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簡稱《贏得第三世界》）是第一本系統闡述中美在冷戰時代如何在第三世界全面爭鬥的著作，其系統性的論述足以證明作者得出的關鍵結論：中美在第三世界展開的曠日持久和內容複雜的爭鬥「在塑造冷戰的進程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我對這本書開篇那句話的印象尤為深刻：「沒有哪個國家能與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21世紀人類的命運的影響更大」，不少人「擔心中國會散播一種會從根本上削弱美國試圖維護的自由的國際秩序的政治和經濟發展模式」。這立即引起我猜想，在上個世紀冷戰爆發的初期，是不是很多人也是這樣定義美蘇關係的？可以確定的是，對當下和未來中美關係的定義和想像等，必定會引導研究者更加關注並重新研究冷戰時代的中美關係歷史。當然，這也給研究者帶來一個問題，即如何避免對歷史的敘述和解讀過於滿足「當下」的想像。21世紀畢竟還有80餘年，最終誰主沉浮並不是篤定的，例如在上個世紀前的30多年裡，並沒有人斷言美利堅將主導20世紀後半葉直至當下。
《贏得第三世界：冷戰時代的中美爭鬥》（Winning the Third World : Sino-American Rivalry during the Cold War）這本書引起學術界關注的原因之一，是它反映了這些年來國際冷戰史研究的趨勢，即更加關注美蘇對抗的全球性擴展、特別是在歐洲之外的「世界南方」發生的各種複雜的爭鬥。書名就很容易使人聯想起國際冷戰史研究新趨勢的最有代表性的傑出著作、現在哈佛大學任教的文安立（Odd Arne Westad）教授的名著：《全球冷戰：美蘇對第三世界的幹涉與當代世界的形成》（
The Global Cold War-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那本書前所未有地系統闡述了美蘇在第三世界的幹涉和爭奪，以及那些國家對美蘇幹涉的回應和後果，從而展示了兩個超級大國與第三世界國家的互動如何塑造全球冷戰的歷史及其對後冷戰時代世界政治經濟秩序的影響。《贏得第三世界》通過對中美在第三世界的競爭及其影響冷戰進程的敘述，告訴讀者除美蘇之爭之外，中美兩個巨型國家也在第三世界展開了持續不斷和有時十分激烈的競爭，它們爭鬥對冷戰向第三世界蔓延、對一些亞非國家國家的命運、以及反之，對加劇中美對抗的烈度和複雜性的影響等等，也同樣是很深刻的。這本書的一個突出貢獻，是為已經被描繪的色彩異常豐富的全球冷戰歷史圖畫，補充了一抹新的色彩。
《全球冷戰：美蘇對第三世界的幹涉與當代世界的形成》（The Global Cold War-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除了對冷戰歷史研究的貢獻，《贏得第三世界》在中美關係史研究中也是一個有標誌性的新成果。這本書超越了以往對這段中美關係歷史的敘事，它沒有再專注於冷戰40年中美之間諸如戰爭、衝突、危機管理、秘密外交、領袖人物如何英明或愚蠢等等高端政治的敘事，儘管隨著越來越多的外交檔案的不斷公開，這種傳統的研究還有進一步深入和擴展的巨大空間。《贏得第三世界》對中美在第三世界競爭的敘事內容豐富，不僅有戰爭，還包含了外交、文化、經濟援助、遊擊戰、和平隊和醫療隊、輸出不同的企業經營方式以及背後的動機與經濟模式等等，這樣的研究的確豐富了對中美關係的複雜性的理解。
此外，這本書將中美之間有關安全、對外決策等高政治之外的一些看上去是具體、繁雜甚至有些碎片化的歷史故事等，整合到一個圍繞國家的「國際地位」這個核心概念構建的框架之中，從而展示了它們或許同樣反映了當年那些歷史人物們的遠大抱負，以及也可能會產生深遠的意義。讀者也因此更容易體察到，以往一些個案研究還可以在不同的框架中重新解讀其重要價值。例如，冷戰時代兩國、尤其是中國那些著名的政治領袖們，是如何將不同領域的一些繁雜的對外行動組合在一起，服務於提升或維持本國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和在亞非地區塑造新的國際秩序等宏大的目標；以及他們如何確信，那些努力將會使第三世界變得符合自己的理想或對本國更有利。當然，這本書也證明了，中美領袖們的很多努力實際上都未能如願，例如1960年代美國在印度支那軍事幹涉的徹底失敗，以及中國在東南亞支持革命運動的努力最終未達目的，等等。
《贏得第三世界》的敘事時間跨度很大，包括了整個冷戰的40年。作者循著歷史的演進打開了一個新的窗口，逐步描繪了中美在越來越廣闊的空間——先是在中國周邊的東南亞、之後擴展到對雙方都很遙遠而廣大的非洲——展開爭鬥的畫卷。作者認為，至關重要的是中美兩個大國尤其是中國，在如此長時間和大範圍展開競爭的核心動力，就是如何贏得或保住它們各自在第三世界的「地位」，而它們之間這類爭鬥之所以獨特，同作者的這個觀點有重大關係：「如果說偉大的權力伴隨偉大的責任，那麼偉大的地位就伴隨偉大的義務。」這的確是一種新的思考和視角，在中美對抗中，除了權力政治、意識形態，還有更豐富的和值得系統研究的重要內容。
另一方面，這本書不僅利用很多新挖掘出來的美國檔案，同時也利用了許多中國外交部和地方檔案館等保存的歷史檔案，以及其他一些中方的歷史文獻，這使得中美雙方的資料看上去比較均衡一些，對兩國有關政策和外交互動的分析也相對均衡。這很有助於讀者更清楚地了解中美雙方尤其是中方政策的具體指向和實際影響，包括可以立刻通過具體的對比，來驗證兩國決策者們對對方行為的理解是否準確和應對措施是否合理，以及中美在第三世界爭鬥中的一些特點。這種力求對中美雙方作相對均衡的敘述，有助於彌補以往諸多論著對中國政策的論述通常都相對薄弱的缺陷。當然，一本著作尚不能根本改變中美關係史研究長期形成的這種不合理狀態。現代中美關係史研究中，還沒有可以稱得上是對中美雙方做出真正均衡的敘述的著作，這首先是因為中國檔案開放程度很有限，當然也還有其他原因。
二由於本人是中國讀者，並且正從事中國對外政策的研究，這本書基於中國歷史文獻對中國政策和行為的敘述引起我更多的關注。基於同樣的原因，還可以進一步提出疑問，中美之間圍繞「世界地位」展開的爭鬥等，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與傳統定義的冷戰對抗有關，或者說在哪個階段上，與冷戰的關係更直接、更緊密。特別是考慮到中蘇分道揚鑣之後，中國在蘇聯陣營之外的那些特立獨行甚至是以蘇聯為主要競爭對手的對外行為等，是不是需要重新確定清楚，在「冷戰」框架裡能否解讀清楚中美「爭鬥」的歷史含義？換句話說，在中國脫離蘇聯陣營另立門戶後的一段時間裡（大致開始於1960年代初期），中美之間的對抗尤其是在第三世界的爭鬥，在本質上是不是冷戰的一部分？或者說中美尤其是中國的對外行為各有其內在的歷史根源和邏輯，只不過因為發生在美蘇對抗所構建的國際體系中，而（在某個階段上和某些重要的方面）被賦予了一些冷戰的含義，等等？這些都還是需要深入探討的。答案或許有助於釐清，今天越演越烈的中美競爭在多大程度上根植於冷戰體系，或者相反有沒有冷戰，中美的圍繞「在世界事務中的地位」的爭鬥都會發生，並必定要遍布全球，而冷戰只不過給中美爭鬥提供了階段性的場景和某種外觀而已。所以，站在冷戰體系和傳統的冷戰教條之外看冷戰中的中美關係，特別是更系統地解讀中國人指導其對外行為的觀念歷史，是有重要價值的。例如，中國政治精英即使在冷戰時代，其實也是很少使用「冷戰」這個概念來解釋他們眼中的世界的。
根據《贏得第三世界》的闡述，追求「國際地位」是中國在第三世界各種對外行為的核心動力，至少也是核心動力之一。對這個核心概念需要分出兩個層次並分別給予定義。第一個層次是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如何定義中國應當在國際上獲得什麼樣的地位，包括它在歷史上曾經有過的地位和由於這種地位在近代受到列強的打擊而留給中國精英的所謂「屈辱」意識；以及中國在由史達林領導的、後來被赫魯雪夫背叛了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應該有什麼樣的地位？由此而來的問題是，在這本書敘述的這個階段，中國人對這種「地位」的那些歷史性定義等，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說是合理的？
第一章尤其是第二章的內容等，實際上都包含了對上述問題的回答。恰恰是在中共奪取全國政權的前夕，史達林決定性的介入中共的對外政策，以及毛澤東對史達林賦予中共擔當國際共運的亞洲領袖的使命的欣然接受等，共同導致了在建國伊始，中國領導人就將在亞洲地區擁有革命領導者的「地位」作為一種認同和歷史義務，並據此採取行動，包括組織、訓練一些亞洲國家的革命者和支持亞洲的革命運動。這種做法後來也擴展到一些非洲國家。包括這本書第二章在內的諸多研究證明了，這種義務感和使命感是推動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建國初期幾乎立即介入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的關鍵原因之一，也是導致中國軍隊跨過鴨綠江同美國在朝鮮半島兵戎相見的關鍵原因之一。結果是「地位」不僅「伴隨著義務」，也是一種「負擔」，或者說這些都是一個東西的不同說法而已。至少在有些個案中就是如此，例如在整個冷戰時期，中國向朝鮮提供了至今仍然無法了解其確切數量的巨大援助，而且這種援助的持續影響一直延續到當今。反觀美國，杜魯門政府在1951年7月朝鮮停戰談判開始後不久，就決定拖延談判和繼續打下去，其目的之一也就變成了「阻止中國加強其在亞洲的地位」。時至今日，美國仍然承擔著保衛韓國的責任和義務。
中國人民志願軍跨國鴨綠江第二個層次是毛澤東等人對中國在歷史中和在國際共運中的「地位」的定義等，在多大程度上決定了他們對外部世界的各個部分、特別是對美國的態度。他們當時是否認為，為追求所謂「在世界事務中的地位」，與美國對抗是必須的？還是由於美國的敵對政策損害了他們追求的「國際地位」這個戰略目標，才導致他們決心與美國對抗？這看上去好像是一個先有雞蛋還是先有母雞的問題。一些歷史書寫給人的印象是，中國與美國的對抗、戰爭和後來在第三世界的爭鬥等，從來就是不可避免的，不過一些新的研究表明似乎並非如此。就這本書前兩章敘述的歷史看，韓戰不僅成為事關兩國「國際地位」的戰爭，而且導致了中美在第三世界的關係從一開始就走進了零和遊戲的惡性循環，是這場戰爭「播下了一場無休止的長期爭鬥的種子」。事實是韓戰最初既非兩國發動的，也不是他們預期的。可以設想如果金日成沒能發動這場戰爭，中美之間就不會有那麼緊張尖銳的長期對抗，甚至會更早建交。不過無論如何，中美在第三世界的爭鬥一開始就血流成河，這對那些地區的國家應該是一個警訊。
中國在1950年代中期開始通過在第三世界的外交努力來爭取改善和提升自身的國際地位，從而揭開了中美在亞非國家展開新一輪爭鬥的大幕。隨著中國的外交努力擴大到第三世界和美國幾乎在每個地方和每個領域都試圖抵消中國的影響，中國與美國的對抗至少看上去變得更加系統和全面了。可以說中國領導人大致是從這個時期開始，比較系統地從理論上解決國家認同這個關係到國際地位的根本性問題。這裡順便說明，我認為相比較而言，美國人對中國國家特性的認識是有連續性的。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羅斯福總統就提出，「承認中國居於四強地位，將足以阻塞白人控制世界的攻訐的口實」，以及可以限制俄國人的野心和「亞洲革命暴亂的影響」。這種對中國國家特性的認知在當時是相當系統的，只不過站在美國的角度看，中國後來所起的作用與美國人的期待恰好相反，這同冷戰爆發和美國與中國走上對抗之路有莫大的關係。
這裡不打算深入評論美國的認識和政策，這方面已經有了太多的論著，《贏得第三世界》的有關論述也是比較系統和成熟的。關於中國方面，既然斷定中國領導人謀求提升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是中國對外行為的關鍵性動機和動力，就需要解釋他們的世界觀，包括對世界政治的本質、各種政治力量的作用和發展趨勢、以及中國的歷史命運等基本問題的認識，這也有助於更全面地理解上面提出的問題，以及更好地確定，中國謀求在亞非國家獲得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到底是屬於蘇聯亞洲戰略的組成部分，還是更多的反映了中國複雜多樣的身份認同的內在需求。在這方面，更系統解讀毛澤東的「中間地帶」理論至關重要，因為它是冷戰時代中國對外政策意識形態的關鍵內容。這本書在第一章就已經指出，毛澤東在1946年夏季提出的這個概念會對中國的第三世界政策以及在那裡與美國的競爭產生重要的影響。實際上，在之後每次中國對外政策發生階段性變化時，毛澤東都會重提這個概念並賦予新的解釋，包括重新界定中國不同於世界上所有各種類型國家的獨一無二的世界地位。
毛澤東的「中間地帶」概念最初產生於戰後中國內戰全面爆發的時刻，毛試圖通過重新描述世界政治圖景，從而證明中共應該奮起打敗國民政府的軍事圍剿並進一步奪取全國政權。他當時向中共領袖們解釋說，世界分成了三個部分，即美國陣營、蘇聯陣營和它們兩家之間的「廣大的中間地帶」。「中間地帶」的人民的革命鬥爭才是決定世界政治走向的最關鍵的力量，而中國就站在這裡，所以中國革命也就是一種決定世界政治前途的力量；反之，美國為了統治全世界而反對和鎮壓那裡的人民革命，所以是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最兇惡的敵人。「中間地帶」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建國前後那個階段的對外政策，包括與美國的關係和對亞洲國家的政策，是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因為一年之後，1947年秋季，為了與蘇共提出的「兩大陣營」理論保持一致，毛澤東的「中間地帶」概念在中共話語系統中消失了8年之久。
直到1950年代中期，即中國積極參加日內瓦會議和萬隆會議時期，毛澤東才重新提出了他的「中間地帶」概念，這一次的目的是為中國即將開始在亞非地區展開的外交攻勢提供理論支持。《贏得第三世界》的第3、4章和第5章的一部分等所敘述的內容，正是毛澤東重提「中間地帶」思想的重要背景，也是在這個思想指導之下的外交實踐。這幾章在敘述中國對亞非新興國家的政策和發動「和平攻勢」時，闡述了1953年12月周恩來在同印度代表團會談時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及在萬隆會議提出的「求同存異」原則的過程和意義，這反映了作者對這些思想原則的歷史含義的理解深度，也更有助於理解「中間地帶」思想在中國對外政策中的重要地位。
萬隆會議現場所謂「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最初是有很強針對性的，周恩來之所以在中印談判開始的前夕提出這樣的指導原則，是因為兩國關係中同時存在包括西藏、貿易、不同的社會制度、領土爭議、如何處理1949年以前的雙邊條約賦予印度在西藏地區的特權等等複雜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印關係在中國與亞非國家關係中是最複雜的，對於研究中國的對外政策是有典型意義的。1954年春，中印談判的成功使兩國領導人都相信而且也主張，「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應該也完全可以被廣泛運用於亞非各新興國家間的關係。特別是中國領導人希望將「五項原則作為一個基礎」來推動和維持亞非新興國家的團結，從而有利於亞非構建「一個新的地區秩序」。後來的發展證明，既然當初「五項原則」是針對中印關係而提出的，它在亞非國家乃至世界範圍內是否具有普世意義、尤其是否具有被實踐的意義，是值得懷疑的。例如在萬隆會議上，它就未能被各國接受，因而無法完整地寫進會議的宣言，儘管一些內容被分別寫入文件的不同條款。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印兩國在1962年秋季發生了大規模邊境戰爭，「五項原則」被這場戰爭證明甚至都不能約束住兩個倡議者不用武力解決他們之間的歷史遺留問題。這裡順便指出，包括這本書在內的很多論著都將「求同存異」歸功於周恩來在萬隆會議的一次著名講話中首創。實際情況是，毛澤東本人在1954年10月尼赫魯訪華期間，就首次向後者系統闡述了這個原則。周恩來只是在萬隆會議上機智地在臨時準備的發言中闡述了毛澤東的思想，從而使之得以在更大範圍傳播，並收到立竿見影的積極效果。說明這一點是為了再次確認，在中國決策系統中，周恩來自主發揮的空間並沒有外界一些描述的那麼大，他一直是在毛澤東的指引下發揮積極性和創造性的。
第3、4章和第5章一部分內容敘述了中國在亞非新興國家中展開「和平攻勢」取得了顯著的積極效果，這似乎證明，至少在這個階段上，更緩和的政策更有助於中國提升在亞非的「國際地位」。反觀美國，根據艾森豪威政府的評估，他們在這個階段上為阻止中國擴大其影響力的「和平攻勢」的各種努力，效果要差很多。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這樣巨大體量的國家一旦結束內部的爭鬥，政局保持穩定和經濟獲得發展，必然會對外部世界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包括其發展模式對新興國家會產生某種吸引力，而這是包括美國在內的任何國家都很難阻止的。這本書也證明了，杜勒斯在這個時期針對中國「和平攻勢」採取的各種措施很難奏效，而導致中國後來遭受重大挫折的原因，在根本上是其自己的政策失當。例如，第6章闡述了中國對外政策從1958年開始走上「激進化」，其後果給中國提升「國際地位」的外交努力帶來了更多的困擾，直到1965年，中國在對外政策領域遭受堪稱系統性的失敗，其中包括了第二次亞非會議的流產、中蘇同盟破裂，以及印度尼西亞的9·30事變，等等。
隨著中國在亞非地區對外行動的大幅擴展和中蘇意識形態論戰的逐步升級，中國對外政策激進化趨勢在1960年代前期日益強化。在這個背景下，毛澤東又一次用他的「中間地帶」概念描繪了世界政治地圖。在他的新論述中，所謂的「中間地帶」被分為「第一」和「第二」兩個部分，這一方面為中國同法國等美國在歐洲的盟友發展關係提供了理論解釋；另一方面更凸顯了中國領導人對亞非國家的「革命性」的強調。毛澤東對「中間地帶」理論的新解釋固然是在呼應同蘇共中央論戰中形成的一套激進的世界革命綱領，同時也是為國際統一戰線政策提供具有實踐意義的指導方針。
在這個階段的中國外交實踐中，他們為在亞非地區提升「國際地位」的努力與推動國際反美統一戰線，其實是一個硬幣的兩面而已。這種政策同當時美國的政策一樣，都是加劇兩國在第三世界的爭鬥的重要原因，這方面比較突出的反映在第8章。作者在這章首先敘述了同「蘇聯修正主義」的理論爭論和第三世界國家如古巴和阿爾及利亞等通過武裝鬥爭（這在美國看來是暴動）取得政權等，都極大激勵了中國領導人，並大幅提升了他們對革命運動尤其是武裝鬥爭的支持和期待，以致他們下決心更積極支持第三世界的武裝鬥爭，特別是向那裡推廣中共的武裝革命經驗，這在中國的印度支那政策中表現的尤為典型。對於這類爭鬥在中國對亞非國家政策中的重要影響，應給予足夠的估計。例如，中國對越南南方武裝鬥爭的支持和援助等，嚴重強化了它將第二次亞非會議視為建立國際反美統一戰線的偉大鬥爭的傾向。當1965年春，越戰緊張升級時，中國甚至提出要將第二次亞非會議辦成一個「審判美帝的講壇」。
根據《贏得第三世界》的敘述，與支援越南南方武裝鬥爭不斷升級的同時，中國領導人在亞非國家展開了積極的外交攻勢，並針對非洲國家提出了諸如「關於經濟和技術援助的八項原則」等具有很高道義水平的經濟援助指導方針。這當然同美國在非洲的競爭有直接關係，不過促使中國如此積極和主動地加入對非洲新獨立國家的國際經濟援助潮流，並不僅僅是為了建立反美國際統一戰線。中國在那裡面臨的競爭者要複雜的多。例如「八項原則」並不主要是針對美國的，它的提出反映了中國領導人試圖通過提供不附帶政治條件和更符合非洲國家需要的優惠援助，在亞非國家中獲得壓倒蘇聯的道義優勢。另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是，中國大陸在非洲還不得不應付來自臺灣的競爭，後者在非洲的經濟活動直接影響到中國大陸爭取獲得更多的外交承認並孤立臺灣當局的外交戰略的成敗。此外，不結盟運動也被視為競爭對象，儘管所佔比重沒有那麼大。美國對非洲國家的援助和其他外交活動，同樣也是為了達到多樣的目標。僅就中美在這些國家的爭鬥而言，中國要應付更多的競爭者這種狀態，相對地減輕美國的壓力，這也是合邏輯的。作者如果能進一步界定中國各種宣傳和行動所針對的不同的競爭者，肯定有助於釐清中美「爭鬥」的特點、程度和範圍。
三通讀了《贏得第三世界》，有一個問題有待進一步釐清，即美國在亞非國家針對中國的爭奪和鬥爭等，到底是不是付出了足夠的努力，更別談是全力以赴的，特別是比較美國與蘇聯在第三世界的爭奪，就像《全球冷戰》所描述的那樣，畢竟蘇聯才是美國最主要的戰略對手。例如1950年代中期，中國在日內瓦會議和萬隆會議的外交活動，都是由總理周恩來親自率領大規模的代表團參加；1960年代前半期在印度支那的外交活動中，包括了國家主席劉少奇和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等的多次訪問。反觀美國，在同時期，較高級別的外交行動從未達到與中國相當的水平，次數更無法相比。1965年印尼「9·30政變」前一段時間，中國高層領導人相當頻繁地訪問該國及接待對方的高層訪問，而美國人很多時候看上去是在憂心忡忡的分析形勢，儘管那些報告富有邏輯，條理清楚。至於中國在1965年為推動第二次亞非會議，總理周恩來、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等大規模和長時間地訪問亞非國家。美國方面則更多的是國務院相關單位提交的看上去邏輯尚屬嚴謹的分析報告、駐在國的大使們與各國層級不同的領導人談話，等等。這同中國領導人的外交行動至少在級別上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的確，中美雙方的外交爭鬥不是在每個時間段上都是對等投入的，在一些地方甚至一直就不是對稱的。這可能是因為美國有更多的財力和更多正式的外交渠道，但中國領導人顯得比美國領導人更關注亞非地區事態的發展，有更多的高級別訪問。當然這也同他們的處境有關，有限的外交關係和經濟實力等，限制了他們難以在更大的範圍採取行動。儘管並不能因此就斷定，中國獲得有時看上去比美國更主動的國際地位和更顯著的成就，就是因為有更高級別的領導人參與；更不能證明這種領導人級別很不對等的外交活動等，就一定有助於中國在第三世界戰勝美國的影響力。但是，進一步釐清各種變量的相互關係和所起的作用，還是有助於理解「領導地位」的獲得和鞏固等，到底主要取決於什麼因素，例如所謂「軟實力」在何種條件下才是奏效的。
以上只是就本人感興趣的部分表達了一些看法和評論，實際上這本書的很多論述都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對思考今天的中美關係是有啟發的，而關注今天和未來中美關係對世界政治的影響，本來是作者展開這項研究的一個出發點。作者在全書結束時得出的結論實際上是在回應開篇的歷史性判斷和擔心。他的結論似乎不那麼樂觀的，即冷戰時代中美「競爭和爭鬥」的結果並不是那麼積極的，實際上「妨礙了他們兌現將（給第三世界）帶去穩定與繁榮的承諾」。另一方面也應承認，在很多情況下，中美都無法按照自己的願望左右當事國的事態，那些國家本身的狀態起著更關鍵的作用，最有代表性的諸如越南戰爭、導致1965年第二次亞非會議流產的阿爾及利亞政變、印度尼西亞的9·30事件，等等。今天，當中美終於共同站到世界政治舞臺的中心時，兩個國家的政策精英們是否已經和會不會繼續從冷戰時期的「爭鬥」中吸取足夠的經驗和教訓呢？世界在期待他們給出鼓舞人心的回答。
（本文原題《中美冷戰歷史新研究：評〈贏得第三世界：冷戰時代的中美爭鬥〉》，載公眾號「外交隨筆」，文章完整版題為《研究冷戰時期中美關係的新領域》，刊登於《美國研究》2018年1期。經牛軍教授授權，澎湃新聞轉載。文章注釋略，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