果，我們自然可以從中考察普遍的民意和本地區的共同精神。除了商業運作以及導演知名度在評獎機制裡面發揮了作用，我們還應該看到意識形態上的默契。
《小丑》最終和《好萊塢往事》《愛爾蘭人》一樣斬獲不多，也許它的激進的反叛性與美國本土過於迫近。我們且進行事後諸葛的分析：以上三部影片是好萊塢和好萊塢的對話，表達了好萊塢自戀。而奧斯卡如今具有國際化的追求，《小丑》並沒有表達出它的開放性……如此，一部東亞影片的獲獎則成為了美國人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的行為。
《寄生蟲》搭建了一個社會結構的視覺裝置。如果我們說此片強調了階級對立，這不是影評人的強行讀解，而是創作者以其敘事和視覺細心強調出來的。基宇住在地下室，當他去豪宅上班，電影鏡頭強調了他從地下室走向地面的斜坡，然後直接切換到豪宅門口的地勢，他又從低處一路走向高處。當他在雨夜從豪宅跑出來，路面的積水通過地漏流入地下，這昭示著某種殘酷必然性，也昭示著底層的一體同在，被解僱的傭人的丈夫正偷偷地住在豪宅的地下。豪宅之外，基宇向家中奔去，電影鏡頭刻意強調了地勢的高低，一段天橋的階梯被放在畫面的對角線位置，基宇從畫面右上角走向左下角，直到他走入被淹沒的地下室。
這個視覺裝置裡呈現了不同階層的人性，他沒有用固化的方式表現窮人的道德或富人的道德，而是表達了這個結構中人性的必然走向。當基宇父親說，多蕙既有錢又善良的時候，基宇母親糾正——是因為有錢所以善良，金錢像熨鬥，能把所有的褶皺熨平。這個社會導致了階層對立和底層互害，最終住地下室的窮人感受到主人的羞辱和冷漠，用刀刺向對方的身體。
《寄生蟲》並非要去強調階級鬥爭的合法性，不是鼓吹一個階級要幹掉另外一個，而是強調了這個社會裝置下不同階級的無辜受害，它最後的結果只能是共同毀滅。
但縱然此片有精妙的編劇技術，懂得控制觀眾的心理，其階級衝突的激烈表述，仍然會讓中國的影評人看作是戲劇效果的刻意追求，一種建構出來的對抗。
《寄生蟲》和《小丑》一樣，也許它們能喚起大眾觀影的熱情，但在中國影評人那裡並未獲得多少讚賞，究竟是什麼原因？
北京的影評人會覺得亞瑟有政府提供的免費心理醫生，母子居住的公寓有兩個臥室加客廳、廚房，情況並非那麼糟糕，而同事間的擠兌又算什麼大事呢？《小丑》中的報復社會在一些中國人看來，是精神變態和民粹。不同的現實生存的質感將決定所謂的美學判斷。
一個地區的知識分子有自己的社會關懷，有自己的焦點問題和情懷所系，有自己獨特的生存感覺，也有自己處理社會問題的當下想像。這必然帶入到對於一部外國影片的評價中來，雖然這其中有不理性的成分。不是說我們的社會沒有相關問題，而是主戰場不在同一個地方，你的痛感部位和我並未重合，我們的側重點不同。
和外國人或者別的地區的居民交流，我總會發現我們願意將自己的理想投射到對方所在地的制度設計和政治模式上，而對方往往擺手拒絕，這似乎妨害了他們的自我批評和自我完善。在我們這裡，對以階級思維理解社會的反感由來已久，認為那是一個遮蔽真問題的政治意識，這是有歷史原因的。但這部影片讓美國和韓國似乎找到了共同的語境。
《寄生蟲》還有一個獨特的表達：角色都是韓國人，但我們從中隱約可以看見一個國際的社會結構。電影中多處刻意強調了美國元素：社長家的帳篷是美國製造的，所以質量很好；社長聽說家庭教師在美國讀書，表情頓時活潑起來；而被辭退的傭人則模仿起了朝鮮電視臺播音員，她的丈夫私自藏身在豪宅的地下第二層……從第一世界到第三世界，這種空間的分配，的確有地理政治學的意味，它並非嚴密的論述，但是令人陷入遐想，讓我們聯想到韓國獨特的歷史和當下全球資本主義的事實。
這樣的解讀隱約是可以成立的，而時至今日，我們在電影中解釋個體的命運似乎越來越苦難了，而影評人的工作也因此變得更加艱苦。就好比說，如果你不能了解美國工會的歷史以及中國模式的秘密，你很難對《美國工廠》這部紀錄片做出準確評價。
在紐約的最後期間，紐約大學的張真教授邀我去布魯克林參與一場討論會。我們經過壯觀的布魯克林大橋，從這裡向西南方向看去，可以看見華爾街的雄偉樓群，往北可見紐約東河兩岸高揚的天際線。
我說，對紐約可以有兩種闡釋：你可以說紐約代表人文主義的輝煌成就，它的城市狀貌本身就是偉大的人類業績，從這個角度來說，紐約是人類之都；另一種闡釋則是，紐約是全球資本主義剝削和積累的成果，是掠奪性經濟模式的產物，那是17~19世紀的全球互動方式下所實現的全球關係的象徵。
紐約的鼎盛究竟是依靠自身文化制度活力激發出來的繁榮，還是來自於偶然，或者來自於它是全球資本的強勢掠奪者，抑或有其它解釋？你傾向於站在哪一邊，將決定你面對這個城市的心態，也將影響你對當下電影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